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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没想过我一定要上大学。”崔颖是北京顺义一个1989年出生的女孩，她也是记者在采访中碰到的最自我、最自信的职业学校的学生。说起当年不考大学，崔颖说：“那时候觉得不想要高考的压力，反正就是想自我一点，怎么舒服怎么来了。”
现在，崔颖是北京工业技师学院即将毕业的高级工，她学的是机电，问起她女孩子为什么学这个，还是那句话：“就是自我，感觉想学啥就学啥，也觉着这个专业未来会比较吃香。”
选择职业学校，崔颖特别认真地告诉记者，“我觉得不能用后悔这个词儿，你只是选择了一条跟别人不一样的路，我打心眼里不觉得我们比上大学的差。”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这些沿袭了几千年的传统观念一直向人们暗示贵贱有等、尊卑有别。这些观点与现实中文凭、待遇、晋升紧密挂钩的政策一结合，使大多数“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们坚信只有考上大学才有出息和出路。职业教育也因此成为中、高考落榜学生的收容所，其毕业生，常被社会甚至家人和亲朋好友看不起，得不到公正的评价和社会待遇。
在采访中，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院长阎红说：“我们的孩子从来就不是以高考为目标的。”广州市技师学院院长骆子石告诉记者，在开学典礼上，他会先去表扬学生，告诉他们：“在大家对职业教育不太认识、不太理解的情况下，不管你是主动还是被动地来到了学校，你们都做了一件值得骄傲的事，你们选对了一条路。”而北京工业技师学院院长童华强说到这个问题会激动地反问：“为什么要有高低贵贱之分！”
“事实上，文化是多元的，社会对于教育的需求是多方面、多样化的。孩子究竟适合读大学还是读职校，本应该由孩子的特点和长处来决定，两者的选择本没有高下之分，只有适合孩子的才是最佳的选择。”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徐亚平对记者说。
去学校报到那天，崔颖说她觉着充满了希望，“双肩背”一背，走在学校里，就觉着每个人都对她笑。“我觉着我们这样的孩子，都挺乐观的。”而有崔颖这样感觉的年轻人，在中国，也越来越多。
与大学生比我挺自信
王凯超 北京1989年出生
“干技术，越老越值钱，我估计35岁就能开宝马”
“都说读技校是那种初中、高中学习不好的，其实这种不好，并不代表本质上的不好，也可能就是贪玩。”
王凯超是典型的北方男孩，个头高，嗓门大。接受采访时，王凯超穿着工作服刚从学校车间出来。
5年前，快高考了，王凯超的父母和别的父母一样，认为儿子只有上大学才能有一份好工作。“但是家长不明白上大学是干吗去了，上完之后也不知道怎么样，就是觉着上大学才有出息，在朋友亲戚面前有面子。”王凯超说这是他最想表达的想法。
但是报志愿的时候，他想象着：我到时候拿着大专毕业证，让父母托关系给我找工作？“我觉得我也没什么可靠得住的东西，要是真把技术学好了，我就真是凭自己(吃饭)。”
当很多同学被大学录取时，王凯超选择了在北京工业技师学院学数控。想起当年那会儿选学校，王凯超看到很多职业学校宣传册子上印的设备特别多、特别好，他还特意跑到学校去证实。“这么多设备啊，真是特别到位，站在这些设备中间，觉得我要是能学会一种，就够吃了，要真能学几样出来，简直是没法形容了。”直到今天，王凯超都难掩对机器设备的钟爱。
但是不管怎样，别人上了大学，王凯超还是“背着很多舆论”。但他心里其实挺不平。“我就是不愿意浪费时间考大學，就是要学门技术。我还真觉着这是个特别不错的选择，都是面子惹的祸。”
