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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莲花生作为藏传佛教的早期传播者,在藏族人民心中留下了久远而广泛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莲花生被人们不断的神化,形成了莲花生文化。莲花生文化又不断的影响着人们,形成莲花生的各种崇拜现象。莲花生的形象也越来越高大,成为藏民族思想意识中的一部分。莲花生文化发展经历了莲花生入藏传法、藏传佛教中发展的莲花生文化、演变为莲花生崇拜的文化、莲花生文化融合于藏民族心灵的一个过程,这就是莲花生文化的开端、发展、演变与融合于民族心灵的一个历史过程,它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着藏民族的生产生活、政治思想、艺术文化。
关键词:莲花生文化;吐蕃佛教;藏传佛教;伏藏文化;崇拜现象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0)02-032-07
一、莲花生在吐蕃佛教史中记载的主要事迹及学术界对莲花生研究的难题
1.莲花生的主要事迹
在藏传佛教史中,莲花生充满了传奇的神话色彩,从多罗那他的著作《大阿阇黎莲花生传》、巴祖•祖拉陈哇的著作《贤者喜宴》、洛珠加措,俄东瓦拉翻译的《莲花生大师本生传》来看,莲花生是西印度邬仗那欧讫耶耶(Otriyarna)地方人,并且还是邬仗那国王自在慧的养子,莲花生曾一度在邬仗那国继承王位,还治理过朝政,后来与臣工发生矛盾,“一气之下舍弃王位,离宫出走,访师学习小乘教法,后来学习大乘理论和其他技术,掌握了流行的民间方术和咒术”①,并且学得了密宗大法。学成后在中、东印度一带活动,自此声名远扬。这期间他在传法过程中结识了印度佛学大师寂护,并娶寂护的妹妹曼达罗婆(Mantalaba)为妻。寂护北上吐蕃传法,并一度在赤松德赞朝传法时遇到了吐蕃苯教和吐蕃贵族的强大阻力,因而他向藏王赤松德赞推荐了莲花生。莲花生随即来到吐蕃,经过一番与反对佛教旧势力的斗争后,来藏弘法获得成功。之后在藏王赤松德赞的支持下,莲花生与寂护共建桑耶寺。并在桑耶寺期间积极组织译场,进行翻译印度梵文佛经的工作,而且培养了一批著名的翻译师,这些工作为以后的佛教兴盛不绝起了很大的影响。
后来莲花生意识到佛法并不能马上在吐蕃全面普及,因而给几个包括藏王赤松德赞在内的弟子传密教秘法和伏藏经典后决定返回印度,在印度南部继续从事弘扬佛法和建立寺院的工作,然后就不知所终。但是莲花生对吐蕃、对藏传佛教、对藏区各个阶层的人们,乃至对于现在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莲花生不但成为藏族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而且成为人们最崇拜的神之一,他的形象在民间十分高大,以至于形成各种各样的崇拜现象和坚定的信仰,成为一种藏传佛教特有的文化现象。
2.莲花生研究的几个难题
莲花生作为吐蕃早期的佛教传播者,在历史真实记载中并非十分详尽,学术界在对其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难题。第一,为什么人们对莲花生不断的进行神化,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形象越来越高大,竟与“三世佛等同”?第二,为什么在莲花生身上人们赋予那么多的法力,近乎于他无所不能?第三,对于莲花生降妖伏魔的故事我们应如何理解呢?降妖伏魔的故事与真实的那段吐蕃历史有没有必然的相关性呢?第四,莲花生是印度高僧,他来吐蕃传法究竟在吐蕃待了多长时间呢?第五,莲花生的生卒年也是我们难以知道的。第六,与莲花生有关的桑耶寺建成年代也是普遍存有争议的问题。第七,藏传佛教特有的伏藏文化中,与莲花生有关的《五部遗教》、《莲花遗教》(即《莲花生大师本生传》)等宁玛派文献的可信度到底有多少呢?第八,究竟是伏藏成就了莲花生的声名呢,还是莲花生成就了伏藏文化?
可见,对莲花生的研究的确是藏传佛教史上的难题。但是莲花生给我们的的确确的留下了久远的影响,他的影响也的的确确是巨大的,这些已经潜移默化成为藏传佛教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对莲花生的文化现象的研究可能是研究的一个角度,也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
二、莲花生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
吐蕃佛教史不是吐蕃官方的正史,也不是严谨的历史专著,它的文学价值远超出它的史料价值,而且记述其历史的作者都是后弘期的高僧大德,因此神化和以佛教文化为侧重点成为它的特色。所以探索莲花生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也只能从一些后弘期的历史著作中进行寻找。大致的线索是莲花生文化不断的被人们扩大着,越到后来莲花生的形象越高大。莲花生文化发展经历了莲花生入藏传法、藏传佛教的发展、莲花生崇拜的演变、莲花生文化融合于藏民族心灵的一个过程,这就是莲花生文化的开端、发展、演变与融合于民族心灵的一个历史过程。
1.莲花生文化发展的开端
吐蕃赤松德赞时期,按照寂护的建议迎请邬仗那的密咒大师莲花生,前来吐蕃调伏佛教与苯教之间的矛盾并且弘扬佛法可以看做是莲花生文化的一个重要开端。莲花生一到吐蕃,便利用类似苯教的那套咒法与苯教进行了斗争,并积极的寻找佛苯之间的融合点,他适时的引入部分藏族原有的信仰与传统(例如,把亚拉香波山神、十二丹玛、念青唐古拉山神等苯教神祗)加入到印度佛教之中,成为印度佛教阵营中的成员(封为佛教的护法神)。这里不难看出,在藏传佛教史记载的有关莲花生降妖伏魔的故事的确揭示了一个佛教文化传播过程中必不可免的要产生与本土化相结合的现象。这样,我们可以得出三点结论:第一,莲花生文化的开端也是吐蕃佛教本土化的一个开端;第二,吸收本土化的一个开端有可能从莲花生时期开始;第三,印度佛教的确在理论上比苯教高明的多。莲花生在传播印度佛教文化中既吸收了苯教的内容又一定程度的缓和了当时的贵族与苯教的排佛现象。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莲花生传播印度佛教自始至终的都获得了最高统治者赤松德赞的支持,如果不是藏王的支持,文化传播很难得以生根。
这里也有一个矛盾的现象:本土神祗进入佛教行列却是在后弘期,只有成书于公元15世纪以后的佛教著作中可见本土神祗,而莲花生所处的公元8世纪并没有供奉本土神在佛教中的记载。可是,不管怎样,莲花生“迎合人们相信驱魔摄鬼的迷信心理,以消除人们对佛教的陌生感”②,就有了佛教与苯教融合的契机,这样莲花生文化就此应运而生。从此以后,翻译经典、收录持戒僧人、传播佛学理论才有了可能,并且也有了无垢友、法称等密宗大师相继入藏顺利传法的可能。
2.莲花生文化的发展
莲花生入藏传法获得了成功,其成功的主要标志就是建立桑耶寺、收纳佛教门徒、翻译佛教经典、口头传承佛法、继承者将他多年来弘法的事迹记载于历史著述中。这些事件相互联系并且构成了莲花生文化的发展。
(1)桑耶寺的建立对莲花生文化的影响
寺院是宗教的重要器物,寺院为宗教活动提供了一个凝聚宗教力量的空间。桑耶寺的建立也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它为佛教的交流、传承、兴盛和文化的积淀起了至关重要的载体作用。《西藏王臣记》记载:“此时王臣上下议定修建寺庙之事,复召集所有属民,王语众曰:‘今或修一寨堡,能望舅氏之汉土?抑或建一水晶宝塔与东山相等?或将藏布江纳入管道中;或修一庙堂,可任择一而行。’以其余事皆超越大众之心量,故一致同意请求修建寺庙。并从芒域迎回释迦牟尼佛像,供奉于神变殿之中”③。可见,在当时,桑耶寺的建立是在藏王力排众议并积极鼎立支持下兴建起来的。这样,桑耶寺也就成为寂护、莲花生入藏传经并传播佛教的重要阵地。从“堪布绛秋森巴及阿阇黎莲花生担任主要开光者”④来看,寂护、莲花生已经成为当时佛教的主要领袖。他们与藏王赤松德赞一道积极邀请印度、大唐、于阗等地的僧人住寺讲经、译经,这样对弘传佛法有了开创性的成就。并且莲花生在吐蕃期间受授教徒,从师徒传承的角度把印度佛教文化进行弘扬。这时“七觉士”成为吐蕃第一批真正的住寺僧人,他们或受莲花生的指导或受寂护的教诲,成为莲花生文化的积极开播者,“七觉士”入寺数年后,被藏王委任为讲经的规范师,亦被后人奉为吐蕃佛教的先驱者。从现存的史料记载来看,莲花生授受了包括藏王赤松德赞在内的25位弟子。青史记载:“藏王赤松德赞父子在位的时代中,依金刚乘修学,出有许多获得成就的大德是:蔗•伯季洛卓(吉祥智)、纳朗•多杰堆郡(金刚催魔)、恩朗•嘉却央(胜音)、邬纳阿朗嘎、鲁•朗喀领波(虚空藏)、朗•伯季生格(吉祥狮子)、朗•珠根仁清(顶上宝)、蔗•嘉尾洛卓(胜智)、康巴阁恰(康人铠师)、毗若扎那、玛•仁清却(宝胜)、梁•莲纳姑玛惹、业•伯央(吉祥音)等人”⑤。
