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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务实灵活推动经济发展
当前，境外疫情形势严峻复杂，我国疫情防控常态化，在这样特殊背景下召开全国两会，不仅给全国人民以强大信心，而且给全世界注入正能量。也正是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下，政府工作报告对疫情前考虑的预期目标作了适当调整，其中广受关注的是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意在引导各方面集中精力抓好“六稳”“六保”。
当前，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世界经济形势严峻复杂，我国发展面临一些难以预料的影响因素，很难为GDP设定一个具体的数字指标。正因此，以不设具体数字目标来应对瞬息万变的国内外形势，这是科学务实、实事求是的体现，是为了更加灵活地应对不确定性，这本身就体现着驾驭中国经济的娴熟与从容。
守住“六保”底线，就能稳住经济基本盘;以保促稳、稳中求进，就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夯实基础。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这些具体目标任务以及相关的一系列强有力的支撑政策，同样可以发挥“指挥棒”作用，形成市场预期和政策导向，协调各个条块和各个地方相互配合、共同努力。同时，只要守住充分就业、中小企业生存、社会大局稳定等底线，那么经济的潜在增速就不会低到哪里去，而且一旦内外形势好转，就能迅速形成供需良好循环的态势，推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的增速。
（摘自《人民日报》）
筑牢重大疫病的防火墙
在疫情防控中，联防联控、群防群治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这正是公共卫生服务的题中之义，即通过评估、协调、保障、宣传等手段，促进全社会各方面、每个人共同携手，预防、应对危害公众健康的重大疾病。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必须健全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加强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机制，努力实现公共卫生服务与医疗服务无缝衔接。
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有助于全方位防控疾病，做好居民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公共卫生服务不健全，難以将重大疾病预防提前到一级或零级预防，就无法实现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医疗服务因素只是影响健康的一小部分原因，只有更加重视环境、社会、心理等公共卫生因素，更加注重疾病预防，才能保证个体健康，系统、科学地守护群体健康。
打通“防”与“治”，一个重要抓手是健全全科医生制度。有了全科医生的把关，重大疫情风险可以提前预警，向公共卫生部门报告，并预检分诊、首诊可疑人群，与上级医疗机构形成分级、分层、分流的救治体系。完善全科医生培养和使用制度，让其在基层发挥预警、防控、救治的作用，将有助于织牢织密疫情防控网。
（摘自人民网）
做好“六稳”工作
落实“六保”任务
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正是针对当前新形势提出的，是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主要着力点。要深刻认识到，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前提下，只有稳住经济基本盘，兜住民生底线，才能在稳的基础上积极进取，全面推进复工复产达产，恢复正常经济社会秩序，培育壮大新的增长点增长极，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
民生稳，人心就稳，社会就稳。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六稳”工作、“六保”任务，就业都摆在首位。保居民就业，就要实施好就业优先政策，全面强化稳就业举措，减负稳岗扩就业并举，千方百计增强企业稳定和创造就业岗位能力。保基本民生，就要强化困难群体基本生活保障，适当提高城乡低保、抚恤补助等保障标准，把因疫情和患病陷入困境的人员纳入救助范围，对受疫情影响严重地区发放临时生活补贴，相关价格补贴联动机制要及时启动。保市场主体，就要着力帮扶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加快落实各项政策，推进减税降费，降低融资成本和房屋租金，提高中小企业生存和发展能力。保粮食能源安全，就要发挥好“三农”的压舱石作用，做到粮食生产稳字当头，煤电油气安全稳定供应。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就要促进产业链协同复工复产达产，保持稳定性和竞争力。保基层运转，就要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保障基层公共服务。
