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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来到延安，在宝塔山下、延河岸边，度过了童年、少年时代。如今，延安岁月已成为她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1933年的一天，一位母亲抱着一个小女孩来到上海英租界的一座孤儿院，当她把怀中的孩子交到保育员手中的时候，睡梦中的小姑娘好像感觉到了什么，突然惊醒，哇地一声大哭起来。小女孩的母亲强忍着内心的悲痛，转身离去。
这所孤儿院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开办的。陶先生给这个新来的小女孩取名苏云，说她是从江苏天空飘来的一朵白云，而孩子真实的姓氏也被母亲的张姓代替。小苏云的父亲在她出生前几个月已前往江西中央苏区工作。两年多过去了，他甚至不知道苏云是男是女。苏云的母亲也是一位革命者，她把小苏云托付给陶行知先生的当晚，就踏上了前往革命根据地的路途。(图1)
就在小苏云对孤儿院的生活渐渐习惯的时候，租界当局一纸禁令，陶行知的孤儿院被强行解散。他们称这所孤儿院接受了共产党的子弟。
孤儿院解散后，陶行知先生把小苏云送到了他在江苏淮安创办的新安小学寄养。就这样，年仅5岁的小苏云又到了另一个陌生的环境。
南京沦陷后，苏南大片地区相继论人日寇之手。新安学校已无法继续维持。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因为特殊的身份，命运又将把小苏云带向哪里呢?
学校留守负责人是陶行知先生非常器重的一个年轻人，他叫郭青。一天，郭青接到一封来信，要他带着小苏云前往西安。(图2)
在去西安途中，火车经过潼关时，突然遭到日军炮击，但终于冲出了险境。
到西安后，郭青老师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写信给他的校长汪达之。
此时，郭青老师身上的钱已经所剩无几，他和小苏云焦急地等待着校长的回信。
项苏云说，我们在西安住了个把月。终于等到校长的回信。他告诉郭青老师说，你带的这个孩子是共产党人项英的女儿，你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找到他们你就有出路了。
这时，小苏云才知道自己的父亲叫项英。此时的项英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等重要职务，正和叶挺等新四军领导人一起，组织部队向苏南、苏中、皖东敌后挺进，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
国民党严密控制下的西安，特务活动猖獗，普通百姓不敢公开谈论八路军。当郭青向路人询问八路军办事处时，看到的都是惊恐猜疑的目光。郭青带着苏云费了一番周折，终于找到了办事处所在的七贤庄I号。
项苏云说，我们找到了西安办事处负责人伍云甫，在那里我们还遇到了陕甘宁边区主席林伯渠。
当时的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已经成为爱国青年和革命志士前往延安的中转站。伍云甫很怜惜这个小女孩，不久，在他的安排下，小苏云跟随郭青老师踏上了去往延安的路途。(图3)
1938年4月，初春的西北高原虽然还充满了寒意，但是田野里已经悄悄冒出了绿绿的嫩芽。
到达延安后，小苏云在中央组织部的安排下，被送进延安的鲁迅小学就读。她得知比自己小4岁的弟弟几天前刚被母亲送到这里。可是她却没能遇见母亲。
