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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杨度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位与众不同的政治家，先后投身于完全对立的政治派别，他参与了公车上书，后来又支持袁世凯称帝，他虽有救国之心，但所托非人，没有把握住时代的脉搏，这是杨度一生的悲剧，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段艰难崛起之路的缩影。但最令人称道的是他曲折的政治主张，最开始主张君主立宪，为段祺瑞鼓吹呐喊，但最后却为营救李大钊、加入共产党、救济地下党而捐出了自己的积蓄和房产，留下了“毁家纾难”的美谈。
关键词：杨度 君主立宪 共产主义
中图分类号：K8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7）15-0174-02
一、拥立宪政
（一）师从王闿运，治帝王之学
杨度从小对学习很有天赋，素有神童之称，再加之刻苦读书，20岁那年就考中了举人，这一年正值甲午战争爆发，杨度毅然放弃仕途，他上书清政府，请求清政府坚决对日进行抵抗，但这个请求并没有得到批准。甲午战争的失败以及之后马关条约的签订，都深深地震撼了杨度的心，他立志谋求救亡图存的方法。随后他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请求王闿运做他的老师，学习如何辅佐帝王，希望自己将来有一日能辅佐圣明的君主，既可挽救国家的危亡，又能够实现自己爱国的抱负。王闿运的帝王之学对杨度的一生影响十分巨大，当时他书生气十足，王闿运常疼爱地骂他：“书痴自谓不痴”，他在王闿运的教导下潜心研究帝王之学，这成为他后来坚持走立宪道路的思想基础。
（二）游学日本，研究各国宪政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杨度不顾他人的劝阻，瞒着自己的老师，自费来到日本留学，并学习于东京弘文书院师范速成班。后来杨度受到留日学生的影响，思想变得越来越激进，并和杨笃生等人创办了《游学译编》。在之后的学校结业式上，日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公开发表对中国人诋毁的言论，杨度当场就和校长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并就国民性的问题和教育问题各持己见。此事过后不久，杨度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支那教育》一文，在当时获得了中国在日留学学生的力挺和赞赏。后来《游学译编》的筹办遇到了困难，为了筹措经费，杨度回到祖国。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杨度来到北京，参加了清政府新开设的经济特科进士考试，最终成绩很理想，获得了一等第二名。一等第一名是后来的北洋政府财长、杨度的同事——梁士诒。梁士诒这个名字让慈禧很忌讳，有“梁头康尾”的感觉，由于慈禧太后恨透了“康梁”，因此梁士诒没有考中。而杨度这个第二名也因此事受到牵连，再加上他在日本留学期间曾对清王朝出言不逊，怀疑他是革命党，也被除名，并受到通缉。
不久，杨度再次前往东京弘文学院学习。后来，他与梁启超在横滨相遇。并经常探讨国事，创作了《湖南少年歌》，并在梁的《新民丛报》上发表，此文中有一句“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一句，受到当时知识分子的欢迎，其名声也越来越大。
（三）结识孙中山，道不同不相为谋
杨度在日本友人的介绍下认识了孙中山，他在东京期间经常和孙中山就中国革命问题进行辩论，“聚议三日夜不歇，满汉中外，靡不备论；革保利弊，畅言无隐。”虽然杨度不赞同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但他却向黄兴介绍孙中山，并积极促成孙和黄的合作。没过不久，中国同盟会成立了，孙中山邀请杨度参加，但杨度婉言拒绝了。他表明：“吾主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斯在今日，勿相妨也。”杨度仍要坚定不移地走君主立宪救国的道路。这为他以后走君主立宪道路奠定了重要的政治思想基础。后来杨度支持袁世凯复辟失败后转而支持孙中山讨伐陈炯明，也正是他兑现了自己当时的承诺。
青年时期的杨度，鄙视一切丑恶的言行，追求社会的正义，彰显出他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
（四）投身清廷预备立宪，满腔抱负无处施展
1905年，清政府实行预备立宪，朝廷派载泽和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进行考察。这对于杨度来说是一次机遇， “五大臣”派熊希龄远赴东京，去做杨度的思想工作。熊希龄和杨度是同乡更是老友，加之杨度和梁启超与孙中山等人相比，对当局要温和一些。杨度早在青年时就有教育帝王、施展抱负的愿望，也认为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因此欣然接受了这项任务。
