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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年前“山东大汉”
焦家遗址位于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西北20公里处，1987年当地文化部门进行文物普查时被发现，1992年被列入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6至2017年，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与博物馆学系对该遗址进行了两次发掘，发现了夯土墙、壕沟、墓葬、祭祀坑等丰富的大汶口文化遗迹，出土了大量陶器、玉器、骨器等文物，年代距今约5300-4600年。
为全方位展现焦家遗址的重要发现，此次展览从“横空出世——焦家遗址的发现”“王者之城——聚落形态的发展”“礼制先河——墓葬及礼仪制度的形式”“工艺流变——手工技艺的分类”四个方面依次展出。其中，被誉为五千年前“山东大汉”的部族首领大墓M184可谓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大墓，吸引了许多观众的目光。
墓主人身躯和随葬礼器全部经过复原，采用等比例原状陈列的方式展示当时的礼仪形式。男性墓主身高经实测近2米，葬具为一棺一椁，内外相套，棺椁之间和墓主身上放置着近20件陶器、玉器等随葬品，其中一件玉钺长达18厘米，是焦家遗址目前所见最大玉钺。
提起远古时期人类，以往大多研究者和公众认为当时生活艰辛和环境恶劣，所以人身躯矮、体质弱。但焦家遗址的发现颠覆了这种认知，使人们从全新视角重新认识古代人类体质发展状态。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方辉介绍，高个子在焦家遗址发掘出的大墓中尤其多，类似“山东大汉”的大墓还有几处。可能是这些人在部落中等级较高，占有的物质资源丰富，吃的食物又多又好。因为这一时期可能已经进入农耕时代，广泛种植谷物和饲养家畜，食物来源更加丰富和稳定。“当时主要作物是粟，已经开始饲养家畜，主要养猪。在墓葬中，就发现了猪的獠牙、猪的下颌骨、猪蹄。”
也有专家认为可能与地域分布有密切的关系。事实上，山东人的“高海拔”基因一直在延续。据汉朝史书《史记》记载，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
新石器时代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开始制造和使用陶器，在展览的最后一个单元，丰富多样的陶器和造型各异的玉器，向观众呈现大汶口文化的远古工艺。展品中，陶器占了相当大比重，器物造型、材质、制作工艺、纹饰等都有差异，制陶业轮制技术普及，烧造火候高，可以生产出质地细腻的薄胎陶器，体现出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制陶工艺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准。玉器制作也异军突起，既有玉钺、玉刀等礼器，也有形式多样的玉镯、玉管、玉环、玉坠等装饰品。玉器形式古朴，造型多变，重功能和实用，不追求过分繁缛的修饰，或形成串饰组成使用，或单件玉饰形成固定搭配在人体上成套使用，这些用玉的原则和规律在玉器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
焦家遗址代表了黄河流域一处极为重要的治玉和用玉中心，在埋葬制度上形成了十分稳定的礼仪制度和文明化标志。这些与早期礼仪制度相关的遗存证据不但在山东地区，而且在全国范围来说也是最丰富的，为深入研究中国早期社会的礼仪、宗教、思想和艺术等提供了极为难得的实物资料。
王者之城
中国古代统称东方各诸侯国为东国，并以远近分，近者为小东，远者为大东。今天的山东地区就在大东的范围内，是传统上东方地区的代表之一。焦家遗址所在的章丘地区本就是考古重镇，遗址南面5公里便是城子崖遗址，那是龙山文化最早被发现和命名的地方。而城子崖往西不到两公里，又有山东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后李文化的西河遗址。曾有专家表示，焦家遗址周围蕴含着山东地区上古文化一脉相承的一块拼图，可以挖掘10年甚至20年。
方辉介绍，已有的考古发掘表明，焦家遗址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规模超大，是鲁北地区迄今所知面积最大的大汶口文化聚落，是距今5000年前后山东乃至中国东部地区规格最高的史前时期墓地之一。