鲁迅小学原来是鲁迅师范学校小学部，是由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创办的。1938年和边区小学合并改成鲁迅小学。收留的学生都是革命烈士遗孤和父母在战区或者白区工作无法照顾的孩子。1939年，由宋美龄领导的全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建议在延安建一所战时儿童保育院，由全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统一拨发经费，于是鲁迅小学正式更名为陕甘宁边区保育院小学，简称保小，学生扩招到300人。
国民党封锁延安，物资匮乏，但是党中央和边区政府还是想办法尽可能给孩子们提供物质保障和生活照顾。当时政府规定一般干部的伙食标准为每人每天一斤半小米、二钱油、三钱盐、一斤半煤。但对保小学生有优待，会多分配他们一些大米和白面，服装也比一般人员每年多发一套，冬天还有补发的被褥和鞋帽。
项苏云说，我们在延安的生活是军事化的，每天起床、上学、睡觉都在一起。早上到延河边洗脸，都是排着队唱着歌一起去。
在这里，小苏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和关爱。
项苏云说，那时候狼特别多，晚上老师拎着马灯，我们集体去厕所。为了保护我们，老师就睡在窑洞外面的地上。
在这个温暖的大家庭里，项苏云快乐地学习、成长着。不久，这个操着一口苏北腔的小姑娘就凭着超强的记忆力、极好的口才和不怯场的勇气，参加了几次演讲赛，赢得了一个特别的称号——小小演说家。(图4)
快乐的生活不能完全弥补小苏云内心的孤独。每当看到同学被爸爸妈妈接回家过星期天的时候，她就特别难过，有时会偷偷地哭泣。两岁就离开妈妈的小苏云想，什么时候才能见到自己的爸爸妈妈呢?此时她还不知道，她永远也见不到自己的妈妈了。
1938年8月的一天，项苏云正在吃晚饭，郭青老师给她带来了一个让她惊喜不已的消息。
项苏云回忆说，我手里拿着两个馒头，正蹲在地上吃饭。郭老师来到我跟前说：“苏云，你爸爸来了。”我吓了一跳，忙问：“我爸爸在哪呢?”他笑着说：
“你赶紧吃饭，一会儿有人来接你。”
七岁的小苏云马上激动地站起来，把馒头塞到同学手里。
项苏云跟随接他的警卫员一路小跑，来到了八路军大礼堂。
原来，小苏云的爸爸项英是从皖南根据地来延安参加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的。这时正在为他们举行欢迎会。
项苏云进去后，看到礼堂中很多人。就在小苏云焦急地寻找爸爸的时候，陈云来了，他认得这个说一口江北话的小姑娘，亲切地和小苏云打起了招呼。
项苏云说，陈云问我：“小江北佬，你是不是找你爸爸?”我说：“对呀!”他把我领到坐在朱德老总旁边的一个人身旁，说：“老项，这是你女儿。”又对我说：“这就是你爸爸。”。
小苏云打量着面前穿着皱皱巴巴军服、胡子拉碴、剃着光头的黑脸汉子，心想，这就是我爸爸?(图5)
项苏云说，我爸爸很高兴，马上把我抱到他腿上，我发愣地看了他半天，不叫他也不说话。爸爸问我：
“你叫什么呀?几岁了?在哪儿念书啊?”他问得很详细。
旁边的人看着这对父女象陌生人一般的一问一答，都觉得好笑，同时也感到心酸，父亲居然不知道自己的女儿叫什么名字、多大了。
说话间，大会宣布开始了。朱老总上台致欢迎词，代表八路军欢迎新四军同志到延安。之后，苏云父亲项英上去致答谢词。
项苏云说，在开始演节目时，父亲跟我说，今天晚上跟我回去吧，不用回学校了。
以前，小苏云很羡慕身边的小朋友跟爸爸、妈妈撒娇，但当这一刻真的来到的时候，她却有些不知所措。
项苏云说，我看了他半天才说，我不去。父亲问我为什么?我编了一个理由说，同学们都在等着我，我不回去大家都不睡觉。父亲说，对，不能让同学不睡觉。
项英让警卫员带小苏云去学校，告诉同学们说，她今天不回去了，让同学们睡觉。 没想到，同学们真的都在等着小苏云。
项苏云说，我一进门，她们都问，见到你爸爸没有?你爸爸怎么样?大家都很兴奋。
直到第二天放学后，小苏云才来到爸爸身边，度过了她人生中最珍贵的12天。
项苏云说，跟爸爸在一起就住了12天。这中间，爸爸也把弟弟从保育院接来，我们一家三口团聚。爸爸对我们特别好，亲自给我们脱衣服、脱鞋、脱袜子、洗脚。
