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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金融体系剖析温州金融危机发生的机理，为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提供政策启示。
关键词：金融体系 温州金融危机 非正规金融 征信体系
从2011年江南皮革董事长黄鹤“跑路”开始，以浙江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的离开为标志，许多企业老板因无法偿还债务“跑路”甚至跳楼跳江，温州爆发区域性的企业债务危机。债务风险还通过企业间互保联保机制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民间借贷风波也随之不断加剧，企业、银行、民间借贷者以及地方政府都卷入了这场可怕的区域金融危机——温州金融危机，并最终演化成一场影响范围广泛而深远的“信用危机”。这场影响深远的金融危机究其根本原因还是金融体系的不完善，单一的高度抑制和监管的金融体系未能很好地与实体经济的发展相适应。金融是现代经济繁荣发展的血脉，然而正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却存在着二元的金融结构，即分割成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两种结构。正是这种分割的金融结构和温州独特的商业环境造就该地区存在着信贷资金供需不平衡的现象，再加上信用体系服务的缺失，缺少微小型金融服务机构，金融体系头重脚轻，出现金融服务和金融机构的空白，从而导致区域产业发展空心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互保、担保链危机。这充分说明中国现有的金融体制不能很好地服务于区域经济发展，随之而来的金融体系结构也将变得不稳定。
一、正规金融发展不足
早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初期，温州地区便以民间自主创业和个体经济为起点，家庭工业、专业市场、赊销大军迅速发展，从电器、服装、皮革、汽摩配、阀门、印刷、眼镜、打火机等行业开始，形成了“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格局和独特的经济发展道路，创造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温州模式”。资源匮乏、工业短缺的温州也因此成为中国民营经济最活跃和最发达的地区，取得了卓越的经济成就。温州不仅培育了十几万家民营中小企业，还创造了诸如奥康、红蜻蜓、蜘蛛王、报喜鸟、美特斯·邦威、森马、飞科、乔治白等无数优秀的品牌。事实上，无论是从哪项经济指标来看，温州都是名列前茅的。因此，可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温州地区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功的典范。温州危机爆发的原因之一是金融机构服务偏好与温州经济结构的不对称。危机后当地的人民银行宣布说，其相关评价体系在温州连续七年的评价结果是温州的金融生态七年都名列全国第一。但当时整个温州的情况却是经济社会运行在高利贷主导或者近乎于高利贷主导融资的情况。这种经济的脆弱性集聚大量风险，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全面崩溃。温州经济发展取得如此巨大成就离不开其凭借自身优势聚集了大量民营中小企业但十几万的民营企业的发展需要的大量資金缺乏正规金融的支持。力量很有限、左右不了温州发展大局的正规金融机构不能满足中小企业对融资的需求。可从信贷资金的分配特点看出：国有企业取得金融机构贷款总量70%以上的贷款，但是其资本总量占比却不足40%；总量占比高达60%的民营企业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不足30%的贷款。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在分配信贷资源时往往对国有企业、大型企业或者有政府背景的融资平台有着天然的偏爱。除了制度因素，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中小企业自身发展的不足。中小企业，顾名思义，就是资本规模小，抵押担保能力不足，财务不完善，风险不可控的企业，其在与有政府担保的大型国企或政府性质的大项目的资金竞争中必然处于劣势。在我国金融体系不完善的背景下，温州地区发达的民营经济及其对资金的需求和绝大部分中小企业根本无法指望从正规的银行机构中获得任何信贷额度这一矛盾在温州地区愈演愈烈。危机爆发的第二个原因是高度抑制和监管的金融体系。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中央政府为了改革的稳步推进并维持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需控制金融资源的流向来保障国有经济发展的资金需求优先得到满足，实施了城市偏向的金融抑制和进入管制政策，长期打压非正规金融的发展。金融压抑特征表现如下：一是利率由政府严格控制。