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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娘作为老夫人安排在崔莺莺身边的丫鬟，作用主要在于“行监坐守”，监视这位成年小姐的一举一动，避免出现违背礼法之事。但最终，红娘却成为小姐和张生传情，甚至私奔的重要推动者。是什么导致这样的转变呢？这种转变对于红娘来说到底是喜是悲？袭人作为贾宝玉的大丫头，在服侍宝玉的衣食住行之余，更是担任着王夫人的耳目。不论是“贤袭卿”还是“女特务”，袭人的最终目标都是清晰而明确的，即成为宝二姨娘。但是随着贾家的崩溃，这种梦想也随之破灭，但这种梦想的破灭对袭人而言就一定是悲剧吗？
一、红娘的懵懂追求
《西厢记》之所以能成就其伟大，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原因就在于作者创造出了莺莺、张生、红娘等丰满鲜活的人物形象。金圣叹认为：“《西厢记》只写得三个人，一个是双文，一个是张生，一个是红娘。”特别是红娘这一形象，古往今来，太多人对其做出极高评价。汤显祖在《汤海若先生批评西厢记》中就评价红娘：“二十分才，二十分识，二十分胆。有此军师，何攻不破，何战不克。”而在今天“红娘”这一词早已经脱离了一个丫鬟的意义，而成为撮合有情人，成就好姻缘的“月下老人”的代名词。但同时，对于红娘极力撮合崔张二人这种行为也存在着一些其他看法。幺书仪在其《元人杂剧与元代社会》一书中的第十二节“元剧与社会刍议”中指出红娘的形象除了高大的一面外，还有其复杂性的一面。这复杂性主要是指红娘在为张生、莺莺二人牵线搭桥的过程中，也或多或少地为自己有所考虑。这种考虑其实就是指：红娘是想借崔张的姻缘，“拖带”自己，成为张生的小妾，从而脱离奴籍的想法。
元代社会有明确的良民、贱民之分，“名编户籍，素本齐民，谓之良;店户、倡优、官私奴婢，谓之贱。”奴婢在元代被称为驱口，社会地位最低。“刑律：私宰牛马，杖一百。殴死驱口，比常人減死一等，杖一百七。所以视奴婢与马牛无异。”驱口只有通过赎身才能摆脱贱民的身份，但赎身的费用又很高，对大多数驱口而言，赎身几乎是不可能的。红娘虽然是相国小姐贴身丫鬟，但依然改变不了她贱民的身份，所以她自然也想通过赎身脱离奴籍。那么追随莺莺成为小姐夫君的小老婆自然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对于这一点，红娘一早就有着清醒的认识。在第一本第三折中，红娘在莺莺燃香许愿时点出莺莺期盼，但没有说出口的第三桩愿望，“姐姐不祝这一炷香，我替姐姐祝告：愿俺姐姐早寻一个姐夫，拖带红娘咱！”而从后文张生的话语中，我们也能见到，红娘的这一愿望是有着十足的可行性的。第一本第二折中，张生见到红娘便开始联想：“若共他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他叠被铺床。我将小姐央，夫人央，他不许令放，我亲自写与从良。”所以，对于要给小姐做陪嫁从而获得从良资格的这一想法，红娘从一开始就是清楚明白的。但是将这个人选确定为张生却并不是一开始就是清晰的，而是一步一步探寻出来的。这一点上我们从红娘对崔张二人情感的态度及行动上就能看出来。
首先，第一本中，男女双方初识，第三折中红娘曾给莺莺讲“一件好笑的勾当”，此时红娘还只是觉得张生“好玩”，戏称他为“傻角”。随后，男女双方一见钟情。男方一本四折唱：“侯门不许老僧敲，纱窗外定有红娘报。”女方二本一折唱：“谁肯把针儿将线引，向东邻通个殷勤。”这个时候的男女苦于无人帮忙传情，只能将希望放到了红娘身上，于是促成了第一本末的“红娘传好事”，此时红娘的行为还是一种被动行为。但到了第三本，红娘则主动承担起“传好事”任务，这才有了三本二折中的“我将这角门儿世不曾牢拴，则愿你做夫妻无危难。我向这筵席头上整扮，做一个逢了口的撮合山”，和三本三折中的“为甚媒人，心无惊怕，赤紧的夫妻们，意不争差。我这里蹑足潜踪，悄地听咱：一个羞惭，一个怒发”。这时的红娘已经把促成崔张爱情当作一项重要任务。特别是在“拷红”一节体现得尤为突出，面对老夫人的拷问，红娘据理力争。
