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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视连续剧《空镜子》问世以前，万方还是个名声与实力不太相称的女作家。她总像套中人一样封闭着自己，在20平米的写作间里任思绪驰骋，让文字在稿纸上汩汩流淌，却少与外界的热闹场有什么交流。传播媒介最广的电视她从不露面，让纯文字走红的评论界她不打交道。报界也很少把她当作有特色的女作家来介绍。其实，万方早在20年前就拿过电影金鸡最佳编剧奖；她的几部中篇小说刊登在《收获》上，文学圈内给了很高的评价；她曾应洛克菲勒基金会创作中心之邀赴意大利写作话剧《谁在敲门》；她创作的歌剧《原野》在美国演出获得了很大成功……
但万方总是在默默耕耘。难道她真的拒绝名声?对此万方一点儿也没有假正经，她很希望自己的作品能被公众喜欢，她也愿意被更多的人了解，只是她从来不去主动争取，下功夫、动脑筋。在为了出名已经有了大动作、大策划的今天，她这样一派与世无争的劲头是绝对不行的。只是《空镜子》在全国热播，与《激情燃烧的岁月》一起被誉为那两年的极品，万方才成为热点，央视“东方之子”也用了上下两次专访把她介绍给观众，很多人知道了原来《空镜子》的作者竟然是曹禺的女儿。而这一年正是万方的知天命之年，一个阅历丰富精力仍然旺盛的作家。
从小公主到“狗崽子”
曹禺是中国少数几个不被冠以“著名”头衔的文化人，就如同没有人称巴金是“著名作家”，称钱钟书是“著名学者”一样，过于著名反而用不着“著名”了。小时候万方家里总是宾朋满座，文艺界的名流常常来拜会曹老，那些在舞台银幕上见到的大明星，对父亲总是那么尊重。在父亲身边，她如同一个小公主，总是被人们宠着。
可能是曹禺在话剧领域里已攀上了顶峰，也可能是22岁便以《雷雨》震惊天下而解放后再也没有突破的苦闷，当然更可能上世纪50年代以来文艺界人士一直如惊弓之鸟，使曹禺希望女儿成为一名科学家和医生，而不愿培养她再去当个作家。但曹禺后来发出这样的感叹：“我不得不承认潜移默化的力量，同时还有天性。”
曹禺让女儿转行的愿望落空了，他发现万方小时候对事物有种独特的表达方式，她看天上的乌云，会琢磨出种种鬼怪的影子，从墙壁的水迹中她能找到公主、国王、神仙，能和童话的形象对上号。她跟着父亲去看《雷雨》，看着看着她哭了，曹禺以为她是被雷声吓哭的，其实她是被悲剧情节感动哭的。她特别喜欢写诗，上幼儿园时居然能写短诗，那诗句有快乐有忧伤，但却是大人想不出来的句子。万方还被父亲带到人大会堂，熟练地背诵了一串毛主席的诗词：“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一位气宇轩昂的老人听罢给她鼓掌和握手，说：“小朋友，你念得很好。”曹禺告诉她：“跟你握手的就是周总理啊!”十多年后，就是在这个大会堂外，万方在清明节上念了她写的悼念诗，在场的人都哭了，给她塞条子留地址，希望得到她的诗。
万方15岁时家庭发生重大变故，“文革”使她父亲和全家跌入深渊，他们住的八间房被红卫兵抢占，他们搬进了两间低矮潮湿的小屋。一代戏剧大师竟然干起了看大门的工作，在首都剧场传达室搞勤杂。对万方来说，更大的不幸是她深深挚爱的母亲方瑞也在那个年代去世。
方瑞是清代“桐城派”创始人方苞的后代，她的良好的文化素养被吴祖光称为“最后的大家闺秀”。母亲对万方的影响并不亚于大名鼎鼎的父亲。女性对子女的体贴常有男性不及之处，比如万方在幼儿园作的小诗都被她抄录在小本子上，直到她离开人世前还保存着。这件事给万方的打击极大。30年过去，她还常在梦中与母亲攀谈，还希望来世再作母亲的女儿。
童年受到歧视的日子是刻骨铭心的，每当看到家门口贴着打倒父亲的标语，尤其是名字上的大叉子，万方吓得总是想哭。到了学校，她都没有资格进教室，总是坐在教室外的门口，以显示她不同于“红五类”孩子。17岁时，瘦小得还像十三四岁女孩的万方便到吉林扶余插队，她在田头常常有被风卷起的感觉，有时饿极了便到老乡家要点杂粮与咸菜。回忆起那段生活，她说在今天都市人的眼中，那简直是没法活，但当时的心情还挺愉快，因为毕竟从“狗崽子”“黑帮家属”的歧视中走出来。与她一起插队的还有不少劳教的小流氓，她也说，那时的流氓还讲些义气，现在的流氓、骗子比那时的坏多了。这段被放逐的生活成了她以后小说中常常使用的氛围。