政府在抑制信贷市场的同时，还抑制了资本市场，由于投资渠道少，居民不得不选择储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际存款利率水平有8年为负值，实际贷款水平也有7年为负值，但同期居民储蓄一直以30%左右的幅度增长。这将会使得企业过度依赖银行贷款，极大地增加了银行和企业的破产风险；二是政府对主要金融机构拥有绝对控制权，并对金融领域实行严格准入限制，导致金融垄断，民间资金难以进入正规金融领域，只好在非正规金融领域寻找空间；三是政府严格控制股票、企业债券和地方政府债券，市场融资主要靠银行贷款。金融压抑的结果是利率低于均衡市场利率，导致资金供需失衡，迫使信贷资金的配置采取配给制。信贷资金主要流向国企和地方政府，中小企业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从而诱发了民间高利贷。当民间借贷为追逐高利过度投机时，危机就必然爆发。
二、非正规金融的不足
非正规金融又称为民间金融，是指那些不受官方金融监管部门监管且不用纳税的非正式融资制度及金融组织，是在政府批准并进行监管的金融活动（正规金融）之外所存在的游离于现行制度法规边缘的金融活动和金融行为。1986年7月，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第二十八条明确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不得设立地方银行；个人不得设立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不得经营金融业务。”这么多年温州地区民间金融的发展说明这份文件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小企业经营与融资困境调研报告》指出，小企业以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等传统金融机构作为主要融资渠道的仅占21%，通过亲友及民间借贷的份额达50%。温州企业的创业和发展，在正规金融方面得不到像样的支持，早早就以草莽形式产生了抬会、摇会、地下钱庄等方式，到后来就演变成为几乎是一色的高利贷，许多情况下就靠高利贷来解决融资问题。除此原因之外，非正规金融具有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不具备的优势。其经营形式及其灵活，手续简便、操作灵活、方便快捷，运作成本也极低。以抵押品为例，机器租赁权抵押、未来服务抵押、产品抵押、工厂抵押等由于处置成本较高，都不被正规金融机构接受，但非正规金融市场上却是认可的。这就符合了温州中小规模企业发展的需要，补缺了银行服务的空白。非正规金融在温州经济的繁荣发展过程中做出了较大的贡献，温州每年GDP的增长中约有三成是由民间金融资本直接拉动的，而正规金融对该地经济增长却没有显著性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这种非正规金融也是对发展有益的，所以政府管理部门并没有把地下钱庄简单地全掐死。但是当金融危机外部冲击到来之后，由于非正规金融的盲目性、逐利性等缺点，使得温州实体经济在其融资压力可承受度的临界点之上，资金链就会发生断裂，原来的一套不能循环，矛盾就充分暴露了。温州地区非正规金融的非理性繁荣及其缺乏监管约束对本次温州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近几年来，受民营中小企业生产成本上升，人民币不断升值和央行连续实施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的影响，温州地区的民营实体经济呈现明显下滑的迹象。在加上2011年全国范围内对房地产调控力度的不断加强以及随之而来的限购令，使得大量投机性游资流回民间信贷市场，催生了非正规金融市场的非理性繁荣。在民间借贷利率极其高的情况下，就会有一部分投机分子从银行贷款再投放到非正规金融机构中，再通过非正规金融机构将其以高额利息贷给中小企业，民间借贷年利率曾高达180%。在最初，贷款利率还在正常可控范围内的情况下，大多数的温州中小企业仅仅只是为了筹集用于生产性投资或紧急的消费性支出才参与非正规金融活动。但是当面对制造业利润率的下滑以及极高的贷款利率时，温州的民营企业出于利益驱使，开始逐步脱离实体经济，将资金投向矿产、房地产和民间借贷进行投机，实体经济嬗变为投机的融资平台。而温州的民间借贷盘根错节，一环扣着一环，一旦市场突变，一家企业资金链断裂，就会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产生难以控制的连锁反应。
温州地区产业空心化，实体经济效益下降，高利贷盛行，民间资本大量流入到虚拟经济领域，这表明原温州金融体系已不适应温州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需要，所以必须寻找可以取代的新业态。这就要求温州必须要通过改革形成其他金融形式的有效供给，使经济与金融的良性互动能够一步一步发展起来。只有要建立多元化的资金供给体系，吸纳民间资本进入正规金融体制，并且针对民间融资设立系统而完善的监管体系，才能有效解决温州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
三、征信体系不完善