在焦家遗址的考古发现中，以夯土城墙、护城壕沟和高等级墓葬最为突出，焦家新石器时代遗址已成為距今5000年前后鲁北地区的中心聚落，是当之无愧的“王者之城”。玉钺、玉刀等王权象征物，城墙内发现以人作奠基的祭祀坑，显示出古城的统治者当时也是军事上的首领，在古城中拥有无上的权力。高达62.8%的葬具使用率，在同时期其他墓地中极为少见。遗址中发现有6座大型墓被毁，且每座都是一棺一椁“，墓主人的地位应该很高，墓主人的腿骨、头骨有被破坏的现象，而且陪葬的陶器、玉器也多被砸，破坏痕迹明显。这很可能是当时的聚落高层内部权力斗争的结果”，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焦家遗址考古领队王芬介绍。
众多新发现表明，焦家遗址所在区域是比龙山文化更早的大汶口文化时期早期文明社会形成的重要发祥地，在距今5000多年前，这里已经孕育了十分发达的远古工艺技术，出现了专业化的生产模式，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提升，这些与当时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信仰密切相关的社会活动，都蕴涵着早期文明的因素。在历经1000余年的漫长发展后，大汶口文化过渡为龙山文化，其地域分布更广，发展水平更高，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现象。
寻根探源
“五千年前正是中国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乃至辽西地区都处于社会分化加剧的时机乃至初期文明形成的时期。在论证黄河下游地区五千年前后是否进入初期文明阶段时，一直缺乏实物材料。山东焦家遗址在距今5000年左右，其发现对探讨黄河下游地区文明起源有重大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表示。
焦家遗址共发现215座大汶口文化墓葬，墓葬体量、棺椁葬具的形制、随葬品等级高低、多寡等现象，已经表现出明显的社会分化和等级差别，并且开始形成了很严格的礼仪制度。遗址内不但有夯土城墙、护城壕沟、大型聚落居址等设施，更有大批高等级墓葬和大量的玉器、白陶和彩陶高端产品，形成了十分稳定的礼仪制度和文明化标志。王芬表示，从墓葬发掘情况看，墓葬群的墓主人应是古国时期一群掌握着较高权力的人，也可能是权力和家族相结合的一个群落。 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国家产生等重大课题是中国考古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根据最新的研究成果，在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都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距今5300年以来，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
在未发现文字记载的上古时代，黄河、长江流域多元文化圈相互碰撞，最终汇聚出中华文明。焦家遗址地处黄河下游，居于文明起源核心地域之中，对它的深入发掘和研究将有助于揭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的形成与发展特征，也能激发考古学者从各地区文化互动的角度思考距今5000年到4000年间中华文明形成的波澜壮阔的历程。
焦家考古的收獲为以城子崖为代表的龙山文化找到了重要源头，对揭示五千年中华文明史，尤其是中国古代东方地区的文明化进程意义重大。焦家遗址以其丰硕成果和无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入选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更多谜题尚未揭开
大型遗址的考古工作并非“刨地挖坑”那么简单，往往要经历漫长的时间，耗时数年甚至十几年均不足为奇。据了解，焦家遗址前两次发掘清理出来的面积仅2000平方米，不过是100万平方米中的“冰山一角”，众多谜题仍待解答。
例如，此次考古发掘发现大量灰坑遗迹，包括垃圾坑、器物坑和祭祀坑，还有半地穴式的小作坊，并发现了磨石，以及半成品石器，但尚未发现玉器作坊。考古人员表示，这次出土的众多玉器中，有一种锥形器，在良渚文化的遗址中出土较多，大汶口文化则较少见，颇有价值。但令人疑惑的是，遗址附近缺少玉料来源，众多玉器的材质和来源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焦家遗址开掘的遗迹中，62.8%的墓葬有棺椁等葬具。即使在100年前，打制棺材也是很大一笔支出。距今5000年的聚落中有如此大量的棺材，甚至还有一重棺两重椁，可见此聚落中曾生活着一个庞大的富贵阶层。由此而来的，聚落负担这个阶层所倚赖的经济支柱是什么？是农业、手工业还是商业？如果有商业存在，它交流的货物是什么？连通的遗址是哪里？走的又是哪条古道？
再比如，焦家遗址发现的城址很大，城址和墓葬的关系是同时还是晚于一个时期？这些还有待于新的考古工作来揭示，也期待有新的发现。而据考古人员们表示，后期考古将集中于勘探遗址全貌，沉淀下去。
“令人欣喜的是，国家博物馆以如此快的速度高质量地将最新的考古材料向民众宣传和介绍，起到了一个博物馆所应起的作用，也为大众考古起到重要作用。”王巍表示。