（摘自《人民日报》） 脱贫攻坚再加把劲
在重精准上再加把劲。要在攻克最后堡垒上精准施策，集中优势兵力打好深度贫困歼灭战，确保剩余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如期脱贫。在巩固脱贫成果上精准施策，加大产业扶贫、就业扶贫和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力度，扩大兜底保障覆盖面，确保贫困人口稳定脱贫不返贫。
在补短板上再加把劲。在排查问题上再下功夫，聚焦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深入开展脱贫成效“回头看”，逐村逐户逐人逐项全面排查问题，建立问题台账等。在问题整改上再下功夫，继续加大投入力度、工作力度、帮扶力度，着力补齐贫困人口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和饮水安全短板，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同全国人民一道迈入小康社会。
在转作风上再加把劲。各级党组织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决克服盲目乐观、疲惫厌战思想和过关心态，层层压实责任，级级传导压力，一刻不放松地狠抓攻坚工作落实。包括驻村第一书记、帮扶责任人在内的广大扶贫干部要一鼓作气，乘势而上，心无旁骛地投身脱贫攻坚，用自己的辛苦换来贫困群众的幸福，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党建“共同体”
描绘基层“同心圆”
瞄准圆心聚合力，要有“各炒一盘菜，共办一桌席”的意识。要充分发挥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的牵头抓总作用，整合各种资源、各种项目、各类资金、各方力量，打破条块分隔、封闭运行的党建模式，探索出一条以“党建+”为引领的基层党建工作新路径，把基层党建工作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从而形成“一马当先”带动“万马奔腾”的上下联动、共建共享的党建新格局。
扩大半径强服务，要有“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情怀。基层党组织、基层党员干部要善于对群众的所思、所虑、所想进行“望、闻、问、切”，在具体工作中用力用心用情，在经常性沟通中增加理解，增强互信，给予群众听得懂的话语、看得见的实惠、记得住的情感，就可以把群众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凝聚起浓浓的干群鱼水情。 拓展外延创品牌，要有“日新者日进，不日新者必日退”的追求。立足实际明方向，要用新思维研究新情况、用新视角审视新形势、用新举措应对新变化，把握工作中的关键环节，促进党建品牌创建有的放矢。丰富内涵显特色，基层党建创新不仅仅是“表面热闹”的形式创新，更需要把握核心优势，升华精神内涵，深挖打磨，以“一组织一特色”擦亮党建品牌，实现党建创新“遍地开花”，从而带动基层党建工作走“正”更走“心”。
（摘自人民网）
持之以恒为基层减负
持续为基层减负，要向改革要动力，以深化治理改革为基层放权赋能。基层承载着落实各项决策部署的职责，基层干部直接服务于群众，应推动更多社会资源、管理权限和民生服务下沉到基层，人力物力财力投放到基层。近年来，不少地方围绕上级机关“瘦身”、基层一线“强身”，在精简机关、充实基层上下功夫，有力推动了基层减负。事实证明，机关精简了，职能归并了，会议文件和督查检查考核减少了，基层工作力量加强了，压在基层干部肩上的担子才会减轻。
持续为基层减负，要注重疏堵结合，不断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创建脱贫大数据管理平台，通过平台收集扶贫报表;建立“新冠肺炎监测溯源系统”，依托大数据平台对接整合医院、公安、通信、交通等部门数据;探索运用“互联网+督查”，让数据多“跑腿”，让干部群众少“跑路”……各地探索出的新模式、新办法，较好实现了信息互联互通，有效减轻了基层负担。善用大数据、云计算等平台，实现数据归集和信息共享，让基层干部不再为文山会海、材料表格而苦恼，就能让他们腾出更多时间和精力抓落实，更好为群众办实事。
（摘自光明网）
延安时期我们党卓有成效的新闻舆论工作