王凯超在北京工业技师学院从初级工、高级工学起，现在已经是初级技师了。还没毕业，工作就被预订了，“真到企业里头，你能把具体问题解决了，就是牛人，不管你有什么证。前几天，工厂里特别简单一件事，很多人搞不定，我们一到，噼里啪啦就给弄完了。”这也正是王凯超和上大学的哥们儿坐在一块时有自信的原因。“我觉得我特别自信，真的。很多人一讲就是我爸妈给我在哪儿找工作了，我觉得我真的不用。”
当然，王凯超也还是觉得自己和大学生比起来有“缺陷”，“你比方说一起聊天，人家可能说得比我深一点，用词啊什么的都很有哲理。”而且，王凯超碰到过很多机器、机床的说明书都是英文，他的英文不好，他觉得很多同学大学毕业找工作“都是高不成低不就的”，如果他们在技术上用点心的话，肯定比自己现在要厉害。“名牌大学人家整体的素质，真是服。现在还出了一个(第)三(批次)本(科)对吧，您就别受罪啦，您就给职业学校多弄点优秀老师、优秀生源，再跟着实习设备一块发展，到时候中国无敌。”
说起自己的专业，王凯超更是滔滔不绝：所有的钢铁要形成一个形状，都离不开数控(车床)，数控的应用领域特广，它能雕刻出你想要的所有造型。“打起仗来，我们也不会失业，我们可以造枪炮。”
对于未来，王凯超特别有信心，“干技术这一块，应该是越干经验越多，越老越值钱。”他琢磨着自己35岁也能开上一个不太贵的宝马，“我要是技术真正能独当一面，企业离不开我，现在企业会想方设法留住这样的人，企业可以给你些股份的。”
现在，王凯超越来越觉得自己选择的这条路没错。没事自己还会想象一个场景：一个本科学校来录取他，问他学四年给一个本科证书，来不来？“我说等会儿。我这学校毕业了再去，我必须把我这技术学下来。”
但是在学校里，王凯超还是会觉得社会把他们忽略了。比如打电话在学校是个麻烦事，“移动公司不愿意上技校来，人家觉着在我们学校开展不了什么业务。”再比如，他看过一些美国的电视剧和电影，发现很多男主角都是水管工，而优秀的女主角还会爱上他、嫁给他，“在国外不一样啊，他们当作特别平常的事，他们都平等，就算是水管工工资也很高。这要在中国太不可想象了，中国要出这么一对，茶余饭后，夜宵都得议论这事儿。”
王凯超觉得技术学好后，还是要自考个文凭，“必须得把学历拿下来，这是必须的，其实外面还是认这个东西，算是社会给你的压力吧。”而且，他也觉得自己未来也许还可以干销售，“因为我们真是了解这个(机)床子，要说让我们开床子我们会开，这床子的结构我们也拆过，我从根儿上了解这个东西。”
在失意后重塑自我
汪海燕安徽省安庆市 1989年出生
“见识不同的人、不同的事，在每次刁难中，也会成长一次，是不是？”
汪海燕是那种典型的“江边女孩”，温婉、秀气。她的父母初中一毕业就从安徽加入到东莞打工的大潮中，2005年从东莞到广州做直饮水机的销售生意。
2008年，汪海燕中考失利，“考上不算是一等的，是二等偏下的高中”。汪海燕的爸妈打电话对她说，不要上高中了，来广州这边读技校吧。“我说我不想读技校。但是爸妈担心读个普通高中考不上好大学，以后工作怎么办。他们很多朋友的孩子都是读技校的，有些(就业)很不错。”
汪海燕说她爸妈的“思想比较前卫”，不像别的父母非要逼她读大学，而且还帮汪海燕报了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的数控专业。“数控好像是男孩子读的，我说我不想。”最后父母听从女儿的意见，让她学了酒店管理。
学习酒店管理，是因为2008年9月份开学的时候，汪海燕从安徽来广州的火车上，有人给她看了一本彼得•德鲁克的管理学书籍，“心里认同他的管理方案吧，然后就想去学酒店管理，以后做一个管理者。”
汪海燕中职第一学期从餐厅服务开始，到客房服务，到调酒、插花、泡茶各个小环节的学习，到高职又加了旅游管理的课程和实践。“我觉得餐饮吧，让你体验一种优雅，因为你给客人服务的时候，所有的动作都是很优美的，它所有的设计都到位了，能让人赏心悦目。”汪海燕说她寒假去酒店做兼职的时候，别人一看，就说她“肯定是学这个专业出来的”。