当时，在延安工作的马海德医生为他们拍摄了一张三个人的合影。这张照片不仅成为他们这次团聚的纪念，也是项苏云姐弟与父亲的唯一一张合影。照片中项英笑得特别开心。有人说，这是项英一生中笑得最灿烂的一张照片。当时项英把照片洗了很多张，送给了好多朋友。20世纪50年代，一次项苏云到周恩来家拜访时，邓妈妈把这张珍贵的照片送给了她。(图6)
离别的日子很快就来临了。幼小的苏云不会想到，这是她和父亲唯一的一次团聚。
项苏云说，父亲由于任务紧急，没跟我告别就走了。他到西安后曾托人给我带来一桶饼干、一双手套，还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看到我们很高兴，希望我好好读书，学好本领，将来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中国作贡献。以后再也没父亲的消息了，一直到1941年皖南事变后。
老师不忍心将项英牺牲的噩耗告诉年幼的项苏云，而是骗她说父亲下落不明。
和父亲的短暂相聚，成了项苏云刻骨铭心的记忆。而对自己的母亲，却没有任何印象。对母亲的了解都是从别人嘴里得知的。
20世纪60年代，一个偶然的机会，项苏云才第一次看到了母亲的形象。
项苏云说，照片上我妈妈确实像人们所说的，比我漂亮。只知道妈妈叫张亮，其它的一概不知道了。
多年后，项苏云得知：1935年3月，中央苏区部队突围时，怀孕在身的母亲张亮和瞿秋白等人向福建转移，途中遭国民党军伏击被俘，在龙岩国民党监狱里生下弟弟学成。1938年被营救出狱后将弟弟学成送到延安，在返回皖南途中失踪，从此音讯皆无。
失去父母的项家姐弟在延安这个革命大家庭中得到了许多叔叔阿姨的关爱。尤其是得到了李富春、蔡畅无微不至的关爱。在回忆延安那段日子时，项苏云的弟弟项学成曾经说，我们只要往口袋里装一把牙刷、一把勺子，走到谁家都有饭吃。
项苏云说，蔡畅非常喜欢我，认我当干女儿。蔡妈妈经常在她的办公室搭个床，让我在她那里住，我把蔡妈妈那里当成了自己的家。他们的女儿李特特曾羡慕地对项苏云说，你得到我妈妈的爱比我还多。(图7-1、7-2)
为了更好地照顾苏云，蔡畅让她离开了安塞的保育院小学，到了离自己更近的抗小上学。
与蔡妈妈的日夜相伴使项苏云得到了盼望已久的母爱。蔡妈妈不仅在生活上照顾小苏云，还教她做人的道理。
1944年底，项苏云从抗小毕业，考入了延安中学，这时才离开了蔡妈妈家。
日本投降了，延安一片欢腾，人们打着火把在街上游行庆祝。13岁的项苏云和同学们随着欢乐的人群笑着、唱着，憧憬着美好的明天。然而不久，蒋介石挑起了内战，硝烟再起。
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项苏云成了一名护士，跟随部队转战西北。1948年中央转移的时候，李富春把项苏云托付给了任弼时。任弼时带苏云到了西柏坡，得知李富春和蔡畅已经到了东北，苏云随一个工人代表团到了哈尔滨，她又见到了蔡畅妈妈。
项苏云说。蔡妈妈当时问我当了兵回来想干什么?我说想念书。
李富春夫妇非常赞同项苏云的想法。他们很清楚，新中国的建设需要有知识的新一代来完成。
当时东北局代表中共中央和苏联共产党联系，准备派一批子弟到苏联学习。最终决定21个人去学习，其中包括：李鹏、谢绍明、林汉雄等。苏云也是其中一员。
刚满16岁的项苏云和同学们带着父辈们的嘱托和希望，踏上了开往莫斯科的列车。望着车窗外迅速掠过的景物，项苏云激动不已。她不禁回忆起在延安时渴望学习的一段往事……
1938年秋的一个星期天，鲁迅小学的师生们到山坡上去玩，项苏云和小伙伴们摘了好多野花，在老师的建议下，孩子们决定把花献给毛主席。于是手捧鲜花的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来到毛泽东的住处。
毛主席警卫员说，你们等一下，我去告诉毛主席。一会儿，毛主席出来了，大家都站起来给毛主席献花。主席特别高兴，让大家坐下。然后问，你们学习怎么样?有什么想法?
