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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怨鼎沸沪杭清查揭幕
1945年8月9日深夜，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喜讯从无线电广播传出，大上海立即沸腾了!日军的缴械，战犯和汉奸的逮捕审判，还有遭日伪劫夺的巨大财富的接收和发还……，可以讲，全上海人望眼欲穿的这一天总算盼到了。当年，重庆国民政府关于还都和受降接收的一道道号令颁发，都像在人们心中燃起了一团团火。然而，不长的几天，那些一批批“劫收大员”的来到，很快就把已有一丝生机的大上海，搅了个乌烟瘴气，昏天黑地。大街小巷传的是：“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票子、金子、房子、车子和女子——五子登科”等民谣，就连大汉奸周佛海都摇头感叹：“封房屋，抢汽车，逼财产，人心大坏。”
的确，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工商经济城市，日伪虽屡加掠夺，但其巨大的经济潜力仍不可轻视。由此，蒋介石下令：“在中央未有命令之前任何人不得私自接收致干罪戾。”然而国民党主持接收的高官们的昏庸腐败，实质上使它已成一纸空文。先到上海的是军方的淞沪警备司令长官汤恩伯，他下了“非军品一律移交，使用统一封条，数据如实填报，不准私相授受”等8条密令。后来的是上海特别市长钱大钧，他主持的市党政接收委员会到后又搞了一套规定，这便导致了军、政两方面的抢夺争斗。如西川棉绸厂，本是上海一民营纺织厂，被日商劫夺。汤恩伯的第121师强占后，公然盗卖侵吞存货物品。钱大钧派人去交涉，该师不买账。因蒋曾命令“该地行政首长，应受当地我军最高指挥官节制”。而钱大钧所持的行政院令又是“中央各部、会、署派往上海市办理的接收人员，均应受该市市长之指导”。苦恼的是上海市党政接收会寿命仅一个多月，行政院长宋子文又下令，中央设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下设上海区敌伪产业处理局，主持上海的财产接收和业务管理。宋的这一新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捷足先登的汤恩伯、钱大钧的不满。如当时接收的上海2000余幢大楼中，市府占了300幢，市属局、会、区占了600幢，只剩下不到500幢交中央。连中央银行都向宋诉苦：“在上海连办公室、营业场所都找不着。”他这次派往上海任敌产局长的亲信，就是银行出身的中央信托局长刘攻芸。命令一宣布，上海一片议论，指责这是中央、地方、军队三方利益再分配的“接收再接收”。
如此反反复复的接收处理，不仅给上海经济生活及全体人民带来一场灾难，也引发了种种腐败丑恶现象。在上海人民和舆论一再呼吁“肃贪”的形势下，蒋介石也下令抓捕了姜公美等贪赃枉法分子，而呼声仍“民怨沸天”。1946年7月，在国民党中监委、监察院和参政会的案头，检举案和密告函已是堆积如山，蒋介石被迫批令：“彻查。”这样，以三机构合组的“沪杭接收清查团”便派到上海，拉开了为期50天的沪杭接收清查工作。
“动真自查”一时风平浪静
