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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年初，88岁的邓小平历时35天，一路走过武昌、长沙、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在不同场合多次发表重要谈话。这次南巡讲话，打破了中国改革一度因纠缠于姓“社”姓“资”争论导致的停滞状态。
邓小平离开深圳两个月零3天之后，《深圳特区报》发表了纪实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这个“春天的故事”，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大步向前的序幕。
忠实的记录者们
“真没想到，负责邓小平视察深圳期间谈话记录的重任会落在我的肩上。”吴松营说道。那时，吴松营是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负责宣传和新闻报道。
1992年，邓小平到南方休息，除了他的家人和最贴身秘书，中央派的只有安全警卫人员，并没有一个负责文字工作的专职干部。
1992年1月19日晚，在落实邓小平考察深圳行程的碰头会上，作为邓办主任的王瑞林提出，需要深圳派一个人专程做邓小平深圳视察期间的文字记录工作。会上，吴松营被确定为记录人。
会后，吴松营向陈锡添传达了预备会上关于要他做记录工作的要求。陈锡添是深圳市委机关报《深圳特区报》的副总编，在得知邓小平要来深圳视察的消息后，为做好新闻报道，吴松营指定陈锡添参加这次重大采访任务。
但并不是所有场合吴松营都能跟随。为了不漏掉任何重要信息，他交给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一个超小型的索尼牌录音机，并告知其使用方法。
1992年1月20日，邓小平来到国贸大厦旋转餐厅。李灏用手指着预先摆设在邓小平座位前的“深圳经济特区规划模型图”汇报特区的建设情况。
汇报中，邓小平不时插话。一见邓小平插话，吴松营就用手示意李灏注意录音。吴松营和陈锡添在邓小平身后，边听边记录。
中午回到宾馆，吴松营顾不上吃午饭，拿到录音机就开始整理录音。谁知，录音机放了一半就没了声音，吴松营一下子慌了。如果没有录音做重要依据，邓小平上午在国贸大厦发表的十分重要的长篇讲话只能靠笔记，这样整理记录稿将可能会出现疏漏，核对也会更加困难。好在谢非的秘书陈建華向他提供了后半部分的录音。
当天下午，吴松营调来深圳广播电台的技术员游敏、市委宣传部一位四川籍干部凌泳，她们将邓小平在国贸的讲话合成最清晰的录音带，同时，形成了一份文字稿。吴松营对文字稿的要求是，打个咳嗽或稍有停顿都要标出来。
宣传报道“绕道走”
1月23日，邓小平要离开深圳前往珠海。
借吃早餐的时机，吴松营在向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副书记厉有为汇报时，极力主张深圳媒体要尽快把邓小平在深圳的重要谈话的精神报道出去。李灏向邓小平提出了深圳媒体正面报道此行的要求，邓小平“啊”了一声，略停顿一下，摆摆手说：“不破这个例。”
“见到绿灯快步走，遇到红灯绕道走。”这是流行于广东改革时期的一句话。吴松营觉得在“不破例”的前提下，未尝不可以“绕道走”。邓小平在深圳期间，与在深圳视察的国家主席杨尚昆有交集，如果在报道杨尚昆时，把邓小平的一些讲话精神带出来，岂不一举两得？
《深圳特区报》跟随杨尚昆采访的记者写好了稿子，但在送交有关方面审查时。得到的意见是“除非你们请示邓办同意，否则写杨主席的稿子不能带有邓小平同志视察的任何内容”。
1月26日，《深圳特区报》《深圳商报》以及深圳电视台记者发的新闻里，只字不提邓小平和杨尚昆两位领导人在深圳相会、考察、交谈的事情。
“不了解内情的读者和电视观众，尤其是深圳的读者、观众，不断打电话到市委宣传部以及报社、电台和电视台提出批评意见。个别言辞激烈的，指责我们不拥护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正确路线。”面对这种情况，吴松营一直寻找解决难题的办法。
2月20日，《深圳特区报》在头版显要位置刊出《扭住中心不放一一猴年新春评论之一》，在社会引起很大轰动。到3月6日共发了8篇评论，邓小平在深圳谈话的主要精神以“猴年新春评论”的方式传达了出来。
3月3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邹家华专门叫办公室直接致电深圳特区报社，要求将《深圳特区报》已经发表的6篇“猴年新春评论”传真到北京给他，以便下午开会时用。
随后，《深圳商报》以“八论”继续宣传邓小平南方重要谈话精神。
3月12日，《深圳特区报》编发了一个半版由记者江式高摄制的邓小平1月视察深圳的独家照片。香港《紫荆》杂志经请示北京主管部门同意，向《深圳特区报》要了这些真实、生动的独家照片，在“3月号”上大篇幅地刊登。
南巡预示春来了