焦家遗址位于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西北20公里处，1987年当地文化部门进行文物普查时被发现，1992年被列入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6至2017年，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与博物馆学系对该遗址进行了两次发掘，发现了夯土墙、壕沟、墓葬、祭祀坑等丰富的大汶口文化遗迹，出土了大量陶器、玉器、骨器等文物，年代距今约5300-4600年。
为全方位展现焦家遗址的重要发现，此次展览从“横空出世——焦家遗址的发现”“王者之城——聚落形态的发展”“礼制先河——墓葬及礼仪制度的形式”“工艺流变——手工技艺的分类”四个方面依次展出。其中，被誉为五千年前“山东大汉”的部族首领大墓M184可谓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大墓，吸引了许多观众的目光。
墓主人身躯和随葬礼器全部经过复原，采用等比例原状陈列的方式展示当时的礼仪形式。男性墓主身高经实测近2米，葬具为一棺一椁，内外相套，棺椁之间和墓主身上放置着近20件陶器、玉器等随葬品，其中一件玉钺长达18厘米，是焦家遗址目前所见最大玉钺。
提起远古时期人类，以往大多研究者和公众认为当时生活艰辛和环境恶劣，所以人身躯矮、体质弱。但焦家遗址的发现颠覆了这种认知，使人们从全新视角重新认识古代人类体质发展状态。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方辉介绍，高个子在焦家遗址发掘出的大墓中尤其多，类似“山东大汉”的大墓还有几处。可能是这些人在部落中等级较高，占有的物质资源丰富，吃的食物又多又好。因为这一时期可能已经进入农耕时代，广泛种植谷物和饲养家畜，食物来源更加丰富和稳定。“当时主要作物是粟，已经开始饲养家畜，主要养猪。在墓葬中，就发现了猪的獠牙、猪的下颌骨、猪蹄。”
也有专家认为可能与地域分布有密切的关系。事实上，山东人的“高海拔”基因一直在延续。据汉朝史书《史记》记载，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
新石器时代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开始制造和使用陶器，在展览的最后一个单元，丰富多样的陶器和造型各异的玉器，向观众呈现大汶口文化的远古工艺。展品中，陶器占了相当大比重，器物造型、材质、制作工艺、纹饰等都有差异，制陶业轮制技术普及，烧造火候高，可以生产出质地细腻的薄胎陶器，体现出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制陶工艺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准。玉器制作也异军突起，既有玉钺、玉刀等礼器，也有形式多样的玉镯、玉管、玉环、玉坠等装饰品。玉器形式古朴，造型多变，重功能和实用，不追求过分繁缛的修饰，或形成串饰组成使用，或单件玉饰形成固定搭配在人体上成套使用，这些用玉的原则和规律在玉器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
焦家遗址代表了黄河流域一处极为重要的治玉和用玉中心，在埋葬制度上形成了十分稳定的礼仪制度和文明化标志。这些与早期礼仪制度相关的遗存证据不但在山东地区，而且在全国范围来说也是最丰富的，为深入研究中国早期社会的礼仪、宗教、思想和艺术等提供了极为难得的实物资料。
王者之城
中国古代统称东方各诸侯国为东国，并以远近分，近者为小东，远者为大东。今天的山东地区就在大东的范围内，是传统上东方地区的代表之一。焦家遗址所在的章丘地区本就是考古重镇，遗址南面5公里便是城子崖遗址，那是龙山文化最早被发现和命名的地方。而城子崖往西不到两公里，又有山东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后李文化的西河遗址。曾有专家表示，焦家遗址周围蕴含着山东地区上古文化一脉相承的一块拼图，可以挖掘10年甚至20年。
方辉介绍，已有的考古发掘表明，焦家遗址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规模超大，是鲁北地区迄今所知面积最大的大汶口文化聚落，是距今5000年前后山东乃至中国东部地区规格最高的史前时期墓地之一。
在焦家遗址的考古发现中，以夯土城墙、护城壕沟和高等级墓葬最为突出，焦家新石器时代遗址已成為距今5000年前后鲁北地区的中心聚落，是当之无愧的“王者之城”。玉钺、玉刀等王权象征物，城墙内发现以人作奠基的祭祀坑，显示出古城的统治者当时也是军事上的首领，在古城中拥有无上的权力。高达62.8%的葬具使用率，在同时期其他墓地中极为少见。遗址中发现有6座大型墓被毁，且每座都是一棺一椁“，墓主人的地位应该很高，墓主人的腿骨、头骨有被破坏的现象，而且陪葬的陶器、玉器也多被砸，破坏痕迹明显。这很可能是当时的聚落高层内部权力斗争的结果”，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焦家遗址考古领队王芬介绍。
