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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在数字时代重塑新的比较优势。
“比较优势”是一个经济学专有名词，意思是不同的企业，乃至国家，会有各自不同的优势。比如说，苹果产品在用户体验的设计上往往比其他各种安卓或视窗产品有优势；德国与日本在工业制造业方面相对其他国家具有优势；南非在钻石与黄金矿藏方面比其他国家更丰富；中东在石油储备方面比世界其他地区更充裕。
在多数情况下，比较优势是相对稳定的，它一旦形成，在很长的一段时期中都较难发生根本改变。我们中国人都知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道理，德国与日本之所以在工业制造业方面具有相对领先的地位，是长年累月的文化与习惯所决定的。假如你到过德国，应该会注意到：多数街上看到的窗户外边都是直角的，而不是英国式雍容繁复的各种图案。这种区别几乎与时代无关，哪怕是19世纪造的。德国人之所以选择用直角，因为直角是一个很容易测量并完美实施的标准；德国工匠在这个国度的文化氛围中，从心理学上形成了一种追求完美的习惯，当他们有选择时，就会选择一种能达成心理满足的方式来实施他们的作品，拉直角线的窗框只是这种习惯的一种表现。
同是世界工业强国的日本也是如此。日本在当今世界的汽车工业上独领风骚。很多开过日本车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体会或感觉：日本车轻。部分“轻”的感觉来源于松开油门后，日本车还能滑行很远，而多数德国车只要松开油门，车很快就会停下来。其实车能滑行多远与轻重关系不大，不信你可以去对照表查一下同级别的日本车重与德国车重，应该差别不大，有些日本车可能还更重一点。车能滑行多远主要与轴承工艺有关，好的轴承就能转得更久，滑得更远。从这点上看，日本制造业在轴承工艺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即便像德国这么考究的工业强国，都与其存在不小的差距。
虽然比较优势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但还是有不少在竞争中的弱势企业或政府无视比较优势，试图以行政手段来抹平比较优势。曾经的轮胎纯进口国中国，近年已经成了轮胎出口大国，以至于美国轮胎生产企业联合起来游说政府针对中国进口轮胎课以重税。当然，这样做的最大输家是美国消费者，短期的赢家似乎是美国轮胎生产企业，殊不知这些由政府扶植的缺乏竞争力的企业，在美国本土保护了它们，并不能赋予它们真正的国际竞争力，它们最终还是难逃失败的归宿。
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中国轮胎产业也说明：比较优势并非一成不变的。比较优势会随着竞争力的消长而发生变化，日本摩托车于20世纪60年代进入美国时，美国本土第二大摩托车企业印第安纳倒闭，哈雷寻求政府保护，通过向日本摩托车征高额进口税，而得以暂时喘息。在那段黑暗的岁月，很显然日本摩托车企业有难以战胜的比较优势，功能够用，质量靠谱，价格更低。不过，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行政保护中苟延残喘存活下来的哈雷，居然在里根总统任上，主动请求解除对竞争对手的高额关税，言外之意很显然，今天的哈雷有足够的底气与任何日本摩托车企业一较高下。
哈雷的底气从哪里来？技术的成熟。从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发动机技术已经趋于成熟，哈雷从最初一台边开边会滴油的大型摩托车，发展成今天质量基本与日本摩托车相似的美国文化标志性品牌，在日本都有大批的哈雷粉丝。在技术成熟的同质化进程中，哈雷的品牌形成了新的比较优势。
