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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向往到回国从戎
我于1921年2月出生在马来亚（现名马来西亚）嘭哼文冬，这是一个气候炎热，长满香蕉、椰子、槟榔、橡胶等热带作物的美丽富饶的乡村。我父亲原是福建永春人，年轻时因生活所迫，随着一批华工来到马来亚。他起初在矿山做工，艰苦繁重的劳动，使很多同乡惨死异地，而我父亲却幸存了下来。他以血汗挣得的工资，在马来亚购买了一片橡胶园，并经营着橡胶业。
旧中国的华侨地位之低下，言之痛心！洋人开车撞死或撞伤中国孩子，不仅无罪，反而要罚孩子家长的款或抓孩子家长坐牢。华侨开店经商，也受尽了欺凌和剥削。在那个年代，华侨在国外的生产、生活，尤其是安全得不到保障。从儿童时代起，我就经常听到父亲说：祖国有辽阔富饶的土地，有壮丽多娇的山川，有雄伟壮观的万里长城，有奔腾万里的长江和黄河，一年春夏秋冬四季，庄稼长得绿油油的。祖国美好的一切，激发了我回归祖国的强烈愿望。在抗战前夕的1936年，我瞒着父母，与同学陈彩凤投奔祖国怀抱，就读于广州执信女中。祖国山河虽然美好，但在国民党统治下，到处是贫穷落后，国民党统治下的广州，街上不少人行乞，十几岁的儿童在拉黄包车，给人擦皮鞋，捡破烂，不少衣衫破烂的贫民露宿街头。这一切，对我这个生活比较优裕的青年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震动。我问早已回国的姐姐，中国为什么如此贫困落后？姐姐陈敏启发我说：“难道他们有高楼大厦不愿住吗？难道他们愿意这样贫穷落后吗？这是国民党的腐败无能造成的！”姐姐一席话，引起了我的深思。这时，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着我国东北大地且步步进逼，蒋介石却大叫大嚷“先安内，后攘外”，继续实行不抵抗政策，把枪口对准共产党人和抗日志士。祖国在危难之中。作为中国人，我要参加抗日救国的理念油然而生。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我随姐姐去广西桂林中学就读。同年底，家中来电报催我回去，我暂时离开祖国回到马来亚。
我在祖国看到了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受到了进步书籍的启蒙教育，脑海里会经常出现回国抗日的念头。我在马来亚看到了斯诺的《西行漫记》一书后，实在兴奋极了。从此我知道中国有红军，有延安，有解放区，革命青年只有到那里去才能为拯救中华民族出力。姐姐陈敏一直热心于抗日救国运动。姐夫廖觉民1926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是广西贺县农民运动的组织者。在我第一次归国时，他们就给了我极大的影响。我决心重回祖国，投笔从戎，到延安去找毛主席，参加革命斗争。于是我瞒着父母，藏好一些金银什物，以备路费和生活之用。1938年3月，我和同学陈一平怀着追求真理的热情，一起回国，找到了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并倾诉了我们要去延安参加革命的心愿。
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的云广英同志见我们是从海外回来的爱国青年，很快写了介绍信，成全了我们去延安的愿望。
奔赴延安参加革命
我和陈一平等经西安乘八路军办事处的汽车到洛川后，艰苦步行二百多华里终于到达了我们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
到了延安，我们仿佛到了真正的家。不久，组织上便安排我们去陕北公学“华侨干训班”学习。在学习期间，虽然生活很艰苦，住窑洞，吃小米饭，一切都很不习惯，但是，我却深深地体验到了革命队伍里的同志情。记得有一天我发高烧，一位大姐日夜守在我身旁，无微不至地关怀我，使我深受感动。这里到处都呈现朝气蓬勃的革命精神，人们可以自由地歌唱，畅谈自己的理想和信念。有一天，毛主席还亲自给我们作了抗战形势报告。我们听后极为兴奋，充满了抗战必胜的信心。干训班规定每星期有一个下午要到群众中去进行抗日宣传活动，以加强我们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我还参加了业余歌咏队，在吕骥同志的指挥下，高唱革命歌曲。夜间也经常搞紧急集合，进行军事训练。
我们在陕北“华侨干训班”学习三个月结业后，很想上前线去。但是组织上却把我们分配到“海外工作团”，要我们到海外去宣传抗日爱国，争取更多的爱国华侨回国参加抗战，扩大八路军的政治影响。当时“海外工作团”的团长是蔡家霖同志，团员有蔡白云、王孙静、蔡其矫、萧枫、陈一平和我共30多人。