可见，红娘在崔张感情中的推动作用经历了一个不断走向自觉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其实体现的也是红娘对张生的不断认可，甚至可以说这是红娘逐渐对张生产生懵懂感情的一个过程。事实上，莺莺身上本就有婚约，也就是说红娘其实是有着一个潜在的陪嫁对象的，但她仍然极力促成崔张，其实本质上也是她对张生的一种选择。从最早认为张生是一个“傻角”，到经历了月夜听琴、月下赋诗、孙飞虎围寺、张生破敌之后，红娘的内心已不再平静：“衣冠济楚庞而俊，可知道引动俺莺莺。据相貌，凭才性，我从来心硬，一见了也留情。”第三本第一折中，红娘到张生居处，润破窗纸偷看到张生“黄瘦脸儿”，便开始唱道：“多管是和衣儿睡起，罗衫上前襟褶祬，孤眠况味，凄凉情绪，无人服侍。……张生呵，你若不闷死多应是害死。”字里行间，可见关心和爱护之情。
《西厢记》最终以“有情人终成眷属”而圆满结局，在这样结局的基础之上，可以想见红娘最后应该能够达成自己的理想追求。
二、袭人的清醒探求
“伟大的现实主义巨著《红楼梦》，为我们刻画了众多的人物，而且个个栩栩如生，有血有肉，他们每个人都有鲜明的个性。”而袭人这位贾府二公子的大丫头无疑花费了作者很大的心思。“枉自温柔和顺，空云似桂如兰。堪羡优伶有福，谁知公子无缘。”从判词就能看出曹雪芹对袭人这一角色的喜爱。“贤袭人娇嗔箴宝玉 俏平儿软语救贾琏”，一个“贤”字也足以看出对袭人这一角色的肯定。但是目前在红学界对袭人的德行却争论不休，众说纷纭。争论焦点无外乎她到底是“贤袭卿”还是“女特务”，到底是贤良淑德还是自私自利。
实际上，对于袭人这一人物形象其实是很难将其定性为是恶还是善的。在那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在那样一个封建大家族中，每个人都势必会受到影响，产生一些复杂的人格。袭人判词旁边的画上不仅有“一簇鲜花”，同时还有“一床破席”，可见曹雪芹本身就是一分为二地去塑造袭人的，所以我们也应该全面地、客观地去分析她。笔者认为，袭人本性是善良的，但是在贾府那样的封建大家庭中，作为一名奴隶，她为自己争取更好的出路也是能够理解的。“我们可以说袭人是一个思想意识上深受封建统治阶级影响，为人行事上颇能自动认同并积极顺应封建统治者不同角色需要及其不同道德规范的温驯奴才，却决不能把她视为居心叵测、道德败坏的奸人和坏人。” 作为从小混迹于贾府这样的大家族的丫头，对于如何争取更好的出路这一点，袭人是十分清楚的，即成为宝二姨娘。但这一点是十分合理的，并不是像很多人对袭人的谴责那样，说她费尽心机，铲除异己，只为爬到姨娘的位置上去。因为作为宝玉的贴身大丫头，其实一定程度上就已经意味着她的身体已经属于她的主子，通房丫头的命运是自然而然的。所以袭人并不怎么需要费力去追逐，更多的就是做好自己本分的事情就可以了，对于这一点袭人从一开始就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所以其实袭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从自己这样一个内隐的身份出发的。