中国制造业崛起的比较优势，一部分得益于技术成熟导致的产品性能同质化，这一点在电子产品尤为突出，在电视、冰箱等传统家电产业，中国企业生产的产品在质量上已经与国际老牌几乎相同，甚至更好；中国制造业在过去几十年的另外一部分比较优势，得益于廉价的劳动力红利。不幸的是，这份劳动力红利正在失去。去年与一家美国连锁百货店的采购聊时，得知这家店90%以上的服饰商品现在都从柬埔寨、越南等印度支那地区的代工厂进口，因为那里人工更便宜。虽然中国现在仍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谋生，但他们似乎已经不愿承受流水线上的人海作業，前些年富士康的跳楼事件就是中国目前面临的新生代劳动力困境，一方面他们的教育与培训程度并没有比前一二代产业工人有明显提升；另一方面他们已经不愿意承担与前几代相同的，与此教育培训程度相匹配的简单手工劳动，或者说至少在与之前相同的工薪待遇下，你会招不到工人。中国的劳动力红利正在无声无息中悄然流逝，以往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正在削弱。
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的削弱并非简单的成本增加那么简单。以往在这些劳动力占主要成本的产业，因为劳动力便宜，即使管理水平差一点，效率低一些，也照样能生产出具有价格优势的产品。但一旦劳动力成本优势失去，效率低的劣势就会马上以叠加效应显现出来。而发达工业国家在技术变革中并没有落后，在《地球是平的》一书中就描述了雷克萨斯几乎无人的机器人全自动化生产线。各种降低对人工依赖性的尝试一直没有停止过。所以近期才会有美国制造业回归之类的天方夜谭，事实上这不是天方夜谭，我认识的一位做LED灯的朋友就刚刚关闭了他在上海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的厂，将整个生产线搬到了美国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在那里他的厂只雇用了不到十10个人，使用全自动化生产线，贴上“Made in USA”标签的中资企业产品，也将得到号召企业“回到美国”的川普总统在税务上的关照。
改革开放30余年让我们赶上了全球工业时代的末班车，在那个还需要大量人工生产的年代中，劳动力红利为我们赢得了发展契机，但并非奇迹。时代在变，工业时代正在谢幕，数字时代已经到来，我们很快将从劳动力红利时代转入劳动力过剩时代，我们必须为大量离开土地的劳动力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这种机会或许在第三产业，或许是由数字化经济带来的工作机会，比如快递，或别的比在流水线上站一天更有趣的谋生机会。我们必须在数字时代重塑新的比较优势。
“比较优势”是一个经济学专有名词，意思是不同的企业，乃至国家，会有各自不同的优势。比如说，苹果产品在用户体验的设计上往往比其他各种安卓或视窗产品有优势；德国与日本在工业制造业方面相对其他国家具有优势；南非在钻石与黄金矿藏方面比其他国家更丰富；中东在石油储备方面比世界其他地区更充裕。
在多数情况下，比较优势是相对稳定的，它一旦形成，在很长的一段时期中都较难发生根本改变。我们中国人都知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道理，德国与日本之所以在工业制造业方面具有相对领先的地位，是长年累月的文化与习惯所决定的。假如你到过德国，应该会注意到：多数街上看到的窗户外边都是直角的，而不是英国式雍容繁复的各种图案。这种区别几乎与时代无关，哪怕是19世纪造的。德国人之所以选择用直角，因为直角是一个很容易测量并完美实施的标准；德国工匠在这个国度的文化氛围中，从心理学上形成了一种追求完美的习惯，当他们有选择时，就会选择一种能达成心理满足的方式来实施他们的作品，拉直角线的窗框只是这种习惯的一种表现。
同是世界工业强国的日本也是如此。日本在当今世界的汽车工业上独领风骚。很多开过日本车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体会或感觉：日本车轻。部分“轻”的感觉来源于松开油门后，日本车还能滑行很远，而多数德国车只要松开油门，车很快就会停下来。其实车能滑行多远与轻重关系不大，不信你可以去对照表查一下同级别的日本车重与德国车重，应该差别不大，有些日本车可能还更重一点。车能滑行多远主要与轴承工艺有关，好的轴承就能转得更久，滑得更远。从这点上看，日本制造业在轴承工艺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即便像德国这么考究的工业强国，都与其存在不小的差距。
