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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对武汉市农民的调查，对农民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Logistic回归结果表明，土地流出意愿受到农民年龄、健康状况、兼业情况、农业收入占比、抛荒认知、养老医疗保险、中介组织的显著影响。土地流入意愿受到年龄、农业收入占比、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确权的显著影响。据此，本文进一步提出提高农民教育水平、扶植中介组织发展、增加农民养老医疗保障的力度和加强农地政策的推行及宣传教育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土地流转意愿，logistic模型，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F32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74/nyyjs.20150833183
前 言
土地流转即土地使用权流转。是指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将土地经营权（使用权）转让给其他农户或经济组织，即保留承包权、转让使用权[1]。一方面土地流转使土地可以配置到最能发挥其效率的经营者手中，提高土地经营的规模效率[2]；另一方面土地流转有利于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就业转移，从而加速城镇化进程。另外，土地流转能够推进土地要素的市场化，带动其他要素市场包括农村资本市场的发育；还能够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而农户作为土地流转的主体，其流转意愿与行为对土地流转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农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何国俊，徐冲[3]从社会保障、法律约束与城市劳动力市场三个方面出发，发现人均收入、社会保障以及外出找工作难易程度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有显著影响。许恒周[4]等基于代际视角差异研究影响农民土地流转意愿的因素，并得出第一代农民工更加看重土地的养老保障功能，而新生代农民工则更注重土地的经济增值功能和产权完善的结论。许恒周，郭忠兴[5]基于农民阶层分化视角展开探讨。认为农民在职业与经济收入上的分化导致农民在土地依赖、产权偏好等方面出现巨大差异，从而产生其土地流转意愿与决策行为的分化。并得出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类别、非农收入比重、是否具有非农就业技能、是否拥有转让权、地权稳定性、地区虚拟变量和对土地流转有显著影响的结论。还有学者从土地供求意愿[6]交易成本[7]方面进行研究。
武汉市的农民对土地流转持有怎样的态度？流转意愿受到什么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本调查小组从户主基本情况、家庭基本情况、政策认知和流转环境四个方面出发设置变量。通过对武汉市农户的调查，构建Logistic模型检验各个变量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并进一步提出促进农村农户土地合理流转的政策建议。
1 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及样本情况
本次调研主要采取问卷调查形式，调查时间为2015年2月初～2月底，调研对象为一般农户。小组在武汉市黄陂、江夏、新洲三区随机发放问卷。此次调研共发放问卷220份，回收220份，其中有效问卷207份。调查数据显示，65.2%的农民希望流转土地，30.9%的农民有流入意向，39.1%的农民有流出意向，34.8%的农民不希望流转土地。总体来说，农民的土地流转意愿处在较高水平。
1.2 变量选取
问卷共分为五个部分。我们从户主基本情况、家庭基本情况、政策认知和流转环境四个角度出发，设置了年龄、健康状况、受教育水平等14个变量，用来考察各变量对农民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问卷的第五部分为农民土地流转意愿调查，包括农民的土地转入、转出意愿及原因。表1 显示了变量选取及赋值情况。
1.3 模型设定
流转意愿服从二项分布。将流转意愿设为Y，当Y=1时具有流转意愿，当Y=0时没有流转意愿。将上述年龄、健康状况等14个变量设为自变量X1，X2，…Xn，n=14，自变量对应的logistic回归模型为[8]：