袭人对于成为宝二奶姨娘可能性的试探或者说尝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她成为宝玉的大丫头开始，这个时候她以认真做好本职工作为切入点。“这袭人亦有些痴处，服侍贾母时，心中只有一个贾母，如今跟了宝玉，心中、眼中又只有一个宝玉了”，袭人一直很清楚自己的身份，作为一名奴才，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服侍好自己的主子，只有把这项最基本的工作做好，才有资格谈论其他的。所以，从一开始，袭人就在认真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和使命。在这样的基础上，她才有机会和宝玉进入第二阶段“偷试云雨情”。这一步可谓是关键一步，正因为这一步的实现，袭人的身份才彻底地和其他丫鬟区分开来，自此之后“宝玉视袭人自是不同，而袭人待宝玉也更为尽心”。这从后面袭人以赎身为由劝诫宝玉上心读书（第十九回），以及宝玉为了袭人骂奶妈（第十九回）、赶晴雯（第三十一回）都能看出，此时宝玉和袭人的关系已与其他丫鬟有很大不同。而第三阶段可以说是决定性的阶段，即第三十四回向王夫人进言。此次事件之后，袭人不但俘获了宝玉的心，更是俘获了王夫人的心。王夫人直言袭人是“我的儿”，并在三十六回中当着薛姨妈的面对王熙凤说出将袭人视为姨娘的待遇。至此，袭人的姨娘身份基本已经确定下来。但是笔者认为在这三个阶段，袭人并没有做出过太多损人利己之事，而是立足于自己的身份，做到应该做到的工作，这个过程中袭人是清醒的，明白自己所做会起到怎样的效果，达到怎样的目的，但这些所作所为仍然未超出一个贵公子贴身大丫头的本分与职责。
但是造化弄人，经历了诸多事情，俘获了各方面的心后，仍抵不过权力变迁，世俗风云，伴随着贾府的衰败，袭人的一切努力最终也只能付之东流。无缘公子，委身优伶成了袭人看似悲剧的人生命运。
三、“事遂人愿 ”与“事与愿违”的矛盾交织
从《西厢记》与《红楼梦》这两本著作本身来看，前者无疑是一部喜剧，而后者是一部十足的悲剧。但是如果落实到作品中的具体人物身上来说，却没有办法下这样的结论。
莺莺嫁给张生之后，红娘能否达成所愿成为张生的小妾呢？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是十分可能的，特别是在红娘最后一次索要报酬时，张生回答“小生一言难尽，寸心相报，唯天可表”（第四本第一折）。“莺莺出嫁时红娘十之八九将作为侍妾陪嫁给张生;红娘的前途如果没有重大的意外波澜，她成为张生的二夫人是势所必至，理之当然”，那么从红娘的角度来说可谓是事遂人愿，但这真的是红娘的“喜”吗？首先从红娘个人的角度来讲，即使她真的成为张生的小妾，从根本上地位仍未提高。在封建社会中妾的地位完全取决于丈夫对待她的态度，如果能得到丈夫的宠爱，地位甚至可媲美主母。但如果得不到丈夫的偏爱，甚至还不如一些大丫鬟。所以即使嫁给了张生，红娘的身份地位也很难获得真正的改变。另外，前面的分析我们也得出，红娘在心底对张生是有爱慕之情的，那这份精神上的感情是否能获得回应呢？笔者认为是很难的，一方面，整个《西厢记》故事的感人之处就在于崔张缠绵悱恻、坚贞不移的爱情，也就是说这个故事的基调就是崔张之间的爱情，张生对崔莺莺的爱是坚贞执着的。红娘的数次索酬，前几次张生都要以金银相谢，可见张生对红娘没有男女之情可言。所以，不论是从地位提升还是情感回馈来说，红娘都很难获得一个理想结局。其次，红娘为妾的追求，我们不能否认是那个时代背景下，女子对于个人独立的追求。但这种追求仍然是以依附男人为基础，甚至是以加强与男人之间的联系为重要手段，这难道不是女性的悲剧吗？当然，这不是作者的本意，也不是诸多像红娘一样的女性的本意，但这却是对他们而言最好的选择。这种选择不仅在《西厢记》中能够见到，关汉卿的《调风月》中，妓女燕燕答应做小千户的小夫人;《谢天香》中，在谢天香看来与柳永做伴也好，做钱大尹的小老婆也好，都“强似那上厅的祗候”。对于那些為摆脱低下地位而沉迷于成为小妾无法自拔的，为成为小妾而沾沾自喜的“红娘”，我们不能指责她们，但也没办法为她们感到幸运，只能为她们感到悲哀。所以，红娘之喜背后反映的不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喜悦，也不是“媳妇熬成婆”的畅快，相反，却是封建社会发展到顶峰时期，女性命运的悲剧。