1907年，清廷下诏“仿行宪政”，张之洞和袁世凯推荐杨度“任四品京堂候补，在宪政编查馆行走，并任颐和园外务公所教习，为清廷权贵大臣讲授宪法”，他起草了《湖南全体人民选议院请愿书》，还联络了很多湖南名流，并联名上奏，开启了清朝国会请愿的先例。但是杨度是不幸的，最终未能成功。清王朝的立宪，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欺骗民众的幌子罢了，为的是再继续给清廷续命而已，令杨度心灰意冷。
（五）支持袁世凯称帝，立宪美梦终成空
然而，在这段“不济”的时间里，杨度和袁世凯交往密切，袁世凯对其又有知遇之恩，因此杨度认定自己当帝师的机会真的来了，袁世凯就是他要找的那个“非常之人”。武昌起义爆发后，他成為袁世凯的幕僚。后来面临内忧外患的清政府，为了镇压武昌起义，不得不找回回籍“养疾”的袁世凯，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杨度任内阁学部大臣。但后来众所周知，革命成果被袁世凯窃取。
1914年冬，为了得到日本的支持，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这一做法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面对这情形，袁世凯不敢公说自己想当皇帝，于是便授意杨度，让杨度先制造一些舆论进行试探。为了迎合袁世凯称帝的需要，杨度在1915 年写了《君宪救国论》，大肆宣扬君主立宪，袁世凯看了这篇文章后特别高兴，马上命人复印并广为散发。袁世凯赐给杨度一块匾额，上面写着四个大字“旷代逸才”。
袁世凯对杨度的恩宠，使得他比任何人都起劲地劝说袁大总统称帝。紧接着，杨度还组织了筹安会。1916年，袁世凯83天的皇帝梦最终破碎，在国人的一片唾骂声中“驾崩”了。 洪宪帝制失败，杨度有点走投无路了。他遁入天津租界，甚至信了佛，“披发入山、学佛参禅 ”。
二、献身共产主义事业
（一）结识李大钊
1922年，孙中山组织第一次北伐时，陈炯明便乘虚发动了政变，孙中山请杨度出山，帮助他解脱当时的困境。杨度便利用曹锟不希望吴佩孚势力坐大的心理，通过自己同学夏寿田的关系，劝服曹锟作出了“不可援助以上犯下之小人”的决定，制止吴佩孚等于扼住陈炯明，黎元洪也因此不敢任命陈炯明了，孙中山感激地说：“杨度这个人，能够履行政治家的承诺。”但是，当孙中山邀请杨度加入国民党时，他并没有加入。
1926年，一度迷茫的杨度，在北京认识一些共产党员，其中也包括李大钊，并与之交谈过后发展成为真挚的朋友，他积极奔走于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之间，为共产党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至此杨度开始怀疑自己过去的思想，决定与旧观念、旧思想决裂，成为一名爱国反帝的勇士，在李大钊被捕前他巧妙传递张作霖欲逮捕李大钊等共产党员的情报，可惜当时李大钊等人低估了张作霖的胆量而没有及时撤退，终被捕，之后，杨度极力营救，但李大釗等人还是被杀害了。
（二）秘密加入共产党
李大钊的死让杨度看清了革命的正确道路，也坚定了他共产主义的信仰，他决心要做一名优秀的中国共产党人。随后他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经过考察，于1929年秋，在潘汉年的介绍下，得到伍豪（周恩来）批准，杨度最终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据他的妹妹杨少姬回忆，杨度去世的前一年（1930年），身体已经很不好，曾带着她一起去游过太湖。当时她并不知道，杨度并不是去旅游养病，而是身负秘密使命，前去与柳直荀等共产党人联系，共同策划太湖武装起义（后因故未能发动）。可以文学性地评价杨度的太湖之游：他为自己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共产党的事业，工作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三）为共产主义事业不计个人得失
晚年的杨度公开身份，是上海青帮人物杜月笙的“挂名秘书”，实际就是杜豢养的清客。他到杜月笙身边，也是经过党组织研究批准的，而这个身份给他个人和家人带来了不少耻辱，一个著名的“宪政专家”和大书法家，曾是科举榜眼的才子，为了钱去给黑社会当清客，在哪个时代都是要遭人耻笑的。但为了党的事业，杨度忍辱负重，默默地工作，先后与潘汉年、夏衍实行单线联系，为组织提供了大量情报。为了遵守秘密工作的纪律，他不惜坚决阻止女儿参加学校的进步学生活动，还为此令他所心爱的女儿对自己产生了误解。
作为一名中共特科秘密党员，在他人生中的最后两年中，他始终都为党的事业在奋斗，但是他的光辉伟业都属于特别机密，只有几位中共领导人知情此事，故其死后，这段历史被尘封了40多年，而他更多地被人所熟知的头衔是筹安会之首的“帝制犯”。