2010年9月，汪海燕考了个导游证，因为旅游和酒店属于一个产业链条，“我知道导游很累，但是它也有一定的快乐。见识不同的人、不同的事物。在每次客人的刁难中，你也会成长一次，是不是 ？”
汪海燕说起这些笑得很灿烂。“我还没到可以做酒店管理者的时候。不是不想做，只是我觉得酒店管理要更深一层地去学习吧。”汪海燕说她和身边的同学想法都一样，愿意从一线做起，“我们定位不一定很高，但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平稳一点，慢慢上升吧。”
汪海燕闲着的时候也会去读很多书。“现在大学生跟职校生的能力差得不是很大。我们虽然没有什么明显的优势，但是我们有自己的特点。自己有能力的话，他们能做的我们都可以做。”
升学、考试压力的解除，让汪海燕这几年全身心地投入到自我潜能的开发中。学过酒店的业务，汪海燕总是把家里装点得很漂亮，妈妈也很羡慕她学的那些插花、调酒和泡茶的技术，“妈妈希望我把学到的这些东西用到生活中去，希望我的生活和审美都有提高，如果以后有条件的话，我会非常愿意去享受这些。”
不要浪费时间上大学
何敏四川省成都市1987年出生
“本科、研究生证书不是我想要的，我不会去花很多时间去读个文凭。”
白皙灵秀的何敏是四川省成都市人。高考成绩出来后，何敏也可以读大学，但是她觉得自己实在对学习没有兴趣，“读完也不一定实用。”何敏的姐姐在大学里学习电子商务，弟弟未来也是要走读大学的路，何敏听姐姐讲过大学的生活，在她看来“很辛苦，很枯燥”。
何敏想找自己喜欢做的事，所以她选择了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学习美容，学习形象设计。因为她羡慕漂亮的女孩子，也希望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
和妈妈讲起这个决定，说以后做好了还可以自己开个店。但是妈妈很反对，认为这个职业地位低，没前途。当时爸爸出差在外，在电话里爸爸支持何敏说，以后坐普通办公室也没什么前途，学个技术出来，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何敏选择职业学校的时候，身边很多同学读了本科。她心里也会比较，“最初很迷惑，觉得自己的专业不是很好，觉得他们的前途会很好。”
还没毕业的时候，新加坡一个很知名的企业要来成都开分店，但是招不到合适的员工，所以要找成都本地的学生带回新加坡培训。于是何敏有机会去了新加坡两年。这两年，何敏学了很多理论和技能，从治疗师、初级顾问到顾问，技术更新变化得很快，新加坡的企业还会定期给她们做后期培训和提升。
在新加坡，何敏和同来的姐妹“一直努力一直拼，我们能来新加坡父母都是抱着很大期望的，不想让他们失望，要成功地回来”。在新加坡，她还碰到一个成都某知名烹饪技术学校去那边做厨师的同龄人，“他的待遇很好，他本人也很爱吃。我们觉得做自己很自在。”
新加坡的公司在成都的分店开业了，何敏成了这家分店的店长，收入非常可观。“回来后发现好多人学历比我高。”因为学历，何敏还有一次失败的相亲经历，“他的家长觉得我什么都好，就是没有文凭，专业不好，有点嫌弃。所以我就发誓自己要做得很好，不能让人家就看那个文凭。”
现在何敏马上要考一个国际上认可的国际美容师资格证，“本科、研究生证书不是我想要的，我不会去花很多时间去读个文凭。”
如今做了店长，这个阶段她要学习的是“礼仪和更高一级的管理”，她平时会去看很多这方面的书。而对以前要自己开店的想法也越来越理性，“我不是那种好高骛远的人，现在匆匆忙忙开一个店，怕不能掌控，相对现在来说不是很实际。”
以前何敏很多讀了大学的同学，有的继续再读，有的找工作找得很辛苦。曾经有些自卑的何敏和朋友在一起却变成了“怕有很大的距离感，担心她们会不会觉得我很傲，怕会压抑到她们”。而妈妈也“和以前反过来了，觉得很好很骄傲”。
出息是玩出来的