温州当前面临的困难与其说是金融问题，还不如说是一场信任的危机，温州原来赖以有效运行的信任体系亟需重构与再造。受制于市场经济发育程度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总体进程，温州现有征信体系建设不完善，由此引起的缺陷在此次温州区域性金融危机中表露无遗。由于征信体系的建设和发展道路不能很好地适应当地经济发展特点，因此在温州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过程中，征信体系难以优化信用环境，无法有效抑制危机的连锁反应，最终温州当地金融发展以及“金融生态环境”受到严重影响。温州的征信体系发展不完善，并与当地现有经济结构发展不匹配。温州的工商业是以家庭作坊式起步的，大多都是由血缘、亲缘或地缘关系为纽带的，这就决定了温州的企业只能进入技术含量不高、资金投入小的行业。再加上受到我国既有的资源禀赋结构的影响，温州民营经济发达，非正规金融活跃。按理来说，服务于实际经济发展的征信体系应具备完善的中小企业信用信息，能够满足温州独特的经济結构下信用市场的实际需求，但是现实情况却并未如人意。温州已建成的信用信息平台的两个主体是政府信用信息交换平台和人行征信系统。二者的信息来源均未包含小微企业和个人大量参与的民间金融活动形成的信用信息，仅仅只是分别为政府单位和金融机构服务的；征信对象是与政府和金融机构发生各种关系的企业和个。这种社会信用信息结构的缺失就会造成以银行为首的正规金融机构与中小企业之间存在信息的不对称，交易成本上升，最终导致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不够。从非正规金融来看，由于现有的温州信用体系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温州自发形成了“熟人信用”体系为其经济发展服务。但金融危机带来的市场恐慌，冲击了原来构成民间借贷基础的人情关系，使得非正规金融秩序混乱。从以银行为首的正规金融来看，温州市由于企业信用信息不健全，保证类贷款较多，并且由于经济过热关联企业内部担保和企业之间互保、联保的现象普遍，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担保的有效性。企业利用此类担保关系进行过度融资，加剧担保链的脆弱性。由于温州地区民营企业通常会建立地域内企业的相互担保网络，采取关联企业互相担保的手段获取贷款，一家企业经营失败产生的债务负担很容易转移给担保链条上的其它关联企业。因此，一旦担保链中一家企业发生风险，风险很有可能直接传递到与其相关的其他企业；而被波及的企业可能与其他的企业进行互保，使得风险进一步传播。随着“信用危机”和资金链、担保链风险的继续蔓延，温州银行与企业原本还算坚固的信任关系出现了裂痕。这其实是一个恶性的因果循环：担保能力不足和信用体系不完善诱使温州企业贷款的互保产生，具体表现为银行的信用贷款比重低，温州地区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越来越依赖抵押贷款，互保贷款对于缺乏抵押的企业而言是一种选择；企业贷款互保和互保圈资金链危机，造成了整体金融环境急剧恶化，信用危机爆发，使得银行和企业之间更加不信任。从银行的角度来说，危机的发生已经使得其无法及时准确掌握企业的信息和动态，为防止不良贷款的急剧增加，银行只能采取最坏的打算收回贷款，很多地方还出现抽贷、压贷等行为，再加上各家上级行在授信政策上对部分区域、行业实行整体压缩或退出，导致温州的企业从银行方面获得贷款的条件更为困难，更多的企业出现资金链断裂。从企业的角度来来说，部分企业对银行的行为不再信任，企业降低了从银行方面获取贷款的意愿，而在担保链风险的影响下，许多担保企业开始大量撤保，甚至通过对外转移资产等恶意逃废债以规避代偿责任。
温州市是一个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地区，因此其征信体系的建设与完善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完善的征信体系不仅可以提高信贷资产质量、有效防范信用风险以及解决小微企业融资困难，还能够推动金融市场支持当地经济发展、推进温州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四、结语
改革与经济不相适应的金融管制政策，建立日趋多元化的金融市场结构、不断高效化的金融市场功能以及逐渐完善的金融监管体系，大力发展民间资本市场，鼓励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创新型联接，规范民间金融，引导非正规金融向正规金融转型。温州金融综合改革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却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改革过程中仍然会不断出现新问题，仍需要结合温州当地的实际情况开展工作，不断推进金融深化改革。
参考文献：
[1] 郑勇军，叶志鹏，陈宇峰.关系型治理与温州金融危机的再考察[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5（2）.
[2] Lardy，Nicholas，R.Financial Repression in China [R].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olicy Brief，2008.
[3] 邵传林.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微观机理与政策测度[J].经济论，2011（4）.
