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1911年)
　　
　　大清帝国走了，孙江淮的辫子没了，戴绮霞失去了父亲，Yawl百年后却成了庆典上的贵宾……
　　8岁之前，孙江淮跟父兄一样，还留着辫子，“我对那件(辛亥革命)呒啥米(没啥)印象，只记得日本人要来剪辫子，我躲到厨房好几次，不敢出门。”当时习俗认为，只有犯罪才会被剪辫子。但这种抗拒很快就被消弭，“大家都剪了，好像也就都没差了。”他的父亲因为识字，当了地方上少数的台籍警察，收入稳定，孙江淮因此从小就能进入汉语学校念汉字，也有鞋穿，甚至还有零用钱买零食。
　　Yawl只能以泰雅语和少数的日语与人沟通，家乡在新竹五峰乡。有次春节，汉人请祖父辈的族人到平地吃年糕，回到部落时，吃了年糕的小女孩病死，族人以为是汉人下药，杀光汉人村落，日本人下令缉凶，Yawl的族人延着雪山山脉一路往南逃。
　　逃到大安溪上游时，Yawl和他4个兄弟在这里出生，一路再往南四处逃散，Yawl和他的4个兄弟来到苗栗泰安乡的天狗部落定居至今。问他知道辛亥革命吗?他张着干扁的嘴干笑了几声，用泰雅语说：“不知道啊，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说起来，唯一的关系是百年纪念时间到了，Yawl成了“活标本”四处参加相关活动。
　　戴绮霞是标准的“外省人”，但在新加坡出生，流利的闽南语仍带着南洋腔。家族自祖母开始便以唱戏维生，从小家族就跟着戏班子四处为家，“我们家族人口简单，到哪都可以过，适应力强。”虽说四处为家，但戴绮霞坚持母亲的出生地杭州才是她最终的故乡。
　　天津籍的父亲在新加坡经商，因为看戏认识了母亲，然而，辛亥革命后时局动荡，戴绮霞还未出生，父亲便赶回天津探视家人，从此不再回来。“小时候，我妈管我很严，学戏一个不小心错误，巴掌就过来，她也许不太喜欢我，因为我让她想起离开的父亲。
　　
　　二次大战(1939年——1945年)
　　
　　日本人来了，戴绮霞一路逃难。在台湾的孙江淮和Yawi此时成了日本人……
　　孙江淮上汉语私塾到8岁，日本人开始沿街沿户上门，要学龄儿童上“公学校”。15岁毕业后，留在故乡担任“保甲书记”(类似观今里长)。战争末期伴随皇民化运动，家乡最大的庆安宫被拆掉，请走庙里的神明，改奉日本刚过世的亲王。日本战败，孙江淮听到消息：“我没感觉，但后来知道国民党要接收时，其实有点高兴，觉得总算可以过得尊严一点了。”
　　一样是15岁，孙江淮开始任官职而后又转做生意，而大安溪畔的Yawi刚逃到天狗部落。他脸上还留着泰雅族人的刺青，“族人成年就要刺，我边刺边哭，没刺的人不能结婚。”日本人禁止脸上刺青，“但我是泰雅族人，大家都趁晚上偷偷做。”
　　相似的年纪，戴绮霞17岁回到大陆。她带着患肺痨的母亲回上海找父亲，见到了父亲没多久，日本人打进上海，戴绮霞和母亲剪短了头发，扮男装逃难。
　　母亲病况恶化，戴绮霞逃难路上背着她，“那路像是怎么也走不到尽头，我妈就在我背上嗑了血。”物资缺乏，无肉可吃，她想起家乡“割肉喂亲”的传说，她从臂上割下了一小块肉，混着煎药给母亲吃。她的手臂至今仍留着碗大的疤。
　　
　　内战(1945年——1949年)
　　
　　国民党来了，孙江准看到兵而失望，Yawl的孙子不再说泰雅语，戴绮霞还是念着远方有坟的家乡……
　　孙江淮还记得街上早早就有人挂出青天白日的旗子，孙江淮对这样的旗子有些陌生，但让孙江淮失望是看到：“那些兵穿得好破烂，竟然还穿草鞋……而且军队长期占着小学扎营，路上见到物资就抢。”
　　这样细琐的不满，逐渐堆出巨大民怨，1949年“2.28”事件发生，孙江淮是镇民代表主席，有天菜刀店的小弟拿着菜刀带着十几个人说要去“接收”善化糖厂。孙江淮协调无效，糖厂厂长交出印信。
　　翌年清算，围堵糖厂的年轻人被判刑，交出印信的厂长被枪决，尸体暴陈数日，无人认领。惨剧也发生在孙家，孙江淮的侄女乱局中被捉走了，下落不明。他近年随儿子到日本定居，但受不了日本寒冷的气候又回到台湾。
　　对天狗部落的Yawi来说，1949年的国民党撤退，是一个缓慢而长远的改变。他说：“有一天，见到几个穿中山装的男人进来部落，指指点点，说卫生条件要改，又要房子要重新规划……”汉化的政策也进来了，Yawi有了汉名“高天生”。没多久，小孩上学校学“国语”。美援进来台湾，大家在部落都穿着大一号的美国人二手衣，没有人再穿传统服饰了。最让他寂寞的是，“我有20几个孙子，却没有一个可以跟我聊天，因为他们不会泰雅语。”
　　母亲过世、逃难回不了乡，终身未婚的戴绮霞从未掉过一滴眼泪：“哭有什么用?日子得过下去啊。”
　　几年前她身体状况还好的时候，每年都回杭州：“母亲的坟早就因为战乱不知在哪了，毕竟那里还是老家嘛。”有坟的地方才是故乡——即便坟已不知去向。
　　
　　(编辑/唐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