在求得回归参数估计值的情况下，可以得到个体概率的预测值。通常对p进行Logit变换：
回归系数bj（j=1，2…，14）表示其他自变量不变时某一自变量改变一个单位，即对数优势的平均改变量。
2 研究内容
2.1 土地流出意愿模型
我们将农民土地流出意愿设定为因变量，其中0表示不愿流出土地，1表示希望流出土地。用SPSS19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见表2。
由每个自变量对应的P 值， 可以得出在0.05显著性水平下，年龄、健康状况、兼业情况、农业收入占比、抛荒認知、养老保险、中介组织七个变量对土地流出有统计学意义。
2.1.1 户主基本情况
2.1.1.1 年龄对土地流入意愿在统计意义上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由回归系数可知，随年龄的增大农民土地流出意愿降低；由对应的Exp （B）值可获得年龄的优势比估计值为0.950。说明年龄每增加一岁，相应的流出意愿优势改变0.950倍，即随年龄的增加，土地流出意愿有减少的趋势。从经济意义上看，年轻人相较于年长者往往更倾向外出打工，无暇耕种土地，因而希望将土地转出以获得一定收益；而随着年龄的增加，农民由于身体及体力原因外出打工的意愿逐渐减弱，对土地的依赖也相应加深，因此转出意愿相对减弱。
2.1.1.2 受教育水平对土地流出没有显著影响
受教育水平对土地流出没有显著影响，由回归系数可知，二者仍然呈正向关系，即随教育水平的提高，土地流出意愿随之增加。表3显示了各教育水平下具有土地转出意愿的农民的百分比。
由表3可知，随着教育水平从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至大学及以上逐步提高，愿意转出土地的农民比例分别为37.0%、32.9%、84.6%和100%，基本呈现上升趋势。说明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农民更倾向流出土地。这可能是因为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农民具有更多非农技能，从而更容易在城市获得就业机会。 2.1.1.3 健康状况对转出意愿具有正向影响
由回归系数可知身体越健康农民越倾向转出土地。这可能是由于健康的人更希望靠进城打工增加收入导致的。
2.1.1.4 兼业情况
将仅从事农业的农民划分为纯农户，不再务农或务农的同时还从事其他职业的农民划分为非纯农户。由exp（B）值得知，纯农户持有流出意愿的可能性是非纯农户的0.305倍，即纯农户相教非纯农户更不愿意进行土地流出。
2.1.2 家庭基本情况
农业收入占比对转出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越大，农户越不倾向转出土地。许多学者将农业收入占比与农民的土地依赖性联系起来。黄智英[9]将土地收入比重作为综合判断农民对土地依赖强弱的首要因素。乐章[2]则直接以农户的土地收入比重表示农民的土地依赖性。而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越高，则土地对农民而言越重要，农民就会选择持有而非转出土地。也有观点认为，土地除以上经济保障作用外还具有心理保障功能[10]。对于自身收入不高且缺乏社会保障的农民而言，持有具有生产能力土地能够减轻其对于生存的担忧。
2.1.3 政策认知
抛荒认知在统计学意义上对转出意愿具有显著影响。认为“土地抛荒会受到政府惩罚”的农民会有意识地进行土地转出。该变量对应的优势比Exp （B）=2.432，即认为抛荒会受到惩罚的农民希望转出土地的可能性是认为不会受到惩罚的农民的2.432倍。
医疗保险因素也对土地流出具有显著影响，但其回归系数为负数，即本人或家人具有社会或医疗保险的农民更不愿转出土地，这与常识和许多学者的研究结论相悖。这可能是由于社会保障的金额和力度不足，使农民没有获得足够的安全感转而对土地依赖加深造成的；也可能是由于12.3%想要转出的农民同时具有转入意愿，即仅想进行土地调整而非脱离土地，从而干扰了结果。
2.1.4 土地流转环境
中介组织的参与有利于土地流出意愿的形成。根据回归系数和优势比Exp （B）可以得知中介组织上门宣传越频繁，农民的土地流出意愿越大。因此，增强宣传，培养农地流转意识，使农民了解更多土地供求信息及流转途径有助于土地流转。此外，周围人对土地流转的态度和土地流转纠纷均对流转意愿有影响但影响不显著。
2.2 土地流入意愿模型
将农民土地流入意愿设定为因变量，其中0表示不愿流出土地，1表示希望流出土地。同样用SPSS19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见表4。
由每个自变量对应的P 值， 可以得出仅农业收入占比、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确权三个个变量对土地流入有较为显著的统计学意义。
2.2.1 年龄对土地流入意愿具有较为显著的负向影响
