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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好的诗风应该是雅俗共赏，平易近人。文学史上传世的经典之作，皆具平易、朴实、纯真之美。平易、朴实与肤浅无缘，而是浅中寓深，以小见大，平中见奇，这缘于诗人对生活之美的慧眼发掘，现代大诗人艾青是这方面的典范。
关键词：诗风；雅俗；平易；朴实；艾青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马克思曾说：“风格就是人。”我以为，诗风也就是人风。由于社会的复杂性和人的精神生活的丰富性，每一个时代，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不同社会地位，不同生活经历的人的思想、性格总是不同的，是千差万别的，同样，各个不同时期不同民族的同一个时代的诗人的诗风也是千差万别的、各不相同的。诗人徐迟也说过：“风格即其人，这句话是很对的。……文章体现了人，其人其文总是统一的。”他还用实例说：“当过若干年编辑的人能从诗文稿件之中看见作者的肥瘦高矮，声音笑貌。这是因为文章中不可能不反映作者本人，不可能不显示他如何在生活着，不可能不说着他自己的语言，不可能不流露他的思想感情。文章风格，根源在人。”[1]22但是，诗是表现社会生活的，是抒发感情的，是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默契与和鸣，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地域环境，会有某些作家或诗人因思想、教育、生活经历、文学主张某些相同或相似等等的原因，也会产生一些风格大体相近的诗风。我认为诗是交流感情的，是写给人看的，供人阅读的。因此，写诗的人要有群众观点，写出的首先是诗，是形象的，是抒情的，是艺术品；具有诗的本质特征，既有文学的共性，又有诗的特性；第二，这诗要让人能看懂、听懂；第三，要人愿意看，喜欢看，并从中受到教益、启示、感染。我认为好的诗风应该是：雅俗共赏，平易近人。
一
古今中外，一些大诗人的传世之作，经典之作大都是平易近人，雅俗共赏的。绝非拒人于千里之外，以高深难懂，故弄玄虚以显示其贵族化。平易，就是朴实，就是自然天成，朴素自然的艺术风格，自《诗经》开始，就是我国诗歌源远流长的艺术传统。唐代大诗人李白曾用“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抒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的诗句来赞美倡导这种平实自然的诗风。后世一些颇有影响的诗人、诗评家都从各种不同的角度阐释了这种诗风，如梅尧臣的“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宛陵先生集》卷四十六）；苏轼的“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历代诗话·竹坡诗话》）；谢榛的“自然妙者为上，精工者次之”（《四溟诗话》）；袁枚的“诗宜朴不宜巧，然必须大巧之朴；诗宜淡不宜浓，然必须是浓后之淡”（《随园诗话》）；可见，古代的艺术家们都颇为强调清真、平淡、朴实、自然的艺术风格。具有这种风格的作品，绝非平庸、浅显之作，是苦吟而成，艰辛而出，平淡之中含有深远之意。正如王安石所说：“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题张同业集》），这是诗人经过艰苦的磨炼花大力气方能达到的一种艺术境界，这是一种优良的诗歌传统。比如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杜甫的“三吏三别”，贺知章的《回乡偶书》，王之涣的《登鹳雀楼》、孟浩然的《春晓》、陆游的《示儿》等，即使是古代最早的《诗经·国风》的开篇《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也是很通俗很平易的。中国如此，外国亦然。
艾青曾说，“纯真、朴素，充满了生命力，而所有这些正是一切伟大的文学作品所应该具备的品质”，“正是我们民族的文化遗产当中最可珍贵”的文化遗产。①