陈嘉骏 广东省广州市1988年出生
“在(技师)学院，边玩儿边出成绩，不像上高中，玩有负罪感。”
2004年，陈嘉骏初中毕业，可以上个“靠后点的高中”。陈嘉骏就琢磨着：不好的高中，读不下去怎么办，高中这三年岂不荒废了？三年后再考个不好的大专，出来后找不到工作怎么办？“看新闻也知道很多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的，我到时候变成一个负担那就麻烦了。”陈嘉骏是个身高一米八的大男孩，一想到自己要成为负担，他有些惶恐。
于是，陈嘉骏拿着厚厚的招生册子一页一页地翻，看到职业技术学校，他觉得不错，“我得学点东西啊，学个技术，社会永远都会用的，不会荒废的 。”当时，陈嘉骏给自己定了两个专业方向，一个是汽车，二是机床。后来陈嘉骏放弃了汽车专业，“觉得学汽车太窄了。”
陈嘉骏一家学校接着一家学校地去参观，在广州市技师学院，看到摆着很多机器、像厂房一样的教室车间时，陈嘉骏的“兴趣来了”，同时他也开始纠结：“看到这些机器，通俗点来说，就是很过瘾，同时也想，自己的能力行不行，操作得了吗？”
父母是希望陈嘉骏读高中、上大学的。“他们那一代人的思想都是这样子嘛，都想你读书才有出息。”陈嘉骏为了说服父母，和父母“聊了几次天”，还拉着父母一块到学校去看那些设备机器，“就算是我这份工作失业啦，我有技术啊，这是荒废不了的，我要是技术再提升了，那更不同了，要不我会啃老的。”父母最后被儿子说动了。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陈嘉骏还是有点羡慕上高中读大学的同学，“他们有他们的话题，感觉自己层次低一点。”但是，“现在没有了”。大家都刚毕业，“现在好多人啃老，毕业了就在家里也好难混啊。”相反，同学很羡慕陈嘉骏在学校里做的很多模型和展品，有世界杯、螺旋桨、公交车的投币箱等很多小玩意。“他们觉得，哎呀，你怎么能做到这样子呢。”
从钳工到普通机床，到数控机床和五轴，从国内的机器到国外的机器，陈嘉骏一路就“玩”过来了，而且“玩”得都“很溜”。“上课没有加工任务的时候，老师就让我弄点图出来，去做展品，反正闲着也是闲着，那机床空着不动也是不动，就是这样，一直做，做出来肯定是很兴奋啦，别人都做不到的嘛。”
2006年，广州市技师学院搞了一个校企合作，“老师带头做，有些重要一点的产品，企业会派技术人员来，监督你做，教你做，很多产品都是我们自己动手完成的。”陈嘉骏说，在车间里分不出谁是工人谁是学生。
边玩儿还边出了成绩，“不像上高中，我玩的话，会有负罪感。”现在的陈嘉骏有专门的QQ群和别人讨论技术问题，“一聊到技术，你的见解比他们要好，人家要向你学习，心里算是比较自豪吧。”
陈嘉骏还想学更好的技术，“国外可能会封锁一些东西，我们就多去上网，看视频，回来研究人家国外的什么样，怎么才能达到人家的工艺。”陈嘉骏和老师、同学业余聊天的时候，都是这些话题。
也有些事给陈嘉骏的触动很大。以前，航空燃气发动机的理论，是清华空气动力学教授发明的，提出的这个理论在国际科技界引起了很大震动。但是由于国内工艺技术落后，这样的发动机在国内制造不出来。英国的一家公司根据这个理论制造出来这样的发动机，然后中国再去英国进口。“原因就是工艺技术问题啦。”说起这个，陈嘉骏就会觉得遗憾。
陈嘉骏也知道，瑞士钟表业世界闻名，瑞士各种牌子的名贵手表都不是机械化生产的，表的齿轮、轴承都是瑞士钟表工匠用精密器械手工制造出来的。了解造船工业的人也都知道，造船厂一位八级焊工的作用决不亚于一位总工程师。“他们的技术都超厉害。”陈嘉骏现在不怎么羡慕大学生，他最羡慕这些“大师”。
“也想学到他们的东西，有一种心态，就是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赶上他们？应该会有那一天的。”所以，陈嘉骏选择了留在学校任教，没有去企业。学校里现在的五轴等设备是华南地区最先进的，“不是太多人会这个技术，那我留下来，可以带一些技师班的学生。”而且，现在一些机床开始便宜了，学校要再买些五轴设备，“会再大力培养学生，那你得需要有人去教啊。”（摘编自《中国新闻周刊》庞清辉/文）
