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警告读者，这里谈的绝对不是一本畅销书——虽然这部诗选的名字也许会吸引住人们的目光。这是一本主要收录了近三四年来中国先锋诗歌运动中活跃的年轻诗人们的诗作，也即通常所谓“朦胧诗”之后的“第三代”诗人们的诗作的诗选。
　　一九八五年，对于中国当代先锋诗歌运动是非常重要的一年，“朦胧诗”运动在这一年已基本中止，“第三代诗人”从北岛们的反面又一次掀起先锋诗歌之潮。北岛们从一九七八年底甚至可以上溯到七十年代初期就已开始诗歌革命，多年来的困厄与波澜围绕着他们，使他们成为诗歌的中心点。以“朦胧诗”为代表的新诗潮在这个阶段留下的诗歌建设性成就无疑在中国新诗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尽管到一九八五年，北岛们在诗歌中的处境已经由于几乎完全不讲道理的一片“打倒”声而显得有些尴尬了；可以想象，一个诗人有一天被自己真诚的崇拜者们真诚地置于敌人的地位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但年轻的挑战者们深知，从《今天》文学杂志开始，正是北岛、芒克、舒婷、江河、杨炼、顾城、多多、郭路生、依群、根子……这些诗人，谢冕、徐敬亚、孙绍振这些批评家，对更年轻的诗人日后的挑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北岛们以一种人道主义精神的高扬进入诗歌和历史，又以历史、时代和人类的代言人、见证人、英雄而确立了其诗歌形象。对于诗歌来说无疑是一次严肃的、真诚的、勇敢的归来。西方象征主义、后期浪漫主义、超现实主义等诸多影响的痕迹，在他们诗作中是深刻与明显的，意象的使用，对诗歌结构的注重、抒情性的恢复与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与民族责任感的强调是相关的。毫无疑问，北岛们在诗歌中的形象庄严而崇高，这也与他们追求的社会的公正、人类的正义、历史的真实与责任，与他们在历史中形成的人道主义理想紧密相关。而这种相关又给他们的诗歌赋予一种理性的、历史的色彩。正是这样的背景，造成了“第三代诗人”在一九八五年前后蜂拥而起，以反文化、反理性、反抒情甚至反诗歌的面貌出现，向北岛们扔出了手套。在挑战的呐喊中，最早出现的或可认为是上海的“实验”诗人群，四川的“莽汉”诗人群以及大学生诗歌群体等。也许可以这样说，首先是北岛作为“朦胧诗”的代表诗人在上海获得了反响。北岛对王小龙、蓝色等人的作用是明显的，但王小龙等诗人最终走向“垮掉诗歌”的黑色幽默，可以看出摆脱的努力。他在一九八三年便毫不客气地说道：“意象，真让人讨厌，那些混乱的，可以无限写下去的‘意象’仅仅是为了证实一句话，甚至是废话。”从而主张“用地道的中国口语写作，朴素有力，有点孩子气的口语，强调自发的形象与幽默，……赋予日常生活以奇妙的不可思议的色彩。”韩东一九八二年对“朦胧诗人”们尖锐的批评说：“诗人的桂冠、童话故事、外国语等等，在他们那里仅仅是一种身份。贫穷的中国，在精神上居然产生了这样一批俗不可耐的贵族。”而以胡冬、万夏、马松、李亚伟等人为主体的“莽汉”诗人们则主张诗歌为“打铁匠”、“大脚农妇”而写作，声称他们的诗歌是献给这些朴素、普通的劳动者的，并以自己在酒馆的诗歌朗诵实行着这一主张。王小龙、韩冬和莽汉们的主张并非针对着某一个诗人而是针对着他们面对的诗歌而言，这一点在舒婷那里也有同样的意义。舒婷，这个一度儿乎使大学生们高唱“圣母颂”的女诗人，以她伤感的抒情性语言与一九八二、一九八三年左右“引进”的台湾诗歌一道，对大学校园里初学写作的大学生诗人们构成了重要的冲击与影响。在一阵深深的激动之后，校园诗人以为诗歌很快就可在流畅的城市意象，闪烁的露虹灯语言，美妙的少女跑动的结构中获得成功。有人称他们为“朦胧诗”论争中出现的“第三者”——借用现代诗歌的技巧重歌过去时代的主题，而缺乏一种诗歌的真诚与进入。然而由此出发，一些“大学生诗人”在“城市诗”这个范畴内作出了成绩。江河与杨炼对四川的“整体主义诗歌”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一九八O年江河提出“史诗”的想法而日后主要由杨炼的“现代史诗”实践形成了一个重要的诗歌现象，并且主要在四川的一些诗人那里获得了意义非常的反响。石光华在《企及磁心》这本自印的诗集前言中指出他的同仁宋渠、宋玮兄弟以及他自己与杨炼的不同在于：“前者热动和瑰丽的青春情感与杨炼的原生命欲望是有区别的，而后者通过抽象意念的聚合而形成的意象结构，并以此体验和暗示民族深层情绪与宋氏兄弟作品中的哲学思考也各属两种不同的方式”。他希望自己的创作使抒情性获得某种未来的含义，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被目为杨炼追随者的“整体主义诗人”自己的诗歌方式与杨炼们的区别。在杨炼那里，“现代文化史诗”多少带有一些批判和重构的含义，而“整体主义诗歌”则就如《企及磁心》这个诗集的名字一样只企图进入民族文化的深层，杨炼的诗作已经是一种现代、意识的观照下的“现代史诗”因而带有浓厚的理性与知性色彩，而“整体主义诗歌”的整体主义几乎可以认为完全是在老庄、易学基础上建立的文化抒情诗歌，这从他们的后期诗作便可以明显见出。
