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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启动的“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国家主持开展的全国性古籍保护工程，其中古籍普查登记是实施该计划最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由政府组织、收藏单位参与最多的一次全国性古籍普查登记工作。
从2011年全面推进古籍普查登记工作开始，截至2020年，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工作基本完成，在“十三五”收官之年，交上了一份厚厚的答卷。十余年来，一线古籍普查工作人员坚守初心信念，为保证普查质量与进度，耐住寂寞，甘于奉献，他们是平凡的，也是伟大的。本刊从新年首期启动“普查员手记”栏目，将系列刊发普查员工作过程中的苦与乐、感与思，这是故事，是讲述，也是古籍普查员栉风沐雨、筚路蓝缕、薪火相传、执着追求的真实写照。
2014年的一个冬日清晨，天气阴冷。我像往常一样蜷缩着身体，捯着小碎步，唏嘘着逃进温暖的办公室。一路疾走，余光扫过主任办公桌，上面躺着一叠A4纸大小的出版合同，我探头瞥了眼朱红印章，刚才还摩挲着的冰冷身体，顿时一阵温热。
眼前将要出版的，是已经复核多遍的馆藏古籍普查成果。老实说，我馆数据并不算多，但是历经拆箱、整理、测量、编目、统计、校对……一路从无到有，倾注了我们全部的热情。如今将要出版，我的内心像极了送嫁的爹娘，百感交集。
或许在旁人眼里，我的工作令人艳羡：着一袭蓝布大褂，自由畅游书海，轻拂纸上尘，回见百年身，与古书相伴的意趣，丰盈而美好。其实古籍的味道，并不都是书香，而是更多混杂着樟脑、芸香、菌尘和湿霉气。相比雅士在苍藓盈阶、松影参差之境烹茶读书的悠然自得，一个基层普查员面对典籍的心境，要复杂得多。特别是当你轻提书脑，纸叶翩翩，抖落出的不光有斑驳歲月，还有蠹鱼采挖的崎岖虫道，以及沿途种下的黑色排泄物时，你会下意识地调整起口罩与口鼻的贴合度。这样的情境，如果不是肩负责任，如果不是源于热爱，会很容易因感到枯燥而心生挫败。
的确，古籍普查工作平凡而伟大，对于摸清家底和制定针对性的保护政策，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然而普查十年，工作何以仍未完成？根源在基层。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的前几年，古籍普查工作还没有向基层图书馆渗透，再加上基层单位经费不足，读者对古籍文献的需求有限，因而对馆藏古籍并不重视。同时，区县一级公共馆自身编制紧缺，不会配备专职人员从事古籍保护工作，更不要说建立积极有效的古籍管理制度。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面对上述问题，作为南京市古籍保护中心的金陵图书馆提前布局，意欲用“市馆驱动+区馆联动”的协同方式，走出一着快棋，力图迅速改变南京地区的这一窘状。
2015年春，我们先后到江宁区图书馆、高淳区图书馆、溧水区图书馆、六合区图书馆等有古籍存藏的区县图书馆进行实地考察，了解了各区县馆的古籍存藏情况，随后结合各馆和自身馆情实际，制订了相应的普查办法。
2015年夏，我们又奔赴秦淮区图书馆协助进行移动文物普查工作。从秦淮区图书馆古籍藏量和上级部门规定完成的时间节点来看，此次普查时间紧、任务重、标准高、要求严。为了不影响普查进度，同时又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我和同事压缩吃饭和休息时间，认真地进行近5000部古籍的整理、查阅、测量、登记、录入工作。就这样，我们守着寂寞，枯坐板凳，数月的酷暑炎夏，不觉在阴郁憋闷的书库里消解大半，现在想来，颇有“山中数日”之感。
2016年，我们再次前往各区县馆校对存疑数据，并拍摄善本书影，力求将普查工作做深做细，同时也为后期的《南京市公共图书馆古籍善本题录》的出版奠定资源基础。终于，至2016年底，历时两年的全市古籍普查帮扶工作圆满收官。
当然，古籍普查过程中也发现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在大多数基层馆更多地表现出某种共性。
第一，在基层馆，因为职数的限制，古籍普查工作人员多为从其他部门抽调或者临时招聘，缺乏专业背景。我在普查帮扶工作中发现，因为缺乏版本鉴定的经验，有的工作人员将民国铅印本误定为宋本而闹了笑话。所以，倘若古籍普查人员不具备版本鉴定、古籍编目的能力，面对古籍将无从下手，古籍保护工作就变成了单纯的古籍保管工作。从长远来看，基层馆需要建立一支具有图书馆学、目录学、版本学、历史文献学、古汉语等知识的复合型古籍保护人才队伍。
若短期内无法解决专业古籍保护人才缺乏的问题，除了可以向上级古籍保护中心寻求帮助，或者选送人员参加各种古籍业务培训班外，还可以借鉴“中华古籍普查志愿服务行动”的成功经验，向高校文保专业、文史专业的大学生志愿者们寻求帮助。
