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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还没有可信的方法预测疫情将如何发展、扩展范围有多大、致命人数最终有多少……但对每一个国家而言，最核心的教训是：可能发生一场严重的流行病（可以感染众多人口的传染病）是千真万确的，正如联合国《全球卫生突发事件准备》报告所言，我们没有准备好。”这是美国防疫专家劳丽·加勒特2月4日在接受新华社《参考消息》记者采访时说的一段话。
早在2019年9月，加勒特就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文章，预言将有流行病在全球大暴发。以加勒特为代表，很多业内人士一直都在密切关注大规模传染病的防范和救治问题，并不时向公众发出提醒。
21世纪以来，人类已经经历了太多次传染病的肆虐，SARS、MERS、H1N1、埃博拉……这些凶名赫赫的病毒在过去20年间已经夺去了数万人的生命。一些研究认为，受全球气候变暖、生态破坏、病毒变异增速等因素影响，人类面临的烈性传染病的威胁有增无减：新发传染病不断出现，部分已得到基本控制的传染病卷土重来，同时相对传统性的传染病仍在肆虐。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和思考，我们是否迎来了传染病的多发时代？人类与传染病的这场跨越万年的战役，究竟谁会赢得最终胜利？
从古至今，传染病从未中断对人类健康的威胁。而随着全球现代化的不断发展，传染病的破坏力也不断增强。
始于15世纪的欧洲殖民扩张，让病原微生物拥有了从疫源地向新地区易感人群传播的充分条件；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浪潮，客观上也给传染病的国际间流行创造了条件。近年来，航空、铁路、高速公路的飞速发展为人类的出行提供了极大便利，但同时传染病也可经由国际间旅行迅速扩散到世界每一个角落。
毫无疑问，交通方式的革命限制了经典流行病学中传染病控制措施的有效施行，“隔离传染源”变得更加难以实现，传染病也更加难以控制。与此同时，人类社会新的发展背景也为新的传染病的产生和传播提供了更多可能。
城市化发展使得人类活动越来越深入原始的自然环境，人类与野生动物的接触日益频繁。存在于自然界中的一些传染病病原体经由中间宿主实现跨物种传播，一定条件下传染给人类的几率增大。有研究表明，新出现的人类传染病中，有60%以上源自动物，这些人畜共患病的动物源性疾病中又有70%以上来自野生动物。
现代化进程也使得城市更易成为传染病的暴发中心。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显示，城市化虽然大幅提高了国民整体健康水平，但随之而来的城市人口爆发性增长也导致城市人口密度过高、人均医疗资源相对不足等情况，城市成为了传染病的“温床”，即传染病更可能在城市中产生与传播。
此外，以互联网为载体的新型信息传播形式也可能为传染病的防控带来影响。在信息时代，一些不严谨甚至是错误的信息也可以通过网络迅速传播，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信息时代催生出的“疫苗犹豫”现象。“疫苗犹豫”指的是尽管疫苗可及，但仍然未接种或拒绝接种疫苗，其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有可能逆转在应对疫苗可预防疾病方面取得的进展。
2019年世界卫生组织将“疫苗犹豫”列为全球健康面临的十大威胁之一，认为“疫苗犹豫”会导致某些地区无法形成有效的群体免疫屏障，导致原本已经得到有效控制的传染病“死灰复燃”。
现代医学的发展有时反而增加了传染病的控制难度。1928年英国细菌学家弗莱明发现了青霉素，开启了传染病防治新时代，抗生素、抗病毒药物和抗疟药物成为了很多传染病的“克星”。然而，抗生素的大量滥用导致拥有抗生素耐药性的“超级细菌”不断出现，未来我们或许不再能够轻易地治疗结核、肺炎等疾病，耐药性传染病有可能再次猖獗。
尽管现代化发展对传染病的防控提出了诸多挑战，但同时也催生了诸多有效的应对手段。
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不断深入认识和控制传染病的前提条件。21世纪以来，高级别生物安全防护实验室不断设立，科研人员得以在更安全的环境下深入探究传染病病原体的结构与致病机理。凭借不断进步的检测技术与基因组学技术，新发未知传染病的病原可得以快速确认，针对性的药物与疫苗可更为迅速诞生，从而为传染病的治疗与防控提供极大帮助。
同时，随着对传染病病原体的深入研究，科研人员可以针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传染病进行预防性研究，以应对已知或未知传染病的突然暴发，使人类真正走在传染病发生之前。
全球化也带来了针对传染病的新型全球协作方式。世界卫生组织及各国政府意识到，在全球化浪潮下，傳染病防控不是局部地区或某个国家的单一职责，而是需要全球协作加以应对。
第五十八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了《国际卫生条例（2005）》，定义了“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这一概念。PHEIC的出现很大程度上遏制了传染病在全球范围内的流行，同时可以协调全球各国力量进行传染病的防控工作，加快药物、疫苗研发，促进医疗资源共享，阻止传染病继续蔓延。