从1992年2月中下旬开始，全国的政治气氛和舆论导向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从政治上的“姓社”“姓资”讨论，转到如何扩大开放、深化改革；从经济上的三年整顿，到如何引进市场机制，加快发展。连上海、北京的报纸，也都转载广东报刊的相关报道，或发表自己的文章，大讲要扩大开放、深化改革。
吴松营最关心的还是长篇通讯的报道，因为它“真实、生动、直接，影响力大”。
3月22日，《南方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邓小平在“先科”人中间》的通讯，虽然社会上好像对《南方日报》的文章没太多关注，但在吴松营看来，省委机关报实际上已经带头“破例”了。
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在显要版面以突出的手法发表了陈锡添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一一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这篇一万多字的通讯，详细记述了邓小平于1月19日至23日视察深圳期间的主要言行，尤其是他对改革开放所作的重要讲话。
当天下午，《羊城晚报》全文转载。第二天，内地有一些地方报纸也有转载。香港媒体反应比较热烈，有的全文转载，有的则摘登或编发消息。
3月30日上午，好消息开始传来。一位北京的朋友打电话告诉吴松营说：《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对这篇通讯全文转载。到此时，吴松营那颗悬着的心才算落地。当晚，新华社作为重要稿件全文播发这篇通讯。
同一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很快根据新华社通稿，全文播发《东方风来满眼春一一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之后，由邢质斌进行了长达45分钟的口播。
第二天即3月3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的位置转载了《东方风来满眼春一一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同时刊登了邓小平在深圳特区视察时的4张照片。
美联社、路透社、共同社等外国通讯社，十分敏感地捕捉到3月30日中国在舆论上发生的重大变化的事情。至此，邓小平南巡引发的冲击波，真的是“东方风来满眼春”了。这个“春天的故事”，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大步向前的序幕。（来源：《新西部》。本文参考了吴松营著《邓小平南方谈话真情实录一一记录人的记述》，田炳信著《南方谈话亲历者访谈录》）
邓小平离开深圳两个月零3天之后，《深圳特区报》发表了纪实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这个“春天的故事”，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大步向前的序幕。
忠实的记录者们
“真没想到，负责邓小平视察深圳期间谈话记录的重任会落在我的肩上。”吴松营说道。那时，吴松营是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负责宣传和新闻报道。
1992年，邓小平到南方休息，除了他的家人和最贴身秘书，中央派的只有安全警卫人员，并没有一个负责文字工作的专职干部。
1992年1月19日晚，在落实邓小平考察深圳行程的碰头会上，作为邓办主任的王瑞林提出，需要深圳派一个人专程做邓小平深圳视察期间的文字记录工作。会上，吴松营被确定为记录人。
会后，吴松营向陈锡添传达了预备会上关于要他做记录工作的要求。陈锡添是深圳市委机关报《深圳特区报》的副总编，在得知邓小平要来深圳视察的消息后，为做好新闻报道，吴松营指定陈锡添参加这次重大采访任务。
但并不是所有场合吴松营都能跟随。为了不漏掉任何重要信息，他交给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一个超小型的索尼牌录音机，并告知其使用方法。
1992年1月20日，邓小平来到国贸大厦旋转餐厅。李灏用手指着预先摆设在邓小平座位前的“深圳经济特区规划模型图”汇报特区的建设情况。
汇报中，邓小平不时插话。一见邓小平插话，吴松营就用手示意李灏注意录音。吴松营和陈锡添在邓小平身后，边听边记录。
中午回到宾馆，吴松营顾不上吃午饭，拿到录音机就开始整理录音。谁知，录音机放了一半就没了声音，吴松营一下子慌了。如果没有录音做重要依据，邓小平上午在国贸大厦发表的十分重要的长篇讲话只能靠笔记，这样整理记录稿将可能会出现疏漏，核对也会更加困难。好在谢非的秘书陈建華向他提供了后半部分的录音。
当天下午，吴松营调来深圳广播电台的技术员游敏、市委宣传部一位四川籍干部凌泳，她们将邓小平在国贸的讲话合成最清晰的录音带，同时，形成了一份文字稿。吴松营对文字稿的要求是，打个咳嗽或稍有停顿都要标出来。
宣传报道“绕道走”
1月23日，邓小平要离开深圳前往珠海。