这次沪杭两地联合组织接收清查团，起因为当时负责杭州接收的是属上海区敌产局的驻浙江办事处。出任接收清查团团长的是张知本。他在当年可算颇有影响的人物，被称为“政、法”两界元老。1905年，他在日本政法大学留学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中任军政府司法部长。后当过上海、北京两地的政法类大学校长。1924年国民党“一大”上当选为中央执委，历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中央民运委主任、司法院秘书长、行政法院院长等高官。7月8日，他率团离宁南下前，蒋介石又召见他和有关人员，当面训示：“清查须详细切实……，以利社会国家。”
然而，张知本一行抵达上海后，社会上却一无动静。于一周后的7月11月4日，倒先是清查对象的苏浙皖区敌产局长刘攻芸“自我开炮”，举行了“自查”记者会。刘声称区内接收的物资等财产总额约达1万亿元，现大部分物资财产正按规定陆续“拨用”外，尚余一部分也正研究“如何处理标卖”。他说，对确有证据的贪污官员，敌产局绝不姑息。好像真也说到做到，15日、16日连续两天，敌产局宣布两宗贪污案的处理，局本部会计科卢某经查犯有敲诈、盗卖等罪，移交上海地方检察处立案起诉。局驻杭州的浙江办事处科长王某，勾结会计师杨某贪污往来账款数千万元，也移送检察机关惩处。
就在这“动真格自查”的过程中，张知本率沪杭接收清查团在上海亮相了。在记者招待会上，他和团员程中行、范争波等都“有问必答”。张称：“欢迎人民密告但须列举事实。”“对违法渎职决秉公处断。”并表示：“大致情形已调查，当于50天中查清。”据事后透露，这个50天就是蒋介石给他们的工作期限。对民愤鼎沸的“反腐”呼声，张当场还发了一通议论：“目下逻辑似乎是‘公务员必贪污’，这是不正常的社会心理。”
7月20日至30日，沪杭清查团几次公告说已陆续收到市民举报函达80余件，但它要求“须具真实姓名方可深入调查”，调查步骤“将按中央订定办法进行”。30日这一天，它还公告在上海的90余家中央及地方所属的接收单位，于5日内须将接收账册、报表送交该团审核。然而这一公告似乎并未受到所有单位的回应，且期限转眼即到，仍有10多家单位置若罔闻。态度尚属配合的是经济部上海特派员办公处，它最先公布了接收处理的各项数据，可又称它仅系一执行机构，至于接收处理规定、办法等非它所能过问。当接收清查团在上海的接收清查工作暂处沉寂时，南京立法院会议却起了风波，立委们就行政院救济总署的接收账目混乱问题发起质询，该署署长大发雷霆，引起“激辩”。实际上，上海未呈报账目的也有10余家单位。
以此为由头，上海《申报》等记者采访了张知本。张答，前已公告有关机构限期呈报接收账目、报告书等，本团再根据事实辨别是非，这样做应该绝对是认真的。不明白那些不执行的单位到底是何原因。而上海市民中任何人的申诉，我们都会接受代为申冤。记者报道张的这些谈话时，称他“平静慈蔼，毫无恼色”。而上海的局面似乎还真有些风平浪静。
连爆大案清查陷于僵局
可惜事态没有如张知本所预料。为兑现承诺，清查团于次日召开了上海各业座谈会。张知本出席，团员程中行主持并致辞。程本为监委，他的开场白先神侃了一通：“中国人都喜欢背后批评，不愿当面检举，这是不负责任的，所以中国政治没有什么进步。”不料，他话音刚落，石油业代表愤怒地责问：“不让人民诉苦，不接受人民请愿，仓库里接收的汽油价格一涨再涨，工厂哪有能力复工?失业的人怎么可能会越来越少?”棉布业代表也说，日伪劫夺去的棉布，布商明明有证据，敌产局硬说无从查证，就是不还!接着，轮船、航运。人造丝、电气等公会代表纷纷发言：“什么标售?都有黑幕，不可深究。”“所谓接收比比皆是的是假 公济私，从中渔利。真的民有财产不还，真的敌产也堂而皇之开卖!”程中行拉长了腔调问：“有证据吗?”想不到有人当场站起来递呈举报信，他只得尴尬地表示：“定要寻根究底。”