延安时期，我们党充分利用《新华日报》这样的宣传平台，一方面不断加大对党的宣言、党的决议案、党的告民众书以及八路军、新四军开展抗日战争所取得的战绩的宣传力度，并将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重要文章、各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成就、陕甘宁边区和晋察冀边区政府所施行的德政、抗日军政大学与陕北公学等学校教育的进步事迹等在该报尽量发表，另一方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与行径、英美等国实行的“东方慕尼黑”阴谋以及国民党保甲制度施行的黑暗、国统区青年运动垄断的不公、抗战书报禁止之无谓、救亡团体封闭之失策和国民党政府与军队内幕之黑暗、军队中下级军官枪毙壮丁、某些地方政府屠杀抗日分子等尽情予以揭露。这对读者辨别是非，判断国民党、共产党孰好孰坏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除此之外，《新华日报》还针对国民党的宣传限制政策，探索了各种行之有效的斗争策略。一方面采用多种增强宣传效果的方法，包括重复宣传，加深读者印象;利用中央社的“权威”，以求“客观”效果;与其他报纸配合;巧设修辞。另一方面则想出种种对付检查的办法，包括推迟送检、暴检（包括留白、开天窗、直接刊登启事）、不遵检、不送检、暗度陈仓、制造新闻检查机关间的矛盾等。
（摘自人民网）
党的历史上第一支纪检监察铁军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5月9日，在汉口黄陂会馆（现汉口自治街31号）选举产生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即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前身。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由10人组成。7名正式委员为王荷波、杨匏安、许白昊、张佐臣、刘峻山、周振声、蔡以忱，3名候补委员为杨培森、萧石月、阮啸仙。王荷波任主席，杨匏安任副主席。这是我们党在历史上首次对中央纪律检查机构设置的探索和尝试。
1927年6月1日，根据党的五大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通常称为五大党章）。由于当时大革命处于低谷，五大党章是我们党历史上唯一一部不是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而是在之后的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的党章。虽然那时革命形势非常严峻，但也正是这一次的党章修正案，在党的纪律建设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五大党章首次设立“监察委员会”专章，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规范了党内纪检监察机关的设置和职能，提出监察委员会的首要职能即为“巩固党的一致及权威”，这是我们党从制度上关于纪检监察体制的首次规定。同时，党章中既有纪律专章、又有纪律检查机构专章，从制度上实现了党的纪律建设要有专门的机构来实施维护的目标。党章还第一次将严格党的纪律尤其是政治纪律提高到全党义务的层面。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毛泽东如何抓住枢纽
实施军事战略指导
毛泽东历来认为，指导战争者，最要紧的是观照好战争的全局。这一原则的底蕴，是哲学上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整体决定局部，局部服从整体。体现在军事上，就是战略决定战役战术，战役战术服从战略。从这一点出发指导战争，毛泽东认为战争胜败主要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观照得好或观照得不好，战争指导者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战争全局上面。
但整体与局部的关系还有能动的一面，整体不能脱离局部而存在，局部对整体也发挥着自己的作用：第一种是局部对整体没有什么影响，不起明显作用;第二种是单个的局部对整体没有什么影响，但变化的局部多了、量的累积形成质变，最后对整体产生决定性影响;第三种是少数对整体有决定性影响的局部，一旦变化，则整体立即为之一变。楚汉争雄，项羽“七十二战，战无不胜，忽闻楚歌，一败涂地”，这其中的“七十二战”，就属于第一种情况，没有决定性意义，而垓下一战，就属于第三种情况，立即就决定了战争的胜负。这种对整体和全局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局部，毛泽东称之为“关节”或“枢纽”，并特别强调：“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
（摘自《学习时报》）
上将许世友的家风
生活中的许世友始终保持着简朴的本色。他对衣着从不讲究，长年穿一身旧军装，袖口脱线了，他用剪刀剪掉继续穿。据身边工作人员回忆，他对生活用品从不挑剔，公务员统一购买什么他就用什么，他說自己也搞不清有哪些不同的牌子。许世友一日三餐很简单，早餐一般只需两个馒头、一碗稀饭、一碟咸菜。午餐和晚餐通常摆到桌子上的就是两荤两素，全是小碟。他长期睡的是硬板床，乘坐的是一辆普通的北京牌吉普车，机关几次要给他换一辆轿车，他都不同意。 许世友农民出身，戎马生涯没有改变他对田园生活的眷恋。晚年他住在南京东郊中山陵8号，这本是一幢新中国成立前的国民党别墅。许世友自己动手，开垦花园，种上各种庄稼和蔬菜瓜果，饲养家禽，放养鱼苗，把这个高级花园洋房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农家大院。许世友也被人戏称为“8号生产队队长”。当他听说这个绰号时，高兴地对大家说：“生产队长好啊！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喜欢种田，参加革命后，在部队识了几个字，文化不高。田没种够，仗没打够，书没读够。晚年只想过读书种田的生活。”他的儿子千里迢迢从大别山来南京探望，临走时许世友送的礼品是一麻袋地瓜。