作者简介：林智（1991—），女，浙江温州，浙江财经大学，学生，本科，国际金融。
关键词：金融体系 温州金融危机 非正规金融 征信体系
从2011年江南皮革董事长黄鹤“跑路”开始，以浙江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的离开为标志，许多企业老板因无法偿还债务“跑路”甚至跳楼跳江，温州爆发区域性的企业债务危机。债务风险还通过企业间互保联保机制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民间借贷风波也随之不断加剧，企业、银行、民间借贷者以及地方政府都卷入了这场可怕的区域金融危机——温州金融危机，并最终演化成一场影响范围广泛而深远的“信用危机”。这场影响深远的金融危机究其根本原因还是金融体系的不完善，单一的高度抑制和监管的金融体系未能很好地与实体经济的发展相适应。金融是现代经济繁荣发展的血脉，然而正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却存在着二元的金融结构，即分割成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两种结构。正是这种分割的金融结构和温州独特的商业环境造就该地区存在着信贷资金供需不平衡的现象，再加上信用体系服务的缺失，缺少微小型金融服务机构，金融体系头重脚轻，出现金融服务和金融机构的空白，从而导致区域产业发展空心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互保、担保链危机。这充分说明中国现有的金融体制不能很好地服务于区域经济发展，随之而来的金融体系结构也将变得不稳定。
一、正规金融发展不足
早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初期，温州地区便以民间自主创业和个体经济为起点，家庭工业、专业市场、赊销大军迅速发展，从电器、服装、皮革、汽摩配、阀门、印刷、眼镜、打火机等行业开始，形成了“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格局和独特的经济发展道路，创造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温州模式”。资源匮乏、工业短缺的温州也因此成为中国民营经济最活跃和最发达的地区，取得了卓越的经济成就。温州不仅培育了十几万家民营中小企业，还创造了诸如奥康、红蜻蜓、蜘蛛王、报喜鸟、美特斯·邦威、森马、飞科、乔治白等无数优秀的品牌。事实上，无论是从哪项经济指标来看，温州都是名列前茅的。因此，可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温州地区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功的典范。温州危机爆发的原因之一是金融机构服务偏好与温州经济结构的不对称。危机后当地的人民银行宣布说，其相关评价体系在温州连续七年的评价结果是温州的金融生态七年都名列全国第一。但当时整个温州的情况却是经济社会运行在高利贷主导或者近乎于高利贷主导融资的情况。这种经济的脆弱性集聚大量风险，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全面崩溃。温州经济发展取得如此巨大成就离不开其凭借自身优势聚集了大量民营中小企业但十几万的民营企业的发展需要的大量資金缺乏正规金融的支持。力量很有限、左右不了温州发展大局的正规金融机构不能满足中小企业对融资的需求。可从信贷资金的分配特点看出：国有企业取得金融机构贷款总量70%以上的贷款，但是其资本总量占比却不足40%；总量占比高达60%的民营企业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不足30%的贷款。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在分配信贷资源时往往对国有企业、大型企业或者有政府背景的融资平台有着天然的偏爱。除了制度因素，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中小企业自身发展的不足。中小企业，顾名思义，就是资本规模小，抵押担保能力不足，财务不完善，风险不可控的企业，其在与有政府担保的大型国企或政府性质的大项目的资金竞争中必然处于劣势。在我国金融体系不完善的背景下，温州地区发达的民营经济及其对资金的需求和绝大部分中小企业根本无法指望从正规的银行机构中获得任何信贷额度这一矛盾在温州地区愈演愈烈。危机爆发的第二个原因是高度抑制和监管的金融体系。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中央政府为了改革的稳步推进并维持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需控制金融资源的流向来保障国有经济发展的资金需求优先得到满足，实施了城市偏向的金融抑制和进入管制政策，长期打压非正规金融的发展。金融压抑特征表现如下：一是利率由政府严格控制。政府在抑制信贷市场的同时，还抑制了资本市场，由于投资渠道少，居民不得不选择储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际存款利率水平有8年为负值，实际贷款水平也有7年为负值，但同期居民储蓄一直以30%左右的幅度增长。这将会使得企业过度依赖银行贷款，极大地增加了银行和企业的破产风险；二是政府对主要金融机构拥有绝对控制权，并对金融领域实行严格准入限制，导致金融垄断，民间资金难以进入正规金融领域，只好在非正规金融领域寻找空间；三是政府严格控制股票、企业债券和地方政府债券，市场融资主要靠银行贷款。金融压抑的结果是利率低于均衡市场利率，导致资金供需失衡，迫使信贷资金的配置采取配给制。信贷资金主要流向国企和地方政府，中小企业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从而诱发了民间高利贷。当民间借贷为追逐高利过度投机时，危机就必然爆发。