在现代诗歌史上，大凡一些成绩突出、影响巨大的诗人，如胡适、郭沫若、刘半农、闻一多、徐志摩、冰心、戴望舒、胡风、艾青、田间、臧克家、张光年、何其芳、贺敬之、郭小川、李季、闻捷、张志民、李瑛、绿原、曾卓、袁水拍、张永枚、未央、梁上泉、雁翼、周良沛、公刘、流沙河、蔡其矫、舒婷等，他们的作品大都是平易近人的，同时又是雅俗共赏的。即使是中国现代新诗的第一声啼哭《蝴蝶》：“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虽然幼稚，并不美妙，从格调到形式“未能脱尽文言窠白”，胡适也坦诚：“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②不是悦耳动听的自然乐曲，但是，它却能引起人们的惊喜，以“蝴蝶”的意象抒写了诗人孤独寂寞的情绪，其情感是真实而质朴的，不矫揉造作，不无病呻吟，即如冯文炳所说：“为什么好像很飘忽的句子，一点也不令我觉得飘忽，仿佛这里有一个很大的情感，这个情感又很质直”。[2]4由此可见，语言的“不飘忽”和“情感”的“质直”是新诗得以成长壮大的最重要的原因。不仅抒情诗如此，叙事诗也是如此，特别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产生的一批优秀的叙事诗如《王贵与李香香》《漳河水》《赶车传》《王九诉苦》和新中国出现的《白兰花》《百鸟衣》《阿诗玛》《杨高传》《动荡的年代》《鹰群》《将军三部曲》《铁牛传》等。它们大都汲取民歌的特点，用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语言叙述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人物和故事，其中一些优秀的诗句都是朴素自然而耐人寻味的，如“人人都说三边有三宝，/穷人多来富人少；//一眼穿不进老黄沙，/那块地不属财主家？”（《王贵与李香香》）“进了村子不要问，/大小石头都姓孙。//孙老财在街里一跺脚，/孙家庄的树枝儿摇几摇”。（《王九诉苦》）“三边的男子英雄汉，/三边的女儿铁一般！”（《杨高传》）等都是简洁朴素，生动有力的语言，而且富于形象性，具有音乐美。
二
通俗、平易近人，绝非平淡无奇，肤浅浮泛，相反却要求平中见深，平中见奇；要求小中求大，浅中寓深，要求以一当十，以一叶观世界。这就要求诗人善于在生活中发现美，而且要言人之所未言，要新奇，要深刻，要丰富。比如，抗日战争时期，许多追求光明的青年，进步的作家、诗人奔赴延安，奔赴抗日根据地，写了许多歌颂根据地、歌颂延安、歌颂共产党及其领袖的诗文，其中卞之琳的《<论持久战>的著者》就平易近人，但又别具一格，是新奇的、独特的、富于创造性的： 手在你用处真是无限。
如何摆星罗棋布的战局？
如何犬牙交错了拉锯？
包围反包围如何打眼？
下围棋的能手笔下生花，
不，植根在每一个人心中
三阶段：后退，相持，反攻——
你是顺从了，主宰了辩证法。
如今手也到了新阶段，
拿起锄头来捣翻荆棘，
号召了，你自己也实行生产。
最难忘你那“打”出去的手势
常用以指挥感情的洪流
协入一种必然的大节奏。
这首诗语言是平实通俗的，没有用慷慨激昂的诗句或艰深难懂的意象，从大处着眼，从小处落笔，以毛泽东主席的“手”作为全诗的主要意象，既是平凡的，又是神奇的，既是普通的，又给人以温暖，“手在你用处真是无限”，平实的语句，满含感情，诗中用“拉锯”“打眼”“下围棋”等人们常见的事务来比喻、描写艰巨、残酷、伟大的抗日战争，来写毛泽东军事统帅的雄才大略；用“下围棋的手能笔下生花”，来写毛泽东著持久战之兵书立战争辩证法之学说；用打过仗、写过书的“手”“拿起锄头来捣翻荆棘”，写共产党及其领袖人物的本质特征：既号召人们生产，更是“自己也实行生产”的生产者；最后用“最难忘那‘打’出去的手势”“指挥感情的洪流”“协入”“必然的大节奏”，写毛泽东、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写历史的必然。这首诗与他早期诗作《断章》相比，就显得更平易近人，更雅俗共赏，更意蕴深广。
再如，人人都去过桂林，都称赞桂林，古今许多诗人都写出了关于桂林之美的诗，然而现当代诗人中贺敬之的“云中的神啊，雾中的仙，/神姿仙态桂林的山//情一样深啊梦一样美，/如情似梦漓江的水”却是此类诗作中的神来之笔，在现当代诗篇中可能还没有出现可以与之比美的诗句了。因此我们说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是平易近人之作，也是雅俗共赏之作，既让人好懂，又让人喜爱，既具有朴素的美，也具有高雅的美。又如贺敬之《放声歌唱》中对党的形象的描写，也是独特的，而且迄今为止尚无哪位诗人写出超过贺敬之关于党的形象的诗句：
党
正挥汗如雨
工作着——
在共和国大厦的
建筑架上！
