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在《离岸芳华》这个集子里的小说，包括了北美（美国、加拿大）和欧洲（比利时）华文作家的十三篇作品。虽然从世界华文文学的角度看，区域分布好像不够“广泛”，作家数量似乎也有些“迷你”，但所选作品的水准，却相当出色——可以说是海外华文小说的一次“闪亮”呈现。
　　十三篇小说出自十位作家之手（张翎、凌岚和施玮都各有两篇），十位作家中有九位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走出国门的“新移民”作家，因此这个集子从某种程度上讲，也可以被视为海外“新移民文学”作家的小说选集。
　　对于什么是“新移民文学”，我在《跨区域跨文化的新移民文学》一文中，曾经进行过界说和概括。具体来说，“新移民文学”主要是指中国改革开放（1978年）以后走出国门，在海外以汉语（中文、华文）进行创作的作家的作品所形成的文学。为什么叫“新移民文学”？是因为这一文学的创作主体基本上都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从中国大陆走向海外的移民，为了将他们与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老移民”，以及20世纪50年代以后主要以中国台港地区华人为主的“留学生移民”区别开来，学术界通常将他们称为“新移民”。虽然“新移民”这个概念在某种意义上讲具有不确定性和相对性——因为“新移民”究竟到什么时候不算“新”了，大家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但从总体上看，这些“新移民”具有这样的特点：（1）以1978年为出国的时间起点；（2）有大陆背景，与大陆（历史、现实、精神、情感）关系密切。在此基础上，以“新移民”为主体的“新移民作家”，也就具有这样几个特点：“在海外主要用汉语写作；他们的作品所描写的世界，都会与中国大陆的历史、社会和现实发生某种直接或间接的关联；这些‘新移民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深度介入中国大陆当代文学，作品主要在中国大陆发表、出版，作家常常在大陆获奖，以至于有些学者干脆将他们‘收编’进中国大陆当代文学，认为‘新移民文学’就是中国大陆当代文学的一部分。”
　　“新移民文學”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开的花结的果——因为“新移民文学”作家群中的代表性人物如严歌苓、查建英、张翎、陈河、陈谦等，出国前在大陆就已经是颇有成就的作家；而那些到了海外才走向文学创作的众多成员，也在大陆基本完成了文学教育，有些还接受了大陆的文学训练（作家班学员）并或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过大陆文学观念的熏染乃至灌输。即便到了国外，他们也非常关注大陆文坛的动态，与大陆文学界保持着相当密切的联系。种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就使得“新移民文学”具有较为明显的中国大陆当代文学的影响痕迹（受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苏联文学影响较深），并带有非常强烈的中国当代文学“气质”——具有强烈的历史感、现实性和代入感。
　　“新移民文学”这种既可以说是从中国大陆当代文学中脱胎而来，又与其有所区别，既有中国大陆当代文学影响的印记，又有自己新生出来的特点的性质，就使得它事实上是个跨区域跨文化存在的文学世界。说它跨区域，是指它实际“存在”于中国大陆和海外的“两边”，既寄生于中国大陆当代文学之“内”，又独立在中国大陆当代文学之“外”。说它跨文化，是指它看上去似乎与大陆当代文学的“文化”气质相仿佛（“新移民作家”基本上都是在中国大陆的文学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与同龄的大陆当代作家有一种“同根性”），但它毕竟“生产/生长”在异质文化环境之下，直接受到异质文化的影响和熏陶。因此，在文学写作的纯粹性和自我要求方面，在文学写作的超然态度和大胆突破方面，在文学观念受异质文化的渗透和影响方面，“新移民文学”都自有一种有别于大陆当代文学的文化特性，也就是说，“新移民文学”的文化特性，跨占/兼具了“大陆文化”与海外“异质文化”两种文化内涵，并升华出不同于两种文化中任何一种的新文化。
　　对“新移民文学”的这种总体认识，不见得适用于“新移民文学”的所有作品。不过，以这样的认识来比照这个集子中的文本，我发现，这样的概括基本上可以涵盖出自“新移民作家”之手的十二篇小说，同时也部分适用于赵淑侠的那篇小说。而这种涵盖的最突出体现，就是以海外视野，写中国故事。
　　以海外视野写中国故事，“对应的”就是上文所说的“他们（新移民作家）的作品所描写的世界，都会与中国大陆的历史、社会和现实发生某种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在这个集子中，张翎的《都市猫语》和《玉莲》、谢凌洁的《辫子》、施玮的《日食》和《校庆》，都是纯粹道地的中国故事（《校庆》牵涉到一点“海外”，不过“主体”还是落在中国）；而江岚的《夏天来到的时候》、凌岚的《冰》和《离岸流》、陈九的《纽约春迟》、陆蔚青的《楚雅如的寂寞》、陈谦的《我是欧文太太》、曾晓文的《卡萨布兰卡百合》，则是海外位置/经历与中国故事的交织。这些小说或直接描写中国历史/当下社会，或间接涉及中国背景/文化心理；作家们的海外视野，在其中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这里所说的“海外视野”，是指这些作家在采用中国题材/素材和代入中国形象的时候，具有一种“外看”的立场和“回顾”的姿态，再加上这些作家“在文学写作的纯粹性和自我要求方面，在文学写作的超然态度和大胆突破方面，在文学观念受异质文化的渗透和影响方面”，“有一种有别于大陆当代文学的文化特性”，因此这些作品虽然写的都是中国故事，但它们却因了“海外视野”而具有一种“海外特性”，具有一种不同于中国大陆当代文学的独特“气质”。
　　这种由“海外视野”而导致的“海外特性”，在这个作品集中，主要体现为如下两个方面：

