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哥攻宋时期钓鱼城的景观考古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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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川钓鱼城遗址是南宋时期著名的军事要塞,位于重庆西北部,嘉陵江、涪江、渠江三江交汇处的半岛上。该要塞周边环境复杂,位置险要,对宋蒙战争的时局和地缘政治有较大的影响。与此同时,战争局势复杂,整体形势、战线以及经济情况都与钓鱼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城墙本身的结构经过近些年的发掘也已经变得清晰明了,显示出了钓鱼城的诸多作用。
  合川钓鱼城遗址因著名的“钓鱼城战役”长期受到广泛的关注,随着重庆合川钓鱼城范家堰南宋衙署遗址入选2018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里吸引了考古学界更多的目光。实际上,从2006年到2020年,不断有学者对钓鱼城遗址及周边地区进行考古发掘,近几年来,不断有关于该地区的考古发掘报告发表。目前,随着此地诸多考古发掘成果的出现,很多学者从聚落考古角度对钓鱼城进行研究,同时周边区域的相关研究集中于区域史和历史地理学方面,景观考古研究较少。此前,张立志与戴彦两位先生从GIS角度对该遗址进行了景观考古研究。
  合川钓鱼城遗址地理环境及形制
  合川钓鱼城遗址位于钓鱼城半岛的钓鱼山上,具体处于重庆市合川区嘉陵江对岸东北方向5千米处,海拔为391米,东西长2040米,南北宽946米,占地2.5平方公里。环岛水岸线长度约20千米,沿江地带有多处地势平坦、土壤肥沃的台地和自然形成的冲沟。城内地势东北和西南方向较高而西北和东南方向稍低,山丘林立,台地层叠。在东北部、西北部、西南部及中部有小山丘突出隆起,形成城内丘陵地形,如东北有插旗山、西北有马鞍山、西南有薄刀岭、中部有中岩。诸多山头之间是一些低地和台地,低地容易形成水池,如西面有大天池,台地多为耕地。
  钓鱼城半岛三面被嘉陵江包围,东北部有部分属于渠江沿岸,仅有东面与陆地相连。嘉陵江自北向南而流与自东北向西南方向而流的渠江在钓鱼山北面汇流,沿钓鱼山西北面继续向西南方向而流,在钓鱼山西面与涪江汇流而转向东南,最终在重庆汇入长江。
  放大来看,钓鱼城半岛位于嘉陵江、渠江和涪江的三江交汇处,是重要的水运枢纽。上游北至阆州、巴州的广大地区想由水路进入长江主航道,必须经由此处。溯嘉陵江而下,则可以抵达两江交汇的重庆,进入长江航道。可以说,这里是重庆北方最重要水运枢纽和节点。
  将视野放大观察钓鱼城周边地形,我们可以看出其周边更大范围的山川地貌。其东南侧的地形地貌更是加强了钓鱼城重要的枢纽地位。今天重庆市区的西北方向分布着庞大的华蓥山脉,山脉长三百余千米,山势东缓西陡,海拔为700至2000米。山脉多喀斯特地貌,山体经雨水溶蚀后形成诸多狭长槽型山谷,其间有暗河、溶洞、峰丛分布,地势复杂,难以通行。嘉陵江从山脉中段切割出河谷,由山脉西北直通东南侧的重庆。可以说,该处陆上交通复杂,阻塞重重,难以通行;水运便利,军事经济意义都十分重大。從地理上看,钓鱼城就是重庆西北最重要的门户。
  宋蒙战争背景及局势
  本文着重研究蒙哥攻宋时期的钓鱼城遗址。一般认为,宋蒙之战爆发始于1235年端平入洛,终于1279年崖山海战,共历时46年。蒙哥亲征,全面攻宋年份为1258年至1259年。新元史记载:
  二月(1258),陈日煚传国于长子光昺,遣其陪臣阮学士来贡方物,兀良合台送诣行在。旭烈兀平报达,获哈里发木司塔辛,杀之,遣使来献捷。帝猎于也里海牙之地,遂自将伐宋,命阿里不哥留守和林,阿兰答儿辅之,命张柔从忽必烈攻鄂州,以趋临安,塔察儿攻荆山以分兵力。又命兀良合台自云南进兵,会于鄂州。
  此时期蒙古在四川盆地周围建立了较大的军事优势,宝祐三年(1255)春,蒙哥汗在忽必烈和兀良合台完成对大理各部的控制后,决定令兀良合台从长江南北两岸夹击巴蜀地区。在北方的关中平原,汉中盆地,以及南方的大理故地,云贵高原,蒙古军队都做到了军事控制,对整个四川盆地形成南北夹逼之势。
  同时在东方,蒙古军队开辟了处于江淮和鄂州的战场。西路由蒙哥亲征攻四川,宗王塔察儿率东路军攻荆山,以分宋兵力。1258年11月,由于塔察儿攻宋不利,蒙哥改命其弟、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忽必烈统领东路军。蒙哥的意图是亲征攻下四川之后,顺长江东进,与攻下鄂州的忽必烈会师。之后顺流而下,直取临安,一举攻下南宋。投降蒙军的阆州守将杨大渊也曾建言“取吴必先取蜀,取蜀必先据夔”。此时期夔州府的管辖范围包括了钓鱼城和重庆,正是顺长江东出四川盆地的咽喉要道。如果四川落入蒙军手中,东部战场的压力将会急剧增大。
  此外,在蒙哥攻宋之前,四川盆地北部边缘以及西部已经多次经历蒙军的劫掠,经济民生凋敝,人口锐减。有学者认为宋蒙战争开始以来四川盆地的人、财、物遭受了巨大损失,四川地区人口锐减。据国外学者研究,蒙古人的入侵,四川地区大约有二百万户惨遭荼毒或被迫迁移;四川地区户数在全国的比例也大幅度下降,由原来的10%~20%下降到0.7%,人口密度由 27.2人/平方千米降为 2.17人/平方千米。同时,宋蒙战争爆发以来,四川盆地经济受到严重破坏,产业也受到重大打击。四川地区人口大量死亡、迁徙,出现了严重的人口经济问题,主要表现为劳动人口的不足,对该地区传统农业造成了极大破坏。社会购买力大幅度下降,四川地区的手工业和商业也趋于停滞,并最终走向衰落。
  与此同时,南宋在四川地区也建立起了山城防御体系。该体系由余玠在13世纪40年代开始在四川盆地构建,在全四川内部选择险要地形构筑山城,建设堡垒,并且考虑到了各个山城之间的联防协助。
  而到1260年,嘉陵江上游多处山城告破,此时期的山城主要集中在长江沿岸,战略纵深大幅缩小。南宋控制的山城仅剩图中所示的寥寥几座。
  与钓鱼城相关的考古发掘成果
  近年来,关于钓鱼城城防设施遗址的考古研究成果丰富。钓鱼城城防设施遗址主要由山顶环城、南一字城、北一字城墙及南、北水军码头等部分组成,现存城墙总长度约七千五百米。经过考古发掘后的具体形制如图4所示。   城防设施中,城墙具有非常明显的特点,即充分适应地形,利用险要地形构建牢固的防御体系。钓鱼城环山城墙南侧镇西门至薄刀岭一段直接利用高度在30米以上的悬崖作为天然屏障,其余城墙依山势而建。城墙外侧紧贴山体,墙基均落在地质坚硬的山坡上。同时,钓鱼城城墙吸取同时代城墙的建设经验,充分利用天然险峻的地形,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此外,南一字城,北一字城墙也具有明显的特点。钓鱼城发现的一字城墙有三道。 其中,钓鱼山北一道,自出奇门顺山势北下,绕经大、小龙潭后止于嘉陵江边,全长约八百米;钓鱼山南两道,一道起筑于飞檐洞以东约四十米的峭壁之下,据山脊而下直至嘉陵江边,全长约四百米,另一道自薄刀岭襟带阁西侧约十米的山崖下,至钓鱼山南二级山崖东折约一百六十米后绵延而下,向南与嘉陵江边的南水军码头相接,全长约四百七十米。