8月8日，这一举报便被与会的记者捅上了报纸，它揭露一韩国人孙田昌植和驻沪海陆军均有关系，秘密地发还了他大批军用物资，仅北四川路800多号一仓库内就达数千吨之多。这样，就等于把清查团逼到了众目睽暌之下。10日，沪杭清查团公告，已就此案行文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宪兵队、市警察局严密监视敌伪产业。同日，也公告已收到各类申诉、举报函达89件，内有贪污、舞弊案30余件。11日，该团也正式传讯了韩国人孙田昌植，孙随身带了一只皮箱，打开一看，箱内从日本满铁事务所到中国海陆军等，什么样的文件都有，可就是无法说明他的物资来源，清查团盘问之后只好让他暂行离去。
举报人对此案毫不放松。原举报人周、吴、李等3人事隔一天，也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进一步披露了孙田昌植案的大量证据，坚称孙“罪行确实，不容蒙混”。果然于三日后，又有一名曾在孙田昌植管理的杨浦码头充当工头的王某，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称至时愿意出庭为人证，孙田昌植所拥有的物资确为日海军所遗下，他曾亲自安排过30余力工搬运过。如此人证物证俱在，报纸评论以至街谈巷议自然成“一边倒”之势。8月22日，清查团正式发表了孙田昌植案的初步调查报告，宣布孙田昌植隐匿敌产案成立，将移送法院拘押究讯。同时，还将一名涉案的海军上校陈某也扣押审查。但又不知何故，第二天程中行又就此案发表了一通令人难以琢磨的谈话，称孙田昌植“身份不明，案情曲折”，“当务之急须先查明他身份问题，包括国籍等，才能定他是否敌伪勾结，以及如何处理”等等。这番话，实际上又让人感到他否定了前两天宣布的处理决定。所以，一直拖到沪杭清查团撤离上海，此案还是一个谜。
正当孙田案让清查团感到压力和棘手时，又有人具名举报了一桩更使他们头疼的案子。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汪柱臣案”。汪本是一汽车修理商，他开的长岛洋行汽修厂在北海宁路上，而厂门前赫然挂着“淞沪警备司令部特约修理处”的大招牌。举报称他“隐匿盗卖大批日军汽车部件、配件，案值达数千万元”。沪杭清查团当即率警去查，到场果真不差，仓库里堆满了一看便知是日军用汽车零配件。清查团火速行文淞沪警备司令长官宣铁吾请求会见并予以配合。同时，也行文上海高等检察处，要求立即刑拘汪，共同办理侦查此案。但不知为何，上述两家都迟迟没有动作。宣称军务在身，无暇过问，只派了一名参谋接洽。以至拖到5天后的16日，上海地方法院才拘留了汪，声称此案审理结果定将公布。沪杭清查团也就“汪案”发表谈话：“经查与淞沪警司无涉，仅中央信托局有‘疏忽’之嫌。”更添此案蹊跷的，是一周后地方法院前往案发厂复核时，原被查封的物资竟“早被逃避一空”，仅有一两个“不知情”的看门人。这样结局，是案件幕后人胆大妄为至此，还是清查团本身敷衍放纵，真相扑朔迷离。
到了这种地步，清查团也只好“自我检讨”一番，既称所报来账目“绝无凭信”，又说“人少事稠，当报中央”。在这个当口，团员中原为中统的范争波等称“另有要公”要回南京，清查团便难查下去了。令张知本烦恼的是，举报函还是接踵而至，并件件是“硬钉子”。一为中纺公司接收舞弊案，一为农林部上海经济实验农场场长张某利用职权贪污案。中纺公司案，三日后清查团就宣布经彻查证据不确。实际上，明白人早料到如此，这个案子扯到宋子文，监察院会议大动干戈都搞不动，何况一清查团呢?对另一案，清查团立即传查张某，据称也是“内容复杂，牵涉甚广，一时难以定夺”。