（摘自党建网）
机关节省公物的
“边区经验”
从1943年开始到1945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每年年初根据节省原则制定下发年度机关日常公物供给标准。
机关日常公物主要包括办公公物和伙食公物，办公公物细分为灯油、纸张、笔、墨等，伙食公物细分为粮食、肉、菜、食盐、石炭、青油等，同时明确各物供给量标准和价格标准，用“双标准”扎紧节省公物的篱笆，防止巧立名目无端浪费。比如1943年度机关办公公物供给量标准为：灯油，干部二人一灯，杂务人员四人一灯，春冬两季每日每灯六钱，夏秋两季每日每灯三钱;纸张，每人每月九张;笔，干部每人每月一支，杂务人员每人每两月一支;墨，干部每人每月二钱，杂务人员每人每月一钱。伙食公物供给量标准为：机关大灶每人每日小米一斤三两（一斤等于十六两），每月肉三斤，每日菜一斤、食盐五钱、石炭一斤四两、青油五钱。各物价格标准明确以当地之平均价格为准。
随着节约运动的推进，边区政府加大机关节省公物的力度，视情降低部分日常公物的供给标准，力促机关工作人员养成节省公物的习惯。1944年度边区政府大幅降低了机关办公公物供给标准，对机关干部的纸张、笔、墨3项公物每人每月的供给量就分别比1943年度减少了一半。
（摘自党建网）
红军“炮神”赵章成
赵章成曾是国民党军的一名普通迫击炮手，厚重少文，但精于钻研，在1931年国民党26军宁都起义之后加入红军。长征开始后，在强渡乌江等战役中，赵章成“百发百中”的神技多次为红军突围创造了条件。1935年5月25日，刚刚渡过金沙江的红军突出重围，急行军赶到大渡河前。此时，红军损失惨重，部队十分疲惫，当年石达开就是在此全军覆没。前有天险，后有追兵，何去何从，真是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
强渡战役打响后，第一船过河的红军“十八勇士”排除万难登上对岸，但被敌军火力压制在滩头，无法前行，情势危急。千钧一发之际，指挥战斗的红一团团长杨得志急唤赵章成的炮火支援。此时此刻，赵章成一无帮手，二无炮架，且仅剩3发炮弹！临危受命，因陋就简。没有炮架，就以手托炮;没有助手观察坐标，就全凭经验瞄准射击。3发炮弹弹无虚发，准确摧毁对岸3个火力点，扫除了障礙，更是极大的心理震撼，敌军斗志溃散，“炮神”之誉也逐渐在军中传扬。
（摘自《学习时报》）
当前，境外疫情形势严峻复杂，我国疫情防控常态化，在这样特殊背景下召开全国两会，不仅给全国人民以强大信心，而且给全世界注入正能量。也正是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下，政府工作报告对疫情前考虑的预期目标作了适当调整，其中广受关注的是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意在引导各方面集中精力抓好“六稳”“六保”。
当前，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世界经济形势严峻复杂，我国发展面临一些难以预料的影响因素，很难为GDP设定一个具体的数字指标。正因此，以不设具体数字目标来应对瞬息万变的国内外形势，这是科学务实、实事求是的体现，是为了更加灵活地应对不确定性，这本身就体现着驾驭中国经济的娴熟与从容。
守住“六保”底线，就能稳住经济基本盘;以保促稳、稳中求进，就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夯实基础。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这些具体目标任务以及相关的一系列强有力的支撑政策，同样可以发挥“指挥棒”作用，形成市场预期和政策导向，协调各个条块和各个地方相互配合、共同努力。同时，只要守住充分就业、中小企业生存、社会大局稳定等底线，那么经济的潜在增速就不会低到哪里去，而且一旦内外形势好转，就能迅速形成供需良好循环的态势，推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的增速。
（摘自《人民日报》）
筑牢重大疫病的防火墙
在疫情防控中，联防联控、群防群治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这正是公共卫生服务的题中之义，即通过评估、协调、保障、宣传等手段，促进全社会各方面、每个人共同携手，预防、应对危害公众健康的重大疾病。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必须健全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加强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机制，努力实现公共卫生服务与医疗服务无缝衔接。