这一形象既揭示了党的本质特征：普通劳动者，社会主义大厦的建设者，既脚踏实地又高瞻远瞩的领导者，正挥汗如雨在建筑架上工作着的创造者。这里，语言是朴素的、平易的，形象是生动、真实的，既平凡又伟大，感情是深厚真挚的，是诗人把共产党的本质特征形象化、艺术化的一个伟大创造，是诗人把辩证法运用于艺术创造的精妙结晶。这一形象揭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特征：工农劳动者大众的政党、不是少数利益集团的政党，这个党的奋斗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而且自己就是这个社会主义大厦的理所当然的建设者，这个党不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更不是代表少数资产阶级利益的剥削者，而是全心全意、身体力行、带领全国人民搞社会主义建设的党，这是作者对无产阶级文艺的巨大创造，这既是一个歌颂型的诗歌意象，也是一个警示型的诗歌意象，它既是一面红艳的、迎风飘扬的战无不胜的真善美的旗帜，又是一面让叛逆者、两面派、伪装者原形毕现的金光四射的照妖镜。这一诗歌意象同全诗《放声歌唱》一样，语言是朴素的、平易的，诗中的抒情主人公是普通劳动者，也是朴素的、平易的，然而，又是独特的、创造的，是前人所未写，前人所未言的诗歌语言艺术。这是既通俗又高雅的具有巨大概括性和深广典型性的艺术形象。这里关键是诗人把自己放在何种地位。在诗中我们看见的“诗人”，是一位普通的共产党员的形象，而且是一位由无知的“小兵”，在革命大家庭里逐渐成长，逐步成熟的普通共产党员，因此给人以亲切感、亲近感、亲情感。由此可见，好的优秀的抒情诗都是平易近人的，雅俗共赏的，比如法国的《马赛曲》《国际歌》，美国惠特曼的《啊！船长！我的船长！》，前苏联马雅可夫斯基的《好》《列宁》，中国郭沫若的《炉中煤》《地球，我的母亲》，艾青的《我爱这土地》《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田间的《给战斗者》《假使我们不去打仗》，臧克家的《老马》《有的人》，田汉的《义勇军进行曲》，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郭小川的《致青年公民》《林区三唱》，严阵的《江南春歌》，贺敬之的《回延安》《雷锋之歌》《西区列车的窗口》，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李瑛的《一月的哀思》，石祥的《周总理办公室的灯光》都是好懂的能鼓舞人恨，鼓舞人爱，鼓舞人奋斗、牺牲，为了民族的新生，为了人民的解放的优秀之作，不仅受到本民族人民的欢迎而且别的民族也很欢迎。
三
在现代诗歌史上，许多优秀诗人的诗作、诗风都有平易近人，雅俗共赏的共性。但我认为艾青是他们之中成绩最辉煌者，艾青在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的结合上为诗人们做出了光辉的榜样。艾青是大家公认的20世纪中国乃至世界的一位伟大诗人，他的诗作、诗论包孕着20世纪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丰富历史内涵，并且超越了时空限制。他既高歌科学与民主，提倡人的自由和人性解放等现代启蒙意识；又抒发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国际主义思想；既热情呼唤都市文明、讴歌现代生产力所创造的奇迹，又尖锐抨击都市文明的弊端，揭示人性异化、道德沦丧、农村破产等现代化给人们带来的灾难；既对传统的文以载道、诗言志等观点在思维方式和具体创作中有所承接，又重视艺术的独立价值。他将艺术再现与艺术表现融合起来，追求真善美相统一的美学理想。其诗作诗论以现实主义为主体，浪漫主义成份也十分明显，同时还吸纳、融入了印象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意象派等现代主义的观念和表现方法。在语言形式上，以口语为主，适当吸取欧化语言的特点，又融合了古诗的神韵，因而形成了色彩绚丽、韵味深长、诗情浓郁、自然清新的诗的风格。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
“我所努力的对诗的要求是四个方面：
朴素，有意识地避免用华丽辞藻来掩盖空虚； 单纯，以一个意象来表明一个感觉和观念；
集中，以全力力量去完成自己所选择的主题；
明快，不含糊其辞，不写为人费解的思想。决不让读者误解和坠入云里雾里。”