万方虽然有个“反动权威”父亲，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她毕竟比普通的“狗崽子”运气好。沈阳军区前进歌剧团的颜庭瑞政委也是个作家，他非常崇拜曹禺，想冒着风险为他景仰的前辈做点事，把万方从农村调来搞创作。她到基层、到野战军去体验生活，她没有任何按自己思想去创作的自由，她只能不差分毫地去诠释当时的政策。她虽然比后来的知青作家更早地动笔，但恰恰这几年使她疏远了知青生活，未能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同那些知青作家一同崛起。
写影视养小说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她才正经开始创作。她为曹禺改编电影剧本《日出》，获那一年金鸡奖最佳编剧奖。本来万方是可以借此机会红一把的，但她总是腼腆而真诚地对采访她的记者说：“等我再得一次奖您再写。”
身为中央歌剧院编剧的万方又尝试用歌剧形式改编《原野》，她对原作进行了浓缩，压成四幕歌剧，而人物与感情乃至动作都在，加上她的唱词写得好，作曲家拿到唱词就说：“我的音乐已经有了。”而演员一唱就掉下眼泪。这个歌剧在中国演出成功，在美国肯尼迪艺术中心艾森豪歌剧院也上演了。万方应邀出席首演，得知这个剧竟耗资100多万美金，导演是马里兰大学音乐系的主任里昂梅杰，总指挥及管理人员均为美国人，而演员主要是华裔，被美国称为“中国人的戏，美国人的制作”。11场演出的入场券售价129美元一张，依然销售一空。这是万方的又一次成功。她依然是平静地对待这一切，没有借此制造轰动效应，只是淡淡地说：“歌剧毕竟是属于作曲家的。”
万方最喜欢写的是小说。小说最能把她内心深处的体验表达出来。如果她全身心地投入到小说创作中，她十多年前就可以跻身于著名女作家之列(其实她在文学圈内已经很出名了)，她的几个中篇小说《在劫难逃》《杀人》《未被饶恕》《珍禽异兽》都引起了文学界的关注。但她又很实际，她感到写小说养活不了自己，她不得不经常涉足电视剧，她知道写电视剧要占去她不少时间，而且写多了写小说的感觉都受影响。她毕竟生活在现实中，她不得不变得世俗些。
万方不愿几十年后自己的晚年也像父亲那样拮据，她要趁年轻把钱挣足，要没有后顾之忧地写小说。上世纪90年代中期她写了几十集电视剧，又应邀把李春波的歌 《小芳的故事》改编成电影，拍完后她基本没有看过，她说好坏都是导演的事。写影视她也有极认真的时候，那是根据真人真事写的《牛玉琴的树》。为这个剧她去陕北采访了牛玉琴，她惊叹在这荒漠的黄土地上，一位普通的女性农民会用这样坚韧不拔的精神在离家15里的地方种下2万亩树。在采访中万方发现牛玉琴的腰间总是挂着丈夫留给她的小铃铛，种树是她丈夫生前的遗愿。她丈夫得了骨癌，在医院锯下一条腿，她把丈夫的腿留好，只是丈夫死后才同遗体一同埋掉，她信奉死人埋葬时也要是完整的。丈夫一直支配着她的生命和理想，使她这个小人物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万方写剧本几乎是一气呵成，播映后反响很强烈，有关部门评价，看来主旋律也可以写得很好看。牛玉琴成了英雄，几次来北京作报告，她总忘不了问候万方。万方却以知心朋友的身份劝她：“你应该找个男人。”牛玉琴后来告诉她，原来没这个想法，经万方劝告开始犹豫，但她毕竟还要考虑三个儿子。
晚年曹禺眼中的万方
万方很理解父亲，自从母亲去世，她知道父亲内心深处的孤独，万方希望父亲能从过去的痛苦中摆脱，为此她很感激她的继母李玉茹，并且亲切地叫她妈妈。万方说她让我爸爸高兴，她能在父亲病成这样还始终陪伴着。李玉茹的女儿李莉是导演过《杨乃武与小白菜》《上海一家人》的名导，她和万方本来是很好的合作对象，但一南一北，始终没有合作的机会。