同学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怎么回答。项苏云不知哪来的勇气，高高举起小手。毛主席说，这个小朋友你说吧!项苏云站起来说，毛主席，我们都想到苏联去学习，听说那里特别好。毛主席听了小苏云的话很高兴，他对小苏云和同学们说，苏联确实很好，但是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跑到它那儿去学习，它装得下吗?所以同学们应该从现在就好好学习，把我们国家也建设成苏联那样美好。
项苏云和同学们到达苏联后，根据各自的志愿去往不同的学校。项苏云进入了莫斯科纺织学院学习纺织专业。(图8)
1952年回国后，她先后在北京第二棉纺厂、纺织工业部和中国科技协会等单位任职。
延安岁月已过去，与父亲仅12天的相处成为项苏云一生中最难以磨灭的回忆。在老人的生命中没有任何关于母亲的记忆，则成了她最难以释怀的缺憾。(图9)
1933年的一天，一位母亲抱着一个小女孩来到上海英租界的一座孤儿院，当她把怀中的孩子交到保育员手中的时候，睡梦中的小姑娘好像感觉到了什么，突然惊醒，哇地一声大哭起来。小女孩的母亲强忍着内心的悲痛，转身离去。
这所孤儿院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开办的。陶先生给这个新来的小女孩取名苏云，说她是从江苏天空飘来的一朵白云，而孩子真实的姓氏也被母亲的张姓代替。小苏云的父亲在她出生前几个月已前往江西中央苏区工作。两年多过去了，他甚至不知道苏云是男是女。苏云的母亲也是一位革命者，她把小苏云托付给陶行知先生的当晚，就踏上了前往革命根据地的路途。(图1)
就在小苏云对孤儿院的生活渐渐习惯的时候，租界当局一纸禁令，陶行知的孤儿院被强行解散。他们称这所孤儿院接受了共产党的子弟。
孤儿院解散后，陶行知先生把小苏云送到了他在江苏淮安创办的新安小学寄养。就这样，年仅5岁的小苏云又到了另一个陌生的环境。
南京沦陷后，苏南大片地区相继论人日寇之手。新安学校已无法继续维持。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因为特殊的身份，命运又将把小苏云带向哪里呢?
学校留守负责人是陶行知先生非常器重的一个年轻人，他叫郭青。一天，郭青接到一封来信，要他带着小苏云前往西安。(图2)
在去西安途中，火车经过潼关时，突然遭到日军炮击，但终于冲出了险境。
到西安后，郭青老师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写信给他的校长汪达之。
此时，郭青老师身上的钱已经所剩无几，他和小苏云焦急地等待着校长的回信。
项苏云说，我们在西安住了个把月。终于等到校长的回信。他告诉郭青老师说，你带的这个孩子是共产党人项英的女儿，你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找到他们你就有出路了。
这时，小苏云才知道自己的父亲叫项英。此时的项英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等重要职务，正和叶挺等新四军领导人一起，组织部队向苏南、苏中、皖东敌后挺进，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
国民党严密控制下的西安，特务活动猖獗，普通百姓不敢公开谈论八路军。当郭青向路人询问八路军办事处时，看到的都是惊恐猜疑的目光。郭青带着苏云费了一番周折，终于找到了办事处所在的七贤庄I号。
项苏云说，我们找到了西安办事处负责人伍云甫，在那里我们还遇到了陕甘宁边区主席林伯渠。
当时的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已经成为爱国青年和革命志士前往延安的中转站。伍云甫很怜惜这个小女孩，不久，在他的安排下，小苏云跟随郭青老师踏上了去往延安的路途。(图3)
1938年4月，初春的西北高原虽然还充满了寒意，但是田野里已经悄悄冒出了绿绿的嫩芽。
到达延安后，小苏云在中央组织部的安排下，被送进延安的鲁迅小学就读。她得知比自己小4岁的弟弟几天前刚被母亲送到这里。可是她却没能遇见母亲。
