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雨人》中，达斯汀·霍夫曼饰演了一位拥有数字天才的自闭症患者雷蒙，其原型Kim Peek是一名来自美国犹他州盐湖城的自闭症患者，他拥有超常的记忆力，精通从文学到历史在内的15门学科，能一字不漏背诵至少9000本书的内容，被人们称为“专家”。
　　且不论电影的艺术成就如何（虽然霍夫曼因成功塑造“雨人”赢得奥斯卡影帝），至少它在1980年代末起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打破了人们长期以来对自闭症、脑瘫、精神疾患等特殊群体的系列刻板印象，如“智力低下”、“低能”、“危险”、“废物”，等等。
　　据说1988年《雨人》公映后，Kim Peek的生活发生了重大转折，社会各界竞相对他发出邀请，此后十多年里，他与父亲在全美不断奔走，到社区、中小学、大学、福利机构演讲且不收酬劳，目的不过是进一步让大众了解真正的特殊群体。

上帝宝贝

　　台湾著名现代画家黄美廉的故事，和Kim Peek非常类似。2014年底，我在广州市第二少年宫举办的少儿绘画工作坊上见到她。
　　“你们画画开心吗？”她问。
　　“不开心。”孩子们天真的回答让她有点意外，然而她马上又高兴起来—“不开心是因为你们没有上过我的课。”
　　每年为特殊孩子举办的“瑕之美”艺术节，她都会特地从南台湾飞到广州来。长途旅行对她来说并不是容易的事：当她走上讲台的时候，一些初次见她的家长甚至有点震惊，她面部表情扭曲、肩膀歪斜、走路时整个身体大幅度晃动、双臂甩动，每一步都携带着困难与痛苦。
　　可是拿起笔的时候，她马上变成另外一个人：叉着腰在黑板上画又大又圆的字，歪着脑袋用画笔在纸上有力地点、划、戳，天真得像个孩子，又霸气得像个女王。
　　在台湾，黄美廉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
　　十多年前，早已随父母移民美国的她飞越太平洋，回到生她养她的土地台湾。彼时她刚刚凭着过人的艺术天赋在异国成名，不仅取得美国加州州立大学艺术学、心理学双科博士学位，个人画展更在洛杉矶轰动一时，画作售价令人欣羡。
　　黄美廉画过很多风景和人物，有人说她的风景画混合了梵高和莫奈的画风技巧，基调则温暖而清新;不过她更喜欢画的，是抽象派的油画，因为其最接近她最喜欢的老庄精神—自由和无限制—这些作品仅以明快的色彩和线条构成，大气挥洒同时，线条勾勒却极为细腻，传递出丰富而热烈的情感。
　　你不可能想象得到，这样才华横溢的画作，出自一位四肢经常抽搐、连身体平衡都难以保持的脑瘫患者之手。
　　故事发生在1964年的台南，黄美廉出生的那一天，医院运用新分娩法进行引产，由于医生的疏失，夹子不小心伤到了她的脑部神经。
　　初生的她眼睛歪斜、嘴巴扭曲，脸面四肢肌肉都不正常。她学不会说话，直到两岁都坐不起来，别的孩子上幼儿园了，她还只能艰难地在地上爬行……

　　“画家画什么，是来自他所思、所想和所信仰。”黄美廉说，“别人看我很奇怪，我看自己很可爱。”

　　“真是个怪物，把她送去马戏团吧！”有邻居看着她说。
　　可以想见，这个时候最痛苦的人并不是残疾的孩子，而是父母。这几年我采访和接触过不少特殊儿童家庭，知道相比起不幸的孩子来说，特殊儿童家长尤其是一个艰难的群体。只有那些同时拥有强韧的内心以及对孩子深沉的爱的父母，才能挺住经济和心理的双重压力，坚持把一个特殊孩子留在身边抚养。正如《雨人》里，两位男主角的父亲虽然富甲一方，却依然承受不住“大儿子有可能伤到小儿子”的心理压力，把雷蒙送进了疗养院。
　　而即使是那些有着伟大的爱的父母，往往也很难避免在社会刻板印象和旁人异样的眼光下产生强烈的自卑感，认同孩子只能是异样的、依赖的、无能的。
　　“画家画什么，是来自他所思、所想和所信仰。”黄美廉说，“别人看我很奇怪，我看自己很可爱。”她为自己画的自传式绘本命名为《上帝宝贝》，因为她是少数的幸运者，拥有一对有着宗教信仰和无条件的爱的父母，他们并没有因为外界冰冷的伤害而选择把女儿和自己被刺伤的心灵一同藏在温室里，而是更经常地抱着她访亲问友、逛街看电影，向每个人介绍，“这是我们的宝贝女儿”。
　　虽然脑瘫儿的手根本不受控制，握不住笔，母亲依然每天教美廉写字，父亲则决定把她送到学校与普通孩子一起学习生活。