现在，崔颖是北京工业技师学院即将毕业的高级工，她学的是机电，问起她女孩子为什么学这个，还是那句话：“就是自我，感觉想学啥就学啥，也觉着这个专业未来会比较吃香。”
选择职业学校，崔颖特别认真地告诉记者，“我觉得不能用后悔这个词儿，你只是选择了一条跟别人不一样的路，我打心眼里不觉得我们比上大学的差。”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这些沿袭了几千年的传统观念一直向人们暗示贵贱有等、尊卑有别。这些观点与现实中文凭、待遇、晋升紧密挂钩的政策一结合，使大多数“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们坚信只有考上大学才有出息和出路。职业教育也因此成为中、高考落榜学生的收容所，其毕业生，常被社会甚至家人和亲朋好友看不起，得不到公正的评价和社会待遇。
在采访中，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院长阎红说：“我们的孩子从来就不是以高考为目标的。”广州市技师学院院长骆子石告诉记者，在开学典礼上，他会先去表扬学生，告诉他们：“在大家对职业教育不太认识、不太理解的情况下，不管你是主动还是被动地来到了学校，你们都做了一件值得骄傲的事，你们选对了一条路。”而北京工业技师学院院长童华强说到这个问题会激动地反问：“为什么要有高低贵贱之分！”
“事实上，文化是多元的，社会对于教育的需求是多方面、多样化的。孩子究竟适合读大学还是读职校，本应该由孩子的特点和长处来决定，两者的选择本没有高下之分，只有适合孩子的才是最佳的选择。”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徐亚平对记者说。
去学校报到那天，崔颖说她觉着充满了希望，“双肩背”一背，走在学校里，就觉着每个人都对她笑。“我觉着我们这样的孩子，都挺乐观的。”而有崔颖这样感觉的年轻人，在中国，也越来越多。
与大学生比我挺自信
王凯超 北京1989年出生
“干技术，越老越值钱，我估计35岁就能开宝马”
“都说读技校是那种初中、高中学习不好的，其实这种不好，并不代表本质上的不好，也可能就是贪玩。”
王凯超是典型的北方男孩，个头高，嗓门大。接受采访时，王凯超穿着工作服刚从学校车间出来。
5年前，快高考了，王凯超的父母和别的父母一样，认为儿子只有上大学才能有一份好工作。“但是家长不明白上大学是干吗去了，上完之后也不知道怎么样，就是觉着上大学才有出息，在朋友亲戚面前有面子。”王凯超说这是他最想表达的想法。
但是报志愿的时候，他想象着：我到时候拿着大专毕业证，让父母托关系给我找工作？“我觉得我也没什么可靠得住的东西，要是真把技术学好了，我就真是凭自己(吃饭)。”
当很多同学被大学录取时，王凯超选择了在北京工业技师学院学数控。想起当年那会儿选学校，王凯超看到很多职业学校宣传册子上印的设备特别多、特别好，他还特意跑到学校去证实。“这么多设备啊，真是特别到位，站在这些设备中间，觉得我要是能学会一种，就够吃了，要真能学几样出来，简直是没法形容了。”直到今天，王凯超都难掩对机器设备的钟爱。
但是不管怎样，别人上了大学，王凯超还是“背着很多舆论”。但他心里其实挺不平。“我就是不愿意浪费时间考大學，就是要学门技术。我还真觉着这是个特别不错的选择，都是面子惹的祸。”
王凯超在北京工业技师学院从初级工、高级工学起，现在已经是初级技师了。还没毕业，工作就被预订了，“真到企业里头，你能把具体问题解决了，就是牛人，不管你有什么证。前几天，工厂里特别简单一件事，很多人搞不定，我们一到，噼里啪啦就给弄完了。”这也正是王凯超和上大学的哥们儿坐在一块时有自信的原因。“我觉得我特别自信，真的。很多人一讲就是我爸妈给我在哪儿找工作了，我觉得我真的不用。”