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有助于全方位防控疾病，做好居民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公共卫生服务不健全，難以将重大疾病预防提前到一级或零级预防，就无法实现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医疗服务因素只是影响健康的一小部分原因，只有更加重视环境、社会、心理等公共卫生因素，更加注重疾病预防，才能保证个体健康，系统、科学地守护群体健康。
打通“防”与“治”，一个重要抓手是健全全科医生制度。有了全科医生的把关，重大疫情风险可以提前预警，向公共卫生部门报告，并预检分诊、首诊可疑人群，与上级医疗机构形成分级、分层、分流的救治体系。完善全科医生培养和使用制度，让其在基层发挥预警、防控、救治的作用，将有助于织牢织密疫情防控网。
（摘自人民网）
做好“六稳”工作
落实“六保”任务
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正是针对当前新形势提出的，是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主要着力点。要深刻认识到，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前提下，只有稳住经济基本盘，兜住民生底线，才能在稳的基础上积极进取，全面推进复工复产达产，恢复正常经济社会秩序，培育壮大新的增长点增长极，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
民生稳，人心就稳，社会就稳。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六稳”工作、“六保”任务，就业都摆在首位。保居民就业，就要实施好就业优先政策，全面强化稳就业举措，减负稳岗扩就业并举，千方百计增强企业稳定和创造就业岗位能力。保基本民生，就要强化困难群体基本生活保障，适当提高城乡低保、抚恤补助等保障标准，把因疫情和患病陷入困境的人员纳入救助范围，对受疫情影响严重地区发放临时生活补贴，相关价格补贴联动机制要及时启动。保市场主体，就要着力帮扶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加快落实各项政策，推进减税降费，降低融资成本和房屋租金，提高中小企业生存和发展能力。保粮食能源安全，就要发挥好“三农”的压舱石作用，做到粮食生产稳字当头，煤电油气安全稳定供应。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就要促进产业链协同复工复产达产，保持稳定性和竞争力。保基层运转，就要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保障基层公共服务。
（摘自《人民日报》） 脱贫攻坚再加把劲
在重精准上再加把劲。要在攻克最后堡垒上精准施策，集中优势兵力打好深度贫困歼灭战，确保剩余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如期脱贫。在巩固脱贫成果上精准施策，加大产业扶贫、就业扶贫和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力度，扩大兜底保障覆盖面，确保贫困人口稳定脱贫不返贫。
在补短板上再加把劲。在排查问题上再下功夫，聚焦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深入开展脱贫成效“回头看”，逐村逐户逐人逐项全面排查问题，建立问题台账等。在问题整改上再下功夫，继续加大投入力度、工作力度、帮扶力度，着力补齐贫困人口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和饮水安全短板，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同全国人民一道迈入小康社会。
在转作风上再加把劲。各级党组织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决克服盲目乐观、疲惫厌战思想和过关心态，层层压实责任，级级传导压力，一刻不放松地狠抓攻坚工作落实。包括驻村第一书记、帮扶责任人在内的广大扶贫干部要一鼓作气，乘势而上，心无旁骛地投身脱贫攻坚，用自己的辛苦换来贫困群众的幸福，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党建“共同体”
描绘基层“同心圆”
瞄准圆心聚合力，要有“各炒一盘菜，共办一桌席”的意识。要充分发挥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的牵头抓总作用，整合各种资源、各种项目、各类资金、各方力量，打破条块分隔、封闭运行的党建模式，探索出一条以“党建+”为引领的基层党建工作新路径，把基层党建工作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从而形成“一马当先”带动“万马奔腾”的上下联动、共建共享的党建新格局。