这一期间，沪杭清查团先后检查了储藏军品和民品的10余座仓库。对军品仓库，该团作了“保管完密，尚无糜烂情事”的评价。于虹口、杨浦沿黄浦江畔的几座民品仓库检查时，清查团不得不作了“仓库纱布堆积如山，账目难以查核”，“民脂民膏望速出售处理以免损失”的批评，并对两宗仓库火案表示“有疑”。当然，社会舆论都一概嘲讽为“做做样子的。”
低调开溜临行又生丑闻
8月30日，沪杭接收清查团在连趟两场浑水后，突然宣布召开“记者招待会”。会上，张知本的开场白就已似乎是“告别式”。他回顾率团到上海后的概况，应向他们呈报接收报告书和账目等的应为89户，但至此时连只字片纸也未送的就有4户，10余户仅送了几页纸。4户中则包括最为人关注的敌产局，理由是工作量“太大”。张还称，50天中共收到具名举报函355封，归并为289案，经清查的有208案，“但均未发现舞弊情事。”尚有85余案，因正“向各机关查询未得复，故尚在进行中。”而这些余案的处理方法，他分为3种：1 涉及民事的移送普通法院审处；2 涉及行政机关的送该机关上司部门审处；3 涉及舞弊情事的移交苏浙皖监察使署。随后宣布，自9月1日起该团将移师杭州，正式表明他们此行上海“清查”已草草收兵了。
消息传出，一片哗然，纷纷指责为“敷衍掩盖”，“虎头蛇尾”。甚至有报纸载出：“不能放张知本走”的呼吁。正出于这种复杂的背景，又有人向清查团举。报了一“晾天大案”，称上海市府也涉嫌共同贪污侵占敌伪接收物资情事，案值高达40余亿元。举报人还系一前市府高级人员。当天报纸纷纷登在醒目位置，案情真相并不复杂。钱大钧首任战后上海市长后，他给市府高级人员每人每月发放2万元的特殊津贴，款项来源是由市物资接收处提供物品给中央商场标售。在钱任内所发总额达31亿元。吴国桢接任后，仍照前例也发放了12亿元。举报人称，这是公然私分国有资产，于法于理都不合。这一大案捅出，无疑是在几百万上海市民中扔了一个大炸弹，连言论平和的《申报》也评论说：“此是否属廉洁公正的政府应该做的。”这颗炸弹似的举报函，的确把清查团的脚绊住了。张知本只得宣布暂留一周，于9日前赴杭。9月4日，清查团直接面访吴国桢，吴称不知前情，他肯定会配合查明。事后，张对报界放风：这件案子有数点请注意，市府标卖物资的手续是否合法?发放津贴是否有上级指示?账目是否健全完整?后又话锋一转：“此案已报中央，建议由市审计处审核，邀市参议员参加。”口气中，他们去意已决。至此，尽管报界又披露有两宗贪污案被举报：1、市卫生局隐匿接收日伪器械、药品舞弊案；2、中纺公司一厂接收日敌资金有500两黄金未入账。张也不再过问，仅转交上海有关方面了事。
9月9日一早，张知本率清查团离沪抵杭州。尽管敌产局长刘攻芸和国防部少将专员赵志尧陪同前往，但在一片指责声中仍显得灰溜溜的。连上海市副参议长陶百川都说：“清查团还有几天寿命?能起什么作用?”国民党中委刘文岛也说它：“不要光拍苍蝇，要打老虎!”张知本临行前还将原拘押的海军上校陈某等释放，更证明他是一事无成。
沪杭接受清查案如此不了了之，除被披露的案件牵扯到宋子文、宣铁吾、钱大钧等要人外，其他案件也无一不和要人有关。如一密告函举报的某花园洋房被占案，豪宅主人就是何应钦。再如溧阳路协兴公司侵占敌产案，公司经理汤恩澄便是汤恩伯之弟。老于世故的张知本怎么会去“碰硬钉子”。更主要的，蒋介石“钦定”的50天期限，他已从蒋身边人口中得知，蒋已决意于9、10月问和共产党“大打”，并侈言“三个月解决”。所以，他知道奉命此行，只是缓解民众愤怒，哪是真正“彻查”。不了了之早在情理之中。不过，蒋介石后来似乎也“明白”了。1948年他逃离上海前曾在复兴岛哀叹：“就是失败于接收。”这是历史对他作出的无情判决。