(2)历史著述和口头传承的莲花生文化
将莲花生入藏传法的事迹用文字记载和口头传承方式流传下来并把莲花生进行神化,是莲花生文化继续发展的标志,也是莲花生神化文化的开端。《巴协》算是比较早期的历史作品了,“该书成书不会晚于十一世纪”⑥,它用大量的文字记载了赤松德赞迎请莲花生以及莲花生和寂护共建桑耶寺并举行开光庆典仪式的盛大场面。书中描写:“莲花生大师从格如洲殿托着盛满鲜花的盘子走来,到了白色佛塔前面。他以禅定法力将下殿的众神(神像)请到殿外,绕白色佛塔而行,面向东方。大师向着他们五色缤纷的帽盔抛撒鲜花。众神又走回佛殿,按原来顺序就位。忽然一尊忿怒神的背上燃起智慧之火,蔓延至地面。大师洒以净水浇灭。地上火烧痕迹清晰犹存。赞普向大师献金粉一盘以酬撒花之盛意。⑦”可见,《巴协》文史兼通的风格使得莲花生文化发扬光大了,同时也成为“后世藏族史学家写史时的依据。如布顿仁钦珠(或译布顿宝成,1290—1364)所著《布顿佛教史》、索南坚赞(或译福幢)所著《西藏王统记》(约1388年成书)、五世达赖阿旺•洛桑加措(1617—1682)所著《西藏王臣记》等书中皆依据本书,著述赤松德赞父子两代的史迹。巴卧•祖拉陈哇(1504—1566)所著《贤者喜宴》一书中,更将《巴协》全文引入”⑧。这样,莲花生一步步的被人们神化着,他的历史地位也不断的抬高着,莲花生从“大师”的地位一步步变成了“第二佛陀”,莲花生文化就此也开始在藏族人民心中枝繁叶茂、根深蒂固。例如《西藏王臣记》的开篇礼赞中有“犹如天马行空的悲智力量,引导出祖孙三法王,以及视如佛的海生金刚”。
口头传承也是发展莲花生文化的一个重要动力。作为藏民族社会基层的劳动人民大众来说,他们读书识字、写经立传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他们在日常的辛苦劳作之余通过民间神话故事的方式将莲花生的故事代代流传是莲花生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这也是上层文化向下层文化流动的重要途径。也是上层人士将佛教发扬光大,“启发民智”的重要文化事象。例如在藏民族民间口头流传的史诗《格萨尔王传》,他以“民间艺人‘钟恳’的口头说唱形式在群众中流传。(‘钟恳’,意为‘说唱格萨尔故事的人’)⑨”比如,在《格萨尔王传》的《岭与朱古》下卷中也有“从密教来侍奉我乃邬仗那莲花师尊”的话语。此外,在伏藏文化中的“识藏”一类,也为积极传播莲花生文化做出了贡献。
3.演变与融合民族心灵的莲花生文化
作为藏传佛教特有的文化现象,伏藏文化是莲花生文化演变的重要标志,也是莲花生文化在藏民族文化中生生不息的根源所在。而伏藏的书籍中《五部遗教》和大大小小的、数以千计的《莲花生大师传》对莲花生文化影响最为巨大。宁玛派影响藏民族的教理、各种藏传佛教史书、经论、藏族各阶层人们的日常生活、形形色色的莲花生崇拜互相交织在一起构建起了莲花生文化的立体层次,这种立体的莲花生文化绵延至今。
(1)“演变”——伏藏文化中的莲花生文化
伏藏文化的兴起使得莲花生文化产生了大演变、大变革。伏藏,藏文直译为“德玛”,根据洛珠加措,俄东瓦拉翻译的《莲花生本生传》记载来看,伏藏与莲花生有直接的关系。该书提出:莲花生在吐蕃传法的过程中,发觉当时的吐蕃国民的素质、机缘等远远不够接受密法的教义,而且也认为赤松德赞王时期也不是密宗广为流行的时代(这可能与当时苯教力量没有完全衰退有关),因此他在离开吐蕃之前,将很多教法、佛像、法器等埋在不同的地方。这些伏藏物有的埋藏在河谷溪流之中;有的埋在山峦岩石之中;有的埋在建筑地基之中;有的甚至埋在浩渺虚空之中;有的也甚至埋在凡人的意识深处,以便在历史的演变进程中,在某个时间点上,被某个有机缘的人挖掘出来。可见,莲花生成就了伏藏文化,伏藏文化也成就了莲花生。坚定的信仰与崇拜是神化的宗教文化的基础,伏藏文化更加强化了人民的信仰。这样,伏藏文化成为信仰力量的见证。
在宁玛派中,伏藏成为宁玛派独有的文化。宁玛派非常重视伏藏与掘藏,甚至都有特定的掘藏方法和掘藏原则。宁玛派把掘藏者称为“得登巴”,并认为“得登巴”们都是莲花生和他的弟子的化身,他们有重新整理伏藏经文的能力,而且也有解读伏藏经文的理论和方法。而大大小小的伏藏中,与莲花生有关的书藏数量最为可观,单是一部《莲花生大师传》有的字数竟超过百万字。可见,莲花生文化的继往开来,宁玛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学术界和藏传佛教界对于伏藏的观点不一,主流的观点认为:“伏藏,有真有假,真少假多”。不管怎样,伏藏从文化的角度的确是深化了莲花生文化的。
此外,伏藏文化中的“识藏”这一种形式在民间说唱中传播莲花生文化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说唱艺人在民间、在社会各阶层人士中间,广泛传颂莲花生的降妖伏魔、拯救苦难的神话故事,使得莲花生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佛教祖师。而且,这些流动于藏区各地的说唱艺人都自豪地称自己是“莲花生的神授艺人”,而且认为他们说唱的莲花生故事来自于莲花生的识藏。
(2)“融合”——渗透于藏族心灵的莲花生文化
在藏区民间,莲花生已经成为最受崇拜的祖师之一,莲花生也成为渗透西藏民族心灵文化的一部分。在藏族家庭里几乎家家都挂有或塑有莲花生大师像,他们深信供奉莲花生就会避免邪魔的侵扰,可以保佑他们平安吉祥。在“祭祀山神等的仪轨文中,常常要提到莲花生的大名,提醒地方神灵不要忘了在莲花生大师座前所立誓言,莲花生的大名仍对世间神灵有着震慑作用。平时人们也会诵念有关莲花生大师的经文咒语……莲花生曾经震慑过雪域的鬼神,而雪域的人们坚信那些鬼神将永远匍匐在他的足下,因此时时要向他祈祷,以求得福泽和保佑”⑩。
可见,莲花生崇拜的广泛性是有深厚的群众基础的。在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中间,人们常常会念诵“唵、嘛、呢、叭、弥、吽”的六字大明咒和“嗡啊吽,班扎尔咕噜,呗嘛悉地吽”的莲花生大士心咒的习惯,并认为此咒语是惠及民间的,而且常念颂这些咒语会有强健身心、去瘴除魔的功效。藏民族人们坚信这些咒语是莲花生传给民间的,是通向佛国最方便的途径之一。另外,在藏族文化中还有一些与莲花生有关的谶语,这些谶语以莲花生为预言大师,为藏族社会的未来做了一些相当精当的预言。尽管谶语有浓重的神秘主义色彩,但是它的出现无疑说明了莲花生在藏传佛教中的权威地位是不可动摇的,而且也说明了藏传佛教佛教文化的独特性。
三、生产生活中的莲花生文化
藏民族生产生活的地区的经济文化基础构成是以农牧自然经济为主,辅之以民间手工业制造和黄金等矿业开采,在日常生活中与佛教文化密不可分。因此,莲花生文化在生产生活中主要表现为:莲花生文化与农耕生产的关系、与黄金生产的关系、与日常生活中民俗文化的关系这三个方面上。
1.莲花生文化与农耕生产文化
千百年来藏民族农耕文化基本上是延续的。从其古藏文资料和多数藏文史籍,可以看到,松赞干布时代人们已经很成熟地穿木做轭犁开垦耕地,开辟草地荒滩,引水种植,农耕较为兴时。同时,在农耕之时对苯教所创的神灵给与虔诚的供奉与祭祀,形成了藏民族特有的文化产物。例如苯教对“年”神的崇拜这是农耕之初的产物,还有生活在高原的藏民族先人们对主管农业生产的地神的崇拜等等也是农耕文化的产物。赤松德赞时代,莲花生的到来并没有打倒这些苯教神祗。相反,他把这些苯教神灵统统纳入佛教的大旗之下,并给与一定的职责分工成为各司其职的“护法神”。迄今为止,藏民族在农耕生产中任然祭祀着这些司农护法神,当然这些护法神都要服从莲花生的“威力”。这就是莲花生文化与本土文化结合的特色生产文化。
《西藏王统记》中也有较为详细的记载:“斯时(第九代赞普布德贡杰),又烧木为炭,炼皮制胶,发现铁、铜、银三矿石,以炭熔三石而冶炼之,提取银、铜、铁质。‘钻木为孔作轭犁,合二牛轭开荒原,导江湖水入沟渠,灌溉农田作种植,’自斯以后,始有农事。B11”从这些文字的记录来看,此时的西藏己经拥有高度发达的冶炼金属技术和矿物开采技术,还有两牛拉犁的耕作方式,以及科学的农田水利灌溉设施等成熟的农业生产体系。莲花生文化的到来并没有毁灭原有的农耕文化,而是与原有的文化结合起来,在崇拜农耕文化中将莲花生文化联系起来,在历史的发展空间中获得久远的发展。
2.莲花生文化与黄金生产文化
黄金生产文化与黄金消费文化与吐蕃的政治经济息息相关,更与佛教文化密不可分。《贤者喜宴》中记载:“众吐蕃使者与莲花生会见,并对莲花生表示崇敬。莲花生将赠给他的金粉献出,并抛洒开来,同时祝福道:‘在未来此处将出现黄金。’于是众吐蕃使者便生起怜爱之心。莲花生复以锡杖压抑石头及沙砾,这些石头及沙砾均变成黄金”B12。莲花生带来的印度佛教与黄金的消费确实有广泛的联系。在兴建桑耶寺、在以后迎请印度、汉地的高僧时,也常常见到使用黄金的记载。可见,莲花生文化与黄金文化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吐蕃时代,黄金除了充当政治资本外,在佛教文化中担当了物象礼仪的作用。消费带动了生产,吐蕃在生产黄金的过程中形成了黄金生产文化。即,人们追求黄金生产时戒取贪婪和保护环境的文化,在《青史》中有记载:“获得地神赐黄金而说道:‘直到黄金未发现动物形象的时间中,都可受用此黄金。’有了一袋的黄金,确实为数不少,最后发现有蛙形金块时,即截至动用其余黄金”B13。