扩大半径强服务，要有“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情怀。基层党组织、基层党员干部要善于对群众的所思、所虑、所想进行“望、闻、问、切”，在具体工作中用力用心用情，在经常性沟通中增加理解，增强互信，给予群众听得懂的话语、看得见的实惠、记得住的情感，就可以把群众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凝聚起浓浓的干群鱼水情。 拓展外延创品牌，要有“日新者日进，不日新者必日退”的追求。立足实际明方向，要用新思维研究新情况、用新视角审视新形势、用新举措应对新变化，把握工作中的关键环节，促进党建品牌创建有的放矢。丰富内涵显特色，基层党建创新不仅仅是“表面热闹”的形式创新，更需要把握核心优势，升华精神内涵，深挖打磨，以“一组织一特色”擦亮党建品牌，实现党建创新“遍地开花”，从而带动基层党建工作走“正”更走“心”。
（摘自人民网）
持之以恒为基层减负
持续为基层减负，要向改革要动力，以深化治理改革为基层放权赋能。基层承载着落实各项决策部署的职责，基层干部直接服务于群众，应推动更多社会资源、管理权限和民生服务下沉到基层，人力物力财力投放到基层。近年来，不少地方围绕上级机关“瘦身”、基层一线“强身”，在精简机关、充实基层上下功夫，有力推动了基层减负。事实证明，机关精简了，职能归并了，会议文件和督查检查考核减少了，基层工作力量加强了，压在基层干部肩上的担子才会减轻。
持续为基层减负，要注重疏堵结合，不断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创建脱贫大数据管理平台，通过平台收集扶贫报表;建立“新冠肺炎监测溯源系统”，依托大数据平台对接整合医院、公安、通信、交通等部门数据;探索运用“互联网+督查”，让数据多“跑腿”，让干部群众少“跑路”……各地探索出的新模式、新办法，较好实现了信息互联互通，有效减轻了基层负担。善用大数据、云计算等平台，实现数据归集和信息共享，让基层干部不再为文山会海、材料表格而苦恼，就能让他们腾出更多时间和精力抓落实，更好为群众办实事。
（摘自光明网）
延安时期我们党卓有成效的新闻舆论工作
延安时期，我们党充分利用《新华日报》这样的宣传平台，一方面不断加大对党的宣言、党的决议案、党的告民众书以及八路军、新四军开展抗日战争所取得的战绩的宣传力度，并将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重要文章、各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成就、陕甘宁边区和晋察冀边区政府所施行的德政、抗日军政大学与陕北公学等学校教育的进步事迹等在该报尽量发表，另一方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与行径、英美等国实行的“东方慕尼黑”阴谋以及国民党保甲制度施行的黑暗、国统区青年运动垄断的不公、抗战书报禁止之无谓、救亡团体封闭之失策和国民党政府与军队内幕之黑暗、军队中下级军官枪毙壮丁、某些地方政府屠杀抗日分子等尽情予以揭露。这对读者辨别是非，判断国民党、共产党孰好孰坏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除此之外，《新华日报》还针对国民党的宣传限制政策，探索了各种行之有效的斗争策略。一方面采用多种增强宣传效果的方法，包括重复宣传，加深读者印象;利用中央社的“权威”，以求“客观”效果;与其他报纸配合;巧设修辞。另一方面则想出种种对付检查的办法，包括推迟送检、暴检（包括留白、开天窗、直接刊登启事）、不遵检、不送检、暗度陈仓、制造新闻检查机关间的矛盾等。
（摘自人民网）
党的历史上第一支纪检监察铁军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5月9日，在汉口黄陂会馆（现汉口自治街31号）选举产生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即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前身。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由10人组成。7名正式委员为王荷波、杨匏安、许白昊、张佐臣、刘峻山、周振声、蔡以忱，3名候补委员为杨培森、萧石月、阮啸仙。王荷波任主席，杨匏安任副主席。这是我们党在历史上首次对中央纪律检查机构设置的探索和尝试。
1927年6月1日，根据党的五大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通常称为五大党章）。由于当时大革命处于低谷，五大党章是我们党历史上唯一一部不是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而是在之后的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的党章。虽然那时革命形势非常严峻，但也正是这一次的党章修正案，在党的纪律建设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五大党章首次设立“监察委员会”专章，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规范了党内纪检监察机关的设置和职能，提出监察委员会的首要职能即为“巩固党的一致及权威”，这是我们党从制度上关于纪检监察体制的首次规定。同时，党章中既有纪律专章、又有纪律检查机构专章，从制度上实现了党的纪律建设要有专门的机构来实施维护的目标。党章还第一次将严格党的纪律尤其是政治纪律提高到全党义务的层面。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毛泽东如何抓住枢纽