当然，王凯超也还是觉得自己和大学生比起来有“缺陷”，“你比方说一起聊天，人家可能说得比我深一点，用词啊什么的都很有哲理。”而且，王凯超碰到过很多机器、机床的说明书都是英文，他的英文不好，他觉得很多同学大学毕业找工作“都是高不成低不就的”，如果他们在技术上用点心的话，肯定比自己现在要厉害。“名牌大学人家整体的素质，真是服。现在还出了一个(第)三(批次)本(科)对吧，您就别受罪啦，您就给职业学校多弄点优秀老师、优秀生源，再跟着实习设备一块发展，到时候中国无敌。”
说起自己的专业，王凯超更是滔滔不绝：所有的钢铁要形成一个形状，都离不开数控(车床)，数控的应用领域特广，它能雕刻出你想要的所有造型。“打起仗来，我们也不会失业，我们可以造枪炮。”
对于未来，王凯超特别有信心，“干技术这一块，应该是越干经验越多，越老越值钱。”他琢磨着自己35岁也能开上一个不太贵的宝马，“我要是技术真正能独当一面，企业离不开我，现在企业会想方设法留住这样的人，企业可以给你些股份的。”
现在，王凯超越来越觉得自己选择的这条路没错。没事自己还会想象一个场景：一个本科学校来录取他，问他学四年给一个本科证书，来不来？“我说等会儿。我这学校毕业了再去，我必须把我这技术学下来。”
但是在学校里，王凯超还是会觉得社会把他们忽略了。比如打电话在学校是个麻烦事，“移动公司不愿意上技校来，人家觉着在我们学校开展不了什么业务。”再比如，他看过一些美国的电视剧和电影，发现很多男主角都是水管工，而优秀的女主角还会爱上他、嫁给他，“在国外不一样啊，他们当作特别平常的事，他们都平等，就算是水管工工资也很高。这要在中国太不可想象了，中国要出这么一对，茶余饭后，夜宵都得议论这事儿。”
王凯超觉得技术学好后，还是要自考个文凭，“必须得把学历拿下来，这是必须的，其实外面还是认这个东西，算是社会给你的压力吧。”而且，他也觉得自己未来也许还可以干销售，“因为我们真是了解这个(机)床子，要说让我们开床子我们会开，这床子的结构我们也拆过，我从根儿上了解这个东西。”
在失意后重塑自我
汪海燕安徽省安庆市 1989年出生
“见识不同的人、不同的事，在每次刁难中，也会成长一次，是不是？”
汪海燕是那种典型的“江边女孩”，温婉、秀气。她的父母初中一毕业就从安徽加入到东莞打工的大潮中，2005年从东莞到广州做直饮水机的销售生意。
2008年，汪海燕中考失利，“考上不算是一等的，是二等偏下的高中”。汪海燕的爸妈打电话对她说，不要上高中了，来广州这边读技校吧。“我说我不想读技校。但是爸妈担心读个普通高中考不上好大学，以后工作怎么办。他们很多朋友的孩子都是读技校的，有些(就业)很不错。”
汪海燕说她爸妈的“思想比较前卫”，不像别的父母非要逼她读大学，而且还帮汪海燕报了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的数控专业。“数控好像是男孩子读的，我说我不想。”最后父母听从女儿的意见，让她学了酒店管理。
学习酒店管理，是因为2008年9月份开学的时候，汪海燕从安徽来广州的火车上，有人给她看了一本彼得•德鲁克的管理学书籍，“心里认同他的管理方案吧，然后就想去学酒店管理，以后做一个管理者。”
汪海燕中职第一学期从餐厅服务开始，到客房服务，到调酒、插花、泡茶各个小环节的学习，到高职又加了旅游管理的课程和实践。“我觉得餐饮吧，让你体验一种优雅，因为你给客人服务的时候，所有的动作都是很优美的，它所有的设计都到位了，能让人赏心悦目。”汪海燕说她寒假去酒店做兼职的时候，别人一看，就说她“肯定是学这个专业出来的”。
2010年9月，汪海燕考了个导游证，因为旅游和酒店属于一个产业链条，“我知道导游很累，但是它也有一定的快乐。见识不同的人、不同的事物。在每次客人的刁难中，你也会成长一次，是不是 ？”
