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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袁庚率两广纵队炮兵团解放了包括三门岛、大铲岛、蛇口等周边地区在内的珠江口沿海岛屿。1978年，如果按部就班，正是这位昔日的炮兵团长“船到码头车到站”，“思谋着回乡养老”，过过清闲日子的时候。
1978年，这位“命运多舛”的老人却无法稳住脚步、颐养天年，似乎命中注定还有一件事情，他尚未完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掀开了改革开放新的篇章。老“炮兵团长”袁庚被交通部派往南海一线，距离家乡大鹏半岛最近的香港半岛——当年他也是从这里，护送祖国的文化精英撤离香港半岛。
也许机缘巧合，改革的“试管”、招商局集团走出去的第一步，选在袁庚当年解放过的南海岛屿，选在南头蛇口的荒岛上去建设中国第一个对外出口加工区，30年前解放的炮声又恍惚重新回荡到了这南海之滨、珠江入海口！
袁庚同志比习仲勋同志早半个月南下，第一站是香港。他的老搭档告诉了他一个情况：靠航运起家的香港招商局在他接手之时，一条可航行的轮船都没有，一穷二白。
对外改革开放，当年可是“非议”颇多。时任交通部部长叶飞执意让招商局集团先行一步，利用交通部招商局集团驻港位置优势，行改革开放“破冰之旅”。
1978年6月，就在中央赴国外考察团相继归国汇报之时，叶飞便派出了刚到任交通部外事局不久的副局长袁庚前往香港，明为检查招商局集团的相关工作，实际上是摸家底、搞调研。
两个月后，结束调研的袁庚离港返京，以交通部党组的名义执笔起草了一份重启百年招商梦的构想。这份构想后以《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给国务院的请示》上呈。报告希望能利用香港招商局“立足港澳、背靠内地、面向海外、多种经营、工商结合、买卖结合”，争取5—8年内将招商局发展成为综合性大企业，提出“应当冲破束缚，放手大干”。
在调研期间，袁庚请时任招商局集团办公室副主任梁鸿坤喝早茶，便透露出要在内地找一块地方建立一个后勤服务基地或出口加工区的想法，这也许就是蛇口“试管”雏形。这和中央的政策不谋而合。
1978年6月3日，港澳经济考察团就《港澳经济考察报告（汇报提纲）》向中央政治局进行汇报。报告中认为港澳发展迅速的原因有五：有充裕的资金来源；有较为廉价的劳动力；购进原材料和技术设备比较方便；比较方便发展对外加工工业，利用外来资金和本地廉价劳动力进口设备、原材料和半成品，然后加工出口；产品适应性强。又说：“广东省的宝安县、珠海县紧邻港澳，发展出口商品生产条件十分有利，是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比不上的。”
中央领导听取了这个考察团的汇报，当即表态：“汇报总的精神非常赞同。可以解放思想，看看国外有什么好东西……比如在宝安、珠海两个县搞出口基地，那里的工资问题、工厂摆放问题要研究。”并强调“看准了的东西，就要动手去干，就要抓落实，把它办起来。”
1978年10月18日，香港干诺道西15号12楼，袁庚上任的见面会，就是这份出口加工区改革试验蓝图的正式亮相。
“招商局在改革大潮即将呼啸而来之际，应敢为人先，回归航运主业，发挥优势，干跟航运有关的事情，要有港口。现在香港、澳门地方小，成本高，退一步海阔天空，走出去才能再展宏图。”当年的“炮兵团长”掷地有声。
有人提醒袁庚：招商局是一个港资企业，去内地发展，无权做主，要获得中央和地方的支持才能办得起来，办得好！
袁庚二话没说，11月22日，他亲自带着老部下张振声、梁鸿坤跨过深圳河，去找他的两广纵队老战友、时任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刘田夫“要地”。时任交通部副部长曾生在他出发前曾说过一句话：“在广东宝安筹建工业区之事，如果刘田夫支持就干，不支持就不干。”结果是“瞌睡遇到了枕头”，广东省也正在寻找能在广东宝安搞一处出口加工区的企业，当即一拍即合。
蛇口“试管”基因的起源，后人归总了一句，就是：香港招商局是“在非常正确的时间做了一件完全正确的事情”。
其实更早，还在1978年4月初，中央就拨乱反正，要求搞活经济，将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明确同意广东省可以先行一步。时任广东省委领导的习仲勋同志在谈到配套资金时传达邓小平同志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当时叫什么名字迟迟定不下来，叫“出口加工区”吧？台湾有了。叫“自由港”？又不敢叫。叫作什么呢？邓小平同志就追溯陕甘宁的传统，提出“特区”的概念。
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前夕，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受委托给邓小平同志等人汇报。谷牧对小平同志说：“广东有这样的思想，先走一步，划出一块地方来搞改革开放，然后全面推开。”小平同志非常赞赏。谷牧说：“但就是名称迟迟确定不了。”邓小平再一次坚定地说：“就叫特区吧！”