编辑：盛汉卿
1945年8月9日深夜，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喜讯从无线电广播传出，大上海立即沸腾了!日军的缴械，战犯和汉奸的逮捕审判，还有遭日伪劫夺的巨大财富的接收和发还……，可以讲，全上海人望眼欲穿的这一天总算盼到了。当年，重庆国民政府关于还都和受降接收的一道道号令颁发，都像在人们心中燃起了一团团火。然而，不长的几天，那些一批批“劫收大员”的来到，很快就把已有一丝生机的大上海，搅了个乌烟瘴气，昏天黑地。大街小巷传的是：“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票子、金子、房子、车子和女子——五子登科”等民谣，就连大汉奸周佛海都摇头感叹：“封房屋，抢汽车，逼财产，人心大坏。”
的确，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工商经济城市，日伪虽屡加掠夺，但其巨大的经济潜力仍不可轻视。由此，蒋介石下令：“在中央未有命令之前任何人不得私自接收致干罪戾。”然而国民党主持接收的高官们的昏庸腐败，实质上使它已成一纸空文。先到上海的是军方的淞沪警备司令长官汤恩伯，他下了“非军品一律移交，使用统一封条，数据如实填报，不准私相授受”等8条密令。后来的是上海特别市长钱大钧，他主持的市党政接收委员会到后又搞了一套规定，这便导致了军、政两方面的抢夺争斗。如西川棉绸厂，本是上海一民营纺织厂，被日商劫夺。汤恩伯的第121师强占后，公然盗卖侵吞存货物品。钱大钧派人去交涉，该师不买账。因蒋曾命令“该地行政首长，应受当地我军最高指挥官节制”。而钱大钧所持的行政院令又是“中央各部、会、署派往上海市办理的接收人员，均应受该市市长之指导”。苦恼的是上海市党政接收会寿命仅一个多月，行政院长宋子文又下令，中央设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下设上海区敌伪产业处理局，主持上海的财产接收和业务管理。宋的这一新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捷足先登的汤恩伯、钱大钧的不满。如当时接收的上海2000余幢大楼中，市府占了300幢，市属局、会、区占了600幢，只剩下不到500幢交中央。连中央银行都向宋诉苦：“在上海连办公室、营业场所都找不着。”他这次派往上海任敌产局长的亲信，就是银行出身的中央信托局长刘攻芸。命令一宣布，上海一片议论，指责这是中央、地方、军队三方利益再分配的“接收再接收”。
如此反反复复的接收处理，不仅给上海经济生活及全体人民带来一场灾难，也引发了种种腐败丑恶现象。在上海人民和舆论一再呼吁“肃贪”的形势下，蒋介石也下令抓捕了姜公美等贪赃枉法分子，而呼声仍“民怨沸天”。1946年7月，在国民党中监委、监察院和参政会的案头，检举案和密告函已是堆积如山，蒋介石被迫批令：“彻查。”这样，以三机构合组的“沪杭接收清查团”便派到上海，拉开了为期50天的沪杭接收清查工作。
“动真自查”一时风平浪静
这次沪杭两地联合组织接收清查团，起因为当时负责杭州接收的是属上海区敌产局的驻浙江办事处。出任接收清查团团长的是张知本。他在当年可算颇有影响的人物，被称为“政、法”两界元老。1905年，他在日本政法大学留学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中任军政府司法部长。后当过上海、北京两地的政法类大学校长。1924年国民党“一大”上当选为中央执委，历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中央民运委主任、司法院秘书长、行政法院院长等高官。7月8日，他率团离宁南下前，蒋介石又召见他和有关人员，当面训示：“清查须详细切实……，以利社会国家。”