汪海燕说起这些笑得很灿烂。“我还没到可以做酒店管理者的时候。不是不想做，只是我觉得酒店管理要更深一层地去学习吧。”汪海燕说她和身边的同学想法都一样，愿意从一线做起，“我们定位不一定很高，但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平稳一点，慢慢上升吧。”
汪海燕闲着的时候也会去读很多书。“现在大学生跟职校生的能力差得不是很大。我们虽然没有什么明显的优势，但是我们有自己的特点。自己有能力的话，他们能做的我们都可以做。”
升学、考试压力的解除，让汪海燕这几年全身心地投入到自我潜能的开发中。学过酒店的业务，汪海燕总是把家里装点得很漂亮，妈妈也很羡慕她学的那些插花、调酒和泡茶的技术，“妈妈希望我把学到的这些东西用到生活中去，希望我的生活和审美都有提高，如果以后有条件的话，我会非常愿意去享受这些。”
不要浪费时间上大学
何敏四川省成都市1987年出生
“本科、研究生证书不是我想要的，我不会去花很多时间去读个文凭。”
白皙灵秀的何敏是四川省成都市人。高考成绩出来后，何敏也可以读大学，但是她觉得自己实在对学习没有兴趣，“读完也不一定实用。”何敏的姐姐在大学里学习电子商务，弟弟未来也是要走读大学的路，何敏听姐姐讲过大学的生活，在她看来“很辛苦，很枯燥”。
何敏想找自己喜欢做的事，所以她选择了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学习美容，学习形象设计。因为她羡慕漂亮的女孩子，也希望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
和妈妈讲起这个决定，说以后做好了还可以自己开个店。但是妈妈很反对，认为这个职业地位低，没前途。当时爸爸出差在外，在电话里爸爸支持何敏说，以后坐普通办公室也没什么前途，学个技术出来，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何敏选择职业学校的时候，身边很多同学读了本科。她心里也会比较，“最初很迷惑，觉得自己的专业不是很好，觉得他们的前途会很好。”
还没毕业的时候，新加坡一个很知名的企业要来成都开分店，但是招不到合适的员工，所以要找成都本地的学生带回新加坡培训。于是何敏有机会去了新加坡两年。这两年，何敏学了很多理论和技能，从治疗师、初级顾问到顾问，技术更新变化得很快，新加坡的企业还会定期给她们做后期培训和提升。
在新加坡，何敏和同来的姐妹“一直努力一直拼，我们能来新加坡父母都是抱着很大期望的，不想让他们失望，要成功地回来”。在新加坡，她还碰到一个成都某知名烹饪技术学校去那边做厨师的同龄人，“他的待遇很好，他本人也很爱吃。我们觉得做自己很自在。”
新加坡的公司在成都的分店开业了，何敏成了这家分店的店长，收入非常可观。“回来后发现好多人学历比我高。”因为学历，何敏还有一次失败的相亲经历，“他的家长觉得我什么都好，就是没有文凭，专业不好，有点嫌弃。所以我就发誓自己要做得很好，不能让人家就看那个文凭。”
现在何敏马上要考一个国际上认可的国际美容师资格证，“本科、研究生证书不是我想要的，我不会去花很多时间去读个文凭。”
如今做了店长，这个阶段她要学习的是“礼仪和更高一级的管理”，她平时会去看很多这方面的书。而对以前要自己开店的想法也越来越理性，“我不是那种好高骛远的人，现在匆匆忙忙开一个店，怕不能掌控，相对现在来说不是很实际。”
以前何敏很多讀了大学的同学，有的继续再读，有的找工作找得很辛苦。曾经有些自卑的何敏和朋友在一起却变成了“怕有很大的距离感，担心她们会不会觉得我很傲，怕会压抑到她们”。而妈妈也“和以前反过来了，觉得很好很骄傲”。
出息是玩出来的
陈嘉骏 广东省广州市1988年出生
“在(技师)学院，边玩儿边出成绩，不像上高中，玩有负罪感。”