曹禺对女儿的个人生活也特别理解，万方婚姻曾有过一次变化，她后来的丈夫程世鉴也是一位剧作家。曹禺当初担忧的是对可爱的小外孙成长不利，但后来知道这种担忧是多余的，曹禺深情地写下：“万方有个儿子，也是圆头圆脑，很聪明。在儿子身上，她这个母亲可是花费了不少精力和时间，也尝到了不少痛苦。我不想谈孩子的婚姻、感情，因为这是他们自己的事。”
如果说万方对曹禺是崇拜和爱戴，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便多了一层同情。曹禺的晚年疾病缠身，一直住在医院里。当年充满着睿智、思辨与幽默的人被岁月消蚀成这样，万方为此写道：“我注视着爸爸，同时，我能感到他的梦。此刻，他的一生就像梦境一样，既真实又虚幻。他看见许许多多的人和事，他有愿望把这景象告诉我们，可是很困难。于是，在很多时间里，他孤独地呆在梦里……”万方深知父亲内心的痛苦，她不管多忙，三天两头前去探望父亲。曹禺只有通过女儿才能了解外面的世界，他会像小孩似的问万方：“今天给我说点什么呀?”曹禺的记性越来越差，对每天打针吃药的护士常常张冠李戴，护士们一笑了之，但曹禺却不时讲出大师的妙语，对万方说：“上帝安排得多妙啊，我们老人让年轻人受累，小孩也让人累，可是他可爱啊，怎么看怎么可爱。老人就不同了，丑，没有一点可爱的表演，上帝把你的丑脸画好了，让你知道该走了。”万方安慰父亲：“你也可爱呀!”曹禺无奈地笑笑：“你是我女儿，没有办法。”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曹禺曾痛苦地在病房里大喊：“我痛苦，我要写一个大东西才死，不然我不干!我就是惭愧啊，我真想一死了之，我越想托尔斯泰越难受。”万方是曹禺晚年缺憾的慰藉。曹禺看到女儿上世纪90年代创作上有了大的变化，高兴地说：“你真的行，小方子，你可以写出好东西!”他在病房内看了万方创作的电视剧《牛玉琴的树》，他第一次放开了表扬女儿一次：“非常感动人，又真实又动人。”作家出版社要出万方的小说集《和天使一起飞翔》，出版社非常希望曹禺写点东西，曹老身体十分虚弱，他颤抖着手一笔一画地写道：“在我的女儿里，万方是比较像我的一个，所以她成了写东西的人。她写的东西我看过，小说《杀人》我觉得有力量，给人思索，我曾担心她会是一个比较专注自己内心的作者，现在我不担这个心了，她能够写完全不是她的东西，极不相同的人和生活，而且是那么回事儿。可以说她具有创作的悟性和本领了。”
在这之后的几天，老人在沉睡中结束了他灿烂的一生。
编辑／王文娜
但万方总是在默默耕耘。难道她真的拒绝名声?对此万方一点儿也没有假正经，她很希望自己的作品能被公众喜欢，她也愿意被更多的人了解，只是她从来不去主动争取，下功夫、动脑筋。在为了出名已经有了大动作、大策划的今天，她这样一派与世无争的劲头是绝对不行的。只是《空镜子》在全国热播，与《激情燃烧的岁月》一起被誉为那两年的极品，万方才成为热点，央视“东方之子”也用了上下两次专访把她介绍给观众，很多人知道了原来《空镜子》的作者竟然是曹禺的女儿。而这一年正是万方的知天命之年，一个阅历丰富精力仍然旺盛的作家。
从小公主到“狗崽子”
曹禺是中国少数几个不被冠以“著名”头衔的文化人，就如同没有人称巴金是“著名作家”，称钱钟书是“著名学者”一样，过于著名反而用不着“著名”了。小时候万方家里总是宾朋满座，文艺界的名流常常来拜会曹老，那些在舞台银幕上见到的大明星，对父亲总是那么尊重。在父亲身边，她如同一个小公主，总是被人们宠着。
可能是曹禺在话剧领域里已攀上了顶峰，也可能是22岁便以《雷雨》震惊天下而解放后再也没有突破的苦闷，当然更可能上世纪50年代以来文艺界人士一直如惊弓之鸟，使曹禺希望女儿成为一名科学家和医生，而不愿培养她再去当个作家。但曹禺后来发出这样的感叹：“我不得不承认潜移默化的力量，同时还有天性。”