近年来，新兴学科的出现也为传染病的预测及防控提供了新思路。得益于互联网等技术的迅速发展，大数据计算应运而生，从而有助于疾病监测人员更为敏锐地发现可能存在的传染病流行态势。
通过数据结合模型，可以较为准确地预测传染病的暴发时间、规模、疫情拐点、防控措施的效果及疫情结束时间等重要指标，当然大数据在疫情防控中的作用不限于此，在本次新冠疫情中，“AI 大数据”的组合在确定传染源，追踪密切接触者等工作中同样发挥着巨大作用。
越来越多的声音认为，有效应对未知的新发传染病，需要全球的共同努力。“在一个病毒的起源和传播方式尚且不能确定之际，各国、各组织和国际社会应齐心协力，我们需要合为一体来行动，以增强共同准备和应对的能力。”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1月25日发表声明称。
面对传染病威胁，各国都应在世界卫生组织协调下，建设传染病监测系统，健全国家传染病应急预案，发现疫情需及时向世卫组织及可能受到影响的国家和地区报告，促进全球信息与医疗资源共享，集中人才资源组建科研攻关团队，加强全球协作以对抗传染病所带来的强大破坏。
2015年全球194个国家签署《阿斯塔纳宣言》，强调各国需要保障并强化初级卫生保健。只有保障好可持续的初级医疗保健服务，改善医疗卫生水平，提高儿童的疫苗接种覆盖率，才能减少传染病的发生，疫情才能在开始流行之前得到及时发现和控制。
有专家建言，就中国而言，在继续维持一类疫苗接种覆盖率的基础上，应加强对二类疫苗的宣传，促进群体免疫形成，降低传染病暴发风险。同时，必须要加强疫苗质量监管，抓好疫苗从研发到供应的每个环节，避免疫苗质量事故导致的“信任危机”，努力让预防接种发挥其最大作用。
“如果有什么东西在未来几十年里可以杀死上千万人，那更有可能是具有高度传染性的病毒，而不是战争。”长期关注全球卫生、健康和教育公益事业的比尔·盖茨2015年在埃博拉疫情暴发后的一次演讲中说。在这场对抗双方借由时代发展不断强化自身的战争中，人类必须时刻做好准备，一旦放下警惕，就会输掉战争。
世卫组织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结核病、疟疾和被忽视的热带病助理总干事任明辉博士2016年撰文指出，“最重要的是，未来5年应当为在世界各地终结传染病流行打下坚实基础。现在不是我们从油门踏板上抬起脚的时候，如果我们在任何时候放慢速度，这些疾病肯定会复仇般地卷土重来。”
（摘自《环球》2020年第4期。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国家传染病诊断试剂与疫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早在2019年9月，加勒特就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文章，预言将有流行病在全球大暴发。以加勒特为代表，很多业内人士一直都在密切关注大规模传染病的防范和救治问题，并不时向公众发出提醒。
21世纪以来，人类已经经历了太多次传染病的肆虐，SARS、MERS、H1N1、埃博拉……这些凶名赫赫的病毒在过去20年间已经夺去了数万人的生命。一些研究认为，受全球气候变暖、生态破坏、病毒变异增速等因素影响，人类面临的烈性传染病的威胁有增无减：新发传染病不断出现，部分已得到基本控制的传染病卷土重来，同时相对传统性的传染病仍在肆虐。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和思考，我们是否迎来了传染病的多发时代？人类与传染病的这场跨越万年的战役，究竟谁会赢得最终胜利？
传染病威胁与现代化
从古至今，传染病从未中断对人类健康的威胁。而随着全球现代化的不断发展，传染病的破坏力也不断增强。
始于15世纪的欧洲殖民扩张，让病原微生物拥有了从疫源地向新地区易感人群传播的充分条件；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浪潮，客观上也给传染病的国际间流行创造了条件。近年来，航空、铁路、高速公路的飞速发展为人类的出行提供了极大便利，但同时传染病也可经由国际间旅行迅速扩散到世界每一个角落。
毫无疑问，交通方式的革命限制了经典流行病学中传染病控制措施的有效施行，“隔离传染源”变得更加难以实现，传染病也更加难以控制。与此同时，人类社会新的发展背景也为新的传染病的产生和传播提供了更多可能。
城市化发展使得人类活动越来越深入原始的自然环境，人类与野生动物的接触日益频繁。存在于自然界中的一些传染病病原体经由中间宿主实现跨物种传播，一定条件下传染给人类的几率增大。有研究表明，新出现的人类传染病中，有60%以上源自动物，这些人畜共患病的动物源性疾病中又有70%以上来自野生动物。
现代化进程也使得城市更易成为传染病的暴发中心。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显示，城市化虽然大幅提高了国民整体健康水平，但随之而来的城市人口爆发性增长也导致城市人口密度过高、人均医疗资源相对不足等情况，城市成为了传染病的“温床”，即传染病更可能在城市中产生与传播。