再看袭人，伴随着贾府的崩溃，她只能屈服于被遣散的命运，在家人的安排下嫁与蒋家，与宝玉的俗世情缘彻底破灭。但这是悲剧的开始吗？相反，这是悲剧的结束。“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的悲剧属于贾家，“千红一窟”“万艳同杯”的悲剧属于大观园里的女儿们，但却不属于袭人，可见作者对袭人真的是偏爱有加。何以说袭人的命运不悲呢？首先，袭人没成为宝玉的姨娘这一点就是她摆脱悲剧命运的开始。贾府的众多姨娘中，几乎没有地位高贵，能够抛头露脸的。贾政的妾室赵姨娘甚至育有一儿一女，仍不受待见，连地位高一点的丫鬟都敢和她争吵。可见，在封建社会中，姨娘仍然是奴才，做不得主子。所以即使袭人做了宝玉的姨娘，仍然无法摆脱奴才的命运。而且宝玉还是要娶正室的，所以袭人后面可能连感情都很难从宝玉那里瓜分到。但是，袭人嫁给蒋玉菡情况就变得大为不同了。为了这门婚事，哥哥准备了丰厚的嫁妆，蒋家也备了不菲的聘礼，可见两家人都对他们的婚事抱了十分重视的态度，而且从嫁妆和聘礼就可以看出两家人处于一种平等的地位。“岂知过了门，见那蒋家办，极其认真，全都按着正配的规矩。一进了门，丫头仆妇，都称‘奶奶’。”嫁入蒋家，袭人才算真正地做到了阶级的跨越，实现了地位的提升。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袭人的幸运不仅仅在于身份的转变，由丫鬟上升为“奶奶”，更在于她成功摆脱了成为封建社会走向末路时的殉葬品的命运。在“温柔富贵乡”的大观园中，有被逐屈死的晴雯，有抗婚自缢的鸳鸯，有受辱投井的金钏儿，有撞壁丧生的司棋……在这个被温情脉脉面纱笼罩的黑暗与罪恶世界中，同为丫鬟的袭人，她的命运显得那样的幸运与圆满。
《西厢记》看似喜剧的背后，展现给我们的却是封建社会仍处于上升阶段，下层女性必须凭借依附男性而改变的生存模式。而《红楼梦》通过袭人的命运转折让我们看到了在封建社会走向末途时小人物改变命运的机会。在滚滚的时代洪流中，个人的命运似乎已经无足轻重，但是，他们的悲喜折射出的却是一个时代的色彩。
一、红娘的懵懂追求
《西厢记》之所以能成就其伟大，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原因就在于作者创造出了莺莺、张生、红娘等丰满鲜活的人物形象。金圣叹认为：“《西厢记》只写得三个人，一个是双文，一个是张生，一个是红娘。”特别是红娘这一形象，古往今来，太多人对其做出极高评价。汤显祖在《汤海若先生批评西厢记》中就评价红娘：“二十分才，二十分识，二十分胆。有此军师，何攻不破，何战不克。”而在今天“红娘”这一词早已经脱离了一个丫鬟的意义，而成为撮合有情人，成就好姻缘的“月下老人”的代名词。但同时，对于红娘极力撮合崔张二人这种行为也存在着一些其他看法。幺书仪在其《元人杂剧与元代社会》一书中的第十二节“元剧与社会刍议”中指出红娘的形象除了高大的一面外，还有其复杂性的一面。这复杂性主要是指红娘在为张生、莺莺二人牵线搭桥的过程中，也或多或少地为自己有所考虑。这种考虑其实就是指：红娘是想借崔张的姻缘，“拖带”自己，成为张生的小妾，从而脱离奴籍的想法。