　　但是，整体主义诗歌与王小龙，早期的韩东、莽汉诗人们以及大学生诗人们仅仅只是“朦胧诗”之后诗歌运动的前奏。而“第三代诗人”的兴起应该从几个很具影响和“典型”意义的自印诗刊的出现算起。一九八五年，南京的《他们》创刊，聚集了各地的诗人如韩东、于坚、丁当、小海、小君以及吕德安等，他们实践着“诗到语言为止”这一纯诗的主张，日常口语的使用使诗歌亲切、朴素、又有生活中小小的幽默与辛酸、温暖、伤感，并且由于他们以一种日常生活的参予者与观察者的身份进入诗歌，谨慎而冷静地把自己的生命形式融入语言的流动中。从而排除了诗歌与政治、文化、历史的关联。《他们》的诗歌方式几乎可以认为与一九八六年出现的《非非》主义诗人群相通，只是“非非”诗歌更加系统，有理论色彩，因面也就在这一个方向上走得更加彻底与极端罢了。“非非”主义诗人主要由杨黎、周伦佑、刘涛、何小竹、尚仲敏、余刚和梁晓明等人构成，蓝马是他们主要的理论发言人。除此之外，在上海有“城市诗”群体，宋琳、张小波等诗人，有孟浪、默默、陆忆敏、王寅等《海上》、《大陆》诗人群，同样关注着城市的主题，他们的诗歌语言有着强烈的反抒情、冷嘲热讽的色彩。在福建有《星期五》诗社。在北京有“圆明园诗社”。在广东有“红土诗社”。在东北、在云南、在全国各个地方，“第三代诗人”可以说遍地皆是，他们自印各种各样的诗集、诗刊，互相传阅、讨论。他们发宣言，争论，打架，从而在另外一个意义上显示了他们所关注的是个人生命的体验与宣泄、个体意识的还原与确立、个人语言在诗歌中的转化与体现，他们以普通人形象区别于北岛们严肃深沉、崇高的诗歌形象，因而赋于中国诗歌以一种新的意义。从一九八五年到一九八六年，从四川的《大学生诗报》狂轰滥炸式的宣言，到《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的“现代诗群体大展”，“第三代诗”浪潮终于获得一次高峰体验。至此，人们不得不承认，“第三代诗人”汇成了大潮，在诗坛引起了一片惊呼与指责。
　　现在来评价“第三代诗人”这一“朦胧诗”之后诗潮中的诗人和诗歌的价值可能有为时过早之嫌。他们以反抒情、反文化、反理性甚至反诗歌反北岛们使他们在诗坛被目为“怪客”(或是“怪胎”)。
　　而且，被目为“第三代诗人”的诗人并非完全可以由反文化、反理性、反抒情这几点来括定，还有一些诗人完全否认自己与“第三代诗人”这一概念的任何联系。这只能说明：“朦胧诗”之后，并非只有一个诗歌趋向，而另外的诗歌趋向所指向的东西与前面所述有着巨大的差异。比如柏桦、张枣、欧阳江河、翟永明、骆一禾、西川、海子、老木、陈东东、陆忆敏、张真、雪迪、贝岭、黑大春、马高明、大仙、林雪、海男等诗人，这本诗选对他们的作品相当偏重。这里面首先要谈到的是“女诗人”这一现象。这并非是一个特意提出的题目，而是事实上由于女性的天性特点而形成的，正是女性的特点，使翟永明、张真、陆忆敏、唐亚平、林雪等的诗歌更富于抒情性、直觉性与自我分析性，加之于自白派诗歌的影响天生地在她们的诗歌中获得响应，因而使这几位女诗人的诗歌多少带有一种自白的风格。接着提到的是贝岭、雪迪、黑大春等几位诗人，他们承受的北岛们的影响更为直接，但他们以激情的强烈，抒情的浓厚，获得了独立。后者与“第三代诗人”有着一些关联但却是区别的。然而也还有一些区别和差异更大的诗人也在活动着。一九八四年前后，“朦胧诗”尚在中心位置时，四川的柏桦、张枣、欧阳江河等诗人创办了一个自印诗刊《日日新》。“日日新”是诗人庞德引自中国古人的一句箴言。他们以此勉励自己在诗歌上的不断追求。因此，从他们的诗歌中可以看出，对于传统与现代有关的种种因素在他们的视野里消失了。柏桦、张枣、欧阳江河、翟永明与钟鸣号称“五君子”，这个称呼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他们的诗歌趋向。骆一禾、西川、海子、老木对诗歌的理想主义和知识分子精神、艺术的秩序有着共同的话题。他们与柏桦、欧阳江河、张枣、陈东东等人有着相近的诗歌理想。在他们一九八六、一九八七年以来的诗歌创作中，激情沉静为内在的抒情性。伟大的诗人重新被他们追求，他们希望再一次建立大度、成熟、正派的诗歌形象。与“朦胧诗人”们不同的是：他们树立的形象乃是诗人这一相关于诗歌的最本来的含义，而不仅仅是实验者，挑战者，英雄，见证人等等。
　　“朦胧诗”之后的情形之芜杂，使每一个企图理清其大致状况和线索的人都不能不犹豫和迟疑。就像“这个城市的诗人真多／你随便扔一一颗石子／就能打中一个诗人的脑袋”这三句诗所言，“朦胧诗”后的浪潮确实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而且圭臬死去之后，再没有中心和公认的诗歌标准。或许，编选这本诗选就带有编选者重建诗歌标准的企图，问题在于从自己出发，诗歌就只有一个标准，确定了这一点，又可以说，这本诗选将遇到的任何非议与批评也将是必然与合乎情理的。
　　
　　(《灯芯绒幸福的舞蹈》〔八十年代新潮文学丛书之一〕，老木、唐晓渡编，将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