1975年冬，周总理在病床上指示秘书嘱告王冶秋：“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会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最终参加了共产党，是我周恩来介绍并直接领导的，要转告上海的辞海编辑部，辞海上若有杨度的词条，定要把杨度晚年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历史终于还了昔日才子一个公道。
三、政治思想转变的原因
（一）君主立宪道路在中国行不通
杨度曾对君主立宪抱有极大的热情，他潜心研究帝王之学，学习各国宪政经验，希望能救国家于水深火热之中，而这种见解恰恰被非人所利用，他发起“筹安会”，拥戴袁世凯称帝。然而，历史车轮岂容逆转，洪宪帝制很快失败，其短命使杨度陷入人人喊打的境地，同时也使他认识到君主立宪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下定了同君主立宪主张一刀两断的决心。
（二）研究佛学带来的启发
杨度曾经因为洪宪帝制失败而找不到中国的出路，于是便开始潜心研究佛学，想从佛学中寻求救国的良方。在研究佛学的过程中，他全面总结了自己在这十多年时间里的研究成果，悟出了一些救国救民于水火的真谛，并决心“淡化个人得失毁誉之心”，全心全意为国家服务，为百姓服务。此后，他开始广泛阅读各种进步刊物，积极同进步人士接触探讨，以便从中探索出正确的革命之路。
（三）对共产党的认识逐步成熟
孙中山第一次北伐时得到杨度的帮助，因此他后来邀请杨度参加国民党，但杨度拒绝了。他在经历了多次挫折之后，不会再轻率地接受一种政见，更不会轻易参加一个组织，他认为三民主义并不是自己理想中的真谛，国民党更不是自己向往的组织。然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在与李大钊的接触和阅读一些进步共产党刊物的过程中，使他认识到要救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为人道之障碍者，当一切扫除之”。历经多次曲折后，杨度的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最终信仰了共产主义，豪情满怀地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
四、结语
其实全面考察一下杨度的生平，不难发现：他是恶事传千里，好事却晦而不彰。这是不幸的，是特定历史条件和他特定的政治身份造成的不幸。杨度因“筹安会”问题而“臭名远播”，而他所做的那些好事，比如促成孙中山和黄兴合作，加入共产党等则鲜为人知。在杨度的一生中，有功，也有过，不应片面地把他死死地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是有失公允的。我们应该还原一个历史上真实的杨度。
参考文献：
[1]刘肃勇.杨度：从帝制骨干到中共特科秘密党员[J].文史春秋，2009（5）：34-36.
[2]孟昭庚.杨度：从保皇党到共产党[J].中山风雨，2008（3）：41-43.
责任编辑：杨国栋
关键词：杨度 君主立宪 共产主义
中图分类号：K8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7）15-0174-02
一、拥立宪政
（一）师从王闿运，治帝王之学
杨度从小对学习很有天赋，素有神童之称，再加之刻苦读书，20岁那年就考中了举人，这一年正值甲午战争爆发，杨度毅然放弃仕途，他上书清政府，请求清政府坚决对日进行抵抗，但这个请求并没有得到批准。甲午战争的失败以及之后马关条约的签订，都深深地震撼了杨度的心，他立志谋求救亡图存的方法。随后他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请求王闿运做他的老师，学习如何辅佐帝王，希望自己将来有一日能辅佐圣明的君主，既可挽救国家的危亡，又能够实现自己爱国的抱负。王闿运的帝王之学对杨度的一生影响十分巨大，当时他书生气十足，王闿运常疼爱地骂他：“书痴自谓不痴”，他在王闿运的教导下潜心研究帝王之学，这成为他后来坚持走立宪道路的思想基础。
（二）游学日本，研究各国宪政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杨度不顾他人的劝阻，瞒着自己的老师，自费来到日本留学，并学习于东京弘文书院师范速成班。后来杨度受到留日学生的影响，思想变得越来越激进，并和杨笃生等人创办了《游学译编》。在之后的学校结业式上，日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公开发表对中国人诋毁的言论，杨度当场就和校长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并就国民性的问题和教育问题各持己见。此事过后不久，杨度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支那教育》一文，在当时获得了中国在日留学学生的力挺和赞赏。后来《游学译编》的筹办遇到了困难，为了筹措经费，杨度回到祖国。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杨度来到北京，参加了清政府新开设的经济特科进士考试，最终成绩很理想，获得了一等第二名。一等第一名是后来的北洋政府财长、杨度的同事——梁士诒。梁士诒这个名字让慈禧很忌讳，有“梁头康尾”的感觉，由于慈禧太后恨透了“康梁”，因此梁士诒没有考中。而杨度这个第二名也因此事受到牵连，再加上他在日本留学期间曾对清王朝出言不逊，怀疑他是革命党，也被除名，并受到通缉。
