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的那场麦收，虽然过去了近30年，却仍使我刻骨铭心。那年我17岁，刚离开学校不久。
　　烈日炙烤着大地，大片大片金黄的麦子急待开镰，好心的生产队长照顾我身体单薄，特意安排我和生产队会计一同看守麦场。生产队会计是队里有头有脸的人物，和他一起看场，让好多社员觉得我占了便宜，把我看成个半劳力。
　　然而，几天下来，我就感到没占便宜却吃了大亏。白天，大太阳当头烤着，翻场倒麦，放下叉子拿扫帚，吃饭都是换班；夜晚，麦子个当枕头，一床薄被连铺带盖，早晨起来身上黏糊糊的，被子几乎湿透了。最不能忍受的是一些社员看我的眼光，好像我是个不劳而获的饭桶。而且看场一个昼夜只挣15分，而队里和我差不多大的人，割麦一天能挣45分，外加4.5斤麦子补助，相当我干上3个昼夜还多，我心里自然不平衡。一天，我鼓起勇气找队长要求换活，他竟像不认识我似的，瞪大了眼睛，憋了好半天才说出一句，“你兔崽子真不知好歹”，扭头叫住一个正匆忙回家的社员接替了我。我扛起被子跑回了家，立马跟母亲要了钱，买了两把镰刀磨得快快的，又找出一身破旧肥大的衣服，从心理、武器和包装上为割麦做准备。那心情那阵势，不亚于黄忠挂帅出征。
　　第二天一大早，我带上镰刀，磨石，提上一大铝壶凉水和母亲给我烙的白面饼、咸鸡蛋，随大家到村南麦地。队长分给我三个畦，共一亩半，要求一天必须干完，否则别不知好歹！我放下“辎重”，往手心吐口吐沫，弯腰挥镰就割起来。凭着那股热血豪情，刚十点多的样子我就割完了一个畦，没落在别人后面。（但是我已经干得腰酸背痛、汗流浃背）。
　　5月的鲁西北，暑热难当。虽然我原来割过麦子，但这是第一次参加“军团战役”。汗水砸在地上冒着白烟，田野滚动着股股热浪，毛巾拧出来的水都是汗臭味。鼻子、嗓子干得要冒烟；麦子上灰色的土尘，随着大口的喘气吸进肺里；麦芒毫不客气地钻进你的领子、袖子、裤脚，皮肤火辣辣的，又痛又痒。半天下来，我习惯握笔的手磨出了5个大血泡，腰几乎要直不起来了。我硬着头皮咬紧牙关，绝不说软话！
　　麦收一晌。为了赶活，社员们都是啃干粮就凉水当午饭。我脱光膀子，在梨树下喝凉水、吃烙饼、磨镰刀，躺在地上尽量放松快要散架的身体。下午的太阳更热，气温更高，天气更燥，体力消耗更大，那将是更困难的阶段。母亲给我擦汗倒水打气助战，我则努力打哈哈，表示自己有的是力气。
　　下午，我继续咬牙挥镰，继续汗流浃背。带着咸味的汗水流进眼睛，蛰得眼生疼生疼的。
　　太阳火辣。田野犹如蒸锅，金色麦浪已不再是美妙的风景，麦芒麦秸发出沙沙的摩擦声不再是动听的音乐。人们低头、弯腰，一步一步蠕动向前。手中镰刀“嚓、嚓”作响，屁股被太阳印上奇形怪状的“地图”。手上的血泡磨破了，镰柄被染成了红色。汗水和着血水，钻心的疼。我咬牙坚持着，坚持到割下最后一把麦子。我把镰一扔，狠狠地、舒舒服服地伸展了一下双臂，眼睛里盈满泪花。
　　太阳西下，天气温和多了。我把麦子捆好，以最快的速度拾捡散落的麦穗。到拖拉机把麦子拉走、我再次躺在地上的那一时刻，我感觉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这一天，我整整喝了两铝壶水。
　　夜晚，到生产队的小黑屋里记分，还没到门口，就听队长说：“某某怕是记分都来不成了。”见我进去后，他关切地问：“明天还行吗？”我硬着头皮说：“没问题。”说句实在话，我早已瘫软不堪。第二天，我依旧忍住酸痛爬起来，披件破衣，提起铝壶，带上烙饼，搭块毛巾，备两把镰刀和一块磨石，走到金色的麦浪里。这里没有风景，但有境界。我必须坚持！
　　扶今忆昔，迅猛发展的农业机械化大大提升了农村农民的劳动进程，用镰刀割麦的岁月永远成为了历史，但，那是我们不该忘记的一步台阶。
　　 时洪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