然而，张知本一行抵达上海后，社会上却一无动静。于一周后的7月11月4日，倒先是清查对象的苏浙皖区敌产局长刘攻芸“自我开炮”，举行了“自查”记者会。刘声称区内接收的物资等财产总额约达1万亿元，现大部分物资财产正按规定陆续“拨用”外，尚余一部分也正研究“如何处理标卖”。他说，对确有证据的贪污官员，敌产局绝不姑息。好像真也说到做到，15日、16日连续两天，敌产局宣布两宗贪污案的处理，局本部会计科卢某经查犯有敲诈、盗卖等罪，移交上海地方检察处立案起诉。局驻杭州的浙江办事处科长王某，勾结会计师杨某贪污往来账款数千万元，也移送检察机关惩处。
就在这“动真格自查”的过程中，张知本率沪杭接收清查团在上海亮相了。在记者招待会上，他和团员程中行、范争波等都“有问必答”。张称：“欢迎人民密告但须列举事实。”“对违法渎职决秉公处断。”并表示：“大致情形已调查，当于50天中查清。”据事后透露，这个50天就是蒋介石给他们的工作期限。对民愤鼎沸的“反腐”呼声，张当场还发了一通议论：“目下逻辑似乎是‘公务员必贪污’，这是不正常的社会心理。”
7月20日至30日，沪杭清查团几次公告说已陆续收到市民举报函达80余件，但它要求“须具真实姓名方可深入调查”，调查步骤“将按中央订定办法进行”。30日这一天，它还公告在上海的90余家中央及地方所属的接收单位，于5日内须将接收账册、报表送交该团审核。然而这一公告似乎并未受到所有单位的回应，且期限转眼即到，仍有10多家单位置若罔闻。态度尚属配合的是经济部上海特派员办公处，它最先公布了接收处理的各项数据，可又称它仅系一执行机构，至于接收处理规定、办法等非它所能过问。当接收清查团在上海的接收清查工作暂处沉寂时，南京立法院会议却起了风波，立委们就行政院救济总署的接收账目混乱问题发起质询，该署署长大发雷霆，引起“激辩”。实际上，上海未呈报账目的也有10余家单位。
以此为由头，上海《申报》等记者采访了张知本。张答，前已公告有关机构限期呈报接收账目、报告书等，本团再根据事实辨别是非，这样做应该绝对是认真的。不明白那些不执行的单位到底是何原因。而上海市民中任何人的申诉，我们都会接受代为申冤。记者报道张的这些谈话时，称他“平静慈蔼，毫无恼色”。而上海的局面似乎还真有些风平浪静。
连爆大案清查陷于僵局
可惜事态没有如张知本所预料。为兑现承诺，清查团于次日召开了上海各业座谈会。张知本出席，团员程中行主持并致辞。程本为监委，他的开场白先神侃了一通：“中国人都喜欢背后批评，不愿当面检举，这是不负责任的，所以中国政治没有什么进步。”不料，他话音刚落，石油业代表愤怒地责问：“不让人民诉苦，不接受人民请愿，仓库里接收的汽油价格一涨再涨，工厂哪有能力复工?失业的人怎么可能会越来越少?”棉布业代表也说，日伪劫夺去的棉布，布商明明有证据，敌产局硬说无从查证，就是不还!接着，轮船、航运。人造丝、电气等公会代表纷纷发言：“什么标售?都有黑幕，不可深究。”“所谓接收比比皆是的是假 公济私，从中渔利。真的民有财产不还，真的敌产也堂而皇之开卖!”程中行拉长了腔调问：“有证据吗?”想不到有人当场站起来递呈举报信，他只得尴尬地表示：“定要寻根究底。”