由回归系数及对应的Exp （B）值可知，年龄越大，农民越不愿意进行土地流入。这可能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民受到体力与健康状况限制没有余力支持太多农业劳作，从而更倾向于耕种好自己原有的土地。
2.2.2 农业收入占比越高
即土地依赖性越高，农民越倾向于转入土地。这也符合流出模型中对于土地依赖性的解释。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越高，则土地对农民而言越重要，农民就更可能扩大生产。
2.2.3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立在统计学意义上对流入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土地权属意识较深，对土地产权认知较全面的高素质农民更容易进行土地流入，体现了政策教育的重要性；土地确权使承包地块权属更加明確，减小了土地流转后土地收不回的潜在风险，从而农民更加放心地进行土地流转。
2.3 进一步讨论
在对土地转入转出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之后，为了进一步探讨形成农民土地流转意愿的原因及检验上述Logistic模型的结果，我们统计了农民对其流转意愿选择的解释。结果见表5。
由表5可知，在207例样本中，64名（30.9%）农民想要转入土地，81名（39.1%）农民想要转出土地。转入原因中，选择最多的是“扩大生产以增加收入”，这符合大量农民从农村脱离的同时农村生产向大规模专业化发展的趋势；而转出原因中，选择最多的是“种地不划算”与“从事其他工作没有时间”，这与当今农民进城务工致使土地抛荒的现象吻合，也符合上述土地流出模型的分析。
有趣的是，“现有地块距离远或分散，想进行土地调整”选项在转入与转出意愿中所占比重区别较大。希望转出土地的农民中，选择该选项农民的仅占3.7%，大大低于转入意愿中的37.5%。这可能是因为在想要转出土地的农民中，一部分农民不愿意继续农业生产，比如忙于外出打工等，故而更不可能因耕种不便产生土地调整意愿；而另一部分致力农作、想要调整土地的农民可能顾虑转入土地过程中的困难或转入地块的不稳定性，抑或是担心转出土地后原有土地遭破坏，只愿意转入土地而不愿轻易放弃原有土地。
3 研究结论
土地流转意愿受到多方因素影响。土地流出意愿受农民年龄、健康状况、兼业情况、农业收入占比、抛荒认知、养老医疗保险、中介组织7个变量的影响。年龄越小，健康状况越好的农民更加倾向于外出打工以增加收入，因而土地流出意愿较高。这一点在兼业情况、农业收入占比上也能反映出来，因为这些流出意愿高的农户往往是非纯农户且农业收入占比低。同时，认为“土地抛荒会受到惩罚”和中介组织的宣传也能提高农民土地转出意愿。而养老医疗保险因力度不够，致使农民对其缺乏信任反而对土地的依赖加深，养老保险并没有起到促进土地流出的作用。
对土地流入意愿有显著影响的是年龄、农业收入占比、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确权三个变量。年龄越大，农业收入占比越高，土地承包经营权已确权的农民更倾向于土地流出。另外，“扩大生产以增加收入”是农民土地转入的主要动机；“种地不划算”与“从事其他工作没有时间”是农民土地转出的主要动机。 基于以上结论，为了进一步刺激农民的土地流转意愿，从而提高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提出4点政策建议。
3.1 提高农民的教育水平
一方面对有进城务工需要的农民进行职业技能培训以提高其就业能力，促使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对积极种粮的农民进行定期技术指导与技术推广，使种粮收益增多，激发农民种粮积极性。
3.2 扶植中介组织的发展，构建信息通畅的土地流转平台
调查中发现，中介组织宣传多的地区农民农地流转意识高，即中介组织的宣传有利于促进农民的流转意愿的形成。另外，中介组织可以提供更加广阔的土地流转平台，构建地区内乃至全国范围的土地供求信息网络，有效促成土地流转。因此，政府可以通过扶植培育中介组织这一更加有效的第三方机构，来构建更加完善的土地流转网络。
3.3 增加农民养老、医疗保障的力度
要加快土地流转，必须用社会保障代替或削弱土地的保障功能。当前农村养老、医疗保障的覆盖率较低，很多农民想要办理社会保险但不知道途径；还有农民认为农保缴费时间长，且将来保障待遇不高[11]，不愿意参加农保。因此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农村养老、医疗保障的覆盖范围与宣传力度，并适度加强保障力度，使农民能够放心进行土地流转。
3.4 加强农地政策的推行及宣传教育
现行“三权分离”的土地制度下，土地确权使农地承包权更好地受到法律保护，能够减少因权属不明产生的土地流转纠纷，有利于促进土地经营权的转移。因此，政府一方面要加快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另一方面要对农民加强有关农地权属的宣传教育，为其进行土地流转吃下“定心丸”。
