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目不识丁的父母解放后上“识字班”，到自己被推荐上大学，再到女儿读完博士在大学任教，赵解放一家三代人用70年时间实现了“三级跳”。
　　1949年11月，赵解放出生于咸阳市三原县，如今居住在西安市城东。退休前，他在陕西省轻工业研究设计院从事造纸工艺研究工作，是一名高级工程师。
　　赵解放一家三代的学历晋级，也是我国70年教育发展的微缩影。新中国成立之初，国人文盲率高达80%;2019年，当年大学毕业生人数预计约为834万。
　　“新中国成立70年，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赵解放说，“一代比一代接受的教育更加系统、全面。我相信，祖国的明天会更好，儿孙的生活会加幸福。”

赵解放的求学路

　　上世纪60年代，赵解放的两个姐姐分别考上北京师范大学和西北政法大学。考虑到当时大学录取率很低，一个家庭出两位名校大学生着实不易。
　　在赵解放看来，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是得益于父母对教育的重视。
　　赵解放的父亲是临潼人。解放前，为了糊口，在裁缝铺里当学徒，后来在临潼、三原等地都开过裁缝铺。国民党统治时期，经常受到刁难，做好的衣服不给钱，甚至打骂都是常有的事。

　　“父母早年是裁缝，算是传统的手艺人，工作比较辛苦，于是希望子女都能够读大学。在那个年代，上了大学意味着会有个好工作。老人认为，只有上学出来才能够出人头地。”他说。
　　1966年，赵解放刚进入高中不久，“文革”開始，随后又赶上上山下乡，学业被迫中断。
　　“当时学校不招学生，工厂也不招工人，对年青人来说，唯一的出路就是当兵。从1969年3月开始，我在甘肃酒泉当了4年兵。因为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当兵第二年还被提拔为文书，当时赢来周围不少战友的羡慕眼光。”赵解放回忆说。
　　1974年9月，复员回乡后的赵解放被推荐到南京林业大学读大学。知识文化基础较好、党员身份、家庭出身等方面的优势让他在推荐中脱颖而出。
　　大学毕业后，赵解放被分配到陕西省轻工业研究设计院（原陕西省轻工业研究所），曾担任院造纸研究所所长。30余年间，他一直从事造纸工艺研究。

三代人学历晋级

　　解放后，手工艺人的地位得到明显提升，赵解放的父母也有了学习知识的机会。
　　上世纪50年代，一场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就在那个时期，赵解放的父母上了“识字班”，算是全国最早的“成人教育班”。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我国约有人口5.5亿，但是文盲率高达80%，文盲成为新中国发展道路上的“拦路虎”。
　　“当时，政府对成人的扫盲教育还是比较重视的。我曾见到过一张母亲的完小（以四年级为界，当时小学分为初小和完小—记者注）毕业照。父亲开始不识字，后来认识好多字，起码是学习了一两年。”赵解放说。
　　也是从那个时候起，赵解放的父母认识到了学习的重要性，后来对子女的教育也较为重视。在父母的全力支持下，赵解放姐弟三人最终都读了大学。
　　在极度艰难的条件下，很多人就选择放弃读书。“当兵时，来自河南、山东、江苏等地的战友起码有一多半是文盲，对我来说感觉不可思议。”
　　1977年，全国高考录取人数才27万人，如今每年录取人数已超过800万。“内心希望一代比一代强，”赵解放说，“父亲最多算个小学学历，我本人大学毕业，女儿肯定要比我们这两代强。”
　　从本科、硕士，再到博士、博士后，女儿在学业上取得的成绩让赵解放感到十分欣慰。
　　“当时希望女儿能读个研究生，至于后面读了博士、博士后则没在预想之内。女儿是1985年出生的，去年凭借自己的努力还被破格评为副教授。”赵解放说。

70年变迁

　　2009年退休之后，考虑到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任教的女儿、女婿工作比较繁忙，他和老伴就承担起了照顾外孙生活、学习的家庭“后勤”工作。
　　帮忙照看小外孙的余暇，爱唱歌的赵解放还积极参加社区合唱团的排练。采访中他透露，合唱团正在排练一台节目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回顾过去的70年，赵解放对自己家庭的变化有着很深的感触。即便现在生活优越，他依然还是很节俭，剩馒头、剩菜从来舍不得扔掉。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赵解放正在读小学。“饥饿的感觉仍记忆犹新，”他回忆说，“由于粮食短缺，生产队大食堂的饭菜当时定量很少，根本吃不饱，油渣、树叶、野菜、玉米棒子芯等都曾是用来充饥的食物，因为饥饿，放学的时候经常感觉头昏、无力。”
　　谈及当下的生活，赵解放感到幸福而满足。
　　5月18日，为纪念西安解放70周年，《西安日报》在西安烈士陵园举办了主题诗歌朗诵活动。作为被邀请的一员，赵解放非常感慨：有的来自农村，有的来自工厂，但从每个人身上都能看出社会发展的巨大变化。
　　随着国家二胎政策的开放，赵解放迎来了第二个小外孙的出生。
　　“希望他们将来能学有所成。”谈及对孙辈们的期望，赵解放说，无论是从社会发展的需要还是从个人的成长经历来看，没有知识是不行的，有文化、有知识才能让人生更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