曹禺让女儿转行的愿望落空了，他发现万方小时候对事物有种独特的表达方式，她看天上的乌云，会琢磨出种种鬼怪的影子，从墙壁的水迹中她能找到公主、国王、神仙，能和童话的形象对上号。她跟着父亲去看《雷雨》，看着看着她哭了，曹禺以为她是被雷声吓哭的，其实她是被悲剧情节感动哭的。她特别喜欢写诗，上幼儿园时居然能写短诗，那诗句有快乐有忧伤，但却是大人想不出来的句子。万方还被父亲带到人大会堂，熟练地背诵了一串毛主席的诗词：“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一位气宇轩昂的老人听罢给她鼓掌和握手，说：“小朋友，你念得很好。”曹禺告诉她：“跟你握手的就是周总理啊!”十多年后，就是在这个大会堂外，万方在清明节上念了她写的悼念诗，在场的人都哭了，给她塞条子留地址，希望得到她的诗。
万方15岁时家庭发生重大变故，“文革”使她父亲和全家跌入深渊，他们住的八间房被红卫兵抢占，他们搬进了两间低矮潮湿的小屋。一代戏剧大师竟然干起了看大门的工作，在首都剧场传达室搞勤杂。对万方来说，更大的不幸是她深深挚爱的母亲方瑞也在那个年代去世。
方瑞是清代“桐城派”创始人方苞的后代，她的良好的文化素养被吴祖光称为“最后的大家闺秀”。母亲对万方的影响并不亚于大名鼎鼎的父亲。女性对子女的体贴常有男性不及之处，比如万方在幼儿园作的小诗都被她抄录在小本子上，直到她离开人世前还保存着。这件事给万方的打击极大。30年过去，她还常在梦中与母亲攀谈，还希望来世再作母亲的女儿。
童年受到歧视的日子是刻骨铭心的，每当看到家门口贴着打倒父亲的标语，尤其是名字上的大叉子，万方吓得总是想哭。到了学校，她都没有资格进教室，总是坐在教室外的门口，以显示她不同于“红五类”孩子。17岁时，瘦小得还像十三四岁女孩的万方便到吉林扶余插队，她在田头常常有被风卷起的感觉，有时饿极了便到老乡家要点杂粮与咸菜。回忆起那段生活，她说在今天都市人的眼中，那简直是没法活，但当时的心情还挺愉快，因为毕竟从“狗崽子”“黑帮家属”的歧视中走出来。与她一起插队的还有不少劳教的小流氓，她也说，那时的流氓还讲些义气，现在的流氓、骗子比那时的坏多了。这段被放逐的生活成了她以后小说中常常使用的氛围。
万方虽然有个“反动权威”父亲，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她毕竟比普通的“狗崽子”运气好。沈阳军区前进歌剧团的颜庭瑞政委也是个作家，他非常崇拜曹禺，想冒着风险为他景仰的前辈做点事，把万方从农村调来搞创作。她到基层、到野战军去体验生活，她没有任何按自己思想去创作的自由，她只能不差分毫地去诠释当时的政策。她虽然比后来的知青作家更早地动笔，但恰恰这几年使她疏远了知青生活，未能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同那些知青作家一同崛起。
写影视养小说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她才正经开始创作。她为曹禺改编电影剧本《日出》，获那一年金鸡奖最佳编剧奖。本来万方是可以借此机会红一把的，但她总是腼腆而真诚地对采访她的记者说：“等我再得一次奖您再写。”
身为中央歌剧院编剧的万方又尝试用歌剧形式改编《原野》，她对原作进行了浓缩，压成四幕歌剧，而人物与感情乃至动作都在，加上她的唱词写得好，作曲家拿到唱词就说：“我的音乐已经有了。”而演员一唱就掉下眼泪。这个歌剧在中国演出成功，在美国肯尼迪艺术中心艾森豪歌剧院也上演了。万方应邀出席首演，得知这个剧竟耗资100多万美金，导演是马里兰大学音乐系的主任里昂梅杰，总指挥及管理人员均为美国人，而演员主要是华裔，被美国称为“中国人的戏，美国人的制作”。11场演出的入场券售价129美元一张，依然销售一空。这是万方的又一次成功。她依然是平静地对待这一切，没有借此制造轰动效应，只是淡淡地说：“歌剧毕竟是属于作曲家的。”
万方最喜欢写的是小说。小说最能把她内心深处的体验表达出来。如果她全身心地投入到小说创作中，她十多年前就可以跻身于著名女作家之列(其实她在文学圈内已经很出名了)，她的几个中篇小说《在劫难逃》《杀人》《未被饶恕》《珍禽异兽》都引起了文学界的关注。但她又很实际，她感到写小说养活不了自己，她不得不经常涉足电视剧，她知道写电视剧要占去她不少时间，而且写多了写小说的感觉都受影响。她毕竟生活在现实中，她不得不变得世俗些。
