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蔡祖泉，一位86岁高龄的复旦大学教授，著名的工人科学家，中国电光源领域的开拓者和权威专家，因为在新型电光源方面发明众多而被人称为“中国爱迪生”。不久前蔡老驾鹤西去。
从工人自学成才当教授
和爱迪生一样，蔡祖泉最初是从一个学徒工走上光源研究的道路。抗日战争时期，年仅16岁、只有小学3年级水平的蔡祖泉就到中法药厂(延安制药厂)玻璃制造车间当学徒，生产玻璃药水瓶。从事十年的玻璃制造工作后，蔡祖泉邂逅了在厂里兼职的交大物理系教授郑昌时和方俊鑫，他修玻璃的“独门功夫”被两位教授看中，把他调到交大做助手。
“当时肺炎是难治之症，如有X光就能早发现早治疗。但当时国外对我国封锁技术，方俊鑫老师带着我自力更生做X光管，这也使我体会到研发的重要性，国家要强盛，必须自主创新。”后来，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建设X光管实验室，周同庆和方俊鑫教授希望将他调去协助进行X光管研发工作。
1951年，在上海市的一次座谈会上，一位教授向陈毅市长递了张条子，认为蔡祖泉对玻璃真空有研究，应该调入大学工作。在对知识分子非常重视的陈毅市长过问下，很快，工人出身的蔡祖泉调到交大，担任技术员。1952年院系大调整，他调到复旦，继续从事X光管的研发工作，成立我国第一个电光源实验室，并负责玻璃和金属铜圈的焊接技术攻关、X光管的玻璃封接和对玻璃真空系统的维护。中国第一个氢灯、高压汞灯、氪灯、长弧氙灯、节能灯等成果陆续从他手上诞生。如今，全世界80％的节能灯在中国生产，中国灯的年产量达到81亿只，蔡老功不可没。
1955年，在周同庆教授的领导下，我国独立研发成功了第一支X光管，填补国内市场技术的空白，年仅30岁的蔡祖泉受到莫大的鼓舞和启发。他看到研发X光管的真空系统主要设备都是依赖进口的，便立志要为国家多做些贡献，在这一技术领域走出自己的创新之路。经过他的钻研，1956年，我国第一只立式三级玻璃油扩散泵试制成功，随即又研制麦克劳水银真空斗，这些技术和设备研制成功，为后来对新型电光源开发研究和生产打下了技术和物质基础。
60年代，人民广场出现了一个“人造小太阳”，这盏长弧氙灯被称为中国人的“争气灯”，发明者蔡祖泉也因此出名，有了“中国爱迪生”之称。虽当过复旦大学副校长、电光源教授，但蔡老始终谦虚地说：“我是正宗的工人出身。”
他的发明照亮中国人的生活
50多年前的中国尚未能自主生产自己的灯泡，电光源研究领域更是一片空白，上世纪60年代，未曾间断自学的蔡祖泉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电光源实验室，开始了该领域的系统研究。我国电光源史上第一个氢灯、第一个高压汞灯、第一个氪灯、第一个长弧氙灯等一系列成果陆续从他手上诞生。可以说，中国电光源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直至今天达到极高水平，蔡祖泉教授功不可没。
1961年，蔡祖泉着手研制国内的第一盏光源——高压汞灯。同年，复旦大学电光源小组成立。当时的中国面对的是国际上的经济封锁，苏联专家撤走，技术和原材料全靠自力更生。高压汞灯玻璃与金属接口的地方需要很薄的钼片，国内无法生产。蔡祖泉带着科研人员硬是用打铁的方式，把厚钼片一层一层地敲薄。
他开发的新光源、新灯，让生活从此得以改变。当年高压汞灯“亮相”以后，夜晚的上海南京路便从此告别昏黄的老式路灯，变得明亮而璀璨。
1966年7月，蔡祖泉代表中国出席了四大洲国际物理暑期讨论会，与会期间，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直到晚年，蔡祖泉还说，这是他一生当中最难忘的事。“我听党的话，灯听我的话”，在复旦大学，许多人都知道蔡祖泉教授的这一句名言。
光源事业是光明的事业
80年代后，蔡祖泉的科研工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他一方面积极从事学术论文的写作和国际光源与照明的学术交流，多次出席国际性科技研讨会议，了解电光源发展的最新发展状况，并及时将国际上的专业信息转至国内企业，指导我国光源照明的研究和开发。同时，针对现代化经济建设的需要，在成功研制新光源的基础上，更加注重进行二次开发——工程化开发的研究，使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取得极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并获国家科委推广二等奖。1984年，蔡祖泉提议在复旦开设光源与照明工程专业系。如今，作为经教育部批准的惟一在高校设立的光源与照明工程专业，已培养出无数优秀人才。1988年，本着强烈的民族责任心，他克服种种困难，成立了中国自己的照明学会。
1992年退休后，蔡老基本上每年都会搞出一个专利。2002年，东升电子集团公司董事长钱培生建立了技术中心和检测中心，邀请退休的复旦大学教授、市照明学会理事长章海骢担任技术中心主任。经章教授牵线，闲不住的蔡老也来到东升，由此焕发了老发明家的第二春。
2003年，他和章教授一起开发出手提式紫外线杀菌灯，得到了卫生部的批准还申请了发明专利，今年起推向市场，给旅游者带去方便和放心。蔡老说：“我现在每周都要去公司实验室两三天呢。光源事业是光明的事业，也是我一生最大的爱好，不让我搞发明浑身觉得难受。”
