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匏安，1896年11月6日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北山乡（现属珠海市）。1919年杨匏安在广州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1921年春夏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央监察委员。1931年7月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最后壮烈牺牲。
　　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
　　1915年，杨匏安东渡日本横滨求学，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日文译著。次年杨匏安从日本回到家乡，后在澳门当家庭教师。1918年初，杨匏安举家迁到广州，他在时敏中学担任国文老师。面对国内军阀混战，他思想苦闷、彷徨了一段。1919年，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下，我国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在五四革命风潮的激荡下，杨匏安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他曾经接受过的西方和日本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此时活跃起来，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也有较多的了解。他兼职的广东《中华新报》，比较客观地报道过一系列有关十月革命的消息，认为“露西亚（俄国）之有李宁（列宁），而历史上顿增一种异彩”。俄国布尔什维克“主张之共产主义，最得平民劳动者之欢心”。帝国主义宰割战败国、瓜分世界的巴黎和会和“五四”爱国运动，加深了杨匏安对世界形势的认识。一方面他从“五四”风暴中深切体会到人民力量的伟大，从而坚定了投身群众革命运动的决心，另一方面，他又从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李大钊的文章中，学习到初步用马克思主义观察祖国命运的方法。这就大大地推动了他清除过去思想中消沉的因素，而大步朝着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方向前进。
　　10月间，杨匏安发表了《社会主义》一文。文中简要地介绍了欧文、圣西门、傅立叶、普鲁东和马克思等人的社会主义学说。在谈到马克思时，他赞扬《资本论》“为社会主义圣典”；并指出“近代生产事业，虽以资本制度而益形发达，然今日贫富之悬隔，及社会上各种罪恶，莫不由是而生。然则现在之社会状态，实劳动者奋起革命，以求改造之时期也。”这些观点表明，杨匏安在这时已开始重视马克思主义改造社会的实践意义了。
　　杨匏安当时在《世界学说》专栏发表的40多篇译述文章中，篇幅最长也最重要的一篇是《马克斯主义》。该文发表于1919年11月11日至12月4日，共刊登了19天次，与李大钊的著名文章《我的馬克思主义观》下半篇（刊于1919年11月《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差不多同时问世。这是华南地区最早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这篇文章的开头说：
　　自马克斯氏出，从来之社会主义，于理论及实际上，皆顿失其光辉。所著《资本论》一书，劳动者奉为经典。而德国社会民主党，且去来查尔（拉萨尔）而归于马氏。在近世社会党中，其为最有势力者，无疑矣！马氏以唯物的史观为经，以革命思想为纬，加之以在英法观察经济状态之所得，遂构成一种以经济的内容为主之世界观，此其所以称科学的社会主义者也。由发表《共产党宣言》书之一八四八年，至刊行资本论，第一卷之一八六七年，此二十年间，马克斯主义之潮流达于最高，其学说亦于此时大成。
　　这里，杨匏安热情地赞颂了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的伟大贡献，高度评价了它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地位，也表达了自己对这个学说的无比敬仰。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杨匏安明确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阐述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必须相适应的原理。一方面，肯定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另一方面，也肯定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但是任何理想，都不能离开物质世界而独立存在，也不成为社会变迁的最终原因。“是故社会制度之改革，必不能特其社会之理想，而必由于阶级之战争。盖阶级战争者，经济现象的结果也。”杨匏安进而分析了近代社会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认为“近世的经济，乃合力共作，为社会式的经济也。然而现行法律，犹本于古代独作自享的经济（个人式者）而立，其与近代社会相冲突，抑亦明矣。法律与其经济既不相称，以唯物的历史观论之，法律终必让步，随经济而转移，而私有财产之制度，又基于古代经济的法律而立，今日尤无存在之理。”从而鲜明地指出必须废除现行法律，废除私有财产制度。