万方不愿几十年后自己的晚年也像父亲那样拮据，她要趁年轻把钱挣足，要没有后顾之忧地写小说。上世纪90年代中期她写了几十集电视剧，又应邀把李春波的歌 《小芳的故事》改编成电影，拍完后她基本没有看过，她说好坏都是导演的事。写影视她也有极认真的时候，那是根据真人真事写的《牛玉琴的树》。为这个剧她去陕北采访了牛玉琴，她惊叹在这荒漠的黄土地上，一位普通的女性农民会用这样坚韧不拔的精神在离家15里的地方种下2万亩树。在采访中万方发现牛玉琴的腰间总是挂着丈夫留给她的小铃铛，种树是她丈夫生前的遗愿。她丈夫得了骨癌，在医院锯下一条腿，她把丈夫的腿留好，只是丈夫死后才同遗体一同埋掉，她信奉死人埋葬时也要是完整的。丈夫一直支配着她的生命和理想，使她这个小人物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万方写剧本几乎是一气呵成，播映后反响很强烈，有关部门评价，看来主旋律也可以写得很好看。牛玉琴成了英雄，几次来北京作报告，她总忘不了问候万方。万方却以知心朋友的身份劝她：“你应该找个男人。”牛玉琴后来告诉她，原来没这个想法，经万方劝告开始犹豫，但她毕竟还要考虑三个儿子。
晚年曹禺眼中的万方
万方很理解父亲，自从母亲去世，她知道父亲内心深处的孤独，万方希望父亲能从过去的痛苦中摆脱，为此她很感激她的继母李玉茹，并且亲切地叫她妈妈。万方说她让我爸爸高兴，她能在父亲病成这样还始终陪伴着。李玉茹的女儿李莉是导演过《杨乃武与小白菜》《上海一家人》的名导，她和万方本来是很好的合作对象，但一南一北，始终没有合作的机会。
曹禺对女儿的个人生活也特别理解，万方婚姻曾有过一次变化，她后来的丈夫程世鉴也是一位剧作家。曹禺当初担忧的是对可爱的小外孙成长不利，但后来知道这种担忧是多余的，曹禺深情地写下：“万方有个儿子，也是圆头圆脑，很聪明。在儿子身上，她这个母亲可是花费了不少精力和时间，也尝到了不少痛苦。我不想谈孩子的婚姻、感情，因为这是他们自己的事。”
如果说万方对曹禺是崇拜和爱戴，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便多了一层同情。曹禺的晚年疾病缠身，一直住在医院里。当年充满着睿智、思辨与幽默的人被岁月消蚀成这样，万方为此写道：“我注视着爸爸，同时，我能感到他的梦。此刻，他的一生就像梦境一样，既真实又虚幻。他看见许许多多的人和事，他有愿望把这景象告诉我们，可是很困难。于是，在很多时间里，他孤独地呆在梦里……”万方深知父亲内心的痛苦，她不管多忙，三天两头前去探望父亲。曹禺只有通过女儿才能了解外面的世界，他会像小孩似的问万方：“今天给我说点什么呀?”曹禺的记性越来越差，对每天打针吃药的护士常常张冠李戴，护士们一笑了之，但曹禺却不时讲出大师的妙语，对万方说：“上帝安排得多妙啊，我们老人让年轻人受累，小孩也让人累，可是他可爱啊，怎么看怎么可爱。老人就不同了，丑，没有一点可爱的表演，上帝把你的丑脸画好了，让你知道该走了。”万方安慰父亲：“你也可爱呀!”曹禺无奈地笑笑：“你是我女儿，没有办法。”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曹禺曾痛苦地在病房里大喊：“我痛苦，我要写一个大东西才死，不然我不干!我就是惭愧啊，我真想一死了之，我越想托尔斯泰越难受。”万方是曹禺晚年缺憾的慰藉。曹禺看到女儿上世纪90年代创作上有了大的变化，高兴地说：“你真的行，小方子，你可以写出好东西!”他在病房内看了万方创作的电视剧《牛玉琴的树》，他第一次放开了表扬女儿一次：“非常感动人，又真实又动人。”作家出版社要出万方的小说集《和天使一起飞翔》，出版社非常希望曹禺写点东西，曹老身体十分虚弱，他颤抖着手一笔一画地写道：“在我的女儿里，万方是比较像我的一个，所以她成了写东西的人。她写的东西我看过，小说《杀人》我觉得有力量，给人思索，我曾担心她会是一个比较专注自己内心的作者，现在我不担这个心了，她能够写完全不是她的东西，极不相同的人和生活，而且是那么回事儿。可以说她具有创作的悟性和本领了。”
在这之后的几天，老人在沉睡中结束了他灿烂的一生。
编辑／王文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