一、在当代中国故事中渗入（别样的）海外元素

　　张翎的《都市猫语》乍一看就是一个发生在中国当代社会都市小人物之间的爱情故事，从总体上看似乎非常“当代”。可是在小说的结尾赵小芬给茂盛留下的“那条黑色的、缝着蕾丝、钉着一朵红玫瑰的内裤”，以及“难熬的时候看一眼，说不定好受些”的叮嘱，使小说于不动声色之间具有了一种“海外”（洋）气——那是一种对精神分析学理论有着充分了解之后的人性洞察和别样解读。她的《玉莲》同样也是一个“当代文学”的故事（写法），然而在这个“当代”小说的结尾，玉莲那句“你说现在这些兵，哪能和那时候比呢？”所体现出的为了爱情奔赴大西北受尽苦难却无怨无悔的野性，似乎就与北美西部的那种冒险精神有了某种关联。谢凌洁的《辫子》和施玮的《日食》，写的虽然都是中国故事，可是那种跨越现实和幻境/历史的神奇世界，则令这两篇小说带有了某种无拘无束的形式创新色彩——这也是海外作家采用/借助“中国故事”进行形式突破的一种尝试/努力方向，并因此使小说隐性地具有了“海外”特性：大概只有在海外的作家，才会有这样的想象放飞、奇思妙想。

二、在“海外环境”下展示中国故事

　　这里所说的“海外环境”，是指小说中人物活动的场景是在“海外”。在海外场景下展示中国故事，是海外华文文学体现海外视野/特性时比较常见的一种呈现方式，《离岸芳华》这个小说选集也不例外。当然，尽管都是在海外“场景”中叙述中国故事，但每个作家，每篇作品的立意、诉求和“说法”卻不尽相同。就这个小说选集而言，江岚的《夏天来到的时候》写的是海外“新一代华人”与中国老人之间动人的亲情故事：“我”（马克·李，奶奶口中的“铁蛋”）对奶奶赴美带孙子孙女的处境未必了解，可是在奶奶滞美难归（从小带“我”，后来又带“我妹妹”，后来又等绿卡）并客死异乡之后，“我”对奶奶的深厚感情终于爆发——“奶奶，我已经开始想您了”，“我的眼泪，终于还是流了下来”。这篇小说以儿童视角，写一对成长背景、生活经历迥异的祖孙之间既有文化代沟又有血脉亲情的感情故事，题材新鲜，写法动人。
　　凌岚的《冰》和《离岸流》、陈九的《纽约春迟》、陆蔚青的《楚雅如的寂寞》、陈谦的《我是欧文太太》、曾晓文的《卡萨布兰卡百合》，展现的是改革开放后走出国境的中国人——海外新移民华人——在世界舞台上的各种“奇遇”：《冰》中的林里和涂途曾是夫妇，现在不是夫妇又“貌似”夫妇一起出游，然而豪华的邮轮之旅并不能融化掉他们之间的精神/情感冰墙；《离岸流》借助一次抢劫、一次流产和一个未出生的小生命的海葬，揭示出海外华人的真实处境——离岸流，那“一股看不见的流动”，“会不停地朝远离海岸的方向”推动他们；在陈九、陆蔚青、陈谦、曾晓文乃至赵淑侠的小说中，读者看到的，也是同样“一股看不见的流动”，将作品中的人物“不停地朝远离海岸的方向推”——那是一种个人在“海外”空间和“历史”时间中，无法把握的方向。
　　海外“位置”使这个小说集中的作者们都具有了海外视野——他们不仅因置身于海外世界而能看到、体会到一个新的世界，而且还能以一种海外角度、海外“语境”来思考所看到的世界和面临的问题。这样的海外视野，使得他们的小说创作具有了一种别具“风味”的海外特色。这种或许可以称之为“离岸流”的海外特色，在我看来正是这个小说集，乃至整个海外华文文学，最富魅力也是最具价值的地方。
　　在当今中国大陆当代文学不断“崛起”并开始产生世界影响之际，当中国大陆的文学期刊、出版社和各种文学奖项向着海外华文文学开放、拥抱的时候，中国大陆当代文学事实上对海外华文文学（特别是对“新移民文学”）产生了巨大的磁吸效应。当此时也，海外华文文学是不断地被中国大陆当代文学“吸引”并最终“融入”其中，成为其“海外支流”？还是保持自己的“海外特色”并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离岸流”文学之路？这是每个海外华文作家（尤其是“新移民作家”）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以上是我从《离岸芳华》这个集子中看到的和想到的。亲爱的读者，你呢？你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
　　（摘自1月15日《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