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夏天，当我宣布自己在下一学年末将辞去斯坦福大学校长一职时，我第一次被人问到我希望自己留给世界的遗绩（legacy）是什么。说实话，我从未想过与遗绩相关的问题，相反，我思考得更多的是如何成为一个正直且不失道德感的领导者，如何与斯坦福大学这个社群构建起相互的信任感，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斯坦福大学做出一些超越我任职期限的、有着更加长远影响的贡献。
　　关注真正有意义的事情
　　很多人可能从职业生涯开启的第一天起，就开始考虑自己今后的遗绩。当然，一个人如果对他的行为和决定可能带来的社会反馈有所感知，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带来积极的效果。这至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他的不道德行为。这样谨慎的考虑应该足够让他一直保持做符合伦理要求的事情。但是，对遗绩的过度强调可能会限制一个人的事业发展，甚至会毁掉他的声誉。
　　举个例子，麦克莱伦将军曾非常在意战役的结果，极度惧怕打败仗。哪怕他在部队中有着很高的声望，他最后还是被林肯撤掉了，因为他一直在尽其所能地避免参加任何的战役。同样，一个成天想着为世人留下“利他主义”精神和遗绩的人，很可能最后做了完全相反的事情，因为他的行为并不是来自对他人的关爱，而是源于自我对遗绩的渴望。一个有着终生服务精神的领导者终将铸就他的遗绩，一个仅仅希望给世人留下美好形象的领导者只会给人留下不真诚的声誉。
　　如果我在25岁、40岁或者50岁时忙于建立自己的声誉、避免风险，情况又会如何呢？我可能已经错过了一些在硅谷创办公司的机会。我可能会拒绝担任教务长。我可能今天还在依托着担任斯坦福大学校长时建立起的声誉，拒绝发起这样一个全新的、充满风险的项目。我并没有过多、过早地考虑自己的遗绩问题，而是努力让自己持续不断地做出有意义的贡献。与其在年轻时沉迷于构建自己在他人心中的形象、年老时想方设法获得美誉，不如将一生都倾注于推动世界的改变——这才是更好的人生策略。
　　指导我行为的目标并不是去构建遗绩，而是在自己有限的时间、精力和资源下，把事情做好。我认为这是一个机会成本的问题。你的时间、精力和能力就是你的机会成本。一旦你将这些东西倾注于一件事情上，那么你就不能做成另外的事情。因此，如果想实现个人价值的最大化，你需要不停地问自己：我如何才能更加有效地运用我的时间和优势呢？
　　与时俱进打造你的遗绩
　　当你刚开始你的事业时，你很难真正知道你的事业将发展得如何，你也很难想到太多和遗绩相关的问题。你能考虑的是你自己的名声。
　　让我们一起看看林肯的例子。他因为赢得美国内战、废除了奴隶制度而被大家永远记住。不过我们常常忽略了他签署的《宅地法》《莫雷尔法案》和《太平洋铁路法案》推动了美国西部的开发。人们往往会记住那些影响更大、更深远的贡献，所以渐渐淡忘了是他签署了这三个法案。因此，在思考个人的遗绩时，你应该聚焦那些卓越的、有长久影响力的项目和行动。
　　我们很难预测自己的哪些行动将会产生最大的、最持久的影响，因为我们并不能确定人生终将驶向何方。当我刚开始做斯坦福大学校长时，我的确意识到助学系统的重要性，但我完全没想到我们最终创造了斯坦福大學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助学金总量的增长。我也没想到我们会发起并完成了一个促进斯坦福大学艺术发展的重大项目。
　　我们不仅很难预料到前行的方向，也很难预料到别人将如何看待我们的贡献和努力。不仅如此，当社会对某人遗绩中的积极和消极因素的看法改变后，我们对这个人留下的遗绩的阐释也会发生改变。比如，威尔逊总统曾因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领导力和创立国际联盟的努力而备受赞誉，但现在我们却在指责他的一些种族歧视观念。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里有这么一句话：“今天我们在这所说的可能无法被这个世界听到，可能不会被人们长久地记住。”现在看来，未来真是难以预测。
　　等待机会再做下一步打算
　　很多运动员在运动机能耗竭、盛名不再后，职业生涯便很难再继续。因此，我曾想过在自己校长任期的制高点时终止我当时的工作。我们在2012年结束了第二个筹款周期，我原计划在那时宣布我的离职决定。那时，我们按时间计划结束了募资，共募集了超过原计划40%的金额。更重要的是，我们获得的捐款已经极大地推动了斯坦福大学的发展。
　　那时，我的很多朋友和同事都认为我在自己的任期上已经取得了足够多的成功，继续在这个岗位上工作给我带来的主要是风险，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有一些学校相关的争议甚至是丑闻爆发，这可能对我的声誉造成影响。但是，我个人不是特别担心这些风险。我当时考虑得更多的是，如何才能确保我们给学校带去的改变能够持续到更远的将来。我们还需要几年的时间去发展和完善一些项目。同时，我也需要一些时间去考虑在斯坦福大学的最后这段时间要做些什么，去考虑我辞去校长职务后的下一个工作是什么。
　　当我在设想自己辞去校长职务后的生活时，我没有一个特别想做的研究内容。所以，我以为我之后会上一些课，再加入几个董事会，同时给自己更多的时间去旅行。这样的慢节奏、卸下繁重责任的生活，于我而言是很有吸引力的。不过，在我和我的一个好友，麦肯锡公司的前高级合伙人比尔·米汉的一次交谈后，我改变了主意。在他看来，这样平淡的生活不太可能让我有满足感，他建议我将之后的时间放在一个有重大意义的事业上。奈特-汉尼斯学者项目最终成为这个事业。
　　辞去校长职务，并担任奈特-汉尼斯学者项目创始主管的决定给我的人生带来了几个有趣的问题。第一，当我达到校长退休年龄时，对于一个创业项目，我的年龄是不是太大？
　　没有一个很直接的答案。当你年轻的时候，你充满活力。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获得更多的技能、职业素养和智慧。因此，比起年轻的你，年长的你可以用更少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就能解决这些事情。除此之外，没有什么东西会像创业那样让人激动不已，这本身就能让年长的你变得精力充沛。
　　作为奈特-汉尼斯学者项目的初创主管给我带来的第二个问题是：我愿意承担失败的风险吗？有的人越年长，就越不愿意将自己积累起的声誉置于失败的风险之下。而有的人越年长就越不在乎这些，他们愿意去追求新的机会，因为这些新的工作内容本身就很吸引他们。个人而言，我不是特别担心失败可能带来的风险。
　　我曾被问过《圣经》对我作为大学校长的工作有着什么样的影响。我当即想到了一个关于金钱的寓言：一个主人分别给了他的三个仆人一些钱。其中的一个仆人将他得到的钱埋到了土里，主人回来时对这一行为表示了轻蔑之意。另外两个仆人将得到的钱拿去投资，得到了回报。当你获得一些资源、一些机会，你将如何使用呢？如果你总是问自己一个问题：“我如何才能在一生中改变世界，为社会做出贡献？”那么你的遗绩将会随着你的行动而诞生。
　　如果你希望被世界记住，那么就做一些在你离开世界后仍有影响力的事情。
　　对我而言，我是不是会因此被世人记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些因此获得帮助的人们。
　　（摘自《要领：斯坦福校长领导十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