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从权力与规训理论对《模仿者》进行深入细致的解读，围绕权力是如何对受殖者的身份和心理进行规训和压迫，以及主人公在困境中对规训做出的顽强反抗和最终走向流离失所的过程，揭示出西方霸权对反抗力量的收编是受殖者无法改变的宿命和创伤，从而表明局部斗争不能推翻殖民权力。
关键词：《模仿者》；福柯；权力与规训
作者简介：张春林，河南商丘人，现云南师范大学英语语言专业在读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8--02
对于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印度裔英籍作家维·苏·奈保尔而言，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与现状始终是他关注的重点。《模仿者》作为后殖民文学代表作之一，描述了以特立尼达为原型的后殖民国家伊莎贝拉岛在英国殖民权力下所遭遇的困境——历史残缺、文化错位、身份模糊以及社会混乱无序，以及受殖者在权力规训下对独立身份的寻求和权威的挑战。因此，作为一部描写后殖民状况的纪实作品，受到国内外研究者的重视。多数研究者从后殖民背景，身份认同和飞散视角等方面加以分析。然而针对小说中一系列殖民压迫与反抗等问题，还没有研究者从权力与规训理论来进行探。因此，本文从福柯的权力关系视角入手探析权力对受殖者的规训和压迫，从而揭示出被殖民者无法根除的殖民创伤和无奈的臣服，进而表明“局部斗争”并不能推翻殖民的权力统治。
一、规训压迫下的身份丧失
福柯认为，学校兵营，工厂，机关等社会的各个角落，规训权力就像摆脱不了的魔鬼如影随形。任何生活在规训权利制度下的人都受到权力行使者全面的监视与观察[4]95。在《模仿者》中，代表英国殖民权力的学校对受殖者的规训和压迫无处不在。辛格作为小说的叙述者，以回忆录的形式描写了一段童年时期在伊莎贝拉岛上学时的经历，作为在权力掌控下的“小白鼠”，时刻学习和接受英式文化和教育。“学校建筑也成为一个训练机构”[4]96。在回忆中，教师对学生的压迫亦是随处可见。“格兰特少校起了这个名字并发扬光大。他是个非常会取名字的人。”[1]128。格兰特少校作为英帝国权威的代表拥有命名权，命名是对一个人乃至一个国家属性的决定和掌握，是对附属者的规训和教化。作为权力的象征，教师则认为“身为黑人男孩，伊顿的真实角色是花园或者院子里帮忙的男孩”[2]135。这样的殖民教育，使受殖者精神麻痹，否定自己，因此“我们是天生的模仿演员”[2]（133）。除此之外，福柯还指出学院的建筑就这样成为一个监视机构，[4]96监视者一双看不见的眼睛随时都在监视着每一个囚犯。[4]105在小说中，主人公辛格多次提到“我被标记了，我被注意着”[2]93，一种内心的恐慌和无助使其更加屈服在强大权力面前，监视作为一种无形的力量，观察着所有人的一举一动。“使被规训的人经常看见和能够被随时看见。这样在检查者与被检查者之间就形成了一种权利关系，规训权力通过整理编排对象来显示自己的权势。”[4]101。受殖者成了强大宗主国谦卑恭顺的仆人。对他们而言，这个世界早已规划有致。
此外，作为受殖者之一，辛格在身份认同失败和人格独立丧失的情形下，内心虽然挣扎无助，但实际上却接受了权威所带来的规训和身份。首先，他还把自己原来带有明显印度色彩的名字拉吉特·克力帕辛格改为英国化的拉尔夫·辛格。“人的名字虽然只是一个符号，却是界定自我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辛格对自己名字的否定，实际上也就否定了自己身份和国家的文化传统。”[5]40同时，这也是一种对英殖民权力的认可和屈服。接着在其前往伦敦追寻自己身份认同的过程中，与桑德拉结为夫妇，“也许是和桑德拉结婚后的影響，我开始随波逐流，不仅仅听从她的，也听从事情的安排”[2]48。桑德拉作为地道的英国人是“贪婪，充满社会野心的。”[2]42尽管如此，她纯正的血统和语言天赋深深吸引着辛格，所谓的吸引无非是模仿的范本，桑德拉对辛格而言只是一个追寻英国身份的来源，渴望从她身上汲取更多的英国传统和身份认可。这无疑是一场注定失败的结合，桑德拉作为英殖民帝国的象征对受殖者而言永远是无尽的勒索和压迫，就像富人永远不可能与穷人为伍一样。而“幸福的首要前提是出生在一个著名的城市。”[2]117辛格是天生的模仿者，模仿首先是一种奴隶状态的标记，这种标记是无形的规训和压迫，并且无法改变。辛格的英国身份认同失败迫使他彻底成为一个漂泊之人。