　　《马克斯主义》一文的发表，标志着杨匏安已从一个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开始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作为南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他的宣传活动，不但对当时正在深入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而且为其后广东共产党组织的成立，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维护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正式决定国共合作。这年秋，党决定派谭平山参加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会。其后以谭平山、杨匏安两人为我党在国民党的党团书记，以统一出席国民党会议的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的思想和意见。从此杨匏安主要转为从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战斗在特殊的岗位上。
　　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议下，国民党的改组以广州市党部为试点。1923年10月28日，以谭平山为书记兼组织委员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决定：分广州为十二区，重新登记党员，成立区分部。杨匏安和许多共产党员、青年团员都积极投入这一工作，动员大批革命工人和青年学生参加国民党。11月11日，国民党召开广州市党员大会。会后，各区分部相继成立。杨匏安当选为第十区分部执行委员兼秘书。阮啸仙、杨殷、刘尔崧、张瑞成、潘兆銮等共产党人，分别被选为各区分部执行委员，有的还兼任秘书。国民党改组之初，组织形式采取苏俄的民主集中制的委员会制。委员会不设固定主席，秘书就是委员会日常事务的实际负责人。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推举谭平山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杨匏安为组织部秘书。中央组织部的职责，不仅要遴选人员，派往全国各大区、省、市，负责国民党的改组工作；而且要掌管军队、机关、学校、企业、海外、以及广东省党部成立之前广东各县市的党务工作。因此，中央组织部是国民党中央各部中工作最繁忙的一个部。当时，谭平山还担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经常要处理各个方面的大事。组织部的工作，实际上主要由杨匏安负责。 　　国民党“一大”之后，中央组织部的工作已全面铺开。当时，国民党中央在北京、上海、汉口建立地方执行部。李大钊在北京，林伯渠在汉口，分别担任当地执行部组织部长，毛泽东在上海，担任执行部组织部秘书。同时，还派出于方舟、韩符、夏曦、刘伯垂、赵干等，分别担任直隶、热河、湖南、湖北、江西等14省国民党改组筹备员。在广东，组织部也陆续派员奔赴各地，重新登记党员，建立和发展国民党的地方党部。第一次东征时（1925年2月），委派东征军黄埔军校前方政治部代行重建东江、潮梅各县的国民党组织；任命周恩来为这个地区国民党的组织主任，鲁易、杨石魂等为组织特派员，方临川（方方）为普宁、揭阳组织特派员。
　　但是，国民党的改组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阻挠和破坏。首先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南北军阀，造谣攻击，说国民党改组是“赤化”，是实行“共产公妻”，借此蛊惑人心。其次是国民党右派，极力反对国共合作，污蔑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是“阴谋”，是为了“篡夺”国民党。他们反对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政治口号，说这将使国民党“蒙受国际之仇恨”，“在国内断绝实力派之协助”；同时他们勾结地方军阀、土豪劣绅，力图把持国民党各地党部，抗拒改组，甚至大打出手，殴伤和杀害组织部派出的党务人员。国民党右派分子邹鲁还造谣说，中央组织部“对于各地党部之筹备员，有共产派者派之，无共产派者竟不派。”攻击污蔑谭平山、杨匏安操纵国民党组织。