3.莲花生文化与日常民俗生活文化
在藏族人民的日常民俗生活中,舞蹈是不可或缺的内容,也是藏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藏族舞蹈的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各类舞蹈分别有着不同的形式、跳法和功能。它既有使人们在尽情歌舞的欢乐中抒发情感的文化功能,又有通过舞蹈与神灵沟通而得到保佑的信仰功能。藏族舞蹈有民间自娱性舞蹈和宗教舞蹈两大类。寺院舞蹈“羌姆”的产生和流传,是与藏传佛教莲花生文化的发生、发展密不可分的。“羌姆”的来源,直接是与莲花生入藏使佛教在吐蕃得以兴起的过程紧密相连的。在公元 7世纪时,莲花生来到吐蕃宣传当时流行于印度的佛教。然而,面对西藏当地原始多神崇拜的“笨教”深入人心,对外来宗教采取排斥、拒绝的态度的这一现实状况。莲花生便采取了将印度佛教与吐蕃苯教相互结合的方法,创制了舞蹈。莲花生把舞蹈成功运用在佛教在祭祀礼仪中,使舞蹈文化与莲花生文化灵活的结合起来。
“羌姆”舞蹈一般采用头戴各种神祗面具,并且吸收大量的藏族民间舞蹈成份,编排成有一定礼仪的、一定规范的程式化舞段。现在“羌姆”已经成为藏传佛教本身和藏民族用来驱鬼求神、造福来世、宣扬佛法轮回、解说三世因果关系和表演佛经故事等祭祀活动中的宗教舞蹈。莲花生创造的这种祭祀舞蹈,被后来藏传佛教的各个教派所采用,并且广泛的流传下来。随着历史的演进,藏传佛教舞蹈“羌姆”逐渐在除西藏之外的所有藏区,以及内蒙等地多个民族中逐渐流传开来,如蒙族称其为“查玛”,满族称其为“跳布扎”、青海等地又称作“跳欠”等,成为佛教祭祀礼仪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政治制度中的莲花生文化
莲花生把佛教传入吐蕃之后,就面对着包括藏王赤松德赞在内的吐蕃人重新评估自己原有的政治观念文化。同时也要注意到:在吐蕃,佛教一开始的传播就必须和世俗权威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是双向的。佛教需要强大和稳固的政治后盾作为支柱,而统治者需要依靠佛教理论来巩固自己的权威。所以,在藏传佛教史中可以频繁看到,莲花生是邬仗那的王子、寂护也是古印度一国的王子,乃至将赤松德赞、寂护、莲花生定位为“三法王”。但是,由于社会中人们的社会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不平等,使得吐蕃政治冲突一直不断,统治阶级为了提升自身的政治力量,维护自己稳定的政治环境,也不得不把佛教理论体系纳入到政治文化之中。正因为这样,莲花生带来的佛教文化承载着吐蕃社会的许许多多政治阴影、不幸和幻想。精湛和高深的佛教理论对这段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使吐蕃时期的政治成熟了许多。
现在很多遗留下来的政治文化现象都是以口头的方式传承的。尤其是在莲花生传入的非常有凝聚力的佛学教导指引下,人们十分注重因果轮回。在这样的政治生活理念中,人们面对包括等级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阶级分层等现实,都没有在人们的意识中形成太多的波动。相反藏族民众往往把现实和历史的生活看成是上天铸成的一个因果现象。从而逐渐形成独特的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在莲花生文化及莲花生崇拜的佛教思想下吐蕃形成了三方面独特的政治文化,即以莲花生佛教思想为基础的法律体系、莲花生崇拜导致的僧官制度、寺院政治经济功能的规模不断扩大化。正是在崇拜佛陀的思维方式下,西藏的绝对虔诚佛陀的神秘文化和佛陀大于世俗政权的思想便油然产生并被许久固定。
1.莲花生文化影响下的政教合一制度
大约在公元9世纪,尽管莲花生开创的佛教文化在历史的曲折演进中发展了两百多年,但是莲花生文化却生生不息的影响了西藏的各个地区,后弘期以来西藏社会各个割据王朝同时出现了发展经济、供奉三宝、集资修建寺庙的现象。以后无论是萨迦政权的兴起,还是后来的帕竹时期,莲花生带来的佛教文化已经成为各地区统治者和人民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莲花生崇拜已经激起人们的信仰与热情,并且用来解释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莲花生及莲花生代表的佛教就是绝对的权威,在传说的佛教故事和神秘的伏藏文化中莲花生和佛教的地位不可动摇。甚至连藏王赞普这样的最高统治者也要服从佛教权威和佛教伦理。例如在《贤者喜宴》中记载了:“在大阿阇黎莲花生向赞普传授了秘密滋生圆满之三部经教之后,即为赞普灌顶。而赞普则将王妃卡茜萨措杰作为灌顶的报酬献给了(莲花生)”B14。藏王为了求得佛法而舍弃王妃,这是罕见的现象。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意识形态下,政教合一制度的思想原因有了坚固的基础,成为当时西藏社会存在的必然。同时,西藏后来产生的庄园制度的经济形式,也正是这种思想政治制度影响下和社会经济相结合的必然产物。这样,民众在不断的虔诚供奉当中,莲花生传播的佛教地位与日俱增,政教合一、等级森严、佛教绝对权威的政治经济制度应运而生。
2.以“十善法”思想为指导的法律制度
七世纪,松赞干布统一吐蕃,建立了强大的奴隶制政权。但是,在吐蕃统一初期,由于数千年来处于分裂割据状态的藏族各部落依然信奉原始宗教苯教及各自祖先的不同神祇。因此,各自为政、战乱频仍、相互残杀的隐患仍然时常发生,藏地无法长治久安。面对这种现实环境,建立一种统一的法律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和迫切社会的需要。到了赤松德赞时期,寂护、莲花生传播的佛教文化以佛教的“十善法”作为治国的根本理念和教化人民的方法成为藏王深受欢迎的文化。以此为基础制定法律也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经赤松德赞和赤热巴巾等几代国王的努力,莲花生传播的佛教思想在藏地逐步由宫廷走入民间,并且占据了统治地位,并且吐蕃国力也得到大大加强。“十善法”借用了大乘的佛教思想,在吐蕃创立了一套佛教政治统治的法律。同时在几代僧官的努力下制定并完善了法律教化的运作制度和法律的实施制度,藏王专门设立中央及地方各种僧俗官员,共同负责全面推行“十善法”的法律政策,认为“十善法”是吐蕃法律的来源和根本指导原则。藏王自己不仅受持十善戒,行布施,而且也要求其人民自身自持十戒,并教化他人尊守十戒,而且要人们在梦中也要守护十戒。“十善法”的主要内容有:不要杀生,不要饮酒作乐,不要批评和破坏别的宗教派别,要供养父母、婆罗门、修行者,甚至奴婢。可以看出,“十善法”思想指导下的法律是要将世俗活动与宗教道德高度融合,使之成为藏王所推行的佛教政治的一大特点。莲花生文化中宣扬的十善法思想深远而广泛,以后的历代藏区统治者都把大乘佛教“十善法”的理论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并且所有其他的政治措施都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而在广大藏族人民心中“十善法”的思想也根深蒂固了,人们千百年来已经习惯于以佛教思想的好恶来评判周围的一切,从而使藏区形成了以慈悲为怀、宽容相待、诚实公正的社会风气。
3.僧官制度和寺院经济规模的扩大化
从莲花生入藏传法开始,赤松德赞王朝便出现了第一批出家人,他们都或多或少的接受了莲花生、寂护的指导和教育,自此僧人便在吐蕃乃至西藏的历史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与莲花生传播佛教并在藏区深入发展佛教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僧人中的少数分子从最初的宗教专职人员逐渐转变为集政教大权于一身的实际统治者,从而创新性的确立了一套政治和宗教相互融合的政治模式。僧官主要有:钵阐布、花钦布、大尚论等,这些官职都是位高权重,甚至可以直接参与吐蕃朝政。莲花生文化产生的僧官文化要求僧人既要严格修习佛法,又要参与世俗政务,从而形成了这种双重的社会身份。不过这种双重身份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漫长的斗争和冲突,在历史的演变中逐渐巩固和完善的。
随着佛教后弘期的到来,藏地兴起了许多大小不同的教派。佛教高僧广收门徒,大建寺院,四处传法,并且依靠不同的地方势力,收纳田地、人户、牲畜、财物等供养,逐渐形成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寺院领主。寺院僧团的执事及寺主等人组成了兼具宗教首领与地方官员的职能的行政机构的组织。例如,在甘丹寺、扎什伦布寺、塔尔寺、拉卜楞寺等这些寺院,在藏区的历史长河中寺院僧团成为统驭一方的政治势力。各大地方权威性的寺院都有一套严密的行政组织系统,包括藏族土司在内的各个阶层的人们无不对寺院虔诚供养,并且心甘情愿地听从寺院领袖们的指示。自此往后,僧人对世俗政务行使的不仅仅是干预权,还有主导权。