从工人自学成才当教授
和爱迪生一样，蔡祖泉最初是从一个学徒工走上光源研究的道路。抗日战争时期，年仅16岁、只有小学3年级水平的蔡祖泉就到中法药厂(延安制药厂)玻璃制造车间当学徒，生产玻璃药水瓶。从事十年的玻璃制造工作后，蔡祖泉邂逅了在厂里兼职的交大物理系教授郑昌时和方俊鑫，他修玻璃的“独门功夫”被两位教授看中，把他调到交大做助手。
“当时肺炎是难治之症，如有X光就能早发现早治疗。但当时国外对我国封锁技术，方俊鑫老师带着我自力更生做X光管，这也使我体会到研发的重要性，国家要强盛，必须自主创新。”后来，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建设X光管实验室，周同庆和方俊鑫教授希望将他调去协助进行X光管研发工作。
1951年，在上海市的一次座谈会上，一位教授向陈毅市长递了张条子，认为蔡祖泉对玻璃真空有研究，应该调入大学工作。在对知识分子非常重视的陈毅市长过问下，很快，工人出身的蔡祖泉调到交大，担任技术员。1952年院系大调整，他调到复旦，继续从事X光管的研发工作，成立我国第一个电光源实验室，并负责玻璃和金属铜圈的焊接技术攻关、X光管的玻璃封接和对玻璃真空系统的维护。中国第一个氢灯、高压汞灯、氪灯、长弧氙灯、节能灯等成果陆续从他手上诞生。如今，全世界80％的节能灯在中国生产，中国灯的年产量达到81亿只，蔡老功不可没。
1955年，在周同庆教授的领导下，我国独立研发成功了第一支X光管，填补国内市场技术的空白，年仅30岁的蔡祖泉受到莫大的鼓舞和启发。他看到研发X光管的真空系统主要设备都是依赖进口的，便立志要为国家多做些贡献，在这一技术领域走出自己的创新之路。经过他的钻研，1956年，我国第一只立式三级玻璃油扩散泵试制成功，随即又研制麦克劳水银真空斗，这些技术和设备研制成功，为后来对新型电光源开发研究和生产打下了技术和物质基础。
60年代，人民广场出现了一个“人造小太阳”，这盏长弧氙灯被称为中国人的“争气灯”，发明者蔡祖泉也因此出名，有了“中国爱迪生”之称。虽当过复旦大学副校长、电光源教授，但蔡老始终谦虚地说：“我是正宗的工人出身。”
他的发明照亮中国人的生活
50多年前的中国尚未能自主生产自己的灯泡，电光源研究领域更是一片空白，上世纪60年代，未曾间断自学的蔡祖泉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电光源实验室，开始了该领域的系统研究。我国电光源史上第一个氢灯、第一个高压汞灯、第一个氪灯、第一个长弧氙灯等一系列成果陆续从他手上诞生。可以说，中国电光源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直至今天达到极高水平，蔡祖泉教授功不可没。
1961年，蔡祖泉着手研制国内的第一盏光源——高压汞灯。同年，复旦大学电光源小组成立。当时的中国面对的是国际上的经济封锁，苏联专家撤走，技术和原材料全靠自力更生。高压汞灯玻璃与金属接口的地方需要很薄的钼片，国内无法生产。蔡祖泉带着科研人员硬是用打铁的方式，把厚钼片一层一层地敲薄。
他开发的新光源、新灯，让生活从此得以改变。当年高压汞灯“亮相”以后，夜晚的上海南京路便从此告别昏黄的老式路灯，变得明亮而璀璨。
1966年7月，蔡祖泉代表中国出席了四大洲国际物理暑期讨论会，与会期间，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直到晚年，蔡祖泉还说，这是他一生当中最难忘的事。“我听党的话，灯听我的话”，在复旦大学，许多人都知道蔡祖泉教授的这一句名言。
光源事业是光明的事业
80年代后，蔡祖泉的科研工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他一方面积极从事学术论文的写作和国际光源与照明的学术交流，多次出席国际性科技研讨会议，了解电光源发展的最新发展状况，并及时将国际上的专业信息转至国内企业，指导我国光源照明的研究和开发。同时，针对现代化经济建设的需要，在成功研制新光源的基础上，更加注重进行二次开发——工程化开发的研究，使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取得极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并获国家科委推广二等奖。1984年，蔡祖泉提议在复旦开设光源与照明工程专业系。如今，作为经教育部批准的惟一在高校设立的光源与照明工程专业，已培养出无数优秀人才。1988年，本着强烈的民族责任心，他克服种种困难，成立了中国自己的照明学会。
1992年退休后，蔡老基本上每年都会搞出一个专利。2002年，东升电子集团公司董事长钱培生建立了技术中心和检测中心，邀请退休的复旦大学教授、市照明学会理事长章海骢担任技术中心主任。经章教授牵线，闲不住的蔡老也来到东升，由此焕发了老发明家的第二春。
2003年，他和章教授一起开发出手提式紫外线杀菌灯，得到了卫生部的批准还申请了发明专利，今年起推向市场，给旅游者带去方便和放心。蔡老说：“我现在每周都要去公司实验室两三天呢。光源事业是光明的事业，也是我一生最大的爱好，不让我搞发明浑身觉得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