艾青晚期对自己诗歌提出的八字要求，既受到西方一些艺术大师如歌德、托尔斯泰、果戈里、别林斯基、罗曼·罗兰等的美学思想和凡尔哈伦、惠特曼等人诗风的启迪；同时，又是对我国古代优良传统诗歌美学的继承和发展。他一开始写诗，就追求这种风格，他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都是这种风格。这是他的诗歌美学理论的具体实践：
写诗有什么秘诀呢？
——用正直而天真的眼睛看着世界，把你所理解的，所感觉的，用朴素的形象的语言表达出来。③
最富于自然性的语言是口语。
尽可能地用口语写，尽可能地做到“深入浅出”。④
口语是美的，它存在于人的日常生活里。它富有人间味。它使我们感到无比的亲切。
……
语言在我们的脑际萦绕最久的，也还是那些朴素的口语。⑤
我是酷爱朴素的，这种爱好，使我的情感显得毫无遮蔽的情感激起了愉悦。很久了。我就这样的境况里继续着写诗。⑥
朴素是对于词藻的奢侈的摒弃，是脱去了华服的健康的袒露；是挣脱了形式的束缚的无羁的步伐；是掷给空虚的技巧的空阔的笑。⑦
语言的应该遵守的最高的规律是：纯朴，自然，和谐，简约而明确。⑧
艾青的这些论述综合起来，其主要意思就是：朴素是为了更好地抒发“毫无遮蔽的情感”亦即为了更好地“说真话”；朴素是为了“挣脱形式的束缚”的羁绊，让诗的内容更充实，更深厚；为了朴素，要“尽量地采用口语”。
艾青就是以这些美学思想来指导自己的创作的。他始终坚持用现代口语写诗，追求一种诗的散文美。特别是在延安文艺整风以后，由于和实地的工农大众相结合，学习民歌，学习人民的语言，使他的“创作的风格，起了很大的变化。”⑨这主要表现为：有选择地吸收中外优秀诗歌的艺术经验，摒弃了象征派的某些荒诞、晦涩的表现手法，排除了对华丽铺饰的模仿，摆脱了欧化的影响，尽量在实际生活中提炼出朴素、生动、形象的富于生命力的现代口语来表现生活。
这种朴素、单纯、集中、明快的诗风是诗人思想艺术炉火纯青的集中表现，是诗人把强烈的感受、深刻的思想、精巧的构思，凝聚在单纯、明快的形象里，以朴素的语言表现出来，于平淡中显深厚，于朴素中显奇美，言近旨远，让人思而得之，如美国学者罗伯特·C·费兰德所赞美的那样：“像阳光一样纯洁，像清新的空气一样令人喜爱，使人想起来了群山、美景、前方的道路和远方的地平线。……”⑩
为了倡导朴素、平易、明朗的诗风，他曾多次引用李白的《静夜思》《赠汪伦》等千古传诵的名篇来引导青年人继承发扬民族诗歌的优良传统，从人民群众中吸取丰富的、形象的、健康的、鲜活的“人人都能理解”的语言，来表现深厚的思想激情。而对那些虚无缥缈的，奇奇怪怪的，比古诗还难懂的，像谜语而又无谜底的所谓新诗，他是否定的，称它们是化装舞会上的“蒙面人”；对那些提出了尖锐的、也是满含期待的批评（有人不理解，甚至写匿名信恐吓、诽谤，扬言要送艾青“进火葬场”）。不论是倡导朴素自然的诗风，还是批判晦涩难懂的诗风，他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诗歌必须要通向人民，诗歌要围绕人民旋转，“所有的努力，不管写什么，还是怎么写，不管是思想、感情，都必须通向人民”，因为人民所希望的“最理想的诗，是通过最浅显的语言表现的深厚的、博大的思想感情的诗”。
向艾青学习，让我们的诗歌平易近人，平中见深，易中显巧，俗中寓雅，雅俗共赏地唱出人民的心声。
注释：
①艾青：《谈大众化和旧形式》，见《艾青论创作》，第474页。
②胡适：《尝试集·序》。
③④⑤分别见艾青《诗论》第196页、205、154页。
⑥艾青：《<北方>序》，见《艾青论创作》，第44页。
⑦艾青：《诗论拾掇（二）》，见《艾青论创作》，第359-360页。
⑧艾青：《我怎样写诗的？》，见《艾青论创作》，第11页。
⑨艾青：《艾青诗选·自序》，见《艾青论创作》，第49页。
⑩《从沉默中走出来》，1979年4月6日-9日《华侨日报》。
参考文献：
[1]徐迟.说散文[A]//笔谈散文.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
[2]冯文炳.谈新诗[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作者简介：张永健（1939-），湖北红安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新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乡土诗人分会会长、湖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顾问、湖北省毛泽东诗词研究会会长，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湖北省文联第八届委员。