另一扇窗

　　一个大胆的猜测是：Kim Peek作为所谓的“自闭症天才”，根本不是个例，像他这样的人可能有很多。无论是生物医学还是心理学，都有相关理论和研究支持这么一个论点：当一个人的某项或多项功能缺损，其保持完好的功能就会被激发出比常人更大的潜能。
　　盲人的听力和触觉往往特别敏锐，金庸在《倚天屠龙记》里描写失明后的金毛狮王谢逊“此人眼睛虽瞎，耳音之灵，几乎到了能以耳代目的地步”，并不算是夸张;更有医学研究发现，有些脑部疾患虽然使患者左脑受损，却让负责艺术以及记忆的右脑更加发达，反而有可能发展出许多优异过人的才能。
　　事实上，相关研究早就表明，人类科学和艺术史上很多真正的偉大天才都患有某些特殊的脑部或精神疾患。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和牛顿都是自闭症患者：爱因斯坦从小便不说话，不参与群体活动，常常独自一人，没有其他朋友;牛顿更在50多岁时精神失常。
　　是故，费茨·杰拉德教授专门写了《孤独症与创造力》一书，探讨孤独症（即自闭症）和创造力之间的关系，他大胆假设：包括苏格拉底、达尔文等在内的许多科学家和思想家可能都有孤独症。 　　而瑞士著名心理学家荣格在进行了20多年“心理过程图式表现”研究后则指出，毕加索在其作品中表现出的精神问题和他的众多病人呈现出来的精神问题极其相似—“毕加索幻化出了麻木的人间形象，荒诞而原始，使古代庞贝的无情在一道刺眼的寒光中复活”;同样被认为或多或少有一些精神疾病的天才艺术家还有梵高、福楼拜、托尔斯泰……如果一一列举的话，真的需要很长一份名单。
　　没有具体的科学证据准确解释特殊人群的创造力源自何处，不过爱因斯坦的自白可以提供一点想象空间：他曾表示自己思考问题时采用的不是语言，而是活动的跳跃的形象，当这种思考完成以后，他要花很大力气才能把它们转换成普通人所使用的语言。由此，他创造了用语言思维的常人所不能发现的相对论。
　　这不仅仅是那些极少数的天才的个例，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接触到的类似故事还有很多。英国自闭症女孩艾瑞斯“成名”更早，由于父母有意识地引入艺术治疗，艾瑞斯3岁就展现了惊人的绘画天赋;伦敦一场慈善拍卖会上，其作品竟然卖出了830英镑（約为7882元）的高价，引起不小轰动。
　　但无论Kim Peek也好，黄美廉也好，不辞辛劳地向人们分享这些故事，目的当然不是为了让人们像“星探”一样到特殊人群中遴选天才，而是向人们展现一个或许更接近事实的可能：所谓“特殊”人群，不过是具有和普通人不一样的特质（包括缺陷与天赋）的人，与我们一样，他们每天也在以另一种形式“看”世界。

“黑暗中对话”

　　由德国社会企业家Andreas Heinecke博士设计的社会企业项目“黑暗中对话”（Dialogue in the Dark，简称DID）一直致力于向全球宣讲上述理念。
　　在香港的DID体验馆，作为参与者的我被要求交出所有装备包括手机、照相机乃至眼镜，然后踏入全然黑暗的环境当中（香港不允许全黑的营业场所，此是唯一特例）。眼前是彻底的黑暗，伸手不见五指，每人手上只有一根导盲杖—幸好，还有导游Abel。
　　“请大家跟我向前走，现在你们可以向上摸一下，看看会摸到什么？”Abel说，我们小心翼翼地伸手，摸到了树枝，接着是篱笆墙;然后，心渐渐静下来，耳畔开始响起潺潺水声，鼻端也嗅到了茉莉花香。Albel带领我们穿越危险喧嚣的马路，乘上天星小轮吹着海风来到港岛，坐进音乐厅享受黑暗中的音乐，每当有人脚步偏离队伍方向，他都能马上发现并及时提醒……当大家惊诧于他如何能在黑暗中视物如常时，答案方才揭晓：他其实是一名盲人。
　　“黑暗中对话有个‘卑微’的起点”，Heinecke曾这样对媒体说。27年前，他在德国一家电台工作，被指派了一位因车祸致盲的搭档，当时他很不屑，“觉得他什么都干不了”，但很快，搭档优秀的工作能力以及对他恳切的帮助完全打破了他的偏见，Heinecke无地自容。
　　为什么自己有眼睛却“看不见”失明人的价值？怎样才能令一般人也“看得见”？“也许只有当‘啪’一声响，灯熄了，大家才有机会站在同一地平线上”—体会到“明眼人”的笨拙和失明者的机敏。
　　正如天生四肢缺失的日本畅销书作家乙武洋匡认为的那样：身体的残障，是一种“不便，而非不幸”。Heinecke创立“黑暗中对话”，并不是要摆出高高在上和道德优越的姿态“同情”和“帮助”盲人，相反，他相信经过体验之后，真正因为巨大的心灵冲击而受益的，恰恰是我们这些自以为是的“健全者”。
　　而艺术，则是另一个更为直接的通道—它不需要刻意设定的场景和角色互换，就能让作者与观赏者的心灵实现某种程度的沟通。“梵高之所以为梵高，不是因为他的疯狂，而是因为他的生命和作品。”黄美廉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