1938年8月，我们由延安到达汉口，准备办理出国手续。当时正值国共合作，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府假抗日、真反共，他们对延安“海外工作团”拒不签发出国护照。周恩来同志在汉口接见了我们，并指示：你们有条件出国的，可以先个别出国，然后再集中起来工作，没有条件出国的，留下来参加保卫大武汉工作。当时，我和陈一平同志持有马来亚出生证，是有条件出国的。因此我和陈一平同志准备由广州回马来亚。
几经辗转抵皖南
我们到达广州时，广州正处于战备状态，我们又转到韶关。组织上分析当时的形势，认为出国已十分困难，决定要我们到新四军、八路军去。我还是要回延安，但到了广州，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说：“陇海线已被日寇切断，不便回延安。”由于我回延安心切，又去找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李克农同志也说铁路不通车，去不了。他见我态度坚决，就风趣地说：“除非坐飞机”。我听了信以为真，就往家中发电报要钱，哥哥竟很快将款汇来。于是我携款到李克农同志那里，要求购机票去延安。他哈哈大笑地问我：“小鬼，你想到延安去，是不是因为那里生活安逸？”我说：“不是。”他说：“那么你为什么不到新四军去，你怕那里打游击很艰苦吧？”我被他这一激，就坚决回答说：“好，我就到新四军去。”
我孤身一人去皖南，要经过湖南、江西、浙江三个省，沿途搜查过往行人极严。为了安全起见，李克农同志要我在桂林等待机会，结伴同行。有一天，办事处通知我，要我随《大公报》记者朱明（女）和王政、姚沛盈等四位青年一起去皖南。出发前，李克农同志对我们十分关切地说：“你们要一路小心，火车上遇到宪兵检查不要慌张。你们到达新四军军部后，请项英、袁国平同志打电报来，我可以证明你们的政治态度。”临走时，他还送给我们两样东西：一是他本人的名片，作为信物；二是一封写给在金华的著名文学家邵荃麟同志的信，请邵荃麟同志解决我们的住宿问题。因当时金华国民党特务横行，李克农同志这样周到的安排，就可以使我们免遭意外。他对我们的亲切关怀，至今仍铭记在心。
我们从桂林坐火车到萍乡下车。由于去南昌的铁路不通车，我们便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六百多华里，经宜春、新余、临川等地到达鹰潭，从鹰潭坐火车到金华，邵荃麟同志介绍我们五人住在他的朋友家。第二天清晨，我们坐汽车先到兰溪，再到新四军兵站岩寺，然后步行去军部云岭。到云岭后组织上安排我们在军部服务团工作。至此，我从马来亚出发，经过两年多的波折和艰苦跋涉，终于由一个归国华侨成为一个值得自豪的新四军女战士。
在新四军锻炼成长
当时全国各地和海外的热血青年抗日救国热情高涨，冲破重重阻力，从四面八方奔向新四军。新四军热情接纳，并特地开办两个机构：一个是教导队，实际上是教育培养抗日救国干部的学校；一个是战地服务团，是军政治部领导下从事文化艺术和民运工作的组织。
我参加了教导队女生八队五个月的学习，受到了革命理论教育和军事知识训练，还学习了统一战线、民运工作、中国妇女问题的政策及开展工作的方法。当时的学习环境虽然很差，没有教室，以山林、谷场为课堂，以背包、草垫为座椅，以膝盖为课桌，但学习情绪十分高涨，专心听讲，认真记录，讨论热烈，积极提问，大家都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道理和对敌斗争的知识。经过培训，我被分配到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民运队工作。
战地服务团的任务，是运用多种形式宣传抗日救国，发动和组织群众，壮大抗日力量。我们三人为组，四人为伍，奔波于皖南地区，没有固定驻地，深入偏僻山区的群众家里，扎根于群众之中，日复一日，皖南的村村户户都留下服务团员活动的足迹。皖南的冬天相当冷，这对生长在亚热带的人来说，是个考验，手脚都生了冻疮，痛痒难忍。当地群众用多种土办法护理我，虽然疗效不大，但我很感激他们。
“皖南事变”后，服务团渡江北上转移到苏北。我和凌奔等七人留在皖南，编入老三团民运股。在团长黄火星、民运股长江河流的领导下，配合部队开展民运工作。这时民运工作的内容有较大扩展，在宣传、发动 和组织群众的基础上，扩大到减租减息、发展生产、参军抗战、支援前线等。
在新四军中的紧张而艰苦的战斗生活，使我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和成长，1940年10月，19岁的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在一师喜结良缘