8月8日，这一举报便被与会的记者捅上了报纸，它揭露一韩国人孙田昌植和驻沪海陆军均有关系，秘密地发还了他大批军用物资，仅北四川路800多号一仓库内就达数千吨之多。这样，就等于把清查团逼到了众目睽暌之下。10日，沪杭清查团公告，已就此案行文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宪兵队、市警察局严密监视敌伪产业。同日，也公告已收到各类申诉、举报函达89件，内有贪污、舞弊案30余件。11日，该团也正式传讯了韩国人孙田昌植，孙随身带了一只皮箱，打开一看，箱内从日本满铁事务所到中国海陆军等，什么样的文件都有，可就是无法说明他的物资来源，清查团盘问之后只好让他暂行离去。
举报人对此案毫不放松。原举报人周、吴、李等3人事隔一天，也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进一步披露了孙田昌植案的大量证据，坚称孙“罪行确实，不容蒙混”。果然于三日后，又有一名曾在孙田昌植管理的杨浦码头充当工头的王某，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称至时愿意出庭为人证，孙田昌植所拥有的物资确为日海军所遗下，他曾亲自安排过30余力工搬运过。如此人证物证俱在，报纸评论以至街谈巷议自然成“一边倒”之势。8月22日，清查团正式发表了孙田昌植案的初步调查报告，宣布孙田昌植隐匿敌产案成立，将移送法院拘押究讯。同时，还将一名涉案的海军上校陈某也扣押审查。但又不知何故，第二天程中行又就此案发表了一通令人难以琢磨的谈话，称孙田昌植“身份不明，案情曲折”，“当务之急须先查明他身份问题，包括国籍等，才能定他是否敌伪勾结，以及如何处理”等等。这番话，实际上又让人感到他否定了前两天宣布的处理决定。所以，一直拖到沪杭清查团撤离上海，此案还是一个谜。
正当孙田案让清查团感到压力和棘手时，又有人具名举报了一桩更使他们头疼的案子。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汪柱臣案”。汪本是一汽车修理商，他开的长岛洋行汽修厂在北海宁路上，而厂门前赫然挂着“淞沪警备司令部特约修理处”的大招牌。举报称他“隐匿盗卖大批日军汽车部件、配件，案值达数千万元”。沪杭清查团当即率警去查，到场果真不差，仓库里堆满了一看便知是日军用汽车零配件。清查团火速行文淞沪警备司令长官宣铁吾请求会见并予以配合。同时，也行文上海高等检察处，要求立即刑拘汪，共同办理侦查此案。但不知为何，上述两家都迟迟没有动作。宣称军务在身，无暇过问，只派了一名参谋接洽。以至拖到5天后的16日，上海地方法院才拘留了汪，声称此案审理结果定将公布。沪杭清查团也就“汪案”发表谈话：“经查与淞沪警司无涉，仅中央信托局有‘疏忽’之嫌。”更添此案蹊跷的，是一周后地方法院前往案发厂复核时，原被查封的物资竟“早被逃避一空”，仅有一两个“不知情”的看门人。这样结局，是案件幕后人胆大妄为至此，还是清查团本身敷衍放纵，真相扑朔迷离。
到了这种地步，清查团也只好“自我检讨”一番，既称所报来账目“绝无凭信”，又说“人少事稠，当报中央”。在这个当口，团员中原为中统的范争波等称“另有要公”要回南京，清查团便难查下去了。令张知本烦恼的是，举报函还是接踵而至，并件件是“硬钉子”。一为中纺公司接收舞弊案，一为农林部上海经济实验农场场长张某利用职权贪污案。中纺公司案，三日后清查团就宣布经彻查证据不确。实际上，明白人早料到如此，这个案子扯到宋子文，监察院会议大动干戈都搞不动，何况一清查团呢?对另一案，清查团立即传查张某，据称也是“内容复杂，牵涉甚广，一时难以定夺”。