  南北一字城墙直接沟通了内城和水军码头,为钓鱼城驻军利用水路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不用冒开城行军的风险,军队可以直接抵达码头进行作战、守卫码头或者接受补给。同时,南一字城两道城墙和上方山崖,下方河岸圈出了一片被保护的可利用土地,充分增加了钓鱼城的战略纵深和可利用土地面积。图5为南一字城及水军码头复原图。
  此外,钓鱼城防御设施中还有很多关于城墙的精巧布置,如马面等,此处不再一一赘述。而暗门这一设施比较特殊,因为其与主动出击有关。暗门是城墙建设中建造的秘密通道,用于反击或者是偷袭。
  我们可以看出:钓鱼城是一座难以攻克,防御能力极强的要塞,并且具有主动出击、利用水路和反攻的能力。同时,该城能够接受补给,城内也有诸多水井,能够长期坚持,一定程度上自给自足。
  关于钓鱼城战略作用的分析
  前文提到过,钓鱼城是重庆最重要的西北门户。如果钓鱼城丢失,重庆也会不保。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很多,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还是钓鱼城的水陆交通枢纽地位。
  蒙古軍队在四川的补给和行军非常依赖水路。《牧庵集》中有如下记载:
  (至元十四年)诏以巴哈与公代为西川副枢,公兼王相,大军既发,公留成都供亿食。支半月,赋粟继之,官船不足,括商民船千艘,日夜督运,其年复泸州,十五年,重庆之围再合,足俞月即下。
  虽然文献中的年代较晚,但还是可以看出元军为了维持军事补给,大规模征用民船。古代交通运输中,水路比起陆路也有运量大、速度快、成本损耗低的特点。由此可见,在四川盆地控制水路用以行军或补给非常重要,元军也非常依赖水路交通。
  我们可以从钓鱼城城墙构造中看出,钓鱼城除了固守的能力,还具备主动出击和利用水路的能力。如果元军选择绕过钓鱼城,直接进攻当时川东的政治经济军事人口中心重庆,有可能被主动出击的钓鱼城军队和重庆军队围堵在重庆西北方狭长的河谷之中。
  除了军事风险,绕过钓鱼城攻击重庆还有补给线过长的问题。图4、5显示,嘉陵江上游及其支流的多处山城陷落于1258至1260年间。此前,这片广大的区域都由南宋实际控制。蒙军此时还没有在四川盆地内部开始屯田,这意味着其补给线需从川北延伸来而,距离过长。一旦补给线被钓鱼城军队截断,再加上当时的农业人口大部分迁居山城内部,少有物资可供劫掠,蒙军有断粮的风险。因此,如果蒙军想从西北方向进攻重庆,开启通往长江中游两湖地区的大门,就必须解除道路上的一切风险,拔掉钓鱼城。
  此时期重庆西南方的长江通道并不畅通。从图5来看,即便到1260年,金沙江和岷江的交汇处宜宾以东仍有众多山城未被攻占。西南侧长江水道难以利用,蒙哥汗还是决定从钓鱼城南下打入重庆。
  多方面的考量最终使得蒙哥汗决定强攻钓鱼城,最终也命丧此处。小小钓鱼城凭借其独特的优势,成功保护了重庆,也使得中部战场不面对腹背受敌的情况。
  钓鱼城遗址凭借特殊的地理位置,精巧的构造,在1258至1259年蒙哥亲征南宋时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并且改变了当时的军事形势。蒙哥丧命于此,钓鱼城像是一根杠杆,撬动了整个人类历史,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进程。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 历史学院考古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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