2004年，陈嘉骏初中毕业，可以上个“靠后点的高中”。陈嘉骏就琢磨着：不好的高中，读不下去怎么办，高中这三年岂不荒废了？三年后再考个不好的大专，出来后找不到工作怎么办？“看新闻也知道很多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的，我到时候变成一个负担那就麻烦了。”陈嘉骏是个身高一米八的大男孩，一想到自己要成为负担，他有些惶恐。
于是，陈嘉骏拿着厚厚的招生册子一页一页地翻，看到职业技术学校，他觉得不错，“我得学点东西啊，学个技术，社会永远都会用的，不会荒废的 。”当时，陈嘉骏给自己定了两个专业方向，一个是汽车，二是机床。后来陈嘉骏放弃了汽车专业，“觉得学汽车太窄了。”
陈嘉骏一家学校接着一家学校地去参观，在广州市技师学院，看到摆着很多机器、像厂房一样的教室车间时，陈嘉骏的“兴趣来了”，同时他也开始纠结：“看到这些机器，通俗点来说，就是很过瘾，同时也想，自己的能力行不行，操作得了吗？”
父母是希望陈嘉骏读高中、上大学的。“他们那一代人的思想都是这样子嘛，都想你读书才有出息。”陈嘉骏为了说服父母，和父母“聊了几次天”，还拉着父母一块到学校去看那些设备机器，“就算是我这份工作失业啦，我有技术啊，这是荒废不了的，我要是技术再提升了，那更不同了，要不我会啃老的。”父母最后被儿子说动了。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陈嘉骏还是有点羡慕上高中读大学的同学，“他们有他们的话题，感觉自己层次低一点。”但是，“现在没有了”。大家都刚毕业，“现在好多人啃老，毕业了就在家里也好难混啊。”相反，同学很羡慕陈嘉骏在学校里做的很多模型和展品，有世界杯、螺旋桨、公交车的投币箱等很多小玩意。“他们觉得，哎呀，你怎么能做到这样子呢。”
从钳工到普通机床，到数控机床和五轴，从国内的机器到国外的机器，陈嘉骏一路就“玩”过来了，而且“玩”得都“很溜”。“上课没有加工任务的时候，老师就让我弄点图出来，去做展品，反正闲着也是闲着，那机床空着不动也是不动，就是这样，一直做，做出来肯定是很兴奋啦，别人都做不到的嘛。”
2006年，广州市技师学院搞了一个校企合作，“老师带头做，有些重要一点的产品，企业会派技术人员来，监督你做，教你做，很多产品都是我们自己动手完成的。”陈嘉骏说，在车间里分不出谁是工人谁是学生。
边玩儿还边出了成绩，“不像上高中，我玩的话，会有负罪感。”现在的陈嘉骏有专门的QQ群和别人讨论技术问题，“一聊到技术，你的见解比他们要好，人家要向你学习，心里算是比较自豪吧。”
陈嘉骏还想学更好的技术，“国外可能会封锁一些东西，我们就多去上网，看视频，回来研究人家国外的什么样，怎么才能达到人家的工艺。”陈嘉骏和老师、同学业余聊天的时候，都是这些话题。
也有些事给陈嘉骏的触动很大。以前，航空燃气发动机的理论，是清华空气动力学教授发明的，提出的这个理论在国际科技界引起了很大震动。但是由于国内工艺技术落后，这样的发动机在国内制造不出来。英国的一家公司根据这个理论制造出来这样的发动机，然后中国再去英国进口。“原因就是工艺技术问题啦。”说起这个，陈嘉骏就会觉得遗憾。
陈嘉骏也知道，瑞士钟表业世界闻名，瑞士各种牌子的名贵手表都不是机械化生产的，表的齿轮、轴承都是瑞士钟表工匠用精密器械手工制造出来的。了解造船工业的人也都知道，造船厂一位八级焊工的作用决不亚于一位总工程师。“他们的技术都超厉害。”陈嘉骏现在不怎么羡慕大学生，他最羡慕这些“大师”。
“也想学到他们的东西，有一种心态，就是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赶上他们？应该会有那一天的。”所以，陈嘉骏选择了留在学校任教，没有去企业。学校里现在的五轴等设备是华南地区最先进的，“不是太多人会这个技术，那我留下来，可以带一些技师班的学生。”而且，现在一些机床开始便宜了，学校要再买些五轴设备，“会再大力培养学生，那你得需要有人去教啊。”（摘编自《中国新闻周刊》庞清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