二、无力反抗下的宿命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小说中，身为传统印度人，辛格父亲的反抗是在长期沉默中爆发的。“他一瓶接着一瓶打，一直用锯齿的可口可乐瓶做武器。”[2]102。作为西方殖民的代言物，可口可乐在辛格父亲眼里等同于帝国权利的压迫与欺凌，怒不可遏的民族情绪使他丧失了理智，他排斥自己的妻子，西塞尔，以及所有代表西方霸权的事物。但被殖民国家始终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困境，它既不会被殖民国家完全同化，彻底失去本土文化和传统，也不会毫无杂质地保留原有的本色，一尘不染。它处于一种不接受也不拒绝的边缘地带，渴望成为宗主国一份子永远是不切实际的事。辛格父亲在面临认同失败后默默接受了在当地的教育局工作，得不到西方帝国的身份认同却依旧处于被其压迫欺凌的状况，辛格父亲从刚开始“忠诚的奴隶”转变成了反抗殖民者的奴隶领袖。父亲的背离首先体现在骑车载人的“知法犯法”，“我父亲，一位政府公务员，选了一条主路公然违法，这让我非常吃惊。”[2]122接着，父亲领导的码头工人罢工和迁徙是反抗的极端体现，起义运动往往是受压迫者最无效最脆弱的歇斯底里，在强大的权威面前只不过是一阵热血来潮的无声呐喊和归顺前的无力挣扎。当然，在小说中，父亲运动的失败也早已注定，“像父亲这样的运动无法持久”[2]132父亲的反抗最终淹没在强大权力的漩涡之中。“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民反抗往往都是以悲剧告终，而反抗者最终成为权力系统运转下的润滑剂。 相比于父亲极端盲目的反抗，辛格的抵抗或许显得更加明智与冷静。辛格的反抗之路是在遇到布朗之后开始的，这个对自己种族有屈辱感的黑人男孩迫切为受苦受难的受压者发声说话。《社会主义者》的发行是标志着成功的开始，政治觉醒掀起了浪潮，呼吁着拥有自己的国家属性和政治独立，但长期处于被殖民状态的伊莎贝拉早已丧失本国经济产业和教育制度，甚至政治自由也无力使受殖者的心灵从停滞状态中摆脱出来。但在布朗和辛格建立的新党派和慷慨激昂的演讲组织下，人们渴望摆脱压制和追求自由平等的情绪被成功调动起来，而“我们也被成功弄得头晕目眩”[2]203当他们真正开始实行政策的时候却是举步维艰，辛格鼓励一位当地人生产当地罐头失败了，然而转向制作罐装进口黄油却成功了。当地人不接受当地水果却热衷于进口黄油，这不单单指食物问题，而是象征着两个国家的抉择与趋同，崇洋媚外是解释不了这个问题的，曾经被英国殖民过的伊莎贝拉依旧隐存着对英帝国的趋附与认可。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已经接受了经济落后，地位低下，传统落后这种被灌输的思想，哪怕国家自由和解放了，心被压制久了容易变得呆滞与毫无主见。因此，在一群几乎丧失自主性的群众中找出一条自主富强的发展道路是困难的，“我们很快发现自己依靠的不过是一群暴徒，我们对暴徒的掌握只不过来自不牢靠的言语。”[2]210我们用虚无缥缈的言语激励着群众结果无非是带来了一群激进分子，这一场由两个人掀起来的运动无疑是不牢固的不科学的。到最后，辛格迫于政治形势的压力，逃避到伦敦重新追寻他的身份认同，直至成为流离失所之人。