1943年1月，新四军执行党中央“精兵简政”的指示，动员非战斗人员暂时疏散回家。当时我因病，组织上决定我跟凌奔回娘家。我跟着凌奔，多次化装，历经艰险，绕道上海、南京、芜湖，到达南陵。在她妈妈家住了个把月后，因遇敌情又设法转移至皖北，经新四军七师副师长傅秋涛安排，在皖北二地委黄耀南处做群众工作。同年8月，组织上接我们回苏北一师，等待分配工作。
在一师，一个英俊的年青军人，在一次偶然的晨练中与我相遇。他直愣愣地盯着我，我也不由地多看了他几眼。当天，我到政治部又看到他在向钟期光主任汇报工作。原来他是政治部干部科科长陈伊。这也许是一种缘分，在短短的几天中，竟几次相遇，在分配我的工作时，陈伊找我谈话，看着他面红耳赤的一副窘相，我感到心跳加快。后来在上下班的路上，又多次和他不期而遇，他那大胆、热烈而执著的目光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随着地球的不停运转，我们两颗心渐渐靠拢，我们相爱了。1944年2月，经粟裕司令员批准，我们把两人的被子搬到一起，结成了百年之好。
在战争环境中，生活极不稳定，为了战斗和工作，我们托十七岁的小交通员叶干青，把我的大孩子送回老家抚养，直到解放后的1950年才把他接回来。
新中国建立后，我一直从事妇女工作，先后任福州市妇联福利部长、市妇联副主任、市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等职。1958年，我参加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在会上介绍了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经验。我深感繁琐又艰巨的妇联工作和计划生育工作，虽然平凡却有造福社会，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重大意义。我非常热爱这项事业。
1970年，我随爱人陈伊调到江西南昌工作。我先后担任东湖区革委会副主任、区委常委。1982年离休。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和老伴陈伊相濡以沫，安度晚年。子女们都事业有成，在多个岗位上尽心尽职，积极奉献。
我于1921年2月出生在马来亚（现名马来西亚）嘭哼文冬，这是一个气候炎热，长满香蕉、椰子、槟榔、橡胶等热带作物的美丽富饶的乡村。我父亲原是福建永春人，年轻时因生活所迫，随着一批华工来到马来亚。他起初在矿山做工，艰苦繁重的劳动，使很多同乡惨死异地，而我父亲却幸存了下来。他以血汗挣得的工资，在马来亚购买了一片橡胶园，并经营着橡胶业。
旧中国的华侨地位之低下，言之痛心！洋人开车撞死或撞伤中国孩子，不仅无罪，反而要罚孩子家长的款或抓孩子家长坐牢。华侨开店经商，也受尽了欺凌和剥削。在那个年代，华侨在国外的生产、生活，尤其是安全得不到保障。从儿童时代起，我就经常听到父亲说：祖国有辽阔富饶的土地，有壮丽多娇的山川，有雄伟壮观的万里长城，有奔腾万里的长江和黄河，一年春夏秋冬四季，庄稼长得绿油油的。祖国美好的一切，激发了我回归祖国的强烈愿望。在抗战前夕的1936年，我瞒着父母，与同学陈彩凤投奔祖国怀抱，就读于广州执信女中。祖国山河虽然美好，但在国民党统治下，到处是贫穷落后，国民党统治下的广州，街上不少人行乞，十几岁的儿童在拉黄包车，给人擦皮鞋，捡破烂，不少衣衫破烂的贫民露宿街头。这一切，对我这个生活比较优裕的青年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震动。我问早已回国的姐姐，中国为什么如此贫困落后？姐姐陈敏启发我说：“难道他们有高楼大厦不愿住吗？难道他们愿意这样贫穷落后吗？这是国民党的腐败无能造成的！”姐姐一席话，引起了我的深思。这时，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着我国东北大地且步步进逼，蒋介石却大叫大嚷“先安内，后攘外”，继续实行不抵抗政策，把枪口对准共产党人和抗日志士。祖国在危难之中。作为中国人，我要参加抗日救国的理念油然而生。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我随姐姐去广西桂林中学就读。同年底，家中来电报催我回去，我暂时离开祖国回到马来亚。