参考文献
[1] 百度百科http：//www.baidu.com/link？url=IzW3dAt6p291jgv5bren5mAFwpRXK8cNwzOG2AUEi2s1kB3k3j_aO7tk-wb4fsKcf21HSXlRFdpNbrLRkp2Pva
关键词：土地流转意愿，logistic模型，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F32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74/nyyjs.20150833183
前 言
土地流转即土地使用权流转。是指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将土地经营权（使用权）转让给其他农户或经济组织，即保留承包权、转让使用权[1]。一方面土地流转使土地可以配置到最能发挥其效率的经营者手中，提高土地经营的规模效率[2]；另一方面土地流转有利于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就业转移，从而加速城镇化进程。另外，土地流转能够推进土地要素的市场化，带动其他要素市场包括农村资本市场的发育；还能够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而农户作为土地流转的主体，其流转意愿与行为对土地流转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农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何国俊，徐冲[3]从社会保障、法律约束与城市劳动力市场三个方面出发，发现人均收入、社会保障以及外出找工作难易程度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有显著影响。许恒周[4]等基于代际视角差异研究影响农民土地流转意愿的因素，并得出第一代农民工更加看重土地的养老保障功能，而新生代农民工则更注重土地的经济增值功能和产权完善的结论。许恒周，郭忠兴[5]基于农民阶层分化视角展开探讨。认为农民在职业与经济收入上的分化导致农民在土地依赖、产权偏好等方面出现巨大差异，从而产生其土地流转意愿与决策行为的分化。并得出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类别、非农收入比重、是否具有非农就业技能、是否拥有转让权、地权稳定性、地区虚拟变量和对土地流转有显著影响的结论。还有学者从土地供求意愿[6]交易成本[7]方面进行研究。
武汉市的农民对土地流转持有怎样的态度？流转意愿受到什么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本调查小组从户主基本情况、家庭基本情况、政策认知和流转环境四个方面出发设置变量。通过对武汉市农户的调查，构建Logistic模型检验各个变量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并进一步提出促进农村农户土地合理流转的政策建议。
1 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及样本情况
本次调研主要采取问卷调查形式，调查时间为2015年2月初～2月底，调研对象为一般农户。小组在武汉市黄陂、江夏、新洲三区随机发放问卷。此次调研共发放问卷220份，回收220份，其中有效问卷207份。调查数据显示，65.2%的农民希望流转土地，30.9%的农民有流入意向，39.1%的农民有流出意向，34.8%的农民不希望流转土地。总体来说，农民的土地流转意愿处在较高水平。
1.2 变量选取
问卷共分为五个部分。我们从户主基本情况、家庭基本情况、政策认知和流转环境四个角度出发，设置了年龄、健康状况、受教育水平等14个变量，用来考察各变量对农民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问卷的第五部分为农民土地流转意愿调查，包括农民的土地转入、转出意愿及原因。表1 显示了变量选取及赋值情况。
1.3 模型设定
流转意愿服从二项分布。将流转意愿设为Y，当Y=1时具有流转意愿，当Y=0时没有流转意愿。将上述年龄、健康状况等14个变量设为自变量X1，X2，…Xn，n=14，自变量对应的logistic回归模型为[8]：
在求得回归参数估计值的情况下，可以得到个体概率的预测值。通常对p进行Logit变换：
回归系数bj（j=1，2…，14）表示其他自变量不变时某一自变量改变一个单位，即对数优势的平均改变量。
2 研究内容
2.1 土地流出意愿模型
我们将农民土地流出意愿设定为因变量，其中0表示不愿流出土地，1表示希望流出土地。用SPSS19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见表2。