（责任编辑：杨立民）
关键词：诗风；雅俗；平易；朴实；艾青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马克思曾说：“风格就是人。”我以为，诗风也就是人风。由于社会的复杂性和人的精神生活的丰富性，每一个时代，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不同社会地位，不同生活经历的人的思想、性格总是不同的，是千差万别的，同样，各个不同时期不同民族的同一个时代的诗人的诗风也是千差万别的、各不相同的。诗人徐迟也说过：“风格即其人，这句话是很对的。……文章体现了人，其人其文总是统一的。”他还用实例说：“当过若干年编辑的人能从诗文稿件之中看见作者的肥瘦高矮，声音笑貌。这是因为文章中不可能不反映作者本人，不可能不显示他如何在生活着，不可能不说着他自己的语言，不可能不流露他的思想感情。文章风格，根源在人。”[1]22但是，诗是表现社会生活的，是抒发感情的，是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默契与和鸣，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地域环境，会有某些作家或诗人因思想、教育、生活经历、文学主张某些相同或相似等等的原因，也会产生一些风格大体相近的诗风。我认为诗是交流感情的，是写给人看的，供人阅读的。因此，写诗的人要有群众观点，写出的首先是诗，是形象的，是抒情的，是艺术品；具有诗的本质特征，既有文学的共性，又有诗的特性；第二，这诗要让人能看懂、听懂；第三，要人愿意看，喜欢看，并从中受到教益、启示、感染。我认为好的诗风应该是：雅俗共赏，平易近人。
一
古今中外，一些大诗人的传世之作，经典之作大都是平易近人，雅俗共赏的。绝非拒人于千里之外，以高深难懂，故弄玄虚以显示其贵族化。平易，就是朴实，就是自然天成，朴素自然的艺术风格，自《诗经》开始，就是我国诗歌源远流长的艺术传统。唐代大诗人李白曾用“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抒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的诗句来赞美倡导这种平实自然的诗风。后世一些颇有影响的诗人、诗评家都从各种不同的角度阐释了这种诗风，如梅尧臣的“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宛陵先生集》卷四十六）；苏轼的“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历代诗话·竹坡诗话》）；谢榛的“自然妙者为上，精工者次之”（《四溟诗话》）；袁枚的“诗宜朴不宜巧，然必须大巧之朴；诗宜淡不宜浓，然必须是浓后之淡”（《随园诗话》）；可见，古代的艺术家们都颇为强调清真、平淡、朴实、自然的艺术风格。具有这种风格的作品，绝非平庸、浅显之作，是苦吟而成，艰辛而出，平淡之中含有深远之意。正如王安石所说：“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题张同业集》），这是诗人经过艰苦的磨炼花大力气方能达到的一种艺术境界，这是一种优良的诗歌传统。比如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杜甫的“三吏三别”，贺知章的《回乡偶书》，王之涣的《登鹳雀楼》、孟浩然的《春晓》、陆游的《示儿》等，即使是古代最早的《诗经·国风》的开篇《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也是很通俗很平易的。中国如此，外国亦然。
艾青曾说，“纯真、朴素，充满了生命力，而所有这些正是一切伟大的文学作品所应该具备的品质”，“正是我们民族的文化遗产当中最可珍贵”的文化遗产。①