正如福柯认为，“局部斗争一开始就是没有希望的，而现代生存美学夸大了个体的精神力量，它们最终都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和被权力奴役的处境。”[3]172。辛格的父亲，布朗和辛格都为摆脱英帝国霸权和规训做了一定的努力和贡献。弱肉强食是次要，根本问题在于他们三者自身的身份矛盾性和模糊性，辛格的英国身份认同的失败，辛格父亲身为象征西方的传教士的失败，布朗去英国追求政治自由的过程等都表明在反殖民斗争中，个人力量和反抗往往是形单影只，在坚不可摧的殖民机制面前犹如飞蛾扑火。福柯指出，“局部斗争就是直接斗争，以个体摆脱规训为目的。”[3]173从结局来看，发起局部斗争的三者始终没有摆脱规训，整个国家又谈何摆脱帝国压制？从某种意义上说，局部斗争更可能是规训权力的一种策略，只有让被殖民者进行斗争，权力和规训才能更好地发挥其效力。针对局部斗争，殖民者权力中心随时调整自己的方位，把斗争力量收编到自己的系统中去。这样，反抗便彻底失去了意义，成功更无处谈起，反殖民斗争陷入了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而沉默和死亡成了被压迫者刻板式的宿命。
三、结语
对于被殖民国家来说，在强大西方霸权的掌控之下，身份的“流离失所”是一个种民族乃至一个国家永远抹不掉的悲痛和创伤，小说中，辛格对外来文化向往又抵抗，对源文化排斥又无能为力，并经历了一段目的性的傀儡婚姻，展开过一场外实内虚的种族斗争，其都陷入西方霸权系统的收割中。然而，时代日新月异，历史却不会随着前人的逝去而消失。一个民族的复兴与独立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肉体上的压迫和束缚可以即时解放，但思想上的遗痕却是一道隐形的墙。不难想象，民族解放既不是盲目激进的敲鼓呐喊，也不是新一轮的规训压迫。民族应该拥有科学理性的方针，民族团结和富有创新主见的意识，才能使人们在精神解放的路上越走越远。
参考文献：
[1]V. S Naipaul. The Mimic Man [M]. London： Picador， 1969.
[2]蔡安洁. 模仿者[M]. 佛山： 南海出版社，2016.
[3]刘永谋. 福柯的主体解构之旅[M]. 江苏： 人民出版社，2009.
[4]胡颖峰. 规训权利与规训社會[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关键词：《模仿者》；福柯；权力与规训
作者简介：张春林，河南商丘人，现云南师范大学英语语言专业在读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8--02
对于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印度裔英籍作家维·苏·奈保尔而言，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与现状始终是他关注的重点。《模仿者》作为后殖民文学代表作之一，描述了以特立尼达为原型的后殖民国家伊莎贝拉岛在英国殖民权力下所遭遇的困境——历史残缺、文化错位、身份模糊以及社会混乱无序，以及受殖者在权力规训下对独立身份的寻求和权威的挑战。因此，作为一部描写后殖民状况的纪实作品，受到国内外研究者的重视。多数研究者从后殖民背景，身份认同和飞散视角等方面加以分析。然而针对小说中一系列殖民压迫与反抗等问题，还没有研究者从权力与规训理论来进行探。因此，本文从福柯的权力关系视角入手探析权力对受殖者的规训和压迫，从而揭示出被殖民者无法根除的殖民创伤和无奈的臣服，进而表明“局部斗争”并不能推翻殖民的权力统治。
一、规训压迫下的身份丧失