由每个自变量对应的P 值， 可以得出在0.05显著性水平下，年龄、健康状况、兼业情况、农业收入占比、抛荒認知、养老保险、中介组织七个变量对土地流出有统计学意义。
2.1.1 户主基本情况
2.1.1.1 年龄对土地流入意愿在统计意义上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由回归系数可知，随年龄的增大农民土地流出意愿降低；由对应的Exp （B）值可获得年龄的优势比估计值为0.950。说明年龄每增加一岁，相应的流出意愿优势改变0.950倍，即随年龄的增加，土地流出意愿有减少的趋势。从经济意义上看，年轻人相较于年长者往往更倾向外出打工，无暇耕种土地，因而希望将土地转出以获得一定收益；而随着年龄的增加，农民由于身体及体力原因外出打工的意愿逐渐减弱，对土地的依赖也相应加深，因此转出意愿相对减弱。
2.1.1.2 受教育水平对土地流出没有显著影响
受教育水平对土地流出没有显著影响，由回归系数可知，二者仍然呈正向关系，即随教育水平的提高，土地流出意愿随之增加。表3显示了各教育水平下具有土地转出意愿的农民的百分比。
由表3可知，随着教育水平从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至大学及以上逐步提高，愿意转出土地的农民比例分别为37.0%、32.9%、84.6%和100%，基本呈现上升趋势。说明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农民更倾向流出土地。这可能是因为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农民具有更多非农技能，从而更容易在城市获得就业机会。 2.1.1.3 健康状况对转出意愿具有正向影响
由回归系数可知身体越健康农民越倾向转出土地。这可能是由于健康的人更希望靠进城打工增加收入导致的。
2.1.1.4 兼业情况
将仅从事农业的农民划分为纯农户，不再务农或务农的同时还从事其他职业的农民划分为非纯农户。由exp（B）值得知，纯农户持有流出意愿的可能性是非纯农户的0.305倍，即纯农户相教非纯农户更不愿意进行土地流出。
2.1.2 家庭基本情况
农业收入占比对转出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越大，农户越不倾向转出土地。许多学者将农业收入占比与农民的土地依赖性联系起来。黄智英[9]将土地收入比重作为综合判断农民对土地依赖强弱的首要因素。乐章[2]则直接以农户的土地收入比重表示农民的土地依赖性。而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越高，则土地对农民而言越重要，农民就会选择持有而非转出土地。也有观点认为，土地除以上经济保障作用外还具有心理保障功能[10]。对于自身收入不高且缺乏社会保障的农民而言，持有具有生产能力土地能够减轻其对于生存的担忧。
2.1.3 政策认知
抛荒认知在统计学意义上对转出意愿具有显著影响。认为“土地抛荒会受到政府惩罚”的农民会有意识地进行土地转出。该变量对应的优势比Exp （B）=2.432，即认为抛荒会受到惩罚的农民希望转出土地的可能性是认为不会受到惩罚的农民的2.432倍。
医疗保险因素也对土地流出具有显著影响，但其回归系数为负数，即本人或家人具有社会或医疗保险的农民更不愿转出土地，这与常识和许多学者的研究结论相悖。这可能是由于社会保障的金额和力度不足，使农民没有获得足够的安全感转而对土地依赖加深造成的；也可能是由于12.3%想要转出的农民同时具有转入意愿，即仅想进行土地调整而非脱离土地，从而干扰了结果。
2.1.4 土地流转环境
中介组织的参与有利于土地流出意愿的形成。根据回归系数和优势比Exp （B）可以得知中介组织上门宣传越频繁，农民的土地流出意愿越大。因此，增强宣传，培养农地流转意识，使农民了解更多土地供求信息及流转途径有助于土地流转。此外，周围人对土地流转的态度和土地流转纠纷均对流转意愿有影响但影响不显著。
2.2 土地流入意愿模型
将农民土地流入意愿设定为因变量，其中0表示不愿流出土地，1表示希望流出土地。同样用SPSS19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见表4。
由每个自变量对应的P 值， 可以得出仅农业收入占比、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确权三个个变量对土地流入有较为显著的统计学意义。
2.2.1 年龄对土地流入意愿具有较为显著的负向影响
由回归系数及对应的Exp （B）值可知，年龄越大，农民越不愿意进行土地流入。这可能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民受到体力与健康状况限制没有余力支持太多农业劳作，从而更倾向于耕种好自己原有的土地。
2.2.2 农业收入占比越高
即土地依赖性越高，农民越倾向于转入土地。这也符合流出模型中对于土地依赖性的解释。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越高，则土地对农民而言越重要，农民就更可能扩大生产。