在现代诗歌史上，大凡一些成绩突出、影响巨大的诗人，如胡适、郭沫若、刘半农、闻一多、徐志摩、冰心、戴望舒、胡风、艾青、田间、臧克家、张光年、何其芳、贺敬之、郭小川、李季、闻捷、张志民、李瑛、绿原、曾卓、袁水拍、张永枚、未央、梁上泉、雁翼、周良沛、公刘、流沙河、蔡其矫、舒婷等，他们的作品大都是平易近人的，同时又是雅俗共赏的。即使是中国现代新诗的第一声啼哭《蝴蝶》：“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虽然幼稚，并不美妙，从格调到形式“未能脱尽文言窠白”，胡适也坦诚：“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②不是悦耳动听的自然乐曲，但是，它却能引起人们的惊喜，以“蝴蝶”的意象抒写了诗人孤独寂寞的情绪，其情感是真实而质朴的，不矫揉造作，不无病呻吟，即如冯文炳所说：“为什么好像很飘忽的句子，一点也不令我觉得飘忽，仿佛这里有一个很大的情感，这个情感又很质直”。[2]4由此可见，语言的“不飘忽”和“情感”的“质直”是新诗得以成长壮大的最重要的原因。不仅抒情诗如此，叙事诗也是如此，特别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产生的一批优秀的叙事诗如《王贵与李香香》《漳河水》《赶车传》《王九诉苦》和新中国出现的《白兰花》《百鸟衣》《阿诗玛》《杨高传》《动荡的年代》《鹰群》《将军三部曲》《铁牛传》等。它们大都汲取民歌的特点，用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语言叙述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人物和故事，其中一些优秀的诗句都是朴素自然而耐人寻味的，如“人人都说三边有三宝，/穷人多来富人少；//一眼穿不进老黄沙，/那块地不属财主家？”（《王贵与李香香》）“进了村子不要问，/大小石头都姓孙。//孙老财在街里一跺脚，/孙家庄的树枝儿摇几摇”。（《王九诉苦》）“三边的男子英雄汉，/三边的女儿铁一般！”（《杨高传》）等都是简洁朴素，生动有力的语言，而且富于形象性，具有音乐美。
二
通俗、平易近人，绝非平淡无奇，肤浅浮泛，相反却要求平中见深，平中见奇；要求小中求大，浅中寓深，要求以一当十，以一叶观世界。这就要求诗人善于在生活中发现美，而且要言人之所未言，要新奇，要深刻，要丰富。比如，抗日战争时期，许多追求光明的青年，进步的作家、诗人奔赴延安，奔赴抗日根据地，写了许多歌颂根据地、歌颂延安、歌颂共产党及其领袖的诗文，其中卞之琳的《<论持久战>的著者》就平易近人，但又别具一格，是新奇的、独特的、富于创造性的： 手在你用处真是无限。
如何摆星罗棋布的战局？
如何犬牙交错了拉锯？
包围反包围如何打眼？
下围棋的能手笔下生花，
不，植根在每一个人心中
三阶段：后退，相持，反攻——
你是顺从了，主宰了辩证法。
如今手也到了新阶段，
拿起锄头来捣翻荆棘，
号召了，你自己也实行生产。
最难忘你那“打”出去的手势
常用以指挥感情的洪流
协入一种必然的大节奏。
这首诗语言是平实通俗的，没有用慷慨激昂的诗句或艰深难懂的意象，从大处着眼，从小处落笔，以毛泽东主席的“手”作为全诗的主要意象，既是平凡的，又是神奇的，既是普通的，又给人以温暖，“手在你用处真是无限”，平实的语句，满含感情，诗中用“拉锯”“打眼”“下围棋”等人们常见的事务来比喻、描写艰巨、残酷、伟大的抗日战争，来写毛泽东军事统帅的雄才大略；用“下围棋的手能笔下生花”，来写毛泽东著持久战之兵书立战争辩证法之学说；用打过仗、写过书的“手”“拿起锄头来捣翻荆棘”，写共产党及其领袖人物的本质特征：既号召人们生产，更是“自己也实行生产”的生产者；最后用“最难忘那‘打’出去的手势”“指挥感情的洪流”“协入”“必然的大节奏”，写毛泽东、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写历史的必然。这首诗与他早期诗作《断章》相比，就显得更平易近人，更雅俗共赏，更意蕴深广。
再如，人人都去过桂林，都称赞桂林，古今许多诗人都写出了关于桂林之美的诗，然而现当代诗人中贺敬之的“云中的神啊，雾中的仙，/神姿仙态桂林的山//情一样深啊梦一样美，/如情似梦漓江的水”却是此类诗作中的神来之笔，在现当代诗篇中可能还没有出现可以与之比美的诗句了。因此我们说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是平易近人之作，也是雅俗共赏之作，既让人好懂，又让人喜爱，既具有朴素的美，也具有高雅的美。又如贺敬之《放声歌唱》中对党的形象的描写，也是独特的，而且迄今为止尚无哪位诗人写出超过贺敬之关于党的形象的诗句：
党
正挥汗如雨
工作着——
在共和国大厦的
建筑架上！