众多新发现表明，焦家遗址所在区域是比龙山文化更早的大汶口文化时期早期文明社会形成的重要发祥地，在距今5000多年前，这里已经孕育了十分发达的远古工艺技术，出现了专业化的生产模式，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提升，这些与当时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信仰密切相关的社会活动，都蕴涵着早期文明的因素。在历经1000余年的漫长发展后，大汶口文化过渡为龙山文化，其地域分布更广，发展水平更高，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现象。
寻根探源
“五千年前正是中国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乃至辽西地区都处于社会分化加剧的时机乃至初期文明形成的时期。在论证黄河下游地区五千年前后是否进入初期文明阶段时，一直缺乏实物材料。山东焦家遗址在距今5000年左右，其发现对探讨黄河下游地区文明起源有重大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表示。
焦家遗址共发现215座大汶口文化墓葬，墓葬体量、棺椁葬具的形制、随葬品等级高低、多寡等现象，已经表现出明显的社会分化和等级差别，并且开始形成了很严格的礼仪制度。遗址内不但有夯土城墙、护城壕沟、大型聚落居址等设施，更有大批高等级墓葬和大量的玉器、白陶和彩陶高端产品，形成了十分稳定的礼仪制度和文明化标志。王芬表示，从墓葬发掘情况看，墓葬群的墓主人应是古国时期一群掌握着较高权力的人，也可能是权力和家族相结合的一个群落。 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国家产生等重大课题是中国考古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根据最新的研究成果，在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都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距今5300年以来，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
在未发现文字记载的上古时代，黄河、长江流域多元文化圈相互碰撞，最终汇聚出中华文明。焦家遗址地处黄河下游，居于文明起源核心地域之中，对它的深入发掘和研究将有助于揭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的形成与发展特征，也能激发考古学者从各地区文化互动的角度思考距今5000年到4000年间中华文明形成的波澜壮阔的历程。
焦家考古的收獲为以城子崖为代表的龙山文化找到了重要源头，对揭示五千年中华文明史，尤其是中国古代东方地区的文明化进程意义重大。焦家遗址以其丰硕成果和无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入选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更多谜题尚未揭开
大型遗址的考古工作并非“刨地挖坑”那么简单，往往要经历漫长的时间，耗时数年甚至十几年均不足为奇。据了解，焦家遗址前两次发掘清理出来的面积仅2000平方米，不过是100万平方米中的“冰山一角”，众多谜题仍待解答。
例如，此次考古发掘发现大量灰坑遗迹，包括垃圾坑、器物坑和祭祀坑，还有半地穴式的小作坊，并发现了磨石，以及半成品石器，但尚未发现玉器作坊。考古人员表示，这次出土的众多玉器中，有一种锥形器，在良渚文化的遗址中出土较多，大汶口文化则较少见，颇有价值。但令人疑惑的是，遗址附近缺少玉料来源，众多玉器的材质和来源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焦家遗址开掘的遗迹中，62.8%的墓葬有棺椁等葬具。即使在100年前，打制棺材也是很大一笔支出。距今5000年的聚落中有如此大量的棺材，甚至还有一重棺两重椁，可见此聚落中曾生活着一个庞大的富贵阶层。由此而来的，聚落负担这个阶层所倚赖的经济支柱是什么？是农业、手工业还是商业？如果有商业存在，它交流的货物是什么？连通的遗址是哪里？走的又是哪条古道？
再比如，焦家遗址发现的城址很大，城址和墓葬的关系是同时还是晚于一个时期？这些还有待于新的考古工作来揭示，也期待有新的发现。而据考古人员们表示，后期考古将集中于勘探遗址全貌，沉淀下去。
“令人欣喜的是，国家博物馆以如此快的速度高质量地将最新的考古材料向民众宣传和介绍，起到了一个博物馆所应起的作用，也为大众考古起到重要作用。”王巍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