二、非正规金融的不足
非正规金融又称为民间金融，是指那些不受官方金融监管部门监管且不用纳税的非正式融资制度及金融组织，是在政府批准并进行监管的金融活动（正规金融）之外所存在的游离于现行制度法规边缘的金融活动和金融行为。1986年7月，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第二十八条明确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不得设立地方银行；个人不得设立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不得经营金融业务。”这么多年温州地区民间金融的发展说明这份文件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小企业经营与融资困境调研报告》指出，小企业以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等传统金融机构作为主要融资渠道的仅占21%，通过亲友及民间借贷的份额达50%。温州企业的创业和发展，在正规金融方面得不到像样的支持，早早就以草莽形式产生了抬会、摇会、地下钱庄等方式，到后来就演变成为几乎是一色的高利贷，许多情况下就靠高利贷来解决融资问题。除此原因之外，非正规金融具有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不具备的优势。其经营形式及其灵活，手续简便、操作灵活、方便快捷，运作成本也极低。以抵押品为例，机器租赁权抵押、未来服务抵押、产品抵押、工厂抵押等由于处置成本较高，都不被正规金融机构接受，但非正规金融市场上却是认可的。这就符合了温州中小规模企业发展的需要，补缺了银行服务的空白。非正规金融在温州经济的繁荣发展过程中做出了较大的贡献，温州每年GDP的增长中约有三成是由民间金融资本直接拉动的，而正规金融对该地经济增长却没有显著性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这种非正规金融也是对发展有益的，所以政府管理部门并没有把地下钱庄简单地全掐死。但是当金融危机外部冲击到来之后，由于非正规金融的盲目性、逐利性等缺点，使得温州实体经济在其融资压力可承受度的临界点之上，资金链就会发生断裂，原来的一套不能循环，矛盾就充分暴露了。温州地区非正规金融的非理性繁荣及其缺乏监管约束对本次温州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近几年来，受民营中小企业生产成本上升，人民币不断升值和央行连续实施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的影响，温州地区的民营实体经济呈现明显下滑的迹象。在加上2011年全国范围内对房地产调控力度的不断加强以及随之而来的限购令，使得大量投机性游资流回民间信贷市场，催生了非正规金融市场的非理性繁荣。在民间借贷利率极其高的情况下，就会有一部分投机分子从银行贷款再投放到非正规金融机构中，再通过非正规金融机构将其以高额利息贷给中小企业，民间借贷年利率曾高达180%。在最初，贷款利率还在正常可控范围内的情况下，大多数的温州中小企业仅仅只是为了筹集用于生产性投资或紧急的消费性支出才参与非正规金融活动。但是当面对制造业利润率的下滑以及极高的贷款利率时，温州的民营企业出于利益驱使，开始逐步脱离实体经济，将资金投向矿产、房地产和民间借贷进行投机，实体经济嬗变为投机的融资平台。而温州的民间借贷盘根错节，一环扣着一环，一旦市场突变，一家企业资金链断裂，就会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产生难以控制的连锁反应。
温州地区产业空心化，实体经济效益下降，高利贷盛行，民间资本大量流入到虚拟经济领域，这表明原温州金融体系已不适应温州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需要，所以必须寻找可以取代的新业态。这就要求温州必须要通过改革形成其他金融形式的有效供给，使经济与金融的良性互动能够一步一步发展起来。只有要建立多元化的资金供给体系，吸纳民间资本进入正规金融体制，并且针对民间融资设立系统而完善的监管体系，才能有效解决温州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
三、征信体系不完善