五、思想观念中的莲花生文化
赤松德赞赞普迎请莲花生这一事件在吐蕃佛教的传播和发展上具有开创性的重要作用。莲花生、寂护、赤松德赞修建了吐蕃历史上第一座完整意义上的佛教寺庙,从此莲花生文化在藏地扎下了根。从思想观念的角度上看,莲花生文化的确是在藏族人民心中进行了一次大洗礼,当然这与藏王赤松德赞的支持是分不开的。赤松德赞支持莲花生形成莲花生文化,重新树立藏族思想文化是有深刻的政治目的的,他的目的显然有三个用意:一是在思想上让那些崇苯反佛的贵族大臣转变立场,削弱大臣中抵制和反对佛教的力量。二是通过佛教的意识形态强化赞普的政治权利。三是通过让贵族子弟出家学佛的途径,将大臣贵族的利益与佛教的利益拴在一起,建立起一个严密和完善的思想理论体系。而莲花生文化却完全做到了并实现了这些目的。莲花生文化不但转变了藏区固有的思想观念,而且在莲花生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了佛教的思想伦理。
1.莲花生文化带来的思想转变
从藏传佛教史来看,藏族社会自吐蕃第一代王聂赤赞普时便已进入奴隶社会,此后至第二十六代藏王拉脱脱日年赞时期一直全民信仰苯教,并以苯教巫师护持国政。松赞干布时期佛教开始传人吐蕃,但苯教依旧势力强大,而且佛教也仅仅是在宫廷内部小范围的传播。到了赤松德赞时期,佛苯斗争还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终因莲花生以佛教吸收苯教理论,建立起佛教化的理论体系而产生了吐蕃佛教思想,形成了莲花生文化。这是吐蕃历史上的第一次思想大转变。
在佛教未扎根藏地之前,藏民族在思想上都以信奉苯教神灵为主,其伦理道德也是苯教的伦理道德。苯教以对山神、土地神、灶神、屋神,以及天上的“赞”、地上的“年”、地下的“鲁”神等都具有的多神崇拜,神之间没有严格的等级划分,相信“祭祀”万能,以煨桑、杀牲祭祀、祈福禳灾等仪式为主要思想内容。而且,所有藏人在日常生活中也将对诸神的恭敬不违作为伦理道德的重要的生活准则。
莲花生自7世纪赤松德赞时期将佛教传人藏地后,其博大精深的哲学理论系统和严谨规范的修持仪轨便显得苯教理论粗糙不堪,而且佛教理论也赢得了最高统治者藏王的青睐。虽然在佛教传播过程中经历了佛教与苯教争夺主导权的激烈斗争,但是佛教仍以不可阻挡之势在藏地扎下了根。从此,藏人的思想伦理道德之中有了以佛为尊的思想,在统治者的治国思想中便也有了遵循佛教善恶的道德观,把原有的苯教思想基础进行重构,从而建立起了佛教化的价值体系。在这个思想大转变的过程中,佛教戒律思想、佛教的善恶思想、佛教的出世思想的影响最具直接性。
2.完善以“五戒十善”为指导的伦理思想
从《贤者喜宴》的著作中可以看到:“十戒”的内容包括“身三”,即不杀、不盗、不淫;“口四”、即不两舌、不恶口、不妄言、不绮语;“意三”、即不贪、不嗔、不痴。身、口、意代表了行为、语言和思想。“十戒”源于“五戒”,而又与“五戒”侧重不同。“五戒”侧重于止恶,而“十戒”侧重于行善。由“十戒”而来的“十善”即以不净观离贪欲,以慈悲观离嗔恚,以因缘观离愚痴,以诚实语离妄语,以和合语离两舌,以爱语离恶口,以质直语离绮语,以救生离杀生,以布施离偷盗,以净行离邪淫。“五戒十善”是佛教伦理道德的基础,以佛教的观点,守“五戒十善”可确保投生人天善趣,免堕三途,即使今生不能解脱,来生仍可继续修持。
自松赞干布订立“十善法”为立法依据,“人道十六则”为道德标准后,历代吐蕃赞普均严格奉行,并进一步完善、补充了内容,而其实质则自始至终没有改变。赤松德赞时期虽未以法令形式颁布新的人伦法则,但这一时期的伦理道德准则已较松赞干布时期更为具体详细,涉及面也更广。可以说,莲花生文化把佛教的“五戒”、“十善”作为立法之本和道德标准是影响深远的,它起到了“对善人予以奖励,对恶人加以惩处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阶级矛盾,有利于巩固农奴主阶级的统治”。
六、文学艺术中的莲花生文化
1.唐卡艺术
唐卡(Thang-ga)也叫唐嘎,唐喀,系藏文音译,指用彩缎装裱后悬挂供奉的宗教卷轴画。唐卡是藏族特有的艺术文化,它在内容上多反映西藏宗教、历史、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成就,它凝聚着多年来藏族人民的信仰和智慧,记载着西藏的文明、历史和发展,寄托着藏族人民对佛教坚定信仰的情感和对雪域家乡的无限热爱。莲花生文化也在唐卡中深刻反映着,尤其在宁玛派的唐卡中,莲花生的肖像庄重典雅、安详肃穆。宁玛派唐卡中莲花生的形象一般为头戴红色尖顶帽,面有胡须,怀抱骷髅杖,左手端着供髅碗,右手持着金刚杵,跏趺坐在莲花座上,意义表示为汇集上师传法、教派传承和“宁玛派大圆满”思想特色为一体的图画。唐卡上方还有“宁玛派”的本初佛“法身”普贤如来,接下来是本初佛的“报身”金刚萨埵,中央部分是莲花生大师与明妃作“双运”姿势在修“无上瑜伽”密法,下方是金刚界的五佛与五部众,下方正中央是代表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佛陀。
2.生活艺术
藏族人民十分重视生活的艺术性与文化性,并且将生活中的动物、植物以及理想中的吉祥物衍变为图纹在首饰、餐具、服装等日常用品中出现。例如宗教文化中的“六字真言”、“十项自在”、“双鹿法轮”、“大鹏鸟”、“吉祥八宝”、“万字符号”和“金刚杵”等众多的宗教文字、符号被用于藏族日常生活的物品中。藏族对绿松石的喜好和广泛应用,据说还是来自于莲花生大士神变的赐予。
西藏生活艺术的表现形式,一般取决于藏民族的思想观念、社会形态,以及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莲花生带来的佛教文化长期渗透着藏民族的农耕生活、和传统的游牧生活,每日礼赞佛祖、转经轮、甚至更需要将全家、甚至几代人所积累的财产转化为金银珠宝布施给佛陀表现出他们虔诚和坚定的信仰。在他们日常生活中满身披挂着的与莲花生有关的器物,即便是他们四处搬迁去寻找水草丰盛之地,他们也相信莲花生无处不在。藏民族在生活中所穿着的不仅仅是生活饰物,而且是一种巨大的信仰力量,显示的不仅是虔诚,而是象征莲花生文化已经是他们生活中难以割舍的一部分,这是精神的豪华与富有。
3.史料书籍艺术
莲花生文化在史料书籍艺术中堪称之最,在《莲花生大师本生传》的译跋中有:“据《宝伏藏》、《伏藏师传》、《宁玛派历代上师传》统计,历史上著名的伏藏师有2500多人。这些伏藏师,每人至少发掘出一种《莲花生大师传》或《莲花生大师本生传》(以下简称《瓜唐》),就是说,这部著名的长诗,少说也有2500部”B15。尽管莲花生距今已有1300年左右的时间,但是历代的有关莲花生的伏藏书籍、各派学者书写的有关莲花生的书籍、加上民间口头流传莲花生的故事记载,可谓卷帙浩瀚,莲花生书籍在西藏可谓创了之最。此外藏传佛教后弘期所形成的各类“教法史”、“正统记”及苯教藏文史料和有关吐蕃的汉文史料也是莲花生文化的重要内容,包括《拔协》、《贤者喜宴》、《西藏王统记》、《布顿佛教史》、《汉藏史集》、《雅隆尊者教法史》、《第吴宗教源流》、《娘氏教法源流》、《西藏王臣记》、《青史》、《红史》、《土观宗教源流》、《新红史》、《五部遗教》及《雍仲苯教史》等典籍。
吐蕃时代到现在,莲花生文化遗留下来了许许多多的古藏文史料,数量是十分巨大的。但是也应当注意到,后弘期藏文史料和部分佛教典籍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大多数著述因为作者宗教立场的原因和历史角度的原因,对吐蕃时代佛教史实记载的莲花生都存在相当程度的夸张与神化。有时部分内容充满神话,有时将传说与史实相互杂糅,使人们对真实的历史难辨真伪,对莲花生其人的研究困难重重。迄今为止,莲花生的历史仍然无法真真的明晰起来。不过莲花生文化现象却在历史的长河中,现现实实的存在着。
注释:
①索南才让.西藏密教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163.
②丁汉儒等.藏传佛教源流及社会影响[M].民族出版社 ,1991.23.
③五世达赖著,郭和卿译.西藏王臣记[M].民族出版社,1983.57.
④班钦•索南查巴著,黄颢译注.新红史[M].西藏人民出版社.
⑤B13廓诺•迅鲁伯著,郭和卿译.青史[M].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70;75.
⑥⑦⑧⑨中央民族学院编著.藏族文学史[M].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87;93;85;111.
⑩才让.藏传佛教民俗与信仰[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48.
B11索南坚赞著,刘立千译注.西藏王统记[M].民族出版社,2000.35;36.