鲁迅小学原来是鲁迅师范学校小学部，是由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创办的。1938年和边区小学合并改成鲁迅小学。收留的学生都是革命烈士遗孤和父母在战区或者白区工作无法照顾的孩子。1939年，由宋美龄领导的全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建议在延安建一所战时儿童保育院，由全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统一拨发经费，于是鲁迅小学正式更名为陕甘宁边区保育院小学，简称保小，学生扩招到300人。
国民党封锁延安，物资匮乏，但是党中央和边区政府还是想办法尽可能给孩子们提供物质保障和生活照顾。当时政府规定一般干部的伙食标准为每人每天一斤半小米、二钱油、三钱盐、一斤半煤。但对保小学生有优待，会多分配他们一些大米和白面，服装也比一般人员每年多发一套，冬天还有补发的被褥和鞋帽。
项苏云说，我们在延安的生活是军事化的，每天起床、上学、睡觉都在一起。早上到延河边洗脸，都是排着队唱着歌一起去。
在这里，小苏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和关爱。
项苏云说，那时候狼特别多，晚上老师拎着马灯，我们集体去厕所。为了保护我们，老师就睡在窑洞外面的地上。
在这个温暖的大家庭里，项苏云快乐地学习、成长着。不久，这个操着一口苏北腔的小姑娘就凭着超强的记忆力、极好的口才和不怯场的勇气，参加了几次演讲赛，赢得了一个特别的称号——小小演说家。(图4)
快乐的生活不能完全弥补小苏云内心的孤独。每当看到同学被爸爸妈妈接回家过星期天的时候，她就特别难过，有时会偷偷地哭泣。两岁就离开妈妈的小苏云想，什么时候才能见到自己的爸爸妈妈呢?此时她还不知道，她永远也见不到自己的妈妈了。
1938年8月的一天，项苏云正在吃晚饭，郭青老师给她带来了一个让她惊喜不已的消息。
项苏云回忆说，我手里拿着两个馒头，正蹲在地上吃饭。郭老师来到我跟前说：“苏云，你爸爸来了。”我吓了一跳，忙问：“我爸爸在哪呢?”他笑着说：
“你赶紧吃饭，一会儿有人来接你。”
七岁的小苏云马上激动地站起来，把馒头塞到同学手里。
项苏云跟随接他的警卫员一路小跑，来到了八路军大礼堂。
原来，小苏云的爸爸项英是从皖南根据地来延安参加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的。这时正在为他们举行欢迎会。
项苏云进去后，看到礼堂中很多人。就在小苏云焦急地寻找爸爸的时候，陈云来了，他认得这个说一口江北话的小姑娘，亲切地和小苏云打起了招呼。
项苏云说，陈云问我：“小江北佬，你是不是找你爸爸?”我说：“对呀!”他把我领到坐在朱德老总旁边的一个人身旁，说：“老项，这是你女儿。”又对我说：“这就是你爸爸。”。
小苏云打量着面前穿着皱皱巴巴军服、胡子拉碴、剃着光头的黑脸汉子，心想，这就是我爸爸?(图5)
项苏云说，我爸爸很高兴，马上把我抱到他腿上，我发愣地看了他半天，不叫他也不说话。爸爸问我：
“你叫什么呀?几岁了?在哪儿念书啊?”他问得很详细。
旁边的人看着这对父女象陌生人一般的一问一答，都觉得好笑，同时也感到心酸，父亲居然不知道自己的女儿叫什么名字、多大了。
说话间，大会宣布开始了。朱老总上台致欢迎词，代表八路军欢迎新四军同志到延安。之后，苏云父亲项英上去致答谢词。
项苏云说，在开始演节目时，父亲跟我说，今天晚上跟我回去吧，不用回学校了。
以前，小苏云很羡慕身边的小朋友跟爸爸、妈妈撒娇，但当这一刻真的来到的时候，她却有些不知所措。
项苏云说，我看了他半天才说，我不去。父亲问我为什么?我编了一个理由说，同学们都在等着我，我不回去大家都不睡觉。父亲说，对，不能让同学不睡觉。
项英让警卫员带小苏云去学校，告诉同学们说，她今天不回去了，让同学们睡觉。 没想到，同学们真的都在等着小苏云。
项苏云说，我一进门，她们都问，见到你爸爸没有?你爸爸怎么样?大家都很兴奋。
直到第二天放学后，小苏云才来到爸爸身边，度过了她人生中最珍贵的12天。
项苏云说，跟爸爸在一起就住了12天。这中间，爸爸也把弟弟从保育院接来，我们一家三口团聚。爸爸对我们特别好，亲自给我们脱衣服、脱鞋、脱袜子、洗脚。
当时，在延安工作的马海德医生为他们拍摄了一张三个人的合影。这张照片不仅成为他们这次团聚的纪念，也是项苏云姐弟与父亲的唯一一张合影。照片中项英笑得特别开心。有人说，这是项英一生中笑得最灿烂的一张照片。当时项英把照片洗了很多张，送给了好多朋友。20世纪50年代，一次项苏云到周恩来家拜访时，邓妈妈把这张珍贵的照片送给了她。(图6)
离别的日子很快就来临了。幼小的苏云不会想到，这是她和父亲唯一的一次团聚。