元代社会有明确的良民、贱民之分，“名编户籍，素本齐民，谓之良;店户、倡优、官私奴婢，谓之贱。”奴婢在元代被称为驱口，社会地位最低。“刑律：私宰牛马，杖一百。殴死驱口，比常人減死一等，杖一百七。所以视奴婢与马牛无异。”驱口只有通过赎身才能摆脱贱民的身份，但赎身的费用又很高，对大多数驱口而言，赎身几乎是不可能的。红娘虽然是相国小姐贴身丫鬟，但依然改变不了她贱民的身份，所以她自然也想通过赎身脱离奴籍。那么追随莺莺成为小姐夫君的小老婆自然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对于这一点，红娘一早就有着清醒的认识。在第一本第三折中，红娘在莺莺燃香许愿时点出莺莺期盼，但没有说出口的第三桩愿望，“姐姐不祝这一炷香，我替姐姐祝告：愿俺姐姐早寻一个姐夫，拖带红娘咱！”而从后文张生的话语中，我们也能见到，红娘的这一愿望是有着十足的可行性的。第一本第二折中，张生见到红娘便开始联想：“若共他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他叠被铺床。我将小姐央，夫人央，他不许令放，我亲自写与从良。”所以，对于要给小姐做陪嫁从而获得从良资格的这一想法，红娘从一开始就是清楚明白的。但是将这个人选确定为张生却并不是一开始就是清晰的，而是一步一步探寻出来的。这一点上我们从红娘对崔张二人情感的态度及行动上就能看出来。
首先，第一本中，男女双方初识，第三折中红娘曾给莺莺讲“一件好笑的勾当”，此时红娘还只是觉得张生“好玩”，戏称他为“傻角”。随后，男女双方一见钟情。男方一本四折唱：“侯门不许老僧敲，纱窗外定有红娘报。”女方二本一折唱：“谁肯把针儿将线引，向东邻通个殷勤。”这个时候的男女苦于无人帮忙传情，只能将希望放到了红娘身上，于是促成了第一本末的“红娘传好事”，此时红娘的行为还是一种被动行为。但到了第三本，红娘则主动承担起“传好事”任务，这才有了三本二折中的“我将这角门儿世不曾牢拴，则愿你做夫妻无危难。我向这筵席头上整扮，做一个逢了口的撮合山”，和三本三折中的“为甚媒人，心无惊怕，赤紧的夫妻们，意不争差。我这里蹑足潜踪，悄地听咱：一个羞惭，一个怒发”。这时的红娘已经把促成崔张爱情当作一项重要任务。特别是在“拷红”一节体现得尤为突出，面对老夫人的拷问，红娘据理力争。
可见，红娘在崔张感情中的推动作用经历了一个不断走向自觉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其实体现的也是红娘对张生的不断认可，甚至可以说这是红娘逐渐对张生产生懵懂感情的一个过程。事实上，莺莺身上本就有婚约，也就是说红娘其实是有着一个潜在的陪嫁对象的，但她仍然极力促成崔张，其实本质上也是她对张生的一种选择。从最早认为张生是一个“傻角”，到经历了月夜听琴、月下赋诗、孙飞虎围寺、张生破敌之后，红娘的内心已不再平静：“衣冠济楚庞而俊，可知道引动俺莺莺。据相貌，凭才性，我从来心硬，一见了也留情。”第三本第一折中，红娘到张生居处，润破窗纸偷看到张生“黄瘦脸儿”，便开始唱道：“多管是和衣儿睡起，罗衫上前襟褶祬，孤眠况味，凄凉情绪，无人服侍。……张生呵，你若不闷死多应是害死。”字里行间，可见关心和爱护之情。
《西厢记》最终以“有情人终成眷属”而圆满结局，在这样结局的基础之上，可以想见红娘最后应该能够达成自己的理想追求。
二、袭人的清醒探求
“伟大的现实主义巨著《红楼梦》，为我们刻画了众多的人物，而且个个栩栩如生，有血有肉，他们每个人都有鲜明的个性。”而袭人这位贾府二公子的大丫头无疑花费了作者很大的心思。“枉自温柔和顺，空云似桂如兰。堪羡优伶有福，谁知公子无缘。”从判词就能看出曹雪芹对袭人这一角色的喜爱。“贤袭人娇嗔箴宝玉 俏平儿软语救贾琏”，一个“贤”字也足以看出对袭人这一角色的肯定。但是目前在红学界对袭人的德行却争论不休，众说纷纭。争论焦点无外乎她到底是“贤袭卿”还是“女特务”，到底是贤良淑德还是自私自利。