2.2.3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立在统计学意义上对流入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土地权属意识较深，对土地产权认知较全面的高素质农民更容易进行土地流入，体现了政策教育的重要性；土地确权使承包地块权属更加明確，减小了土地流转后土地收不回的潜在风险，从而农民更加放心地进行土地流转。
2.3 进一步讨论
在对土地转入转出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之后，为了进一步探讨形成农民土地流转意愿的原因及检验上述Logistic模型的结果，我们统计了农民对其流转意愿选择的解释。结果见表5。
由表5可知，在207例样本中，64名（30.9%）农民想要转入土地，81名（39.1%）农民想要转出土地。转入原因中，选择最多的是“扩大生产以增加收入”，这符合大量农民从农村脱离的同时农村生产向大规模专业化发展的趋势；而转出原因中，选择最多的是“种地不划算”与“从事其他工作没有时间”，这与当今农民进城务工致使土地抛荒的现象吻合，也符合上述土地流出模型的分析。
有趣的是，“现有地块距离远或分散，想进行土地调整”选项在转入与转出意愿中所占比重区别较大。希望转出土地的农民中，选择该选项农民的仅占3.7%，大大低于转入意愿中的37.5%。这可能是因为在想要转出土地的农民中，一部分农民不愿意继续农业生产，比如忙于外出打工等，故而更不可能因耕种不便产生土地调整意愿；而另一部分致力农作、想要调整土地的农民可能顾虑转入土地过程中的困难或转入地块的不稳定性，抑或是担心转出土地后原有土地遭破坏，只愿意转入土地而不愿轻易放弃原有土地。
3 研究结论
土地流转意愿受到多方因素影响。土地流出意愿受农民年龄、健康状况、兼业情况、农业收入占比、抛荒认知、养老医疗保险、中介组织7个变量的影响。年龄越小，健康状况越好的农民更加倾向于外出打工以增加收入，因而土地流出意愿较高。这一点在兼业情况、农业收入占比上也能反映出来，因为这些流出意愿高的农户往往是非纯农户且农业收入占比低。同时，认为“土地抛荒会受到惩罚”和中介组织的宣传也能提高农民土地转出意愿。而养老医疗保险因力度不够，致使农民对其缺乏信任反而对土地的依赖加深，养老保险并没有起到促进土地流出的作用。
对土地流入意愿有显著影响的是年龄、农业收入占比、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确权三个变量。年龄越大，农业收入占比越高，土地承包经营权已确权的农民更倾向于土地流出。另外，“扩大生产以增加收入”是农民土地转入的主要动机；“种地不划算”与“从事其他工作没有时间”是农民土地转出的主要动机。 基于以上结论，为了进一步刺激农民的土地流转意愿，从而提高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提出4点政策建议。
3.1 提高农民的教育水平
一方面对有进城务工需要的农民进行职业技能培训以提高其就业能力，促使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对积极种粮的农民进行定期技术指导与技术推广，使种粮收益增多，激发农民种粮积极性。
3.2 扶植中介组织的发展，构建信息通畅的土地流转平台
调查中发现，中介组织宣传多的地区农民农地流转意识高，即中介组织的宣传有利于促进农民的流转意愿的形成。另外，中介组织可以提供更加广阔的土地流转平台，构建地区内乃至全国范围的土地供求信息网络，有效促成土地流转。因此，政府可以通过扶植培育中介组织这一更加有效的第三方机构，来构建更加完善的土地流转网络。
3.3 增加农民养老、医疗保障的力度
要加快土地流转，必须用社会保障代替或削弱土地的保障功能。当前农村养老、医疗保障的覆盖率较低，很多农民想要办理社会保险但不知道途径；还有农民认为农保缴费时间长，且将来保障待遇不高[11]，不愿意参加农保。因此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农村养老、医疗保障的覆盖范围与宣传力度，并适度加强保障力度，使农民能够放心进行土地流转。
3.4 加强农地政策的推行及宣传教育
现行“三权分离”的土地制度下，土地确权使农地承包权更好地受到法律保护，能够减少因权属不明产生的土地流转纠纷，有利于促进土地经营权的转移。因此，政府一方面要加快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另一方面要对农民加强有关农地权属的宣传教育，为其进行土地流转吃下“定心丸”。
参考文献
[1] 百度百科http：//www.baidu.com/link？url=IzW3dAt6p291jgv5bren5mAFwpRXK8cNwzOG2AUEi2s1kB3k3j_aO7tk-wb4fsKcf21HSXlRFdpNbrLRkp2Pv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