这一形象既揭示了党的本质特征：普通劳动者，社会主义大厦的建设者，既脚踏实地又高瞻远瞩的领导者，正挥汗如雨在建筑架上工作着的创造者。这里，语言是朴素的、平易的，形象是生动、真实的，既平凡又伟大，感情是深厚真挚的，是诗人把共产党的本质特征形象化、艺术化的一个伟大创造，是诗人把辩证法运用于艺术创造的精妙结晶。这一形象揭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特征：工农劳动者大众的政党、不是少数利益集团的政党，这个党的奋斗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而且自己就是这个社会主义大厦的理所当然的建设者，这个党不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更不是代表少数资产阶级利益的剥削者，而是全心全意、身体力行、带领全国人民搞社会主义建设的党，这是作者对无产阶级文艺的巨大创造，这既是一个歌颂型的诗歌意象，也是一个警示型的诗歌意象，它既是一面红艳的、迎风飘扬的战无不胜的真善美的旗帜，又是一面让叛逆者、两面派、伪装者原形毕现的金光四射的照妖镜。这一诗歌意象同全诗《放声歌唱》一样，语言是朴素的、平易的，诗中的抒情主人公是普通劳动者，也是朴素的、平易的，然而，又是独特的、创造的，是前人所未写，前人所未言的诗歌语言艺术。这是既通俗又高雅的具有巨大概括性和深广典型性的艺术形象。这里关键是诗人把自己放在何种地位。在诗中我们看见的“诗人”，是一位普通的共产党员的形象，而且是一位由无知的“小兵”，在革命大家庭里逐渐成长，逐步成熟的普通共产党员，因此给人以亲切感、亲近感、亲情感。由此可见，好的优秀的抒情诗都是平易近人的，雅俗共赏的，比如法国的《马赛曲》《国际歌》，美国惠特曼的《啊！船长！我的船长！》，前苏联马雅可夫斯基的《好》《列宁》，中国郭沫若的《炉中煤》《地球，我的母亲》，艾青的《我爱这土地》《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田间的《给战斗者》《假使我们不去打仗》，臧克家的《老马》《有的人》，田汉的《义勇军进行曲》，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郭小川的《致青年公民》《林区三唱》，严阵的《江南春歌》，贺敬之的《回延安》《雷锋之歌》《西区列车的窗口》，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李瑛的《一月的哀思》，石祥的《周总理办公室的灯光》都是好懂的能鼓舞人恨，鼓舞人爱，鼓舞人奋斗、牺牲，为了民族的新生，为了人民的解放的优秀之作，不仅受到本民族人民的欢迎而且别的民族也很欢迎。
三
在现代诗歌史上，许多优秀诗人的诗作、诗风都有平易近人，雅俗共赏的共性。但我认为艾青是他们之中成绩最辉煌者，艾青在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的结合上为诗人们做出了光辉的榜样。艾青是大家公认的20世纪中国乃至世界的一位伟大诗人，他的诗作、诗论包孕着20世纪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丰富历史内涵，并且超越了时空限制。他既高歌科学与民主，提倡人的自由和人性解放等现代启蒙意识；又抒发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国际主义思想；既热情呼唤都市文明、讴歌现代生产力所创造的奇迹，又尖锐抨击都市文明的弊端，揭示人性异化、道德沦丧、农村破产等现代化给人们带来的灾难；既对传统的文以载道、诗言志等观点在思维方式和具体创作中有所承接，又重视艺术的独立价值。他将艺术再现与艺术表现融合起来，追求真善美相统一的美学理想。其诗作诗论以现实主义为主体，浪漫主义成份也十分明显，同时还吸纳、融入了印象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意象派等现代主义的观念和表现方法。在语言形式上，以口语为主，适当吸取欧化语言的特点，又融合了古诗的神韵，因而形成了色彩绚丽、韵味深长、诗情浓郁、自然清新的诗的风格。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
“我所努力的对诗的要求是四个方面：
朴素，有意识地避免用华丽辞藻来掩盖空虚； 单纯，以一个意象来表明一个感觉和观念；
集中，以全力力量去完成自己所选择的主题；
明快，不含糊其辞，不写为人费解的思想。决不让读者误解和坠入云里雾里。”
艾青晚期对自己诗歌提出的八字要求，既受到西方一些艺术大师如歌德、托尔斯泰、果戈里、别林斯基、罗曼·罗兰等的美学思想和凡尔哈伦、惠特曼等人诗风的启迪；同时，又是对我国古代优良传统诗歌美学的继承和发展。他一开始写诗，就追求这种风格，他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都是这种风格。这是他的诗歌美学理论的具体实践：