B12B14巴祖•祖拉陈哇著,黄颢译注.贤者喜宴[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2:40;43.
B15洛珠加措,俄东瓦拉翻译.莲花生大师本生传[M].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78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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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拔塞囊著,佟锦华,黄布凡译.巴协[M]四川: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
[4]王宁主编.中国文化概论[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5]陈麟书,陈霞.宗教学原理[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
关键词:莲花生文化;吐蕃佛教;藏传佛教;伏藏文化;崇拜现象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0)02-032-07
一、莲花生在吐蕃佛教史中记载的主要事迹及学术界对莲花生研究的难题
1.莲花生的主要事迹
在藏传佛教史中,莲花生充满了传奇的神话色彩,从多罗那他的著作《大阿阇黎莲花生传》、巴祖•祖拉陈哇的著作《贤者喜宴》、洛珠加措,俄东瓦拉翻译的《莲花生大师本生传》来看,莲花生是西印度邬仗那欧讫耶耶(Otriyarna)地方人,并且还是邬仗那国王自在慧的养子,莲花生曾一度在邬仗那国继承王位,还治理过朝政,后来与臣工发生矛盾,“一气之下舍弃王位,离宫出走,访师学习小乘教法,后来学习大乘理论和其他技术,掌握了流行的民间方术和咒术”①,并且学得了密宗大法。学成后在中、东印度一带活动,自此声名远扬。这期间他在传法过程中结识了印度佛学大师寂护,并娶寂护的妹妹曼达罗婆(Mantalaba)为妻。寂护北上吐蕃传法,并一度在赤松德赞朝传法时遇到了吐蕃苯教和吐蕃贵族的强大阻力,因而他向藏王赤松德赞推荐了莲花生。莲花生随即来到吐蕃,经过一番与反对佛教旧势力的斗争后,来藏弘法获得成功。之后在藏王赤松德赞的支持下,莲花生与寂护共建桑耶寺。并在桑耶寺期间积极组织译场,进行翻译印度梵文佛经的工作,而且培养了一批著名的翻译师,这些工作为以后的佛教兴盛不绝起了很大的影响。
后来莲花生意识到佛法并不能马上在吐蕃全面普及,因而给几个包括藏王赤松德赞在内的弟子传密教秘法和伏藏经典后决定返回印度,在印度南部继续从事弘扬佛法和建立寺院的工作,然后就不知所终。但是莲花生对吐蕃、对藏传佛教、对藏区各个阶层的人们,乃至对于现在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莲花生不但成为藏族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而且成为人们最崇拜的神之一,他的形象在民间十分高大,以至于形成各种各样的崇拜现象和坚定的信仰,成为一种藏传佛教特有的文化现象。
2.莲花生研究的几个难题
莲花生作为吐蕃早期的佛教传播者,在历史真实记载中并非十分详尽,学术界在对其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难题。第一,为什么人们对莲花生不断的进行神化,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形象越来越高大,竟与“三世佛等同”?第二,为什么在莲花生身上人们赋予那么多的法力,近乎于他无所不能?第三,对于莲花生降妖伏魔的故事我们应如何理解呢?降妖伏魔的故事与真实的那段吐蕃历史有没有必然的相关性呢?第四,莲花生是印度高僧,他来吐蕃传法究竟在吐蕃待了多长时间呢?第五,莲花生的生卒年也是我们难以知道的。第六,与莲花生有关的桑耶寺建成年代也是普遍存有争议的问题。第七,藏传佛教特有的伏藏文化中,与莲花生有关的《五部遗教》、《莲花遗教》(即《莲花生大师本生传》)等宁玛派文献的可信度到底有多少呢?第八,究竟是伏藏成就了莲花生的声名呢,还是莲花生成就了伏藏文化?
可见,对莲花生的研究的确是藏传佛教史上的难题。但是莲花生给我们的的确确的留下了久远的影响,他的影响也的的确确是巨大的,这些已经潜移默化成为藏传佛教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对莲花生的文化现象的研究可能是研究的一个角度,也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
二、莲花生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
吐蕃佛教史不是吐蕃官方的正史,也不是严谨的历史专著,它的文学价值远超出它的史料价值,而且记述其历史的作者都是后弘期的高僧大德,因此神化和以佛教文化为侧重点成为它的特色。所以探索莲花生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也只能从一些后弘期的历史著作中进行寻找。大致的线索是莲花生文化不断的被人们扩大着,越到后来莲花生的形象越高大。莲花生文化发展经历了莲花生入藏传法、藏传佛教的发展、莲花生崇拜的演变、莲花生文化融合于藏民族心灵的一个过程,这就是莲花生文化的开端、发展、演变与融合于民族心灵的一个历史过程。
1.莲花生文化发展的开端
吐蕃赤松德赞时期,按照寂护的建议迎请邬仗那的密咒大师莲花生,前来吐蕃调伏佛教与苯教之间的矛盾并且弘扬佛法可以看做是莲花生文化的一个重要开端。莲花生一到吐蕃,便利用类似苯教的那套咒法与苯教进行了斗争,并积极的寻找佛苯之间的融合点,他适时的引入部分藏族原有的信仰与传统(例如,把亚拉香波山神、十二丹玛、念青唐古拉山神等苯教神祗)加入到印度佛教之中,成为印度佛教阵营中的成员(封为佛教的护法神)。这里不难看出,在藏传佛教史记载的有关莲花生降妖伏魔的故事的确揭示了一个佛教文化传播过程中必不可免的要产生与本土化相结合的现象。这样,我们可以得出三点结论:第一,莲花生文化的开端也是吐蕃佛教本土化的一个开端;第二,吸收本土化的一个开端有可能从莲花生时期开始;第三,印度佛教的确在理论上比苯教高明的多。莲花生在传播印度佛教文化中既吸收了苯教的内容又一定程度的缓和了当时的贵族与苯教的排佛现象。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莲花生传播印度佛教自始至终的都获得了最高统治者赤松德赞的支持,如果不是藏王的支持,文化传播很难得以生根。
这里也有一个矛盾的现象:本土神祗进入佛教行列却是在后弘期,只有成书于公元15世纪以后的佛教著作中可见本土神祗,而莲花生所处的公元8世纪并没有供奉本土神在佛教中的记载。可是,不管怎样,莲花生“迎合人们相信驱魔摄鬼的迷信心理,以消除人们对佛教的陌生感”②,就有了佛教与苯教融合的契机,这样莲花生文化就此应运而生。从此以后,翻译经典、收录持戒僧人、传播佛学理论才有了可能,并且也有了无垢友、法称等密宗大师相继入藏顺利传法的可能。
2.莲花生文化的发展
莲花生入藏传法获得了成功,其成功的主要标志就是建立桑耶寺、收纳佛教门徒、翻译佛教经典、口头传承佛法、继承者将他多年来弘法的事迹记载于历史著述中。这些事件相互联系并且构成了莲花生文化的发展。
(1)桑耶寺的建立对莲花生文化的影响
寺院是宗教的重要器物,寺院为宗教活动提供了一个凝聚宗教力量的空间。桑耶寺的建立也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它为佛教的交流、传承、兴盛和文化的积淀起了至关重要的载体作用。《西藏王臣记》记载:“此时王臣上下议定修建寺庙之事,复召集所有属民,王语众曰:‘今或修一寨堡,能望舅氏之汉土?抑或建一水晶宝塔与东山相等?或将藏布江纳入管道中;或修一庙堂,可任择一而行。’以其余事皆超越大众之心量,故一致同意请求修建寺庙。并从芒域迎回释迦牟尼佛像,供奉于神变殿之中”③。可见,在当时,桑耶寺的建立是在藏王力排众议并积极鼎立支持下兴建起来的。这样,桑耶寺也就成为寂护、莲花生入藏传经并传播佛教的重要阵地。从“堪布绛秋森巴及阿阇黎莲花生担任主要开光者”④来看,寂护、莲花生已经成为当时佛教的主要领袖。他们与藏王赤松德赞一道积极邀请印度、大唐、于阗等地的僧人住寺讲经、译经,这样对弘传佛法有了开创性的成就。并且莲花生在吐蕃期间受授教徒,从师徒传承的角度把印度佛教文化进行弘扬。这时“七觉士”成为吐蕃第一批真正的住寺僧人,他们或受莲花生的指导或受寂护的教诲,成为莲花生文化的积极开播者,“七觉士”入寺数年后,被藏王委任为讲经的规范师,亦被后人奉为吐蕃佛教的先驱者。从现存的史料记载来看,莲花生授受了包括藏王赤松德赞在内的25位弟子。青史记载:“藏王赤松德赞父子在位的时代中,依金刚乘修学,出有许多获得成就的大德是:蔗•伯季洛卓(吉祥智)、纳朗•多杰堆郡(金刚催魔)、恩朗•嘉却央(胜音)、邬纳阿朗嘎、鲁•朗喀领波(虚空藏)、朗•伯季生格(吉祥狮子)、朗•珠根仁清(顶上宝)、蔗•嘉尾洛卓(胜智)、康巴阁恰(康人铠师)、毗若扎那、玛•仁清却(宝胜)、梁•莲纳姑玛惹、业•伯央(吉祥音)等人”⑤。
(2)历史著述和口头传承的莲花生文化