这一期间，沪杭清查团先后检查了储藏军品和民品的10余座仓库。对军品仓库，该团作了“保管完密，尚无糜烂情事”的评价。于虹口、杨浦沿黄浦江畔的几座民品仓库检查时，清查团不得不作了“仓库纱布堆积如山，账目难以查核”，“民脂民膏望速出售处理以免损失”的批评，并对两宗仓库火案表示“有疑”。当然，社会舆论都一概嘲讽为“做做样子的。”
低调开溜临行又生丑闻
8月30日，沪杭接收清查团在连趟两场浑水后，突然宣布召开“记者招待会”。会上，张知本的开场白就已似乎是“告别式”。他回顾率团到上海后的概况，应向他们呈报接收报告书和账目等的应为89户，但至此时连只字片纸也未送的就有4户，10余户仅送了几页纸。4户中则包括最为人关注的敌产局，理由是工作量“太大”。张还称，50天中共收到具名举报函355封，归并为289案，经清查的有208案，“但均未发现舞弊情事。”尚有85余案，因正“向各机关查询未得复，故尚在进行中。”而这些余案的处理方法，他分为3种：1 涉及民事的移送普通法院审处；2 涉及行政机关的送该机关上司部门审处；3 涉及舞弊情事的移交苏浙皖监察使署。随后宣布，自9月1日起该团将移师杭州，正式表明他们此行上海“清查”已草草收兵了。
消息传出，一片哗然，纷纷指责为“敷衍掩盖”，“虎头蛇尾”。甚至有报纸载出：“不能放张知本走”的呼吁。正出于这种复杂的背景，又有人向清查团举。报了一“晾天大案”，称上海市府也涉嫌共同贪污侵占敌伪接收物资情事，案值高达40余亿元。举报人还系一前市府高级人员。当天报纸纷纷登在醒目位置，案情真相并不复杂。钱大钧首任战后上海市长后，他给市府高级人员每人每月发放2万元的特殊津贴，款项来源是由市物资接收处提供物品给中央商场标售。在钱任内所发总额达31亿元。吴国桢接任后，仍照前例也发放了12亿元。举报人称，这是公然私分国有资产，于法于理都不合。这一大案捅出，无疑是在几百万上海市民中扔了一个大炸弹，连言论平和的《申报》也评论说：“此是否属廉洁公正的政府应该做的。”这颗炸弹似的举报函，的确把清查团的脚绊住了。张知本只得宣布暂留一周，于9日前赴杭。9月4日，清查团直接面访吴国桢，吴称不知前情，他肯定会配合查明。事后，张对报界放风：这件案子有数点请注意，市府标卖物资的手续是否合法?发放津贴是否有上级指示?账目是否健全完整?后又话锋一转：“此案已报中央，建议由市审计处审核，邀市参议员参加。”口气中，他们去意已决。至此，尽管报界又披露有两宗贪污案被举报：1、市卫生局隐匿接收日伪器械、药品舞弊案；2、中纺公司一厂接收日敌资金有500两黄金未入账。张也不再过问，仅转交上海有关方面了事。
9月9日一早，张知本率清查团离沪抵杭州。尽管敌产局长刘攻芸和国防部少将专员赵志尧陪同前往，但在一片指责声中仍显得灰溜溜的。连上海市副参议长陶百川都说：“清查团还有几天寿命?能起什么作用?”国民党中委刘文岛也说它：“不要光拍苍蝇，要打老虎!”张知本临行前还将原拘押的海军上校陈某等释放，更证明他是一事无成。
沪杭接受清查案如此不了了之，除被披露的案件牵扯到宋子文、宣铁吾、钱大钧等要人外，其他案件也无一不和要人有关。如一密告函举报的某花园洋房被占案，豪宅主人就是何应钦。再如溧阳路协兴公司侵占敌产案，公司经理汤恩澄便是汤恩伯之弟。老于世故的张知本怎么会去“碰硬钉子”。更主要的，蒋介石“钦定”的50天期限，他已从蒋身边人口中得知，蒋已决意于9、10月问和共产党“大打”，并侈言“三个月解决”。所以，他知道奉命此行，只是缓解民众愤怒，哪是真正“彻查”。不了了之早在情理之中。不过，蒋介石后来似乎也“明白”了。1948年他逃离上海前曾在复兴岛哀叹：“就是失败于接收。”这是历史对他作出的无情判决。
编辑：盛汉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