借吃早餐的时机，吴松营在向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副书记厉有为汇报时，极力主张深圳媒体要尽快把邓小平在深圳的重要谈话的精神报道出去。李灏向邓小平提出了深圳媒体正面报道此行的要求，邓小平“啊”了一声，略停顿一下，摆摆手说：“不破这个例。”
“见到绿灯快步走，遇到红灯绕道走。”这是流行于广东改革时期的一句话。吴松营觉得在“不破例”的前提下，未尝不可以“绕道走”。邓小平在深圳期间，与在深圳视察的国家主席杨尚昆有交集，如果在报道杨尚昆时，把邓小平的一些讲话精神带出来，岂不一举两得？
《深圳特区报》跟随杨尚昆采访的记者写好了稿子，但在送交有关方面审查时。得到的意见是“除非你们请示邓办同意，否则写杨主席的稿子不能带有邓小平同志视察的任何内容”。
1月26日，《深圳特区报》《深圳商报》以及深圳电视台记者发的新闻里，只字不提邓小平和杨尚昆两位领导人在深圳相会、考察、交谈的事情。
“不了解内情的读者和电视观众，尤其是深圳的读者、观众，不断打电话到市委宣传部以及报社、电台和电视台提出批评意见。个别言辞激烈的，指责我们不拥护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正确路线。”面对这种情况，吴松营一直寻找解决难题的办法。
2月20日，《深圳特区报》在头版显要位置刊出《扭住中心不放一一猴年新春评论之一》，在社会引起很大轰动。到3月6日共发了8篇评论，邓小平在深圳谈话的主要精神以“猴年新春评论”的方式传达了出来。
3月3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邹家华专门叫办公室直接致电深圳特区报社，要求将《深圳特区报》已经发表的6篇“猴年新春评论”传真到北京给他，以便下午开会时用。
随后，《深圳商报》以“八论”继续宣传邓小平南方重要谈话精神。
3月12日，《深圳特区报》编发了一个半版由记者江式高摄制的邓小平1月视察深圳的独家照片。香港《紫荆》杂志经请示北京主管部门同意，向《深圳特区报》要了这些真实、生动的独家照片，在“3月号”上大篇幅地刊登。
南巡预示春来了
从1992年2月中下旬开始，全国的政治气氛和舆论导向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从政治上的“姓社”“姓资”讨论，转到如何扩大开放、深化改革；从经济上的三年整顿，到如何引进市场机制，加快发展。连上海、北京的报纸，也都转载广东报刊的相关报道，或发表自己的文章，大讲要扩大开放、深化改革。
吴松营最关心的还是长篇通讯的报道，因为它“真实、生动、直接，影响力大”。
3月22日，《南方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邓小平在“先科”人中间》的通讯，虽然社会上好像对《南方日报》的文章没太多关注，但在吴松营看来，省委机关报实际上已经带头“破例”了。
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在显要版面以突出的手法发表了陈锡添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一一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这篇一万多字的通讯，详细记述了邓小平于1月19日至23日视察深圳期间的主要言行，尤其是他对改革开放所作的重要讲话。
当天下午，《羊城晚报》全文转载。第二天，内地有一些地方报纸也有转载。香港媒体反应比较热烈，有的全文转载，有的则摘登或编发消息。
3月30日上午，好消息开始传来。一位北京的朋友打电话告诉吴松营说：《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对这篇通讯全文转载。到此时，吴松营那颗悬着的心才算落地。当晚，新华社作为重要稿件全文播发这篇通讯。
同一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很快根据新华社通稿，全文播发《东方风来满眼春一一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之后，由邢质斌进行了长达45分钟的口播。
第二天即3月3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的位置转载了《东方风来满眼春一一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同时刊登了邓小平在深圳特区视察时的4张照片。
美联社、路透社、共同社等外国通讯社，十分敏感地捕捉到3月30日中国在舆论上发生的重大变化的事情。至此，邓小平南巡引发的冲击波，真的是“东方风来满眼春”了。这个“春天的故事”，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大步向前的序幕。（来源：《新西部》。本文参考了吴松营著《邓小平南方谈话真情实录一一记录人的记述》，田炳信著《南方谈话亲历者访谈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