第二，古籍普查登记和编目工作中，要了解某个人名、室名、别号、地名、年代、职官、藏书印等，往往需要查阅有关工具书。但在基层馆中，古籍工具书配备不齐的现象非常普遍，普查人员遇到问题无处查找，严重影响了古籍普查的开展和进度。因此，建议区县公共图书馆为古籍工作相关部门配备常用工具书，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历史纪年表》《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中国古籍版刻辞典》《中国篆刻大字典》《中国人名大词典》等，以方便开展工作。
第三，古籍普查工作原是依托于全国古籍普查平台，开发这一平台的初衷是便于数据统一管理。全国古籍普查平台的著录项类别多样，包括古籍基本属性、 级别等次、破损等级、装具、书影等，尽管十分详尽，但是无论信息录入还是版本考证的过程，都耗时费力，这使得古籍普查工作进度缓慢，效率低下。在实际普查过程中，我们应转换思路，简化程序，突出重点，提高普查效率。
第四，著录依据缺失下的古籍普查登录难题无法在短期内解决。一般情况下，对于著录信息明确的古籍，普查人员能够快速准确地抓取到登录信息。但是面对著录依据缺失的古籍，就需要依靠专业知识以及经验、眼力，通过查询考证加以揭示。可现实情况是，不要说基层公共馆，就是大型公共馆，也存在资深古籍管理人员已经退休或即将退休，而新进人员尚未成长起来的问题，大量古籍普查人员在古籍鉴定方面缺乏经验，面对没有明确版本信息的古籍，充其量只能判定年代，具体什么时期就无法考证了。
在这种情况下，利用网络比法就会十分省力。当然，这应建立在已有数字资源开放的前提下。例如，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浙江图书馆等一些大馆都建有古籍书目数据库，另外，国学数典、爱如生、孔夫子旧书网等网站上有书影和书志也可借鉴，在时间紧迫的前提下，利用网络比法免去了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考证，可大大提高工作效率。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个走捷径的方法只能是辅助，若能通过自己查找资料进行考证，可以不断积累版本目录学的经验，从而让自己的专业知识在工作中逐步提高。
南京地区古籍普查工作完成已经四年有余，但古籍保护工作还在继续。回首十多年埋头走过的长路，自觉收获满满，可再回过头往前看，又好像还在起点。因为手头的活计远谈不上练达，就算再修行个三五十年，也难免挂一漏万。我时常想，古籍保护工作特别考验人性，越精进，越敬畏，这种感觉很诡异，正如古希腊先哲芝诺所说：你知道的越多，不知道的也就越多。
从2011年全面推进古籍普查登记工作开始，截至2020年，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工作基本完成，在“十三五”收官之年，交上了一份厚厚的答卷。十余年来，一线古籍普查工作人员坚守初心信念，为保证普查质量与进度，耐住寂寞，甘于奉献，他们是平凡的，也是伟大的。本刊从新年首期启动“普查员手记”栏目，将系列刊发普查员工作过程中的苦与乐、感与思，这是故事，是讲述，也是古籍普查员栉风沐雨、筚路蓝缕、薪火相传、执着追求的真实写照。
2014年的一个冬日清晨，天气阴冷。我像往常一样蜷缩着身体，捯着小碎步，唏嘘着逃进温暖的办公室。一路疾走，余光扫过主任办公桌，上面躺着一叠A4纸大小的出版合同，我探头瞥了眼朱红印章，刚才还摩挲着的冰冷身体，顿时一阵温热。
眼前将要出版的，是已经复核多遍的馆藏古籍普查成果。老实说，我馆数据并不算多，但是历经拆箱、整理、测量、编目、统计、校对……一路从无到有，倾注了我们全部的热情。如今将要出版，我的内心像极了送嫁的爹娘，百感交集。
或许在旁人眼里，我的工作令人艳羡：着一袭蓝布大褂，自由畅游书海，轻拂纸上尘，回见百年身，与古书相伴的意趣，丰盈而美好。其实古籍的味道，并不都是书香，而是更多混杂着樟脑、芸香、菌尘和湿霉气。相比雅士在苍藓盈阶、松影参差之境烹茶读书的悠然自得，一个基层普查员面对典籍的心境，要复杂得多。特别是当你轻提书脑，纸叶翩翩，抖落出的不光有斑驳歲月，还有蠹鱼采挖的崎岖虫道，以及沿途种下的黑色排泄物时，你会下意识地调整起口罩与口鼻的贴合度。这样的情境，如果不是肩负责任，如果不是源于热爱，会很容易因感到枯燥而心生挫败。
的确，古籍普查工作平凡而伟大，对于摸清家底和制定针对性的保护政策，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然而普查十年，工作何以仍未完成？根源在基层。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的前几年，古籍普查工作还没有向基层图书馆渗透，再加上基层单位经费不足，读者对古籍文献的需求有限，因而对馆藏古籍并不重视。同时，区县一级公共馆自身编制紧缺，不会配备专职人员从事古籍保护工作，更不要说建立积极有效的古籍管理制度。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面对上述问题，作为南京市古籍保护中心的金陵图书馆提前布局，意欲用“市馆驱动+区馆联动”的协同方式，走出一着快棋，力图迅速改变南京地区的这一窘状。