我在祖国看到了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受到了进步书籍的启蒙教育，脑海里会经常出现回国抗日的念头。我在马来亚看到了斯诺的《西行漫记》一书后，实在兴奋极了。从此我知道中国有红军，有延安，有解放区，革命青年只有到那里去才能为拯救中华民族出力。姐姐陈敏一直热心于抗日救国运动。姐夫廖觉民1926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是广西贺县农民运动的组织者。在我第一次归国时，他们就给了我极大的影响。我决心重回祖国，投笔从戎，到延安去找毛主席，参加革命斗争。于是我瞒着父母，藏好一些金银什物，以备路费和生活之用。1938年3月，我和同学陈一平怀着追求真理的热情，一起回国，找到了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并倾诉了我们要去延安参加革命的心愿。
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的云广英同志见我们是从海外回来的爱国青年，很快写了介绍信，成全了我们去延安的愿望。
奔赴延安参加革命
我和陈一平等经西安乘八路军办事处的汽车到洛川后，艰苦步行二百多华里终于到达了我们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
到了延安，我们仿佛到了真正的家。不久，组织上便安排我们去陕北公学“华侨干训班”学习。在学习期间，虽然生活很艰苦，住窑洞，吃小米饭，一切都很不习惯，但是，我却深深地体验到了革命队伍里的同志情。记得有一天我发高烧，一位大姐日夜守在我身旁，无微不至地关怀我，使我深受感动。这里到处都呈现朝气蓬勃的革命精神，人们可以自由地歌唱，畅谈自己的理想和信念。有一天，毛主席还亲自给我们作了抗战形势报告。我们听后极为兴奋，充满了抗战必胜的信心。干训班规定每星期有一个下午要到群众中去进行抗日宣传活动，以加强我们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我还参加了业余歌咏队，在吕骥同志的指挥下，高唱革命歌曲。夜间也经常搞紧急集合，进行军事训练。
我们在陕北“华侨干训班”学习三个月结业后，很想上前线去。但是组织上却把我们分配到“海外工作团”，要我们到海外去宣传抗日爱国，争取更多的爱国华侨回国参加抗战，扩大八路军的政治影响。当时“海外工作团”的团长是蔡家霖同志，团员有蔡白云、王孙静、蔡其矫、萧枫、陈一平和我共30多人。
1938年8月，我们由延安到达汉口，准备办理出国手续。当时正值国共合作，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府假抗日、真反共，他们对延安“海外工作团”拒不签发出国护照。周恩来同志在汉口接见了我们，并指示：你们有条件出国的，可以先个别出国，然后再集中起来工作，没有条件出国的，留下来参加保卫大武汉工作。当时，我和陈一平同志持有马来亚出生证，是有条件出国的。因此我和陈一平同志准备由广州回马来亚。
几经辗转抵皖南
我们到达广州时，广州正处于战备状态，我们又转到韶关。组织上分析当时的形势，认为出国已十分困难，决定要我们到新四军、八路军去。我还是要回延安，但到了广州，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说：“陇海线已被日寇切断，不便回延安。”由于我回延安心切，又去找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李克农同志也说铁路不通车，去不了。他见我态度坚决，就风趣地说：“除非坐飞机”。我听了信以为真，就往家中发电报要钱，哥哥竟很快将款汇来。于是我携款到李克农同志那里，要求购机票去延安。他哈哈大笑地问我：“小鬼，你想到延安去，是不是因为那里生活安逸？”我说：“不是。”他说：“那么你为什么不到新四军去，你怕那里打游击很艰苦吧？”我被他这一激，就坚决回答说：“好，我就到新四军去。”
我孤身一人去皖南，要经过湖南、江西、浙江三个省，沿途搜查过往行人极严。为了安全起见，李克农同志要我在桂林等待机会，结伴同行。有一天，办事处通知我，要我随《大公报》记者朱明（女）和王政、姚沛盈等四位青年一起去皖南。出发前，李克农同志对我们十分关切地说：“你们要一路小心，火车上遇到宪兵检查不要慌张。你们到达新四军军部后，请项英、袁国平同志打电报来，我可以证明你们的政治态度。”临走时，他还送给我们两样东西：一是他本人的名片，作为信物；二是一封写给在金华的著名文学家邵荃麟同志的信，请邵荃麟同志解决我们的住宿问题。因当时金华国民党特务横行，李克农同志这样周到的安排，就可以使我们免遭意外。他对我们的亲切关怀，至今仍铭记在心。