实际上，对于袭人这一人物形象其实是很难将其定性为是恶还是善的。在那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在那样一个封建大家族中，每个人都势必会受到影响，产生一些复杂的人格。袭人判词旁边的画上不仅有“一簇鲜花”，同时还有“一床破席”，可见曹雪芹本身就是一分为二地去塑造袭人的，所以我们也应该全面地、客观地去分析她。笔者认为，袭人本性是善良的，但是在贾府那样的封建大家庭中，作为一名奴隶，她为自己争取更好的出路也是能够理解的。“我们可以说袭人是一个思想意识上深受封建统治阶级影响，为人行事上颇能自动认同并积极顺应封建统治者不同角色需要及其不同道德规范的温驯奴才，却决不能把她视为居心叵测、道德败坏的奸人和坏人。” 作为从小混迹于贾府这样的大家族的丫头，对于如何争取更好的出路这一点，袭人是十分清楚的，即成为宝二姨娘。但这一点是十分合理的，并不是像很多人对袭人的谴责那样，说她费尽心机，铲除异己，只为爬到姨娘的位置上去。因为作为宝玉的贴身大丫头，其实一定程度上就已经意味着她的身体已经属于她的主子，通房丫头的命运是自然而然的。所以袭人并不怎么需要费力去追逐，更多的就是做好自己本分的事情就可以了，对于这一点袭人从一开始就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所以其实袭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从自己这样一个内隐的身份出发的。
袭人对于成为宝二奶姨娘可能性的试探或者说尝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她成为宝玉的大丫头开始，这个时候她以认真做好本职工作为切入点。“这袭人亦有些痴处，服侍贾母时，心中只有一个贾母，如今跟了宝玉，心中、眼中又只有一个宝玉了”，袭人一直很清楚自己的身份，作为一名奴才，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服侍好自己的主子，只有把这项最基本的工作做好，才有资格谈论其他的。所以，从一开始，袭人就在认真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和使命。在这样的基础上，她才有机会和宝玉进入第二阶段“偷试云雨情”。这一步可谓是关键一步，正因为这一步的实现，袭人的身份才彻底地和其他丫鬟区分开来，自此之后“宝玉视袭人自是不同，而袭人待宝玉也更为尽心”。这从后面袭人以赎身为由劝诫宝玉上心读书（第十九回），以及宝玉为了袭人骂奶妈（第十九回）、赶晴雯（第三十一回）都能看出，此时宝玉和袭人的关系已与其他丫鬟有很大不同。而第三阶段可以说是决定性的阶段，即第三十四回向王夫人进言。此次事件之后，袭人不但俘获了宝玉的心，更是俘获了王夫人的心。王夫人直言袭人是“我的儿”，并在三十六回中当着薛姨妈的面对王熙凤说出将袭人视为姨娘的待遇。至此，袭人的姨娘身份基本已经确定下来。但是笔者认为在这三个阶段，袭人并没有做出过太多损人利己之事，而是立足于自己的身份，做到应该做到的工作，这个过程中袭人是清醒的，明白自己所做会起到怎样的效果，达到怎样的目的，但这些所作所为仍然未超出一个贵公子贴身大丫头的本分与职责。
但是造化弄人，经历了诸多事情，俘获了各方面的心后，仍抵不过权力变迁，世俗风云，伴随着贾府的衰败，袭人的一切努力最终也只能付之东流。无缘公子，委身优伶成了袭人看似悲剧的人生命运。
三、“事遂人愿 ”与“事与愿违”的矛盾交织
从《西厢记》与《红楼梦》这两本著作本身来看，前者无疑是一部喜剧，而后者是一部十足的悲剧。但是如果落实到作品中的具体人物身上来说，却没有办法下这样的结论。
