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禅入书是北宋书法批评最主要的语言特色，这无疑是深受禅宗影响的结果。禅宗自慧能以来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这主要在于它所宣扬的“顿悟成佛”和“平常心是道”的思想迎合了文人士大夫高扬主体精神和追求独立自在的心理需求。“它不再像以往佛教宗派，尊崇佛祖、信奉佛经，而是从‘自性是佛，不劳外求’开始……突破佛教传统篱笆，深入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去，要求信仰与生活完全统一，认为成佛也就是不成佛。在日常生活中保持或具有一种超脱的心灵境界就是成佛”。使立地成佛变得触手可及，不再是经过苦苦修行都遥不可及的事情。禅宗发展至北宋熙宁之时达到了极盛，朝野上下普遍参禅悟道，它基本上成了文人士大夫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都深染禅宗。
　　北宋禅宗的盛行深刻地影响着文人士大夫的思想意识和审美取向。这种影响是极其深刻的，也是显而易见的。整个北宋的文学、艺术都深受其影响。孙昌武说：“就禅宗来说，大批居士习禅，直接影响到学术与文学艺术诸领域。在学术方面，最重要的成果是进一步促进了儒学的转变，理学的形成就借助了禅宗以及华严宗等佛教各宗派的思想，在文学、美学、书法诸方面，禅的影响更十分深刻。”就书法来说，自禅宗产生以来，诸多书法家把禅宗的精神直接融入到了书法中去，他们用书法的形式来体现禅宗的精神，实现了书法与禅宗的完美融合。二者之所以能够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原因在于禅宗“在一定程度内是以自由审美的态度对待人生的，这正是禅文化与中国书法艺术发生联系并互相渗透的内在基础”。书法史上的很多书法作品都是以禅与书法的完美融合而著名的，这即是影响久远的禅宗书法。
　　北宋的书法批评受禅宗的影响非常深刻，主要体表现在3个方面：
　　首先在于批评家直接运用禅宗的语言或典故进行点悟式的书法批评，语意深刻，晦涩难懂。读者如果不懂得引用语言和典故的含义将无法解读其批评思想所蕴含的深意。这种批评方式最常见。苏轼和黄庭坚是代表人物。如苏轼《跋鲁直为王晋卿小书（尔雅）》曰：“鲁直以平等观作欹侧字，以真实相出游戏法。”“平等”与“真实相”都是佛教语言。这里借用佛教语言的意义来反映鲁直书写时的心理状态和精神面貌。再如苏轼《跋王晋卿所藏莲华经》曰：“凡世之所贵，毕贵其难。真书难于飘扬，草书难于严重，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今君所藏，抑又可珍，卷之盈握，沙界已周，读未终篇。”其中的“沙界”一词即佛教语言，意指王晋卿所藏莲花经的所贵之处犹如恒河沙数一样丰富。这种情况在北宋的书法批评中非常普遍，现将北宋书法批评中引用的禅宗语词统计如下表：
　　其次就是批评家借助禅宗机锋棒喝的语言风格对历代书法进行嬉笑怒骂，这种批评方式最激烈，比较刻薄，时有偏颇。米芾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海岳名言》曰：“丁道护、欧、虞笔始匀，古法亡矣。柳公权师欧，不及远甚，而为丑怪恶札之祖。自柳氏始有俗书。”复曰：“柳与欧为丑怪锷札祖，其弟公绰不俗于兄。筋骨之说出于柳，世人但以怒张为筋骨，不知不怒张自由筋骨焉。”“欧阳询‘道林之寺’，寒俭无精神。柳公权‘国清寺’，大小不相称，费尽筋骨。”在米芾嬉笑怒骂的语义表层下深藏着的无疑是禅宗那种呵佛骂祖、蔑视权威的思想意识，正因为此，米芾才敢于怒斥欧阳询、柳公权为恶札之祖，这种批评方式明显是受禅宗语言风格的影响。
　　最后就是批评家的思想倾向与禅宗的精神境界相通汇。这种批评方式比较平和，观点鲜明。宋人书法批评最推崇的就是“我书意造本无法”“老夫之书本无法”的“无法”之法，这既是禅宗的思想境界，也是书法家心灵彻底解脱之后自由通汇一切法则的审美境界，书法家所追求的是将“主体的生命灵性融入字中，进入禅的境界，自然‘万物皆禅’，字即是我，我在字的点画中”，意在使主体书法家的审美追求与禅相融通，澄明朗照，最终使书法达到“无意于佳乃佳”的审美境界。这种审美追求和禅宗的思想境界是完全一致的。黄庭坚《题（乐毅论）后》曰：“固知书虽棋鞠等技，非得不传之妙，未易工也。”他在书法批评中强调书法的“不传”之妙，这恰好是禅宗主张的“道由心悟”、“顿悟”的思想观念。苏轼《书唐氏六家书后》曰：“永禅师书，骨气深稳，体兼众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淡。如观套彭泽诗，初若散缓不收，反覆不已，乃识其奇趣。……褚河南书，清远消散。”黄庭坚《跋东坡书宝月塔铭》曰：“《塔铭》小字如季海得意时书。书字虽工拙在人，要需年高手硬，心意闲淡，乃入微耳。”他们追求的“疏淡”“消散”和“心意闲淡”的思想与崇尚老庄思想的禅宗所追求的精神境界也是一致的。
　　总之，北宋的书法批评无不深受禅宗的影响，这既是北宋禅宗盛行的时代使然，也是书法批评家们个人思想追求的结果。这种影响不仅使北宋书法批评在语言风格、语义等方面都打上了禅宗的烙印，而且使北宋的书法面貌也染上了禅宗的意味，形成了书法史上特有的禅宗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