写诗有什么秘诀呢？
——用正直而天真的眼睛看着世界，把你所理解的，所感觉的，用朴素的形象的语言表达出来。③
最富于自然性的语言是口语。
尽可能地用口语写，尽可能地做到“深入浅出”。④
口语是美的，它存在于人的日常生活里。它富有人间味。它使我们感到无比的亲切。
……
语言在我们的脑际萦绕最久的，也还是那些朴素的口语。⑤
我是酷爱朴素的，这种爱好，使我的情感显得毫无遮蔽的情感激起了愉悦。很久了。我就这样的境况里继续着写诗。⑥
朴素是对于词藻的奢侈的摒弃，是脱去了华服的健康的袒露；是挣脱了形式的束缚的无羁的步伐；是掷给空虚的技巧的空阔的笑。⑦
语言的应该遵守的最高的规律是：纯朴，自然，和谐，简约而明确。⑧
艾青的这些论述综合起来，其主要意思就是：朴素是为了更好地抒发“毫无遮蔽的情感”亦即为了更好地“说真话”；朴素是为了“挣脱形式的束缚”的羁绊，让诗的内容更充实，更深厚；为了朴素，要“尽量地采用口语”。
艾青就是以这些美学思想来指导自己的创作的。他始终坚持用现代口语写诗，追求一种诗的散文美。特别是在延安文艺整风以后，由于和实地的工农大众相结合，学习民歌，学习人民的语言，使他的“创作的风格，起了很大的变化。”⑨这主要表现为：有选择地吸收中外优秀诗歌的艺术经验，摒弃了象征派的某些荒诞、晦涩的表现手法，排除了对华丽铺饰的模仿，摆脱了欧化的影响，尽量在实际生活中提炼出朴素、生动、形象的富于生命力的现代口语来表现生活。
这种朴素、单纯、集中、明快的诗风是诗人思想艺术炉火纯青的集中表现，是诗人把强烈的感受、深刻的思想、精巧的构思，凝聚在单纯、明快的形象里，以朴素的语言表现出来，于平淡中显深厚，于朴素中显奇美，言近旨远，让人思而得之，如美国学者罗伯特·C·费兰德所赞美的那样：“像阳光一样纯洁，像清新的空气一样令人喜爱，使人想起来了群山、美景、前方的道路和远方的地平线。……”⑩
为了倡导朴素、平易、明朗的诗风，他曾多次引用李白的《静夜思》《赠汪伦》等千古传诵的名篇来引导青年人继承发扬民族诗歌的优良传统，从人民群众中吸取丰富的、形象的、健康的、鲜活的“人人都能理解”的语言，来表现深厚的思想激情。而对那些虚无缥缈的，奇奇怪怪的，比古诗还难懂的，像谜语而又无谜底的所谓新诗，他是否定的，称它们是化装舞会上的“蒙面人”；对那些提出了尖锐的、也是满含期待的批评（有人不理解，甚至写匿名信恐吓、诽谤，扬言要送艾青“进火葬场”）。不论是倡导朴素自然的诗风，还是批判晦涩难懂的诗风，他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诗歌必须要通向人民，诗歌要围绕人民旋转，“所有的努力，不管写什么，还是怎么写，不管是思想、感情，都必须通向人民”，因为人民所希望的“最理想的诗，是通过最浅显的语言表现的深厚的、博大的思想感情的诗”。
向艾青学习，让我们的诗歌平易近人，平中见深，易中显巧，俗中寓雅，雅俗共赏地唱出人民的心声。
注释：
①艾青：《谈大众化和旧形式》，见《艾青论创作》，第474页。
②胡适：《尝试集·序》。
③④⑤分别见艾青《诗论》第196页、205、154页。
⑥艾青：《<北方>序》，见《艾青论创作》，第44页。
⑦艾青：《诗论拾掇（二）》，见《艾青论创作》，第359-360页。
⑧艾青：《我怎样写诗的？》，见《艾青论创作》，第11页。
⑨艾青：《艾青诗选·自序》，见《艾青论创作》，第49页。
⑩《从沉默中走出来》，1979年4月6日-9日《华侨日报》。
参考文献：
[1]徐迟.说散文[A]//笔谈散文.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
[2]冯文炳.谈新诗[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作者简介：张永健（1939-），湖北红安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新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乡土诗人分会会长、湖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顾问、湖北省毛泽东诗词研究会会长，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湖北省文联第八届委员。
（责任编辑：杨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