1977年11月11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就抵达了当时还叫“宝安县”的深圳，对广东省的逃港现象印象深刻。次年他再去西方发达国家考察，发现国内外经济悬殊这么大，人民生活条件这么大的落差，十分震惊。他跟身边的人说：“中国再不改革开放，搞好国内经济的话，就有可能被开除‘球籍’！”
当年尚没恢复名誉，一批经济工作经验丰富的老干部提前“上岗”，被委以重任。袁庚派往香港前，一心想着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这位“前任炮兵团长”袁庚，他的一些超前做法甚至还招致了多封“里通外国”“独立王国”“胆大妄为”的“告状信”。此举搞得交通部焦头烂额，频频派出调查组，前往香港核实。但交通部采取保护这位改革闯将的态度，维护他的威信。这越加激发了他义无反顾、坚定不移地要把香港招商局的触角向蛇口，向他曾经的“炮兵阵地”深入、再深入的决心……按当时广东人的说法是：“头啖汤，他要亲自下海，吃下这第一只螃蟹！”
这位当年炮兵团长拨拉的小算盘，可不是几个人富起来的富农思想，他要的是南头半岛上的一块地，做他的改革“试验田”。成了，功莫大焉；败了，只是块巴掌大的地方，改正起来比较容易。这种敢“冒”又不敢大“冒”的思想，最终成为这位改革家，这位“头一个吃螃蟹”先行者后半生一块挥之不去的心病。当时，手头“捉襟见肘”，招商局“拨拉”不出几个银两（调研了两个多月，摸了家底），国家也只有“靠你们自己想辦法”的政策，确实有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1979年1月31日上午，时任国家副主席李先念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接见当时的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和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袁庚，听取他们关于建立蛇口工业区的汇报。李先念拿着袁庚递过去的一张香港版中国地图，凝思片刻后说：“把宝安县南头半岛都给你，你们看如何？”袁庚笑笑说：我还是只要我的“小舢板”，“航空母舰”暂时还驾驭不了。
李先念当即批示：“拟同意。请谷牧同志召集有关同志议一下，就照此办理。”当日（1月31日）国务院下文，招商局蛇口工业区获批。这一天成为招商局蛇口工业区这根改革“试管”的成立日。
这个“小舢板”，就是当年南头半岛蛇口2.14平方公里的土地，改革“试管”的雏形和起点。
1979年7月2日，在原东江纵队“炮兵团长”袁庚的指挥下，推土机进场，7月8日中国改革开放“第一炮”在蛇口工业区微波山边炸响，冲击波震撼整个深圳湾……
1978年，这位“命运多舛”的老人却无法稳住脚步、颐养天年，似乎命中注定还有一件事情，他尚未完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掀开了改革开放新的篇章。老“炮兵团长”袁庚被交通部派往南海一线，距离家乡大鹏半岛最近的香港半岛——当年他也是从这里，护送祖国的文化精英撤离香港半岛。
也许机缘巧合，改革的“试管”、招商局集团走出去的第一步，选在袁庚当年解放过的南海岛屿，选在南头蛇口的荒岛上去建设中国第一个对外出口加工区，30年前解放的炮声又恍惚重新回荡到了这南海之滨、珠江入海口！
袁庚同志比习仲勋同志早半个月南下，第一站是香港。他的老搭档告诉了他一个情况：靠航运起家的香港招商局在他接手之时，一条可航行的轮船都没有，一穷二白。
对外改革开放，当年可是“非议”颇多。时任交通部部长叶飞执意让招商局集团先行一步，利用交通部招商局集团驻港位置优势，行改革开放“破冰之旅”。
1978年6月，就在中央赴国外考察团相继归国汇报之时，叶飞便派出了刚到任交通部外事局不久的副局长袁庚前往香港，明为检查招商局集团的相关工作，实际上是摸家底、搞调研。
两个月后，结束调研的袁庚离港返京，以交通部党组的名义执笔起草了一份重启百年招商梦的构想。这份构想后以《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给国务院的请示》上呈。报告希望能利用香港招商局“立足港澳、背靠内地、面向海外、多种经营、工商结合、买卖结合”，争取5—8年内将招商局发展成为综合性大企业，提出“应当冲破束缚，放手大干”。
在调研期间，袁庚请时任招商局集团办公室副主任梁鸿坤喝早茶，便透露出要在内地找一块地方建立一个后勤服务基地或出口加工区的想法，这也许就是蛇口“试管”雏形。这和中央的政策不谋而合。
1978年6月3日，港澳经济考察团就《港澳经济考察报告（汇报提纲）》向中央政治局进行汇报。报告中认为港澳发展迅速的原因有五：有充裕的资金来源；有较为廉价的劳动力；购进原材料和技术设备比较方便；比较方便发展对外加工工业，利用外来资金和本地廉价劳动力进口设备、原材料和半成品，然后加工出口；产品适应性强。又说：“广东省的宝安县、珠海县紧邻港澳，发展出口商品生产条件十分有利，是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比不上的。”
