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秋，北京师范大学（下文简称北师大）中文系开设古代汉语课，俞敏先生任教，我当课代表，有幸追随先生，留下了一些珍贵的回忆。
　　先生讲课深入浅出，语言幽默犀利，汪洋恣肆，学识广博，见解深邃，以一种特殊的魅力吸引了我们这些初入学门的青年。先生不仅白天给我们小班授课，还每周一次晚上到教室来做课外辅导。印象中，穿着米黄色风衣的先生总是晚自习上课前走进教室，晚上通常学生不多，先生便挨个儿走到桌边，解释疑难，有时就坐在边儿上和我们谈天。当时我们正为自身知识基础薄弱而苦恼，有一次，我问先生怎样才能掌握读懂古书的能力，先生说最好的办法是找一本白文的古籍，边读边圈点，认真读通一部古籍也就差不多了。先生推荐陈奂的《诗毛氏传疏》和《十三经注疏》，以我们当时的水平自然是圈不断、读不下去的。先生一直给我鼓劲儿，叫我只管读下去，他每周来给我讲解、释疑。于是，我买了一部白文的陈奂的《诗毛氏传疏》，当时古书便宜，两函十二册，一共3元6角。我从《周南·关雎》读起，圈点断句。由于不懂传疏的体例，不理解古人的思维方式，读起来十分吃力。先生在辅导时总是谈笑风生，在我读的书上批改、解释，书上至今留着不少先生的批语，已成为我珍贵的纪念。
　　先生身为真学问家，对一些位高权重的当红大学者常不甚恭敬，有点儿睥睨的味道，却甘愿晚上冒着秋冬的寒风，从护国寺赶到铁狮子坟，为我这样一个初学者个别授课，先生为的是什么呢？经济上的好处自不存在，政治上也恰恰相反，先生未必不知，他教学越认真，越是被某些领导视为猖狂地与无产阶级争夺青年。我想，先生自有其人生的信条，压根儿没有认同当时那一套吧。先生把播撒知识、传承学术作为自己的职责，正因为这样，头上那顶“荆冠”就只能老戴着了。
　　跟先生学了有八九次，那本《诗毛氏传疏》刚读到《卫风·伯兮》，周围政治空气越来越浓，浑浑噩噩的我也觉得再去“啃”这种封建的古董，难免被人视为落后，有挨批的危险。不久，全年级便停课奔赴京郊大兴参加“四清”了。
　　那本书自《卫风》以下，至今还是白文，让先生失望了。看到那本书上先生的红色批语，我充满了愧疚。
　　本文5年前发在我们同届同学共同建立的博客上，今年是先生逝世20周年，我又在微信朋友圈里重发此文，作为纪念。同学们曾在文后留下宝贵的评论，表达对先生的崇敬和怀念，现附录部分如下：
　　邱季端：有一次先生在路上碰到我，我当时手里拎着一双运动鞋，先生问我是否是参加运动会，我回答是的。先生说，我也是“老运动员”了！先生的幽默其实是含笑的眼泪。我们这位大师级的老师，历次“运动”都受到非人的折磨。今天重读朱熙炎同学《那一抹永不消逝的思念》一文，不禁悲从中来。俞老师，北师大4622的同学对您的思念永不消逝！
　　张家顺：熙炎的回忆录很珍贵，尤其还保留着先生的手迹，真难得！我大学时记笔记不太用心，后来大多丢掉了，我保存最久、一直到我在河南大学任教时还参考的就是古汉语笔记！我觉得俞先生交给了我们一把钥匙，对后来的学习很有启迪意义。
　　张家顺：什么是真正的大师，融会贯通，自出机杼，先生比乾嘉学派的路子还宽，可惜了！
　　许昌明：先生讲《楚辞》，讲到“东风飘兮神灵雨”一句，问道：“许昌明，你们那里下雨时都刮东风吗？”先生说这句话时的语调、神态我至今不忘。
　　张玉昆：熙炎对先生的回忆细节和先生的亲笔批语都十分珍贵，十分难得。熙炎不必愧疚，你是幸运的！
　　王玉明：熙炎保留的俞先生的书迹，弥足珍贵。虽是片言只字，却能看到先生治学的严谨和诲人不倦的敬业精神。先生讲课的神态，历历如在眼前。他总是微笑着，把那些深奥枯燥的古文，轻松幽默地讲给学生。其间时而穿插对“谬说”的“讥刺”。但那“讥刺”，只是点到为止，从未显露过“狂妄”，甚至还带一点因“夹着尾巴做人”而不能畅怀的“圆融”。他是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在“传道、授业、解惑”的呀！
　　王玉明：俞敏先生堪称国学大师，学识渊博，幽默风趣，诲人不倦，给我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熙炎保存的先生手泽太珍贵了！重发回忆文章让我们重温先生的音容笑貌，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迫害令我唏嘘不已！
　　翟大学：所忆之事是十分珍贵的史料，尤其是经先生批阅过的《陈氏诗毛氏传疏》，堪称文物了。
　　胡光璐：老师的批语十分珍贵！“极左”害得我片面理解“厚今薄古”，到头来吃亏的是自己，后悔莫及！
　　李永祥：俞先生教我们用白文圈读古书以及用字典硬读外文原版书的方法我都实践过。曾利用一部俄华词典硬读了一本《别林斯基文集》，阅读能力提高很快，只是后来丢开了，前功尽弃。每每思之，深感有愧于先生，真所谓“粪土之墙不可圬也”！奈何时也运也命也！“极左”思潮误了几代人啊！
　　张玉娥：熙炎不必“愧疚”，先生泉下有知，当为有这样的学生感到欣慰了。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67届校友）
　　（责任编辑：江丽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