实施军事战略指导
毛泽东历来认为，指导战争者，最要紧的是观照好战争的全局。这一原则的底蕴，是哲学上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整体决定局部，局部服从整体。体现在军事上，就是战略决定战役战术，战役战术服从战略。从这一点出发指导战争，毛泽东认为战争胜败主要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观照得好或观照得不好，战争指导者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战争全局上面。
但整体与局部的关系还有能动的一面，整体不能脱离局部而存在，局部对整体也发挥着自己的作用：第一种是局部对整体没有什么影响，不起明显作用;第二种是单个的局部对整体没有什么影响，但变化的局部多了、量的累积形成质变，最后对整体产生决定性影响;第三种是少数对整体有决定性影响的局部，一旦变化，则整体立即为之一变。楚汉争雄，项羽“七十二战，战无不胜，忽闻楚歌，一败涂地”，这其中的“七十二战”，就属于第一种情况，没有决定性意义，而垓下一战，就属于第三种情况，立即就决定了战争的胜负。这种对整体和全局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局部，毛泽东称之为“关节”或“枢纽”，并特别强调：“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
（摘自《学习时报》）
上将许世友的家风
生活中的许世友始终保持着简朴的本色。他对衣着从不讲究，长年穿一身旧军装，袖口脱线了，他用剪刀剪掉继续穿。据身边工作人员回忆，他对生活用品从不挑剔，公务员统一购买什么他就用什么，他說自己也搞不清有哪些不同的牌子。许世友一日三餐很简单，早餐一般只需两个馒头、一碗稀饭、一碟咸菜。午餐和晚餐通常摆到桌子上的就是两荤两素，全是小碟。他长期睡的是硬板床，乘坐的是一辆普通的北京牌吉普车，机关几次要给他换一辆轿车，他都不同意。 许世友农民出身，戎马生涯没有改变他对田园生活的眷恋。晚年他住在南京东郊中山陵8号，这本是一幢新中国成立前的国民党别墅。许世友自己动手，开垦花园，种上各种庄稼和蔬菜瓜果，饲养家禽，放养鱼苗，把这个高级花园洋房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农家大院。许世友也被人戏称为“8号生产队队长”。当他听说这个绰号时，高兴地对大家说：“生产队长好啊！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喜欢种田，参加革命后，在部队识了几个字，文化不高。田没种够，仗没打够，书没读够。晚年只想过读书种田的生活。”他的儿子千里迢迢从大别山来南京探望，临走时许世友送的礼品是一麻袋地瓜。
（摘自党建网）
机关节省公物的
“边区经验”
从1943年开始到1945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每年年初根据节省原则制定下发年度机关日常公物供给标准。
机关日常公物主要包括办公公物和伙食公物，办公公物细分为灯油、纸张、笔、墨等，伙食公物细分为粮食、肉、菜、食盐、石炭、青油等，同时明确各物供给量标准和价格标准，用“双标准”扎紧节省公物的篱笆，防止巧立名目无端浪费。比如1943年度机关办公公物供给量标准为：灯油，干部二人一灯，杂务人员四人一灯，春冬两季每日每灯六钱，夏秋两季每日每灯三钱;纸张，每人每月九张;笔，干部每人每月一支，杂务人员每人每两月一支;墨，干部每人每月二钱，杂务人员每人每月一钱。伙食公物供给量标准为：机关大灶每人每日小米一斤三两（一斤等于十六两），每月肉三斤，每日菜一斤、食盐五钱、石炭一斤四两、青油五钱。各物价格标准明确以当地之平均价格为准。
随着节约运动的推进，边区政府加大机关节省公物的力度，视情降低部分日常公物的供给标准，力促机关工作人员养成节省公物的习惯。1944年度边区政府大幅降低了机关办公公物供给标准，对机关干部的纸张、笔、墨3项公物每人每月的供给量就分别比1943年度减少了一半。
（摘自党建网）
红军“炮神”赵章成
赵章成曾是国民党军的一名普通迫击炮手，厚重少文，但精于钻研，在1931年国民党26军宁都起义之后加入红军。长征开始后，在强渡乌江等战役中，赵章成“百发百中”的神技多次为红军突围创造了条件。1935年5月25日，刚刚渡过金沙江的红军突出重围，急行军赶到大渡河前。此时，红军损失惨重，部队十分疲惫，当年石达开就是在此全军覆没。前有天险，后有追兵，何去何从，真是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
强渡战役打响后，第一船过河的红军“十八勇士”排除万难登上对岸，但被敌军火力压制在滩头，无法前行，情势危急。千钧一发之际，指挥战斗的红一团团长杨得志急唤赵章成的炮火支援。此时此刻，赵章成一无帮手，二无炮架，且仅剩3发炮弹！临危受命，因陋就简。没有炮架，就以手托炮;没有助手观察坐标，就全凭经验瞄准射击。3发炮弹弹无虚发，准确摧毁对岸3个火力点，扫除了障礙，更是极大的心理震撼，敌军斗志溃散，“炮神”之誉也逐渐在军中传扬。
（摘自《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