中央领导听取了这个考察团的汇报，当即表态：“汇报总的精神非常赞同。可以解放思想，看看国外有什么好东西……比如在宝安、珠海两个县搞出口基地，那里的工资问题、工厂摆放问题要研究。”并强调“看准了的东西，就要动手去干，就要抓落实，把它办起来。”
1978年10月18日，香港干诺道西15号12楼，袁庚上任的见面会，就是这份出口加工区改革试验蓝图的正式亮相。
“招商局在改革大潮即将呼啸而来之际，应敢为人先，回归航运主业，发挥优势，干跟航运有关的事情，要有港口。现在香港、澳门地方小，成本高，退一步海阔天空，走出去才能再展宏图。”当年的“炮兵团长”掷地有声。
有人提醒袁庚：招商局是一个港资企业，去内地发展，无权做主，要获得中央和地方的支持才能办得起来，办得好！
袁庚二话没说，11月22日，他亲自带着老部下张振声、梁鸿坤跨过深圳河，去找他的两广纵队老战友、时任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刘田夫“要地”。时任交通部副部长曾生在他出发前曾说过一句话：“在广东宝安筹建工业区之事，如果刘田夫支持就干，不支持就不干。”结果是“瞌睡遇到了枕头”，广东省也正在寻找能在广东宝安搞一处出口加工区的企业，当即一拍即合。
蛇口“试管”基因的起源，后人归总了一句，就是：香港招商局是“在非常正确的时间做了一件完全正确的事情”。
其实更早，还在1978年4月初，中央就拨乱反正，要求搞活经济，将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明确同意广东省可以先行一步。时任广东省委领导的习仲勋同志在谈到配套资金时传达邓小平同志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当时叫什么名字迟迟定不下来，叫“出口加工区”吧？台湾有了。叫“自由港”？又不敢叫。叫作什么呢？邓小平同志就追溯陕甘宁的传统，提出“特区”的概念。
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前夕，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受委托给邓小平同志等人汇报。谷牧对小平同志说：“广东有这样的思想，先走一步，划出一块地方来搞改革开放，然后全面推开。”小平同志非常赞赏。谷牧说：“但就是名称迟迟确定不了。”邓小平再一次坚定地说：“就叫特区吧！”
1977年11月11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就抵达了当时还叫“宝安县”的深圳，对广东省的逃港现象印象深刻。次年他再去西方发达国家考察，发现国内外经济悬殊这么大，人民生活条件这么大的落差，十分震惊。他跟身边的人说：“中国再不改革开放，搞好国内经济的话，就有可能被开除‘球籍’！”
当年尚没恢复名誉，一批经济工作经验丰富的老干部提前“上岗”，被委以重任。袁庚派往香港前，一心想着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这位“前任炮兵团长”袁庚，他的一些超前做法甚至还招致了多封“里通外国”“独立王国”“胆大妄为”的“告状信”。此举搞得交通部焦头烂额，频频派出调查组，前往香港核实。但交通部采取保护这位改革闯将的态度，维护他的威信。这越加激发了他义无反顾、坚定不移地要把香港招商局的触角向蛇口，向他曾经的“炮兵阵地”深入、再深入的决心……按当时广东人的说法是：“头啖汤，他要亲自下海，吃下这第一只螃蟹！”
这位当年炮兵团长拨拉的小算盘，可不是几个人富起来的富农思想，他要的是南头半岛上的一块地，做他的改革“试验田”。成了，功莫大焉；败了，只是块巴掌大的地方，改正起来比较容易。这种敢“冒”又不敢大“冒”的思想，最终成为这位改革家，这位“头一个吃螃蟹”先行者后半生一块挥之不去的心病。当时，手头“捉襟见肘”，招商局“拨拉”不出几个银两（调研了两个多月，摸了家底），国家也只有“靠你们自己想辦法”的政策，确实有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1979年1月31日上午，时任国家副主席李先念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接见当时的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和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袁庚，听取他们关于建立蛇口工业区的汇报。李先念拿着袁庚递过去的一张香港版中国地图，凝思片刻后说：“把宝安县南头半岛都给你，你们看如何？”袁庚笑笑说：我还是只要我的“小舢板”，“航空母舰”暂时还驾驭不了。
李先念当即批示：“拟同意。请谷牧同志召集有关同志议一下，就照此办理。”当日（1月31日）国务院下文，招商局蛇口工业区获批。这一天成为招商局蛇口工业区这根改革“试管”的成立日。
这个“小舢板”，就是当年南头半岛蛇口2.14平方公里的土地，改革“试管”的雏形和起点。
1979年7月2日，在原东江纵队“炮兵团长”袁庚的指挥下，推土机进场，7月8日中国改革开放“第一炮”在蛇口工业区微波山边炸响，冲击波震撼整个深圳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