莺莺嫁给张生之后，红娘能否达成所愿成为张生的小妾呢？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是十分可能的，特别是在红娘最后一次索要报酬时，张生回答“小生一言难尽，寸心相报，唯天可表”（第四本第一折）。“莺莺出嫁时红娘十之八九将作为侍妾陪嫁给张生;红娘的前途如果没有重大的意外波澜，她成为张生的二夫人是势所必至，理之当然”，那么从红娘的角度来说可谓是事遂人愿，但这真的是红娘的“喜”吗？首先从红娘个人的角度来讲，即使她真的成为张生的小妾，从根本上地位仍未提高。在封建社会中妾的地位完全取决于丈夫对待她的态度，如果能得到丈夫的宠爱，地位甚至可媲美主母。但如果得不到丈夫的偏爱，甚至还不如一些大丫鬟。所以即使嫁给了张生，红娘的身份地位也很难获得真正的改变。另外，前面的分析我们也得出，红娘在心底对张生是有爱慕之情的，那这份精神上的感情是否能获得回应呢？笔者认为是很难的，一方面，整个《西厢记》故事的感人之处就在于崔张缠绵悱恻、坚贞不移的爱情，也就是说这个故事的基调就是崔张之间的爱情，张生对崔莺莺的爱是坚贞执着的。红娘的数次索酬，前几次张生都要以金银相谢，可见张生对红娘没有男女之情可言。所以，不论是从地位提升还是情感回馈来说，红娘都很难获得一个理想结局。其次，红娘为妾的追求，我们不能否认是那个时代背景下，女子对于个人独立的追求。但这种追求仍然是以依附男人为基础，甚至是以加强与男人之间的联系为重要手段，这难道不是女性的悲剧吗？当然，这不是作者的本意，也不是诸多像红娘一样的女性的本意，但这却是对他们而言最好的选择。这种选择不仅在《西厢记》中能够见到，关汉卿的《调风月》中，妓女燕燕答应做小千户的小夫人;《谢天香》中，在谢天香看来与柳永做伴也好，做钱大尹的小老婆也好，都“强似那上厅的祗候”。对于那些為摆脱低下地位而沉迷于成为小妾无法自拔的，为成为小妾而沾沾自喜的“红娘”，我们不能指责她们，但也没办法为她们感到幸运，只能为她们感到悲哀。所以，红娘之喜背后反映的不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喜悦，也不是“媳妇熬成婆”的畅快，相反，却是封建社会发展到顶峰时期，女性命运的悲剧。
再看袭人，伴随着贾府的崩溃，她只能屈服于被遣散的命运，在家人的安排下嫁与蒋家，与宝玉的俗世情缘彻底破灭。但这是悲剧的开始吗？相反，这是悲剧的结束。“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的悲剧属于贾家，“千红一窟”“万艳同杯”的悲剧属于大观园里的女儿们，但却不属于袭人，可见作者对袭人真的是偏爱有加。何以说袭人的命运不悲呢？首先，袭人没成为宝玉的姨娘这一点就是她摆脱悲剧命运的开始。贾府的众多姨娘中，几乎没有地位高贵，能够抛头露脸的。贾政的妾室赵姨娘甚至育有一儿一女，仍不受待见，连地位高一点的丫鬟都敢和她争吵。可见，在封建社会中，姨娘仍然是奴才，做不得主子。所以即使袭人做了宝玉的姨娘，仍然无法摆脱奴才的命运。而且宝玉还是要娶正室的，所以袭人后面可能连感情都很难从宝玉那里瓜分到。但是，袭人嫁给蒋玉菡情况就变得大为不同了。为了这门婚事，哥哥准备了丰厚的嫁妆，蒋家也备了不菲的聘礼，可见两家人都对他们的婚事抱了十分重视的态度，而且从嫁妆和聘礼就可以看出两家人处于一种平等的地位。“岂知过了门，见那蒋家办，极其认真，全都按着正配的规矩。一进了门，丫头仆妇，都称‘奶奶’。”嫁入蒋家，袭人才算真正地做到了阶级的跨越，实现了地位的提升。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袭人的幸运不仅仅在于身份的转变，由丫鬟上升为“奶奶”，更在于她成功摆脱了成为封建社会走向末路时的殉葬品的命运。在“温柔富贵乡”的大观园中，有被逐屈死的晴雯，有抗婚自缢的鸳鸯，有受辱投井的金钏儿，有撞壁丧生的司棋……在这个被温情脉脉面纱笼罩的黑暗与罪恶世界中，同为丫鬟的袭人，她的命运显得那样的幸运与圆满。
《西厢记》看似喜剧的背后，展现给我们的却是封建社会仍处于上升阶段，下层女性必须凭借依附男性而改变的生存模式。而《红楼梦》通过袭人的命运转折让我们看到了在封建社会走向末途时小人物改变命运的机会。在滚滚的时代洪流中，个人的命运似乎已经无足轻重，但是，他们的悲喜折射出的却是一个时代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