　　此外，国民党地方党部的改组工作，还受到各县行政官员的阻挠。如广东省民政厅厅长、国民党老右派古应芬派出的县长，大多是腐朽分子，视做官为发财捷径，将地方财政收入当作私人钱包。他们不肯拨交县党部经费，甚至攻击县党部开展工农运动，斗争土豪劣绅，是“干涉地方行政”，借此保护反动分子。在这些错综复杂的斗争中，杨匏安坚持原则，办事机敏。他认真贯彻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国民党“一大”制定的方针，干净利落而又审慎地处理了许多党内外的矛盾纠纷，使国民党内两派之间，地方党部与地方行政之间的不少争执案件，都得到了妥善的解决。
　　有次，五华县党部弹劾该县县长胡某摧残党务、贪赃枉法。杨匏安主持省党部执委会会议，经过调查研究，认为这个弹劾案有充分理由，立即函请省政府将该县长撤职，扣留查办，并促古大存等回县努力工作。杨匏安主持的这次会议，还决定函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省政府开省务会议时由省党部派代表出席，以讨论制止各地顽固分子破坏国民党改组的问题。在古等人的努力下，揭露、打击了敌人和右派的破坏活动，维护了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发展了革命统一战线。
　　策划发动香港工人罢工
　　1925年5月30日，上海爆发了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五卅”爱国运动。这时，盘踞广州的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勾结香港英帝国主义者和北洋军阀，阴谋叛乱。6月12日，广东革命政府在铁路工人的配合下，以武力迅速扑灭了这场叛乱。杨匏安在参与平叛后的第二天，即以广东革命政府财政部长和国民党中央农工部长廖仲恺代表的身份，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兼宣传部长邓中夏一起，前往香港会同苏兆征、杨殷等，共同策划发动香港工人罢工，以响应上海的“五卅”运动。
　　当时，香港共有130多个工会，派别很多，情况复杂。一部分被帮会的头子操纵着，一部分过去与孙中山的关系较密切，而受我党影响的工会还不多。杨匏安、邓中夏到香港后，首先召开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会议，并印发传单到各工厂码头分发，进行广泛宣传发动工作，然后，以请客的方式为掩护，举行全港工团会议，报告“五卅”惨案的经过和各地声援的情况，号召各工会工人罢工回省。当时，许多工会领袖虽不反对罢工，但担心罢工后会影响他们的收入，有些工人也担心回广州后会流落街头，食宿无着。杨匏安即以广东革命政府财政部长廖仲恺代表的身份，保证罢工工人回省后，由政府负责解决交通食宿问题，有效地解除了工人们的顾虑。于是通过了罢工决议，各工会相继发布了罢工的命令。
　　6月19日，工人们开始罢工离港。23日，广州发生帝国主义者开枪扫射我游行队伍的沙基惨案，更加激起了香港工人的爱国义愤。当时，香港英帝国主义宣布施行战时戒严令，海军陆战队全体登陆警戒，军舰巡逻海面，妄图禁止工人罢工，阻挠工人离开香港。但大批工人还是突破了重重封锁，步行到深圳或绕道澳门等地，陆续回到广州。
　　港英当局为了破壞罢工，派出警探四处搜捕罢工“煽动者”。7月1日晚10时，正当杨匏安和胡荫在海员工人戴卓民家商量罢工问题的时候，被警探逮捕了。警方把他们投进狱中。杨匏安被捕后的第三天，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机关报《工人之路》特号，发布了《杨长官被捕》的消息。20多万罢工工人闻讯无比激愤，更加增添了斗志。工人纠察队严密封锁了港口、通道，禁止粮食、肉类、蔬菜运往香港。致使香港缺水断电。垃圾粪便成堆，变成饿港、死港、臭港，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者。杨匏安等在狱中，足足被关了50天，警方始终无法找到他们煽动工潮的证据，只得将他们释放并“驱逐出境”。
　　反对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
　　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250多人，约五分之三是共产党员。杨匏安作为广州市代表，出席了大会，与董必武、吴玉章、邓颖超等，担任提案审查委员，并与谭平山、林祖涵（伯渠）、李大钊、吴玉章等，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杨匏安还被选为国民党中央9个常务委员之一，与另外两个常委谭平山、林祖涵共同组成秘书处，处理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日常工作。