此外，以互联网为载体的新型信息传播形式也可能为传染病的防控带来影响。在信息时代，一些不严谨甚至是错误的信息也可以通过网络迅速传播，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信息时代催生出的“疫苗犹豫”现象。“疫苗犹豫”指的是尽管疫苗可及，但仍然未接种或拒绝接种疫苗，其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有可能逆转在应对疫苗可预防疾病方面取得的进展。
2019年世界卫生组织将“疫苗犹豫”列为全球健康面临的十大威胁之一，认为“疫苗犹豫”会导致某些地区无法形成有效的群体免疫屏障，导致原本已经得到有效控制的传染病“死灰复燃”。
现代医学的发展有时反而增加了传染病的控制难度。1928年英国细菌学家弗莱明发现了青霉素，开启了传染病防治新时代，抗生素、抗病毒药物和抗疟药物成为了很多传染病的“克星”。然而，抗生素的大量滥用导致拥有抗生素耐药性的“超级细菌”不断出现，未来我们或许不再能够轻易地治疗结核、肺炎等疾病，耐药性传染病有可能再次猖獗。
科技发展催生有效应对手段
尽管现代化发展对传染病的防控提出了诸多挑战，但同时也催生了诸多有效的应对手段。
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不断深入认识和控制传染病的前提条件。21世纪以来，高级别生物安全防护实验室不断设立，科研人员得以在更安全的环境下深入探究传染病病原体的结构与致病机理。凭借不断进步的检测技术与基因组学技术，新发未知传染病的病原可得以快速确认，针对性的药物与疫苗可更为迅速诞生，从而为传染病的治疗与防控提供极大帮助。
同时，随着对传染病病原体的深入研究，科研人员可以针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传染病进行预防性研究，以应对已知或未知传染病的突然暴发，使人类真正走在传染病发生之前。
全球化也带来了针对传染病的新型全球协作方式。世界卫生组织及各国政府意识到，在全球化浪潮下，傳染病防控不是局部地区或某个国家的单一职责，而是需要全球协作加以应对。
第五十八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了《国际卫生条例（2005）》，定义了“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这一概念。PHEIC的出现很大程度上遏制了传染病在全球范围内的流行，同时可以协调全球各国力量进行传染病的防控工作，加快药物、疫苗研发，促进医疗资源共享，阻止传染病继续蔓延。
近年来，新兴学科的出现也为传染病的预测及防控提供了新思路。得益于互联网等技术的迅速发展，大数据计算应运而生，从而有助于疾病监测人员更为敏锐地发现可能存在的传染病流行态势。
通过数据结合模型，可以较为准确地预测传染病的暴发时间、规模、疫情拐点、防控措施的效果及疫情结束时间等重要指标，当然大数据在疫情防控中的作用不限于此，在本次新冠疫情中，“AI 大数据”的组合在确定传染源，追踪密切接触者等工作中同样发挥着巨大作用。
尽力走在传染病之前
越来越多的声音认为，有效应对未知的新发传染病，需要全球的共同努力。“在一个病毒的起源和传播方式尚且不能确定之际，各国、各组织和国际社会应齐心协力，我们需要合为一体来行动，以增强共同准备和应对的能力。”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1月25日发表声明称。
面对传染病威胁，各国都应在世界卫生组织协调下，建设传染病监测系统，健全国家传染病应急预案，发现疫情需及时向世卫组织及可能受到影响的国家和地区报告，促进全球信息与医疗资源共享，集中人才资源组建科研攻关团队，加强全球协作以对抗传染病所带来的强大破坏。
2015年全球194个国家签署《阿斯塔纳宣言》，强调各国需要保障并强化初级卫生保健。只有保障好可持续的初级医疗保健服务，改善医疗卫生水平，提高儿童的疫苗接种覆盖率，才能减少传染病的发生，疫情才能在开始流行之前得到及时发现和控制。
有专家建言，就中国而言，在继续维持一类疫苗接种覆盖率的基础上，应加强对二类疫苗的宣传，促进群体免疫形成，降低传染病暴发风险。同时，必须要加强疫苗质量监管，抓好疫苗从研发到供应的每个环节，避免疫苗质量事故导致的“信任危机”，努力让预防接种发挥其最大作用。
“如果有什么东西在未来几十年里可以杀死上千万人，那更有可能是具有高度传染性的病毒，而不是战争。”长期关注全球卫生、健康和教育公益事业的比尔·盖茨2015年在埃博拉疫情暴发后的一次演讲中说。在这场对抗双方借由时代发展不断强化自身的战争中，人类必须时刻做好准备，一旦放下警惕，就会输掉战争。
世卫组织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结核病、疟疾和被忽视的热带病助理总干事任明辉博士2016年撰文指出，“最重要的是，未来5年应当为在世界各地终结传染病流行打下坚实基础。现在不是我们从油门踏板上抬起脚的时候，如果我们在任何时候放慢速度，这些疾病肯定会复仇般地卷土重来。”
（摘自《环球》2020年第4期。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国家传染病诊断试剂与疫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