将莲花生入藏传法的事迹用文字记载和口头传承方式流传下来并把莲花生进行神化,是莲花生文化继续发展的标志,也是莲花生神化文化的开端。《巴协》算是比较早期的历史作品了,“该书成书不会晚于十一世纪”⑥,它用大量的文字记载了赤松德赞迎请莲花生以及莲花生和寂护共建桑耶寺并举行开光庆典仪式的盛大场面。书中描写:“莲花生大师从格如洲殿托着盛满鲜花的盘子走来,到了白色佛塔前面。他以禅定法力将下殿的众神(神像)请到殿外,绕白色佛塔而行,面向东方。大师向着他们五色缤纷的帽盔抛撒鲜花。众神又走回佛殿,按原来顺序就位。忽然一尊忿怒神的背上燃起智慧之火,蔓延至地面。大师洒以净水浇灭。地上火烧痕迹清晰犹存。赞普向大师献金粉一盘以酬撒花之盛意。⑦”可见,《巴协》文史兼通的风格使得莲花生文化发扬光大了,同时也成为“后世藏族史学家写史时的依据。如布顿仁钦珠(或译布顿宝成,1290—1364)所著《布顿佛教史》、索南坚赞(或译福幢)所著《西藏王统记》(约1388年成书)、五世达赖阿旺•洛桑加措(1617—1682)所著《西藏王臣记》等书中皆依据本书,著述赤松德赞父子两代的史迹。巴卧•祖拉陈哇(1504—1566)所著《贤者喜宴》一书中,更将《巴协》全文引入”⑧。这样,莲花生一步步的被人们神化着,他的历史地位也不断的抬高着,莲花生从“大师”的地位一步步变成了“第二佛陀”,莲花生文化就此也开始在藏族人民心中枝繁叶茂、根深蒂固。例如《西藏王臣记》的开篇礼赞中有“犹如天马行空的悲智力量,引导出祖孙三法王,以及视如佛的海生金刚”。
口头传承也是发展莲花生文化的一个重要动力。作为藏民族社会基层的劳动人民大众来说,他们读书识字、写经立传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他们在日常的辛苦劳作之余通过民间神话故事的方式将莲花生的故事代代流传是莲花生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这也是上层文化向下层文化流动的重要途径。也是上层人士将佛教发扬光大,“启发民智”的重要文化事象。例如在藏民族民间口头流传的史诗《格萨尔王传》,他以“民间艺人‘钟恳’的口头说唱形式在群众中流传。(‘钟恳’,意为‘说唱格萨尔故事的人’)⑨”比如,在《格萨尔王传》的《岭与朱古》下卷中也有“从密教来侍奉我乃邬仗那莲花师尊”的话语。此外,在伏藏文化中的“识藏”一类,也为积极传播莲花生文化做出了贡献。
3.演变与融合民族心灵的莲花生文化
作为藏传佛教特有的文化现象,伏藏文化是莲花生文化演变的重要标志,也是莲花生文化在藏民族文化中生生不息的根源所在。而伏藏的书籍中《五部遗教》和大大小小的、数以千计的《莲花生大师传》对莲花生文化影响最为巨大。宁玛派影响藏民族的教理、各种藏传佛教史书、经论、藏族各阶层人们的日常生活、形形色色的莲花生崇拜互相交织在一起构建起了莲花生文化的立体层次,这种立体的莲花生文化绵延至今。
(1)“演变”——伏藏文化中的莲花生文化
伏藏文化的兴起使得莲花生文化产生了大演变、大变革。伏藏,藏文直译为“德玛”,根据洛珠加措,俄东瓦拉翻译的《莲花生本生传》记载来看,伏藏与莲花生有直接的关系。该书提出:莲花生在吐蕃传法的过程中,发觉当时的吐蕃国民的素质、机缘等远远不够接受密法的教义,而且也认为赤松德赞王时期也不是密宗广为流行的时代(这可能与当时苯教力量没有完全衰退有关),因此他在离开吐蕃之前,将很多教法、佛像、法器等埋在不同的地方。这些伏藏物有的埋藏在河谷溪流之中;有的埋在山峦岩石之中;有的埋在建筑地基之中;有的甚至埋在浩渺虚空之中;有的也甚至埋在凡人的意识深处,以便在历史的演变进程中,在某个时间点上,被某个有机缘的人挖掘出来。可见,莲花生成就了伏藏文化,伏藏文化也成就了莲花生。坚定的信仰与崇拜是神化的宗教文化的基础,伏藏文化更加强化了人民的信仰。这样,伏藏文化成为信仰力量的见证。
在宁玛派中,伏藏成为宁玛派独有的文化。宁玛派非常重视伏藏与掘藏,甚至都有特定的掘藏方法和掘藏原则。宁玛派把掘藏者称为“得登巴”,并认为“得登巴”们都是莲花生和他的弟子的化身,他们有重新整理伏藏经文的能力,而且也有解读伏藏经文的理论和方法。而大大小小的伏藏中,与莲花生有关的书藏数量最为可观,单是一部《莲花生大师传》有的字数竟超过百万字。可见,莲花生文化的继往开来,宁玛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学术界和藏传佛教界对于伏藏的观点不一,主流的观点认为:“伏藏,有真有假,真少假多”。不管怎样,伏藏从文化的角度的确是深化了莲花生文化的。
此外,伏藏文化中的“识藏”这一种形式在民间说唱中传播莲花生文化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说唱艺人在民间、在社会各阶层人士中间,广泛传颂莲花生的降妖伏魔、拯救苦难的神话故事,使得莲花生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佛教祖师。而且,这些流动于藏区各地的说唱艺人都自豪地称自己是“莲花生的神授艺人”,而且认为他们说唱的莲花生故事来自于莲花生的识藏。
(2)“融合”——渗透于藏族心灵的莲花生文化
在藏区民间,莲花生已经成为最受崇拜的祖师之一,莲花生也成为渗透西藏民族心灵文化的一部分。在藏族家庭里几乎家家都挂有或塑有莲花生大师像,他们深信供奉莲花生就会避免邪魔的侵扰,可以保佑他们平安吉祥。在“祭祀山神等的仪轨文中,常常要提到莲花生的大名,提醒地方神灵不要忘了在莲花生大师座前所立誓言,莲花生的大名仍对世间神灵有着震慑作用。平时人们也会诵念有关莲花生大师的经文咒语……莲花生曾经震慑过雪域的鬼神,而雪域的人们坚信那些鬼神将永远匍匐在他的足下,因此时时要向他祈祷,以求得福泽和保佑”⑩。
可见,莲花生崇拜的广泛性是有深厚的群众基础的。在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中间,人们常常会念诵“唵、嘛、呢、叭、弥、吽”的六字大明咒和“嗡啊吽,班扎尔咕噜,呗嘛悉地吽”的莲花生大士心咒的习惯,并认为此咒语是惠及民间的,而且常念颂这些咒语会有强健身心、去瘴除魔的功效。藏民族人们坚信这些咒语是莲花生传给民间的,是通向佛国最方便的途径之一。另外,在藏族文化中还有一些与莲花生有关的谶语,这些谶语以莲花生为预言大师,为藏族社会的未来做了一些相当精当的预言。尽管谶语有浓重的神秘主义色彩,但是它的出现无疑说明了莲花生在藏传佛教中的权威地位是不可动摇的,而且也说明了藏传佛教佛教文化的独特性。
三、生产生活中的莲花生文化
藏民族生产生活的地区的经济文化基础构成是以农牧自然经济为主,辅之以民间手工业制造和黄金等矿业开采,在日常生活中与佛教文化密不可分。因此,莲花生文化在生产生活中主要表现为:莲花生文化与农耕生产的关系、与黄金生产的关系、与日常生活中民俗文化的关系这三个方面上。
1.莲花生文化与农耕生产文化
千百年来藏民族农耕文化基本上是延续的。从其古藏文资料和多数藏文史籍,可以看到,松赞干布时代人们已经很成熟地穿木做轭犁开垦耕地,开辟草地荒滩,引水种植,农耕较为兴时。同时,在农耕之时对苯教所创的神灵给与虔诚的供奉与祭祀,形成了藏民族特有的文化产物。例如苯教对“年”神的崇拜这是农耕之初的产物,还有生活在高原的藏民族先人们对主管农业生产的地神的崇拜等等也是农耕文化的产物。赤松德赞时代,莲花生的到来并没有打倒这些苯教神祗。相反,他把这些苯教神灵统统纳入佛教的大旗之下,并给与一定的职责分工成为各司其职的“护法神”。迄今为止,藏民族在农耕生产中任然祭祀着这些司农护法神,当然这些护法神都要服从莲花生的“威力”。这就是莲花生文化与本土文化结合的特色生产文化。
《西藏王统记》中也有较为详细的记载:“斯时(第九代赞普布德贡杰),又烧木为炭,炼皮制胶,发现铁、铜、银三矿石,以炭熔三石而冶炼之,提取银、铜、铁质。‘钻木为孔作轭犁,合二牛轭开荒原,导江湖水入沟渠,灌溉农田作种植,’自斯以后,始有农事。B11”从这些文字的记录来看,此时的西藏己经拥有高度发达的冶炼金属技术和矿物开采技术,还有两牛拉犁的耕作方式,以及科学的农田水利灌溉设施等成熟的农业生产体系。莲花生文化的到来并没有毁灭原有的农耕文化,而是与原有的文化结合起来,在崇拜农耕文化中将莲花生文化联系起来,在历史的发展空间中获得久远的发展。
2.莲花生文化与黄金生产文化
黄金生产文化与黄金消费文化与吐蕃的政治经济息息相关,更与佛教文化密不可分。《贤者喜宴》中记载:“众吐蕃使者与莲花生会见,并对莲花生表示崇敬。莲花生将赠给他的金粉献出,并抛洒开来,同时祝福道:‘在未来此处将出现黄金。’于是众吐蕃使者便生起怜爱之心。莲花生复以锡杖压抑石头及沙砾,这些石头及沙砾均变成黄金”B12。莲花生带来的印度佛教与黄金的消费确实有广泛的联系。在兴建桑耶寺、在以后迎请印度、汉地的高僧时,也常常见到使用黄金的记载。可见,莲花生文化与黄金文化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吐蕃时代,黄金除了充当政治资本外,在佛教文化中担当了物象礼仪的作用。消费带动了生产,吐蕃在生产黄金的过程中形成了黄金生产文化。即,人们追求黄金生产时戒取贪婪和保护环境的文化,在《青史》中有记载:“获得地神赐黄金而说道:‘直到黄金未发现动物形象的时间中,都可受用此黄金。’有了一袋的黄金,确实为数不少,最后发现有蛙形金块时,即截至动用其余黄金”B13。
3.莲花生文化与日常民俗生活文化