　　这时，杨匏安仍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广东省党部常委兼组织部长，是在国民党组织部门内任职最多的人之一。至国民党“二大”时，全国已有12个省建立了国民党省党部，8个省建立了党部筹备处，4个市建立了特别党部，并建立了军队、机关、学校、企业以及海外的若干特别党部，约有党员50万人。国民党改组所以取得这样大的成效，与广大共产党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其中杨匏安就贡献了全副精神和心血。 　　正当革命形势深入发展的时候，披着“左派”外衣的蒋介石，于3月20日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强迫共产党人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5月15日又提出所谓“党务整理案”，进一步排斥、打击共产党人。毛泽东、周恩来等曾主张给蒋介石以坚决的回击。杨匏安对蒋介石也是有警觉的，很早就曾说过“蒋介石是滑头仔！”针对蒋介石破坏统一战线的罪恶行径，杨匏安在5月间以中共广东区委委员的身份，召集出席第二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的共产党员开会，分析斗争形势，提出在农民运动中，应注意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对右派的破坏，必须作坚决的斗争。但右倾投降主义者陈独秀推行右倾退让政策。谭平山因此被迫辞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的职务，杨匏安也离开了中央組织部。
　　这年下半年，杨匏安继续留在广州，主持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的工作。10月中旬，他和吴玉章、毛泽东、邓颖超等共产党人以及宋庆龄、何香凝等，参加了国民党执、监委暨各省区代表联席会议。会议讨论了国民政府的发展问题，制订了国民党最近政纲，通过了发扬民主，反对独裁，“二五减租”等提案以及全国人民团体联合会纲领。12月25日，国民党广东省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开幕。29日，杨匏安在会上作《中国国民党广东省组织部一年来的工作报告》和补充说明。他指出：广东省党部成立之后，虽然党员数量增加，组织扩大，民众运动发展了，但党务工作也存在不少问题。如党员虽多而教育训练不够，党内纪律松弛，监察委员起不了督促、整饬党纪的作用，党内派别多，纠纷不已，等等，提请大家详细考虑，提出补救办法。在这次大会上，杨匏安仍当选为省党部常务委员。
　　随着北伐战争的推进，革命政府北迁武汉，广东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留守广东的广西军阀李济深等，暗中与蒋介石勾结，利用战时体制，压制党内民主，扩张军事权力。1927年初，他们采取圈定办法，改组了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杨匏安虽仍挂名为9个常委之一，实际上新右派和假左派已在省党部占了压倒优势。
　　1927年3月底，杨匏安与谭平山、罗易（国际工人代表团代表）等一起离开广州，于4月3日到达武汉。当时，聚集武汉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正在进行着一场反对蒋介石阴谋以武力挟制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篡夺革命果实的斗争。3月间，国民党在汉口召开了二届三中全会，在左派占优势的情况下，通过了统一党的领导机关等决议案，改选了中央常委和政治委员会，在一定程度上剥夺和限制了蒋介石的一些权力。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制造反革命政变。22日，汉口《民国日报》发表《中央委员联名讨蒋》的通电，指出蒋介石已由反抗中央进而自立中央，号召全国民众“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杨匏安在通电上签了名。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为了挽救革命，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这一天，南昌《民国日报》发布了由宋庆龄等22人署名的痛斥蒋介石、汪精卫反革命罪行的《中央委员会宣言》，杨匏安是署名者之一。8月7日，在瞿秋白、李维汉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杨匏安以中央监察委员的身份，参加了这次著名的会议。
　　“八七”会议后，杨匏安接受党的指示，离开武汉，经上海回到香港和澳门，以协助广东党组织接应“八一”起义南下部队和向第四军张发奎做统战工作。但和张的谈判没有成功。
　　“残生无可恋，大敌正当前”
　　1928年春天，蒋光慈、钱杏邨（阿英）等在上海组织革命文艺团体“太阳社”，杨匏安与瞿秋白等参加了成立大会并用笔名为“太阳社”写过小说。其后，他被派赴南洋，在马来亚、新加坡等地开展革命活动，做党的工作。