福柯认为，学校兵营，工厂，机关等社会的各个角落，规训权力就像摆脱不了的魔鬼如影随形。任何生活在规训权利制度下的人都受到权力行使者全面的监视与观察[4]95。在《模仿者》中，代表英国殖民权力的学校对受殖者的规训和压迫无处不在。辛格作为小说的叙述者，以回忆录的形式描写了一段童年时期在伊莎贝拉岛上学时的经历，作为在权力掌控下的“小白鼠”，时刻学习和接受英式文化和教育。“学校建筑也成为一个训练机构”[4]96。在回忆中，教师对学生的压迫亦是随处可见。“格兰特少校起了这个名字并发扬光大。他是个非常会取名字的人。”[1]128。格兰特少校作为英帝国权威的代表拥有命名权，命名是对一个人乃至一个国家属性的决定和掌握，是对附属者的规训和教化。作为权力的象征，教师则认为“身为黑人男孩，伊顿的真实角色是花园或者院子里帮忙的男孩”[2]135。这样的殖民教育，使受殖者精神麻痹，否定自己，因此“我们是天生的模仿演员”[2]（133）。除此之外，福柯还指出学院的建筑就这样成为一个监视机构，[4]96监视者一双看不见的眼睛随时都在监视着每一个囚犯。[4]105在小说中，主人公辛格多次提到“我被标记了，我被注意着”[2]93，一种内心的恐慌和无助使其更加屈服在强大权力面前，监视作为一种无形的力量，观察着所有人的一举一动。“使被规训的人经常看见和能够被随时看见。这样在检查者与被检查者之间就形成了一种权利关系，规训权力通过整理编排对象来显示自己的权势。”[4]101。受殖者成了强大宗主国谦卑恭顺的仆人。对他们而言，这个世界早已规划有致。
此外，作为受殖者之一，辛格在身份认同失败和人格独立丧失的情形下，内心虽然挣扎无助，但实际上却接受了权威所带来的规训和身份。首先，他还把自己原来带有明显印度色彩的名字拉吉特·克力帕辛格改为英国化的拉尔夫·辛格。“人的名字虽然只是一个符号，却是界定自我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辛格对自己名字的否定，实际上也就否定了自己身份和国家的文化传统。”[5]40同时，这也是一种对英殖民权力的认可和屈服。接着在其前往伦敦追寻自己身份认同的过程中，与桑德拉结为夫妇，“也许是和桑德拉结婚后的影響，我开始随波逐流，不仅仅听从她的，也听从事情的安排”[2]48。桑德拉作为地道的英国人是“贪婪，充满社会野心的。”[2]42尽管如此，她纯正的血统和语言天赋深深吸引着辛格，所谓的吸引无非是模仿的范本，桑德拉对辛格而言只是一个追寻英国身份的来源，渴望从她身上汲取更多的英国传统和身份认可。这无疑是一场注定失败的结合，桑德拉作为英殖民帝国的象征对受殖者而言永远是无尽的勒索和压迫，就像富人永远不可能与穷人为伍一样。而“幸福的首要前提是出生在一个著名的城市。”[2]117辛格是天生的模仿者，模仿首先是一种奴隶状态的标记，这种标记是无形的规训和压迫，并且无法改变。辛格的英国身份认同失败迫使他彻底成为一个漂泊之人。
二、无力反抗下的宿命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小说中，身为传统印度人，辛格父亲的反抗是在长期沉默中爆发的。“他一瓶接着一瓶打，一直用锯齿的可口可乐瓶做武器。”[2]102。作为西方殖民的代言物，可口可乐在辛格父亲眼里等同于帝国权利的压迫与欺凌，怒不可遏的民族情绪使他丧失了理智，他排斥自己的妻子，西塞尔，以及所有代表西方霸权的事物。但被殖民国家始终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困境，它既不会被殖民国家完全同化，彻底失去本土文化和传统，也不会毫无杂质地保留原有的本色，一尘不染。它处于一种不接受也不拒绝的边缘地带，渴望成为宗主国一份子永远是不切实际的事。辛格父亲在面临认同失败后默默接受了在当地的教育局工作，得不到西方帝国的身份认同却依旧处于被其压迫欺凌的状况，辛格父亲从刚开始“忠诚的奴隶”转变成了反抗殖民者的奴隶领袖。父亲的背离首先体现在骑车载人的“知法犯法”，“我父亲，一位政府公务员，选了一条主路公然违法，这让我非常吃惊。”[2]122接着，父亲领导的码头工人罢工和迁徙是反抗的极端体现，起义运动往往是受压迫者最无效最脆弱的歇斯底里，在强大的权威面前只不过是一阵热血来潮的无声呐喊和归顺前的无力挣扎。当然，在小说中，父亲运动的失败也早已注定，“像父亲这样的运动无法持久”[2]132父亲的反抗最终淹没在强大权力的漩涡之中。“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民反抗往往都是以悲剧告终，而反抗者最终成为权力系统运转下的润滑剂。 相比于父亲极端盲目的反抗，辛格的抵抗或许显得更加明智与冷静。