虽然比较优势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但还是有不少在竞争中的弱势企业或政府无视比较优势，试图以行政手段来抹平比较优势。曾经的轮胎纯进口国中国，近年已经成了轮胎出口大国，以至于美国轮胎生产企业联合起来游说政府针对中国进口轮胎课以重税。当然，这样做的最大输家是美国消费者，短期的赢家似乎是美国轮胎生产企业，殊不知这些由政府扶植的缺乏竞争力的企业，在美国本土保护了它们，并不能赋予它们真正的国际竞争力，它们最终还是难逃失败的归宿。
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中国轮胎产业也说明：比较优势并非一成不变的。比较优势会随着竞争力的消长而发生变化，日本摩托车于20世纪60年代进入美国时，美国本土第二大摩托车企业印第安纳倒闭，哈雷寻求政府保护，通过向日本摩托车征高额进口税，而得以暂时喘息。在那段黑暗的岁月，很显然日本摩托车企业有难以战胜的比较优势，功能够用，质量靠谱，价格更低。不过，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行政保护中苟延残喘存活下来的哈雷，居然在里根总统任上，主动请求解除对竞争对手的高额关税，言外之意很显然，今天的哈雷有足够的底气与任何日本摩托车企业一较高下。
哈雷的底气从哪里来？技术的成熟。从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发动机技术已经趋于成熟，哈雷从最初一台边开边会滴油的大型摩托车，发展成今天质量基本与日本摩托车相似的美国文化标志性品牌，在日本都有大批的哈雷粉丝。在技术成熟的同质化进程中，哈雷的品牌形成了新的比较优势。
中国制造业崛起的比较优势，一部分得益于技术成熟导致的产品性能同质化，这一点在电子产品尤为突出，在电视、冰箱等传统家电产业，中国企业生产的产品在质量上已经与国际老牌几乎相同，甚至更好；中国制造业在过去几十年的另外一部分比较优势，得益于廉价的劳动力红利。不幸的是，这份劳动力红利正在失去。去年与一家美国连锁百货店的采购聊时，得知这家店90%以上的服饰商品现在都从柬埔寨、越南等印度支那地区的代工厂进口，因为那里人工更便宜。虽然中国现在仍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谋生，但他们似乎已经不愿承受流水线上的人海作業，前些年富士康的跳楼事件就是中国目前面临的新生代劳动力困境，一方面他们的教育与培训程度并没有比前一二代产业工人有明显提升；另一方面他们已经不愿意承担与前几代相同的，与此教育培训程度相匹配的简单手工劳动，或者说至少在与之前相同的工薪待遇下，你会招不到工人。中国的劳动力红利正在无声无息中悄然流逝，以往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正在削弱。
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的削弱并非简单的成本增加那么简单。以往在这些劳动力占主要成本的产业，因为劳动力便宜，即使管理水平差一点，效率低一些，也照样能生产出具有价格优势的产品。但一旦劳动力成本优势失去，效率低的劣势就会马上以叠加效应显现出来。而发达工业国家在技术变革中并没有落后，在《地球是平的》一书中就描述了雷克萨斯几乎无人的机器人全自动化生产线。各种降低对人工依赖性的尝试一直没有停止过。所以近期才会有美国制造业回归之类的天方夜谭，事实上这不是天方夜谭，我认识的一位做LED灯的朋友就刚刚关闭了他在上海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的厂，将整个生产线搬到了美国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在那里他的厂只雇用了不到十10个人，使用全自动化生产线，贴上“Made in USA”标签的中资企业产品，也将得到号召企业“回到美国”的川普总统在税务上的关照。
改革开放30余年让我们赶上了全球工业时代的末班车，在那个还需要大量人工生产的年代中，劳动力红利为我们赢得了发展契机，但并非奇迹。时代在变，工业时代正在谢幕，数字时代已经到来，我们很快将从劳动力红利时代转入劳动力过剩时代，我们必须为大量离开土地的劳动力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这种机会或许在第三产业，或许是由数字化经济带来的工作机会，比如快递，或别的比在流水线上站一天更有趣的谋生机会。我们必须在数字时代重塑新的比较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