2015年春，我们先后到江宁区图书馆、高淳区图书馆、溧水区图书馆、六合区图书馆等有古籍存藏的区县图书馆进行实地考察，了解了各区县馆的古籍存藏情况，随后结合各馆和自身馆情实际，制订了相应的普查办法。
2015年夏，我们又奔赴秦淮区图书馆协助进行移动文物普查工作。从秦淮区图书馆古籍藏量和上级部门规定完成的时间节点来看，此次普查时间紧、任务重、标准高、要求严。为了不影响普查进度，同时又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我和同事压缩吃饭和休息时间，认真地进行近5000部古籍的整理、查阅、测量、登记、录入工作。就这样，我们守着寂寞，枯坐板凳，数月的酷暑炎夏，不觉在阴郁憋闷的书库里消解大半，现在想来，颇有“山中数日”之感。
2016年，我们再次前往各区县馆校对存疑数据，并拍摄善本书影，力求将普查工作做深做细，同时也为后期的《南京市公共图书馆古籍善本题录》的出版奠定资源基础。终于，至2016年底，历时两年的全市古籍普查帮扶工作圆满收官。
当然，古籍普查过程中也发现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在大多数基层馆更多地表现出某种共性。
第一，在基层馆，因为职数的限制，古籍普查工作人员多为从其他部门抽调或者临时招聘，缺乏专业背景。我在普查帮扶工作中发现，因为缺乏版本鉴定的经验，有的工作人员将民国铅印本误定为宋本而闹了笑话。所以，倘若古籍普查人员不具备版本鉴定、古籍编目的能力，面对古籍将无从下手，古籍保护工作就变成了单纯的古籍保管工作。从长远来看，基层馆需要建立一支具有图书馆学、目录学、版本学、历史文献学、古汉语等知识的复合型古籍保护人才队伍。
若短期内无法解决专业古籍保护人才缺乏的问题，除了可以向上级古籍保护中心寻求帮助，或者选送人员参加各种古籍业务培训班外，还可以借鉴“中华古籍普查志愿服务行动”的成功经验，向高校文保专业、文史专业的大学生志愿者们寻求帮助。
第二，古籍普查登记和编目工作中，要了解某个人名、室名、别号、地名、年代、职官、藏书印等，往往需要查阅有关工具书。但在基层馆中，古籍工具书配备不齐的现象非常普遍，普查人员遇到问题无处查找，严重影响了古籍普查的开展和进度。因此，建议区县公共图书馆为古籍工作相关部门配备常用工具书，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历史纪年表》《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中国古籍版刻辞典》《中国篆刻大字典》《中国人名大词典》等，以方便开展工作。
第三，古籍普查工作原是依托于全国古籍普查平台，开发这一平台的初衷是便于数据统一管理。全国古籍普查平台的著录项类别多样，包括古籍基本属性、 级别等次、破损等级、装具、书影等，尽管十分详尽，但是无论信息录入还是版本考证的过程，都耗时费力，这使得古籍普查工作进度缓慢，效率低下。在实际普查过程中，我们应转换思路，简化程序，突出重点，提高普查效率。
第四，著录依据缺失下的古籍普查登录难题无法在短期内解决。一般情况下，对于著录信息明确的古籍，普查人员能够快速准确地抓取到登录信息。但是面对著录依据缺失的古籍，就需要依靠专业知识以及经验、眼力，通过查询考证加以揭示。可现实情况是，不要说基层公共馆，就是大型公共馆，也存在资深古籍管理人员已经退休或即将退休，而新进人员尚未成长起来的问题，大量古籍普查人员在古籍鉴定方面缺乏经验，面对没有明确版本信息的古籍，充其量只能判定年代，具体什么时期就无法考证了。
在这种情况下，利用网络比法就会十分省力。当然，这应建立在已有数字资源开放的前提下。例如，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浙江图书馆等一些大馆都建有古籍书目数据库，另外，国学数典、爱如生、孔夫子旧书网等网站上有书影和书志也可借鉴，在时间紧迫的前提下，利用网络比法免去了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考证，可大大提高工作效率。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个走捷径的方法只能是辅助，若能通过自己查找资料进行考证，可以不断积累版本目录学的经验，从而让自己的专业知识在工作中逐步提高。
南京地区古籍普查工作完成已经四年有余，但古籍保护工作还在继续。回首十多年埋头走过的长路，自觉收获满满，可再回过头往前看，又好像还在起点。因为手头的活计远谈不上练达，就算再修行个三五十年，也难免挂一漏万。我时常想，古籍保护工作特别考验人性，越精进，越敬畏，这种感觉很诡异，正如古希腊先哲芝诺所说：你知道的越多，不知道的也就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