辛格的反抗之路是在遇到布朗之后开始的，这个对自己种族有屈辱感的黑人男孩迫切为受苦受难的受压者发声说话。《社会主义者》的发行是标志着成功的开始，政治觉醒掀起了浪潮，呼吁着拥有自己的国家属性和政治独立，但长期处于被殖民状态的伊莎贝拉早已丧失本国经济产业和教育制度，甚至政治自由也无力使受殖者的心灵从停滞状态中摆脱出来。但在布朗和辛格建立的新党派和慷慨激昂的演讲组织下，人们渴望摆脱压制和追求自由平等的情绪被成功调动起来，而“我们也被成功弄得头晕目眩”[2]203当他们真正开始实行政策的时候却是举步维艰，辛格鼓励一位当地人生产当地罐头失败了，然而转向制作罐装进口黄油却成功了。当地人不接受当地水果却热衷于进口黄油，这不单单指食物问题，而是象征着两个国家的抉择与趋同，崇洋媚外是解释不了这个问题的，曾经被英国殖民过的伊莎贝拉依旧隐存着对英帝国的趋附与认可。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已经接受了经济落后，地位低下，传统落后这种被灌输的思想，哪怕国家自由和解放了，心被压制久了容易变得呆滞与毫无主见。因此，在一群几乎丧失自主性的群众中找出一条自主富强的发展道路是困难的，“我们很快发现自己依靠的不过是一群暴徒，我们对暴徒的掌握只不过来自不牢靠的言语。”[2]210我们用虚无缥缈的言语激励着群众结果无非是带来了一群激进分子，这一场由两个人掀起来的运动无疑是不牢固的不科学的。到最后，辛格迫于政治形势的压力，逃避到伦敦重新追寻他的身份认同，直至成为流离失所之人。
正如福柯认为，“局部斗争一开始就是没有希望的，而现代生存美学夸大了个体的精神力量，它们最终都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和被权力奴役的处境。”[3]172。辛格的父亲，布朗和辛格都为摆脱英帝国霸权和规训做了一定的努力和贡献。弱肉强食是次要，根本问题在于他们三者自身的身份矛盾性和模糊性，辛格的英国身份认同的失败，辛格父亲身为象征西方的传教士的失败，布朗去英国追求政治自由的过程等都表明在反殖民斗争中，个人力量和反抗往往是形单影只，在坚不可摧的殖民机制面前犹如飞蛾扑火。福柯指出，“局部斗争就是直接斗争，以个体摆脱规训为目的。”[3]173从结局来看，发起局部斗争的三者始终没有摆脱规训，整个国家又谈何摆脱帝国压制？从某种意义上说，局部斗争更可能是规训权力的一种策略，只有让被殖民者进行斗争，权力和规训才能更好地发挥其效力。针对局部斗争，殖民者权力中心随时调整自己的方位，把斗争力量收编到自己的系统中去。这样，反抗便彻底失去了意义，成功更无处谈起，反殖民斗争陷入了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而沉默和死亡成了被压迫者刻板式的宿命。
三、结语
对于被殖民国家来说，在强大西方霸权的掌控之下，身份的“流离失所”是一个种民族乃至一个国家永远抹不掉的悲痛和创伤，小说中，辛格对外来文化向往又抵抗，对源文化排斥又无能为力，并经历了一段目的性的傀儡婚姻，展开过一场外实内虚的种族斗争，其都陷入西方霸权系统的收割中。然而，时代日新月异，历史却不会随着前人的逝去而消失。一个民族的复兴与独立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肉体上的压迫和束缚可以即时解放，但思想上的遗痕却是一道隐形的墙。不难想象，民族解放既不是盲目激进的敲鼓呐喊，也不是新一轮的规训压迫。民族应该拥有科学理性的方针，民族团结和富有创新主见的意识，才能使人们在精神解放的路上越走越远。
参考文献：
[1]V. S Naipaul. The Mimic Man [M]. London： Picador， 1969.
[2]蔡安洁. 模仿者[M]. 佛山： 南海出版社，2016.
[3]刘永谋. 福柯的主体解构之旅[M]. 江苏： 人民出版社，2009.
[4]胡颖峰. 规训权利与规训社會[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