　　当时，他曾寄回两首诗，被亲友保存下来。其一题为《十一月既望泊舟星架坡港》，诗云：故乡回首战云深/漏刃投荒万里临/馀日可消行坐卧/感怀休问去来今/江南有梦迷蛮瘴/海外何人辨雅音？/自笑身闲心独苦/当头皓月伴微吟。另一首题为《寄小梅》：去国六千里/心随云水长/逃生来绝域/同禁入危邦/归意能无动？/公忠不可忘/相思凭梦寄/月色满桄榔。在“漏刃投荒”，流亡异国的时候，杨匏安仍念念于“公忠不可忘”，充分表现了他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他的一家，则先后移居澳门、香港和上海，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作为地下机关，掩护党的活动。
　　1929年，杨匏安回到上海，在中央机关工作，并参加编辑党的刊物。他家的成员，则分散住在党的印刷、出版机关或交通机关。不久，由于印刷所遭破坏，杨匏安被捕。这时，周恩来时常冒着白色恐怖，去看望杨匏安的母亲和家人，并大力组织营救。杨匏安幸因没有暴露身份，在提篮桥监狱关禁8个月后，即获释放。出狱后，仍留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1930年，杨匏安和阮啸仙一起，以中国互济会名义开办政治训练班，培养、训练党的各级干部。每期学员有三四十人，参加学习的多是从各省党的机关和各根据地调来的中层干部。
　　杨匏安在上海极其艰难和危险的环境中，还进行翻译工作，宣传马克思主义。1930年7月，他用“王纯一”的笔名，翻译了拉比杜斯的《地租论》。这本书不但阐述了马克思和列宁的地租学说，而且对十月革命后苏联农村消灭封建地主，废除土地私有制，实行土地国有化，无限期、无代价地将土地转给农民使用，以及限制在农业中雇佣劳动的情况和做法，做了具体的介绍。而这些，对于当时国内各革命根据地深入进行的土地革命，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当时，杨匏安还用同一个笔名，编译了一本30多万字的《西洋史要》，系统扼要地叙述了西欧各国革命运动的历史，特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生平和主要著作，以及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的产生、发展和变化的情况，一一作了介绍和评论。这是一本较早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作的西洋史著作，也是在当时颇为难得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参考书。杨匏安编译的这两本书，都由共产党员林伯修（杜国庠）主持的上海南强书局出版，其中《西洋史要》一书，杨匏安牺牲之后，仍在刊行，到1936年5月，已再版5次。
　　1931年春，担任党中央宣传部长的罗绮园因行为不检，被人告密，累及杨匏安等10多人一起被捕。杨匏安在狱中，立场坚定，忠贞不屈。蒋介石连写两封劝降信，都被他撕毁，蒋又直接打电话到狱中向他劝降，也被他摔掉话筒。他在狱中托人带出了一封给亲属的信，信中说，他的处境很危险，难免要为革命而牺牲，告诫家人不要接受任何不认识的人的任何财物或资助。当时，党组织曾通过宋庆龄、何香凝出面营救，但没有结果。周恩来还策划武装营救，准备一旦敌人将他解往南京或苏州时，就在半途劫夺囚车。但狡猾凶残的蒋介石却下达了就地秘密枪决的命令。
　　杨匏安与罗绮园共事多年，关系密切。他在狱中，已觉察到罗绮园经不起敌人的利诱威迫，有动摇变节的可能。为了教育、争取罗绮园，他在就义之前，作《死前一夕作·示难友》一诗，给罗绮园并告别难友。诗曰：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残生无可恋/大敌正当前/迟行笑诸渊/知止穷张俭/从兹分手别/对视莫潸然！诗中所说的张俭，是东汉人，被人诬告出走，认识他的人皆不恤破家相容，终于无路可逃。褚渊，南北朝人。宋明帝很信任他，尝谓：“褚渊迟行缓步，便得宰相矣。”宋明帝临死，封之为中书令，使与袁粲共理国事。不料褚渊却出卖袁粲，助齐篡宋。人们讥刺说：“宁为袁粲死，不作褚渊生。”杨匏安这首诗，意在教育罗绮园，勉励难友，坚持斗争，保全气节，不可像出卖灵魂的叛徒褚渊那样，永为世人耻笑。这首绝命诗，充分表现了杨匏安大义凛然，威武不屈的革命崇高气节。周恩来抗战时在重庆，曾经用这首诗，教育同志们在复杂困难的环境中，要像杨匏安那样，对党忠贞不渝，为革命勇于献身。
　　1931年七八月间，杨匏安遇害于上海龙华伪警备司令部，年仅36岁。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共产主义壮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的革命事迹和不朽诗文，将永远留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激励革命人民继往开来，勇往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