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深入理解“占领华尔街”运动，我特地翻出这个运动的发起组织、《广告破坏者》杂志（Adbusters）的创办人拉森（Kalle Lasn）所著的半理论著作《文化堵车》（Culture Jam），想要理解他的思想内涵，但在读了后不禁大失所望，他在搞运动、找题目上的确很有创意，有本领把个运动搞成“新闻事件”，但像财富被少数人垄断，贫富严重不均这种题目，只表达不满是不够的，很多细部的问题要做具体研究。他对这些则没什么兴趣，后现代式的社会运动可能会热闹一阵，很快就情绪发泄完，而后烟消云散。
　　拉森是北欧的爱沙尼亚人，战后在难民救济营度过童年，7岁时随父母移民澳大利亚，在这里求学成长，后来读应用数学，曾在澳大利亚当过模拟战争设计作业员，退役后他返回欧洲寻根，船过横滨时他就爱上日本不愿离去。他在东京开了一家市场研调公司，赚了很多钱，也娶了日本妻子。1970年他再移民加拿大，最先从事媒体工作，后来对媒体不满，改而从事媒体反叛工作，进而搞社会改革运动，办了一份《广告破坏者》杂志。
　　拉森自己搞过媒体及市场行销，因此他对媒体的批判反思都有行家水准。他了解现在是媒体时代，媒体已左右了人们的消费行为及认知判断，厉害的媒体甚至还会透过操作来形成时尚与流行，让这种政经时尚好像很酷一样，媒体的这种特性，使得他称呼媒体为“国家的酷机器”（National Cool Machine）。当代欧洲最懂媒体的思想家艾柯就指出过，当今搞政治已很会搞快乐的民粹主义有利统治，媒体已成了一个国家的实质统治者。
　　问题是，一个批判者很容易将他批评的东西内化为自己的一部分，拉森对媒体有很强的批评，但媒体时代的那种运作逻辑却反过来影响到他，使他的社会改革运动很有媒体时代的特性。他的社会改革运动有两大特点：
　　（一）社会改革运动的媒体化：在媒体时代人们的行为已受制于媒体，媒体不报道即等于不存在，报道得愈大，就表示愈重要，因此，当今的社会改革最大的重点乃是使它透过媒体而表现出重要性。媒体报道只是社会运动的过程，现在已几乎变成了目的，真正的目的反而变成了不再那么重要。
　　（二） 社会运动的创意化：媒体及人们在判断一件事情是否重要，和該议题是否“新鲜”有关。1950年代末，就有一群欧洲艺术家和作家发觉到这种形态“创意”的重要，一个社会运动要有好点子，酷的表现方式，才搞得出够大的“新闻事件”，近代的观念艺术及表演艺术即很强调这种形态的“创意”，拉森也明言，他要搞的社会运动就是种观念艺术和表演艺术。
　　用媒体化和创意化的方式搞运动并不是坏事，因为有些运动本来就是像爆竹一样，发泄过了就已大功告成，这种放爆竹的运动当然应该讲究爆竹的声光效果。但社会运动的多数，都必须讲究持续性和专业性，必须有一群人锲而不舍地坚持到底，如果少了这种核心，一场运动只是点子很好，新闻闹很大，这个运动的情绪也很难持续。社会运动是志业，毕竟不是观念艺术或表演艺术！
　　古代社会并不开放，搞社会运动必须付出极大的代价，在那个不自由的时代，运动家必须是真实的信仰者，反而出了许多伟大的改革者。但自1970年代末期开始，进入了“新社会运动”阶段，搞社会改革运动不再危险，大家可以公开竞争，这时候要搞社会改革运动反而变得更难。
　　贫富不均的扩大，涉及资本主义社会价值观的改变，也涉及体制及法律的改变，只搞一场“占领华尔街”运动，效果实在极其有限，而搞运动的完全没有知识力为后盾。一场“新闻事件”闹下来，产生了若干运动明星，别的成果全无。媒体时代的改革运动其实是很悲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