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起，年逾七旬的季羡林在从事繁忙的社会活动的同时，争分夺秒地埋头著述，出版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季羡林学术论著自选集》等，确立了在东方文化研究领域的领先地位。
　　如此高龄，如此高产，奥妙何在？这不得不提季羡林的“游击工作法”
　　据介绍，季羡林非常注意大脑的工作效率。他有三张写字台，分别放在办公室和家里。常常是这篇文章写累了，就去写另一篇，既调节思路，又消除疲劳。他笑言：“几项工作同时开工，常换思路，看来效果比较好。”这被朋友们称为“游击工作法”。
　　“游击工作法”的表现不止于此。季羡林治学严谨，20世纪30年代留学期间，德国学者的研究思路给他留下了极深印象。季羡林称这种思路为“彻底性”，即充分利用各种资料，使研究成果不說空话。他有7间居室，其中6间外加走廊都堆满了各种文本的藏书，达数万册。季羡林坐拥书城，写作时摊子铺开，相关书籍、资料摆在桌上，虽然看上去比较凌乱，但这可以减少麻烦，提高工作效率。
　　“游击工作法”体现的是季羡林的勤奋。即便是十年浩劫中被发落到学生宿舍看大门，其间他仍翻译出印度史诗《罗摩衍那》，9万余凝聚心血的诗行，在中国文化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多少年来，季羡林每日凌晨三四时即起，在燕园北端最早亮起灯光。清晨及整个上午，他都沉醉于学术研究中，午饭后稍憩片刻，又开始紧张的工作。
　　后期，随着各种会议、人员拜访、社会活动的增多，季羡林每天的时间被分割得非常凌乱，他就充分利用时间的“边角余料”。他自称：“不少会议，半个耳朵就能掌握，别人鼓掌时，我跟着鼓掌。余下的时间，我就思考书读到哪里？资料怎么收集？”继而说，“北宋欧阳修读书、写文章，多在‘马上、枕上、厕上’，我呢？多在会上、飞机上、路上（散步），也可以叫‘三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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