在藏族人民的日常民俗生活中,舞蹈是不可或缺的内容,也是藏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藏族舞蹈的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各类舞蹈分别有着不同的形式、跳法和功能。它既有使人们在尽情歌舞的欢乐中抒发情感的文化功能,又有通过舞蹈与神灵沟通而得到保佑的信仰功能。藏族舞蹈有民间自娱性舞蹈和宗教舞蹈两大类。寺院舞蹈“羌姆”的产生和流传,是与藏传佛教莲花生文化的发生、发展密不可分的。“羌姆”的来源,直接是与莲花生入藏使佛教在吐蕃得以兴起的过程紧密相连的。在公元 7世纪时,莲花生来到吐蕃宣传当时流行于印度的佛教。然而,面对西藏当地原始多神崇拜的“笨教”深入人心,对外来宗教采取排斥、拒绝的态度的这一现实状况。莲花生便采取了将印度佛教与吐蕃苯教相互结合的方法,创制了舞蹈。莲花生把舞蹈成功运用在佛教在祭祀礼仪中,使舞蹈文化与莲花生文化灵活的结合起来。
“羌姆”舞蹈一般采用头戴各种神祗面具,并且吸收大量的藏族民间舞蹈成份,编排成有一定礼仪的、一定规范的程式化舞段。现在“羌姆”已经成为藏传佛教本身和藏民族用来驱鬼求神、造福来世、宣扬佛法轮回、解说三世因果关系和表演佛经故事等祭祀活动中的宗教舞蹈。莲花生创造的这种祭祀舞蹈,被后来藏传佛教的各个教派所采用,并且广泛的流传下来。随着历史的演进,藏传佛教舞蹈“羌姆”逐渐在除西藏之外的所有藏区,以及内蒙等地多个民族中逐渐流传开来,如蒙族称其为“查玛”,满族称其为“跳布扎”、青海等地又称作“跳欠”等,成为佛教祭祀礼仪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政治制度中的莲花生文化
莲花生把佛教传入吐蕃之后,就面对着包括藏王赤松德赞在内的吐蕃人重新评估自己原有的政治观念文化。同时也要注意到:在吐蕃,佛教一开始的传播就必须和世俗权威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是双向的。佛教需要强大和稳固的政治后盾作为支柱,而统治者需要依靠佛教理论来巩固自己的权威。所以,在藏传佛教史中可以频繁看到,莲花生是邬仗那的王子、寂护也是古印度一国的王子,乃至将赤松德赞、寂护、莲花生定位为“三法王”。但是,由于社会中人们的社会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不平等,使得吐蕃政治冲突一直不断,统治阶级为了提升自身的政治力量,维护自己稳定的政治环境,也不得不把佛教理论体系纳入到政治文化之中。正因为这样,莲花生带来的佛教文化承载着吐蕃社会的许许多多政治阴影、不幸和幻想。精湛和高深的佛教理论对这段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使吐蕃时期的政治成熟了许多。
现在很多遗留下来的政治文化现象都是以口头的方式传承的。尤其是在莲花生传入的非常有凝聚力的佛学教导指引下,人们十分注重因果轮回。在这样的政治生活理念中,人们面对包括等级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阶级分层等现实,都没有在人们的意识中形成太多的波动。相反藏族民众往往把现实和历史的生活看成是上天铸成的一个因果现象。从而逐渐形成独特的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在莲花生文化及莲花生崇拜的佛教思想下吐蕃形成了三方面独特的政治文化,即以莲花生佛教思想为基础的法律体系、莲花生崇拜导致的僧官制度、寺院政治经济功能的规模不断扩大化。正是在崇拜佛陀的思维方式下,西藏的绝对虔诚佛陀的神秘文化和佛陀大于世俗政权的思想便油然产生并被许久固定。
1.莲花生文化影响下的政教合一制度
大约在公元9世纪,尽管莲花生开创的佛教文化在历史的曲折演进中发展了两百多年,但是莲花生文化却生生不息的影响了西藏的各个地区,后弘期以来西藏社会各个割据王朝同时出现了发展经济、供奉三宝、集资修建寺庙的现象。以后无论是萨迦政权的兴起,还是后来的帕竹时期,莲花生带来的佛教文化已经成为各地区统治者和人民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莲花生崇拜已经激起人们的信仰与热情,并且用来解释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莲花生及莲花生代表的佛教就是绝对的权威,在传说的佛教故事和神秘的伏藏文化中莲花生和佛教的地位不可动摇。甚至连藏王赞普这样的最高统治者也要服从佛教权威和佛教伦理。例如在《贤者喜宴》中记载了:“在大阿阇黎莲花生向赞普传授了秘密滋生圆满之三部经教之后,即为赞普灌顶。而赞普则将王妃卡茜萨措杰作为灌顶的报酬献给了(莲花生)”B14。藏王为了求得佛法而舍弃王妃,这是罕见的现象。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意识形态下,政教合一制度的思想原因有了坚固的基础,成为当时西藏社会存在的必然。同时,西藏后来产生的庄园制度的经济形式,也正是这种思想政治制度影响下和社会经济相结合的必然产物。这样,民众在不断的虔诚供奉当中,莲花生传播的佛教地位与日俱增,政教合一、等级森严、佛教绝对权威的政治经济制度应运而生。
2.以“十善法”思想为指导的法律制度
七世纪,松赞干布统一吐蕃,建立了强大的奴隶制政权。但是,在吐蕃统一初期,由于数千年来处于分裂割据状态的藏族各部落依然信奉原始宗教苯教及各自祖先的不同神祇。因此,各自为政、战乱频仍、相互残杀的隐患仍然时常发生,藏地无法长治久安。面对这种现实环境,建立一种统一的法律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和迫切社会的需要。到了赤松德赞时期,寂护、莲花生传播的佛教文化以佛教的“十善法”作为治国的根本理念和教化人民的方法成为藏王深受欢迎的文化。以此为基础制定法律也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经赤松德赞和赤热巴巾等几代国王的努力,莲花生传播的佛教思想在藏地逐步由宫廷走入民间,并且占据了统治地位,并且吐蕃国力也得到大大加强。“十善法”借用了大乘的佛教思想,在吐蕃创立了一套佛教政治统治的法律。同时在几代僧官的努力下制定并完善了法律教化的运作制度和法律的实施制度,藏王专门设立中央及地方各种僧俗官员,共同负责全面推行“十善法”的法律政策,认为“十善法”是吐蕃法律的来源和根本指导原则。藏王自己不仅受持十善戒,行布施,而且也要求其人民自身自持十戒,并教化他人尊守十戒,而且要人们在梦中也要守护十戒。“十善法”的主要内容有:不要杀生,不要饮酒作乐,不要批评和破坏别的宗教派别,要供养父母、婆罗门、修行者,甚至奴婢。可以看出,“十善法”思想指导下的法律是要将世俗活动与宗教道德高度融合,使之成为藏王所推行的佛教政治的一大特点。莲花生文化中宣扬的十善法思想深远而广泛,以后的历代藏区统治者都把大乘佛教“十善法”的理论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并且所有其他的政治措施都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而在广大藏族人民心中“十善法”的思想也根深蒂固了,人们千百年来已经习惯于以佛教思想的好恶来评判周围的一切,从而使藏区形成了以慈悲为怀、宽容相待、诚实公正的社会风气。
3.僧官制度和寺院经济规模的扩大化
从莲花生入藏传法开始,赤松德赞王朝便出现了第一批出家人,他们都或多或少的接受了莲花生、寂护的指导和教育,自此僧人便在吐蕃乃至西藏的历史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与莲花生传播佛教并在藏区深入发展佛教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僧人中的少数分子从最初的宗教专职人员逐渐转变为集政教大权于一身的实际统治者,从而创新性的确立了一套政治和宗教相互融合的政治模式。僧官主要有:钵阐布、花钦布、大尚论等,这些官职都是位高权重,甚至可以直接参与吐蕃朝政。莲花生文化产生的僧官文化要求僧人既要严格修习佛法,又要参与世俗政务,从而形成了这种双重的社会身份。不过这种双重身份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漫长的斗争和冲突,在历史的演变中逐渐巩固和完善的。
随着佛教后弘期的到来,藏地兴起了许多大小不同的教派。佛教高僧广收门徒,大建寺院,四处传法,并且依靠不同的地方势力,收纳田地、人户、牲畜、财物等供养,逐渐形成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寺院领主。寺院僧团的执事及寺主等人组成了兼具宗教首领与地方官员的职能的行政机构的组织。例如,在甘丹寺、扎什伦布寺、塔尔寺、拉卜楞寺等这些寺院,在藏区的历史长河中寺院僧团成为统驭一方的政治势力。各大地方权威性的寺院都有一套严密的行政组织系统,包括藏族土司在内的各个阶层的人们无不对寺院虔诚供养,并且心甘情愿地听从寺院领袖们的指示。自此往后,僧人对世俗政务行使的不仅仅是干预权,还有主导权。
五、思想观念中的莲花生文化