项苏云说，父亲由于任务紧急，没跟我告别就走了。他到西安后曾托人给我带来一桶饼干、一双手套，还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看到我们很高兴，希望我好好读书，学好本领，将来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中国作贡献。以后再也没父亲的消息了，一直到1941年皖南事变后。
老师不忍心将项英牺牲的噩耗告诉年幼的项苏云，而是骗她说父亲下落不明。
和父亲的短暂相聚，成了项苏云刻骨铭心的记忆。而对自己的母亲，却没有任何印象。对母亲的了解都是从别人嘴里得知的。
20世纪60年代，一个偶然的机会，项苏云才第一次看到了母亲的形象。
项苏云说，照片上我妈妈确实像人们所说的，比我漂亮。只知道妈妈叫张亮，其它的一概不知道了。
多年后，项苏云得知：1935年3月，中央苏区部队突围时，怀孕在身的母亲张亮和瞿秋白等人向福建转移，途中遭国民党军伏击被俘，在龙岩国民党监狱里生下弟弟学成。1938年被营救出狱后将弟弟学成送到延安，在返回皖南途中失踪，从此音讯皆无。
失去父母的项家姐弟在延安这个革命大家庭中得到了许多叔叔阿姨的关爱。尤其是得到了李富春、蔡畅无微不至的关爱。在回忆延安那段日子时，项苏云的弟弟项学成曾经说，我们只要往口袋里装一把牙刷、一把勺子，走到谁家都有饭吃。
项苏云说，蔡畅非常喜欢我，认我当干女儿。蔡妈妈经常在她的办公室搭个床，让我在她那里住，我把蔡妈妈那里当成了自己的家。他们的女儿李特特曾羡慕地对项苏云说，你得到我妈妈的爱比我还多。(图7-1、7-2)
为了更好地照顾苏云，蔡畅让她离开了安塞的保育院小学，到了离自己更近的抗小上学。
与蔡妈妈的日夜相伴使项苏云得到了盼望已久的母爱。蔡妈妈不仅在生活上照顾小苏云，还教她做人的道理。
1944年底，项苏云从抗小毕业，考入了延安中学，这时才离开了蔡妈妈家。
日本投降了，延安一片欢腾，人们打着火把在街上游行庆祝。13岁的项苏云和同学们随着欢乐的人群笑着、唱着，憧憬着美好的明天。然而不久，蒋介石挑起了内战，硝烟再起。
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项苏云成了一名护士，跟随部队转战西北。1948年中央转移的时候，李富春把项苏云托付给了任弼时。任弼时带苏云到了西柏坡，得知李富春和蔡畅已经到了东北，苏云随一个工人代表团到了哈尔滨，她又见到了蔡畅妈妈。
项苏云说。蔡妈妈当时问我当了兵回来想干什么?我说想念书。
李富春夫妇非常赞同项苏云的想法。他们很清楚，新中国的建设需要有知识的新一代来完成。
当时东北局代表中共中央和苏联共产党联系，准备派一批子弟到苏联学习。最终决定21个人去学习，其中包括：李鹏、谢绍明、林汉雄等。苏云也是其中一员。
刚满16岁的项苏云和同学们带着父辈们的嘱托和希望，踏上了开往莫斯科的列车。望着车窗外迅速掠过的景物，项苏云激动不已。她不禁回忆起在延安时渴望学习的一段往事……
1938年秋的一个星期天，鲁迅小学的师生们到山坡上去玩，项苏云和小伙伴们摘了好多野花，在老师的建议下，孩子们决定把花献给毛主席。于是手捧鲜花的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来到毛泽东的住处。
毛主席警卫员说，你们等一下，我去告诉毛主席。一会儿，毛主席出来了，大家都站起来给毛主席献花。主席特别高兴，让大家坐下。然后问，你们学习怎么样?有什么想法?
同学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怎么回答。项苏云不知哪来的勇气，高高举起小手。毛主席说，这个小朋友你说吧!项苏云站起来说，毛主席，我们都想到苏联去学习，听说那里特别好。毛主席听了小苏云的话很高兴，他对小苏云和同学们说，苏联确实很好，但是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跑到它那儿去学习，它装得下吗?所以同学们应该从现在就好好学习，把我们国家也建设成苏联那样美好。
项苏云和同学们到达苏联后，根据各自的志愿去往不同的学校。项苏云进入了莫斯科纺织学院学习纺织专业。(图8)
1952年回国后，她先后在北京第二棉纺厂、纺织工业部和中国科技协会等单位任职。
延安岁月已过去，与父亲仅12天的相处成为项苏云一生中最难以磨灭的回忆。在老人的生命中没有任何关于母亲的记忆，则成了她最难以释怀的缺憾。(图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