不久，杨度再次前往东京弘文学院学习。后来，他与梁启超在横滨相遇。并经常探讨国事，创作了《湖南少年歌》，并在梁的《新民丛报》上发表，此文中有一句“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一句，受到当时知识分子的欢迎，其名声也越来越大。
（三）结识孙中山，道不同不相为谋
杨度在日本友人的介绍下认识了孙中山，他在东京期间经常和孙中山就中国革命问题进行辩论，“聚议三日夜不歇，满汉中外，靡不备论；革保利弊，畅言无隐。”虽然杨度不赞同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但他却向黄兴介绍孙中山，并积极促成孙和黄的合作。没过不久，中国同盟会成立了，孙中山邀请杨度参加，但杨度婉言拒绝了。他表明：“吾主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斯在今日，勿相妨也。”杨度仍要坚定不移地走君主立宪救国的道路。这为他以后走君主立宪道路奠定了重要的政治思想基础。后来杨度支持袁世凯复辟失败后转而支持孙中山讨伐陈炯明，也正是他兑现了自己当时的承诺。
青年时期的杨度，鄙视一切丑恶的言行，追求社会的正义，彰显出他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
（四）投身清廷预备立宪，满腔抱负无处施展
1905年，清政府实行预备立宪，朝廷派载泽和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进行考察。这对于杨度来说是一次机遇， “五大臣”派熊希龄远赴东京，去做杨度的思想工作。熊希龄和杨度是同乡更是老友，加之杨度和梁启超与孙中山等人相比，对当局要温和一些。杨度早在青年时就有教育帝王、施展抱负的愿望，也认为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因此欣然接受了这项任务。
1907年，清廷下诏“仿行宪政”，张之洞和袁世凯推荐杨度“任四品京堂候补，在宪政编查馆行走，并任颐和园外务公所教习，为清廷权贵大臣讲授宪法”，他起草了《湖南全体人民选议院请愿书》，还联络了很多湖南名流，并联名上奏，开启了清朝国会请愿的先例。但是杨度是不幸的，最终未能成功。清王朝的立宪，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欺骗民众的幌子罢了，为的是再继续给清廷续命而已，令杨度心灰意冷。
（五）支持袁世凯称帝，立宪美梦终成空
然而，在这段“不济”的时间里，杨度和袁世凯交往密切，袁世凯对其又有知遇之恩，因此杨度认定自己当帝师的机会真的来了，袁世凯就是他要找的那个“非常之人”。武昌起义爆发后，他成為袁世凯的幕僚。后来面临内忧外患的清政府，为了镇压武昌起义，不得不找回回籍“养疾”的袁世凯，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杨度任内阁学部大臣。但后来众所周知，革命成果被袁世凯窃取。
1914年冬，为了得到日本的支持，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这一做法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面对这情形，袁世凯不敢公说自己想当皇帝，于是便授意杨度，让杨度先制造一些舆论进行试探。为了迎合袁世凯称帝的需要，杨度在1915 年写了《君宪救国论》，大肆宣扬君主立宪，袁世凯看了这篇文章后特别高兴，马上命人复印并广为散发。袁世凯赐给杨度一块匾额，上面写着四个大字“旷代逸才”。
袁世凯对杨度的恩宠，使得他比任何人都起劲地劝说袁大总统称帝。紧接着，杨度还组织了筹安会。1916年，袁世凯83天的皇帝梦最终破碎，在国人的一片唾骂声中“驾崩”了。 洪宪帝制失败，杨度有点走投无路了。他遁入天津租界，甚至信了佛，“披发入山、学佛参禅 ”。
二、献身共产主义事业
（一）结识李大钊
1922年，孙中山组织第一次北伐时，陈炯明便乘虚发动了政变，孙中山请杨度出山，帮助他解脱当时的困境。杨度便利用曹锟不希望吴佩孚势力坐大的心理，通过自己同学夏寿田的关系，劝服曹锟作出了“不可援助以上犯下之小人”的决定，制止吴佩孚等于扼住陈炯明，黎元洪也因此不敢任命陈炯明了，孙中山感激地说：“杨度这个人，能够履行政治家的承诺。”但是，当孙中山邀请杨度加入国民党时，他并没有加入。
1926年，一度迷茫的杨度，在北京认识一些共产党员，其中也包括李大钊，并与之交谈过后发展成为真挚的朋友，他积极奔走于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之间，为共产党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至此杨度开始怀疑自己过去的思想，决定与旧观念、旧思想决裂，成为一名爱国反帝的勇士，在李大钊被捕前他巧妙传递张作霖欲逮捕李大钊等共产党员的情报，可惜当时李大钊等人低估了张作霖的胆量而没有及时撤退，终被捕，之后，杨度极力营救，但李大釗等人还是被杀害了。