温州当前面临的困难与其说是金融问题，还不如说是一场信任的危机，温州原来赖以有效运行的信任体系亟需重构与再造。受制于市场经济发育程度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总体进程，温州现有征信体系建设不完善，由此引起的缺陷在此次温州区域性金融危机中表露无遗。由于征信体系的建设和发展道路不能很好地适应当地经济发展特点，因此在温州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过程中，征信体系难以优化信用环境，无法有效抑制危机的连锁反应，最终温州当地金融发展以及“金融生态环境”受到严重影响。温州的征信体系发展不完善，并与当地现有经济结构发展不匹配。温州的工商业是以家庭作坊式起步的，大多都是由血缘、亲缘或地缘关系为纽带的，这就决定了温州的企业只能进入技术含量不高、资金投入小的行业。再加上受到我国既有的资源禀赋结构的影响，温州民营经济发达，非正规金融活跃。按理来说，服务于实际经济发展的征信体系应具备完善的中小企业信用信息，能够满足温州独特的经济結构下信用市场的实际需求，但是现实情况却并未如人意。温州已建成的信用信息平台的两个主体是政府信用信息交换平台和人行征信系统。二者的信息来源均未包含小微企业和个人大量参与的民间金融活动形成的信用信息，仅仅只是分别为政府单位和金融机构服务的；征信对象是与政府和金融机构发生各种关系的企业和个。这种社会信用信息结构的缺失就会造成以银行为首的正规金融机构与中小企业之间存在信息的不对称，交易成本上升，最终导致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不够。从非正规金融来看，由于现有的温州信用体系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温州自发形成了“熟人信用”体系为其经济发展服务。但金融危机带来的市场恐慌，冲击了原来构成民间借贷基础的人情关系，使得非正规金融秩序混乱。从以银行为首的正规金融来看，温州市由于企业信用信息不健全，保证类贷款较多，并且由于经济过热关联企业内部担保和企业之间互保、联保的现象普遍，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担保的有效性。企业利用此类担保关系进行过度融资，加剧担保链的脆弱性。由于温州地区民营企业通常会建立地域内企业的相互担保网络，采取关联企业互相担保的手段获取贷款，一家企业经营失败产生的债务负担很容易转移给担保链条上的其它关联企业。因此，一旦担保链中一家企业发生风险，风险很有可能直接传递到与其相关的其他企业；而被波及的企业可能与其他的企业进行互保，使得风险进一步传播。随着“信用危机”和资金链、担保链风险的继续蔓延，温州银行与企业原本还算坚固的信任关系出现了裂痕。这其实是一个恶性的因果循环：担保能力不足和信用体系不完善诱使温州企业贷款的互保产生，具体表现为银行的信用贷款比重低，温州地区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越来越依赖抵押贷款，互保贷款对于缺乏抵押的企业而言是一种选择；企业贷款互保和互保圈资金链危机，造成了整体金融环境急剧恶化，信用危机爆发，使得银行和企业之间更加不信任。从银行的角度来说，危机的发生已经使得其无法及时准确掌握企业的信息和动态，为防止不良贷款的急剧增加，银行只能采取最坏的打算收回贷款，很多地方还出现抽贷、压贷等行为，再加上各家上级行在授信政策上对部分区域、行业实行整体压缩或退出，导致温州的企业从银行方面获得贷款的条件更为困难，更多的企业出现资金链断裂。从企业的角度来来说，部分企业对银行的行为不再信任，企业降低了从银行方面获取贷款的意愿，而在担保链风险的影响下，许多担保企业开始大量撤保，甚至通过对外转移资产等恶意逃废债以规避代偿责任。
温州市是一个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地区，因此其征信体系的建设与完善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完善的征信体系不仅可以提高信贷资产质量、有效防范信用风险以及解决小微企业融资困难，还能够推动金融市场支持当地经济发展、推进温州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四、结语
改革与经济不相适应的金融管制政策，建立日趋多元化的金融市场结构、不断高效化的金融市场功能以及逐渐完善的金融监管体系，大力发展民间资本市场，鼓励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创新型联接，规范民间金融，引导非正规金融向正规金融转型。温州金融综合改革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却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改革过程中仍然会不断出现新问题，仍需要结合温州当地的实际情况开展工作，不断推进金融深化改革。
参考文献：
[1] 郑勇军，叶志鹏，陈宇峰.关系型治理与温州金融危机的再考察[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5（2）.
[2] Lardy，Nicholas，R.Financial Repression in China [R].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olicy Brief，2008.
[3] 邵传林.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微观机理与政策测度[J].经济论，2011（4）.
作者简介：林智（1991—），女，浙江温州，浙江财经大学，学生，本科，国际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