赤松德赞赞普迎请莲花生这一事件在吐蕃佛教的传播和发展上具有开创性的重要作用。莲花生、寂护、赤松德赞修建了吐蕃历史上第一座完整意义上的佛教寺庙,从此莲花生文化在藏地扎下了根。从思想观念的角度上看,莲花生文化的确是在藏族人民心中进行了一次大洗礼,当然这与藏王赤松德赞的支持是分不开的。赤松德赞支持莲花生形成莲花生文化,重新树立藏族思想文化是有深刻的政治目的的,他的目的显然有三个用意:一是在思想上让那些崇苯反佛的贵族大臣转变立场,削弱大臣中抵制和反对佛教的力量。二是通过佛教的意识形态强化赞普的政治权利。三是通过让贵族子弟出家学佛的途径,将大臣贵族的利益与佛教的利益拴在一起,建立起一个严密和完善的思想理论体系。而莲花生文化却完全做到了并实现了这些目的。莲花生文化不但转变了藏区固有的思想观念,而且在莲花生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了佛教的思想伦理。
1.莲花生文化带来的思想转变
从藏传佛教史来看,藏族社会自吐蕃第一代王聂赤赞普时便已进入奴隶社会,此后至第二十六代藏王拉脱脱日年赞时期一直全民信仰苯教,并以苯教巫师护持国政。松赞干布时期佛教开始传人吐蕃,但苯教依旧势力强大,而且佛教也仅仅是在宫廷内部小范围的传播。到了赤松德赞时期,佛苯斗争还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终因莲花生以佛教吸收苯教理论,建立起佛教化的理论体系而产生了吐蕃佛教思想,形成了莲花生文化。这是吐蕃历史上的第一次思想大转变。
在佛教未扎根藏地之前,藏民族在思想上都以信奉苯教神灵为主,其伦理道德也是苯教的伦理道德。苯教以对山神、土地神、灶神、屋神,以及天上的“赞”、地上的“年”、地下的“鲁”神等都具有的多神崇拜,神之间没有严格的等级划分,相信“祭祀”万能,以煨桑、杀牲祭祀、祈福禳灾等仪式为主要思想内容。而且,所有藏人在日常生活中也将对诸神的恭敬不违作为伦理道德的重要的生活准则。
莲花生自7世纪赤松德赞时期将佛教传人藏地后,其博大精深的哲学理论系统和严谨规范的修持仪轨便显得苯教理论粗糙不堪,而且佛教理论也赢得了最高统治者藏王的青睐。虽然在佛教传播过程中经历了佛教与苯教争夺主导权的激烈斗争,但是佛教仍以不可阻挡之势在藏地扎下了根。从此,藏人的思想伦理道德之中有了以佛为尊的思想,在统治者的治国思想中便也有了遵循佛教善恶的道德观,把原有的苯教思想基础进行重构,从而建立起了佛教化的价值体系。在这个思想大转变的过程中,佛教戒律思想、佛教的善恶思想、佛教的出世思想的影响最具直接性。
2.完善以“五戒十善”为指导的伦理思想
从《贤者喜宴》的著作中可以看到:“十戒”的内容包括“身三”,即不杀、不盗、不淫;“口四”、即不两舌、不恶口、不妄言、不绮语;“意三”、即不贪、不嗔、不痴。身、口、意代表了行为、语言和思想。“十戒”源于“五戒”,而又与“五戒”侧重不同。“五戒”侧重于止恶,而“十戒”侧重于行善。由“十戒”而来的“十善”即以不净观离贪欲,以慈悲观离嗔恚,以因缘观离愚痴,以诚实语离妄语,以和合语离两舌,以爱语离恶口,以质直语离绮语,以救生离杀生,以布施离偷盗,以净行离邪淫。“五戒十善”是佛教伦理道德的基础,以佛教的观点,守“五戒十善”可确保投生人天善趣,免堕三途,即使今生不能解脱,来生仍可继续修持。
自松赞干布订立“十善法”为立法依据,“人道十六则”为道德标准后,历代吐蕃赞普均严格奉行,并进一步完善、补充了内容,而其实质则自始至终没有改变。赤松德赞时期虽未以法令形式颁布新的人伦法则,但这一时期的伦理道德准则已较松赞干布时期更为具体详细,涉及面也更广。可以说,莲花生文化把佛教的“五戒”、“十善”作为立法之本和道德标准是影响深远的,它起到了“对善人予以奖励,对恶人加以惩处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阶级矛盾,有利于巩固农奴主阶级的统治”。
六、文学艺术中的莲花生文化
1.唐卡艺术
唐卡(Thang-ga)也叫唐嘎,唐喀,系藏文音译,指用彩缎装裱后悬挂供奉的宗教卷轴画。唐卡是藏族特有的艺术文化,它在内容上多反映西藏宗教、历史、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成就,它凝聚着多年来藏族人民的信仰和智慧,记载着西藏的文明、历史和发展,寄托着藏族人民对佛教坚定信仰的情感和对雪域家乡的无限热爱。莲花生文化也在唐卡中深刻反映着,尤其在宁玛派的唐卡中,莲花生的肖像庄重典雅、安详肃穆。宁玛派唐卡中莲花生的形象一般为头戴红色尖顶帽,面有胡须,怀抱骷髅杖,左手端着供髅碗,右手持着金刚杵,跏趺坐在莲花座上,意义表示为汇集上师传法、教派传承和“宁玛派大圆满”思想特色为一体的图画。唐卡上方还有“宁玛派”的本初佛“法身”普贤如来,接下来是本初佛的“报身”金刚萨埵,中央部分是莲花生大师与明妃作“双运”姿势在修“无上瑜伽”密法,下方是金刚界的五佛与五部众,下方正中央是代表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佛陀。
2.生活艺术
藏族人民十分重视生活的艺术性与文化性,并且将生活中的动物、植物以及理想中的吉祥物衍变为图纹在首饰、餐具、服装等日常用品中出现。例如宗教文化中的“六字真言”、“十项自在”、“双鹿法轮”、“大鹏鸟”、“吉祥八宝”、“万字符号”和“金刚杵”等众多的宗教文字、符号被用于藏族日常生活的物品中。藏族对绿松石的喜好和广泛应用,据说还是来自于莲花生大士神变的赐予。
西藏生活艺术的表现形式,一般取决于藏民族的思想观念、社会形态,以及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莲花生带来的佛教文化长期渗透着藏民族的农耕生活、和传统的游牧生活,每日礼赞佛祖、转经轮、甚至更需要将全家、甚至几代人所积累的财产转化为金银珠宝布施给佛陀表现出他们虔诚和坚定的信仰。在他们日常生活中满身披挂着的与莲花生有关的器物,即便是他们四处搬迁去寻找水草丰盛之地,他们也相信莲花生无处不在。藏民族在生活中所穿着的不仅仅是生活饰物,而且是一种巨大的信仰力量,显示的不仅是虔诚,而是象征莲花生文化已经是他们生活中难以割舍的一部分,这是精神的豪华与富有。
3.史料书籍艺术
莲花生文化在史料书籍艺术中堪称之最,在《莲花生大师本生传》的译跋中有:“据《宝伏藏》、《伏藏师传》、《宁玛派历代上师传》统计,历史上著名的伏藏师有2500多人。这些伏藏师,每人至少发掘出一种《莲花生大师传》或《莲花生大师本生传》(以下简称《瓜唐》),就是说,这部著名的长诗,少说也有2500部”B15。尽管莲花生距今已有1300年左右的时间,但是历代的有关莲花生的伏藏书籍、各派学者书写的有关莲花生的书籍、加上民间口头流传莲花生的故事记载,可谓卷帙浩瀚,莲花生书籍在西藏可谓创了之最。此外藏传佛教后弘期所形成的各类“教法史”、“正统记”及苯教藏文史料和有关吐蕃的汉文史料也是莲花生文化的重要内容,包括《拔协》、《贤者喜宴》、《西藏王统记》、《布顿佛教史》、《汉藏史集》、《雅隆尊者教法史》、《第吴宗教源流》、《娘氏教法源流》、《西藏王臣记》、《青史》、《红史》、《土观宗教源流》、《新红史》、《五部遗教》及《雍仲苯教史》等典籍。
吐蕃时代到现在,莲花生文化遗留下来了许许多多的古藏文史料,数量是十分巨大的。但是也应当注意到,后弘期藏文史料和部分佛教典籍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大多数著述因为作者宗教立场的原因和历史角度的原因,对吐蕃时代佛教史实记载的莲花生都存在相当程度的夸张与神化。有时部分内容充满神话,有时将传说与史实相互杂糅,使人们对真实的历史难辨真伪,对莲花生其人的研究困难重重。迄今为止,莲花生的历史仍然无法真真的明晰起来。不过莲花生文化现象却在历史的长河中,现现实实的存在着。
注释:
①索南才让.西藏密教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163.
②丁汉儒等.藏传佛教源流及社会影响[M].民族出版社 ,1991.23.
③五世达赖著,郭和卿译.西藏王臣记[M].民族出版社,1983.57.
④班钦•索南查巴著,黄颢译注.新红史[M].西藏人民出版社.
⑤B13廓诺•迅鲁伯著,郭和卿译.青史[M].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70;75.
⑥⑦⑧⑨中央民族学院编著.藏族文学史[M].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87;93;85;111.
⑩才让.藏传佛教民俗与信仰[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48.
B11索南坚赞著,刘立千译注.西藏王统记[M].民族出版社,2000.35;36.
B12B14巴祖•祖拉陈哇著,黄颢译注.贤者喜宴[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2:40;43.
B15洛珠加措,俄东瓦拉翻译.莲花生大师本生传[M].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78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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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宁主编.中国文化概论[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5]陈麟书,陈霞.宗教学原理[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