（二）秘密加入共产党
李大钊的死让杨度看清了革命的正确道路，也坚定了他共产主义的信仰，他决心要做一名优秀的中国共产党人。随后他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经过考察，于1929年秋，在潘汉年的介绍下，得到伍豪（周恩来）批准，杨度最终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据他的妹妹杨少姬回忆，杨度去世的前一年（1930年），身体已经很不好，曾带着她一起去游过太湖。当时她并不知道，杨度并不是去旅游养病，而是身负秘密使命，前去与柳直荀等共产党人联系，共同策划太湖武装起义（后因故未能发动）。可以文学性地评价杨度的太湖之游：他为自己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共产党的事业，工作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三）为共产主义事业不计个人得失
晚年的杨度公开身份，是上海青帮人物杜月笙的“挂名秘书”，实际就是杜豢养的清客。他到杜月笙身边，也是经过党组织研究批准的，而这个身份给他个人和家人带来了不少耻辱，一个著名的“宪政专家”和大书法家，曾是科举榜眼的才子，为了钱去给黑社会当清客，在哪个时代都是要遭人耻笑的。但为了党的事业，杨度忍辱负重，默默地工作，先后与潘汉年、夏衍实行单线联系，为组织提供了大量情报。为了遵守秘密工作的纪律，他不惜坚决阻止女儿参加学校的进步学生活动，还为此令他所心爱的女儿对自己产生了误解。
作为一名中共特科秘密党员，在他人生中的最后两年中，他始终都为党的事业在奋斗，但是他的光辉伟业都属于特别机密，只有几位中共领导人知情此事，故其死后，这段历史被尘封了40多年，而他更多地被人所熟知的头衔是筹安会之首的“帝制犯”。
1975年冬，周总理在病床上指示秘书嘱告王冶秋：“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会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最终参加了共产党，是我周恩来介绍并直接领导的，要转告上海的辞海编辑部，辞海上若有杨度的词条，定要把杨度晚年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历史终于还了昔日才子一个公道。
三、政治思想转变的原因
（一）君主立宪道路在中国行不通
杨度曾对君主立宪抱有极大的热情，他潜心研究帝王之学，学习各国宪政经验，希望能救国家于水深火热之中，而这种见解恰恰被非人所利用，他发起“筹安会”，拥戴袁世凯称帝。然而，历史车轮岂容逆转，洪宪帝制很快失败，其短命使杨度陷入人人喊打的境地，同时也使他认识到君主立宪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下定了同君主立宪主张一刀两断的决心。
（二）研究佛学带来的启发
杨度曾经因为洪宪帝制失败而找不到中国的出路，于是便开始潜心研究佛学，想从佛学中寻求救国的良方。在研究佛学的过程中，他全面总结了自己在这十多年时间里的研究成果，悟出了一些救国救民于水火的真谛，并决心“淡化个人得失毁誉之心”，全心全意为国家服务，为百姓服务。此后，他开始广泛阅读各种进步刊物，积极同进步人士接触探讨，以便从中探索出正确的革命之路。
（三）对共产党的认识逐步成熟
孙中山第一次北伐时得到杨度的帮助，因此他后来邀请杨度参加国民党，但杨度拒绝了。他在经历了多次挫折之后，不会再轻率地接受一种政见，更不会轻易参加一个组织，他认为三民主义并不是自己理想中的真谛，国民党更不是自己向往的组织。然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在与李大钊的接触和阅读一些进步共产党刊物的过程中，使他认识到要救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为人道之障碍者，当一切扫除之”。历经多次曲折后，杨度的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最终信仰了共产主义，豪情满怀地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
四、结语
其实全面考察一下杨度的生平，不难发现：他是恶事传千里，好事却晦而不彰。这是不幸的，是特定历史条件和他特定的政治身份造成的不幸。杨度因“筹安会”问题而“臭名远播”，而他所做的那些好事，比如促成孙中山和黄兴合作，加入共产党等则鲜为人知。在杨度的一生中，有功，也有过，不应片面地把他死死地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是有失公允的。我们应该还原一个历史上真实的杨度。
参考文献：
[1]刘肃勇.杨度：从帝制骨干到中共特科秘密党员[J].文史春秋，2009（5）：34-36.
[2]孟昭庚.杨度：从保皇党到共产党[J].中山风雨，2008（3）：41-43.
责任编辑：杨国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