我们从桂林坐火车到萍乡下车。由于去南昌的铁路不通车，我们便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六百多华里，经宜春、新余、临川等地到达鹰潭，从鹰潭坐火车到金华，邵荃麟同志介绍我们五人住在他的朋友家。第二天清晨，我们坐汽车先到兰溪，再到新四军兵站岩寺，然后步行去军部云岭。到云岭后组织上安排我们在军部服务团工作。至此，我从马来亚出发，经过两年多的波折和艰苦跋涉，终于由一个归国华侨成为一个值得自豪的新四军女战士。
在新四军锻炼成长
当时全国各地和海外的热血青年抗日救国热情高涨，冲破重重阻力，从四面八方奔向新四军。新四军热情接纳，并特地开办两个机构：一个是教导队，实际上是教育培养抗日救国干部的学校；一个是战地服务团，是军政治部领导下从事文化艺术和民运工作的组织。
我参加了教导队女生八队五个月的学习，受到了革命理论教育和军事知识训练，还学习了统一战线、民运工作、中国妇女问题的政策及开展工作的方法。当时的学习环境虽然很差，没有教室，以山林、谷场为课堂，以背包、草垫为座椅，以膝盖为课桌，但学习情绪十分高涨，专心听讲，认真记录，讨论热烈，积极提问，大家都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道理和对敌斗争的知识。经过培训，我被分配到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民运队工作。
战地服务团的任务，是运用多种形式宣传抗日救国，发动和组织群众，壮大抗日力量。我们三人为组，四人为伍，奔波于皖南地区，没有固定驻地，深入偏僻山区的群众家里，扎根于群众之中，日复一日，皖南的村村户户都留下服务团员活动的足迹。皖南的冬天相当冷，这对生长在亚热带的人来说，是个考验，手脚都生了冻疮，痛痒难忍。当地群众用多种土办法护理我，虽然疗效不大，但我很感激他们。
“皖南事变”后，服务团渡江北上转移到苏北。我和凌奔等七人留在皖南，编入老三团民运股。在团长黄火星、民运股长江河流的领导下，配合部队开展民运工作。这时民运工作的内容有较大扩展，在宣传、发动 和组织群众的基础上，扩大到减租减息、发展生产、参军抗战、支援前线等。
在新四军中的紧张而艰苦的战斗生活，使我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和成长，1940年10月，19岁的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在一师喜结良缘
1943年1月，新四军执行党中央“精兵简政”的指示，动员非战斗人员暂时疏散回家。当时我因病，组织上决定我跟凌奔回娘家。我跟着凌奔，多次化装，历经艰险，绕道上海、南京、芜湖，到达南陵。在她妈妈家住了个把月后，因遇敌情又设法转移至皖北，经新四军七师副师长傅秋涛安排，在皖北二地委黄耀南处做群众工作。同年8月，组织上接我们回苏北一师，等待分配工作。
在一师，一个英俊的年青军人，在一次偶然的晨练中与我相遇。他直愣愣地盯着我，我也不由地多看了他几眼。当天，我到政治部又看到他在向钟期光主任汇报工作。原来他是政治部干部科科长陈伊。这也许是一种缘分，在短短的几天中，竟几次相遇，在分配我的工作时，陈伊找我谈话，看着他面红耳赤的一副窘相，我感到心跳加快。后来在上下班的路上，又多次和他不期而遇，他那大胆、热烈而执著的目光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随着地球的不停运转，我们两颗心渐渐靠拢，我们相爱了。1944年2月，经粟裕司令员批准，我们把两人的被子搬到一起，结成了百年之好。
在战争环境中，生活极不稳定，为了战斗和工作，我们托十七岁的小交通员叶干青，把我的大孩子送回老家抚养，直到解放后的1950年才把他接回来。
新中国建立后，我一直从事妇女工作，先后任福州市妇联福利部长、市妇联副主任、市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等职。1958年，我参加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在会上介绍了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经验。我深感繁琐又艰巨的妇联工作和计划生育工作，虽然平凡却有造福社会，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重大意义。我非常热爱这项事业。
1970年，我随爱人陈伊调到江西南昌工作。我先后担任东湖区革委会副主任、区委常委。1982年离休。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和老伴陈伊相濡以沫，安度晚年。子女们都事业有成，在多个岗位上尽心尽职，积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