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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迪默沉靜、严肃得多，说话时仍是惜字如金，仿佛根本不欢迎听众们向她提问。
听到南非作家戈迪默去世的消息，让我想起两件与她有关的事。
2002年5月，我曾以媒体的身份去参加非国大党为其元老西苏鲁举办的九十生日庆典，我们在拍摄一部关于西苏鲁的纪录片，当时摄制组的几位都坐在最靠前的一张桌子上，同桌的就有戈迪默，还有曼德拉的大律师比索斯。
说起曼德拉的这位大律师，那是另一段故事。在那之前几个月，初来乍到约堡的我孤陋寡闻，对南非了解非常少，也没做过什么功课。因为我先生在金山大学工作，所以我随他去参加学校的一个酒会。人生地不熟，酒会上的人我基本上都不认识。但不能端着酒杯傻站着，所以，得鼓足勇气与人搭讪。看到站在我旁边的一位个子不高的花白头发的老先生，我瞟一眼他胸前别着的胸卡，看到上面写着“George Bizos， Advocate”， 于是，我做了自我介绍，并与他握手，然后问：“您是位律师，主要从事哪方面的法律业务呢？”谈话的引子，男人问他们的工作，女人问她们的家庭，一般总能打开话匣子。没想到这位老先生竟以为我在与他开玩笑，又问了一次我的名字，将读音发准确之后，说：“你不知道我从事的是什么业务？”我懵了一下，心想我怎么知道，难道南非英文里advocate另有意义？“您不是律师么？”我又问。“I am The Lawyer。”他把“The Lawyer”两个字说得那么响亮，让人确定无疑这两个字的第一个字母都得大写。天下竟有将律师作为专有名词来用的事？看我真不知情，他反倒笑了：“我就是曼德拉的大律师。”然后将我介绍给他认识的人，我的名字他早就不知该怎么发音了，只称我是认不出他的人。
所以，这次他一下子就认出了我，并兴奋地向坐在他旁边的那位精瘦的老太太介绍。然后，像要考我一样，问我是否认得出老太太。当然，对作家我可比对律师要熟悉，戈迪默，她的形象不容人认错。我说久仰久仰，知道她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也读过她的短篇小说。比索斯开心了，说：“哈哈，你看，老同志，还是你比我出名吧。”没想到老太太并不喜欢说话聊天，问她什么都只做非常简略的回答，也从来不主动引发话题，脸上没有笑容，最好是别人不用烦她，她的矜持和不苟言笑与比索斯正成对比。
转眼两年过去了。2004年3月，金山大学英文系设立了戈迪默讲座，老太太建议请她隔洋相望的好朋友苏珊·桑塔格来为讲座进行洗礼 。这是桑塔格第一次来南非，她在金山大学的活动连续三天：第一天是桑塔格长达一个小时的演讲，第二天是她和戈迪默之间的对话，第三天是与约堡的几位摄影师之间的会面和交谈。 那次去金山大学听桑塔格的讲座，让我想起许久以前在复旦的大学生活：第一是抢位子，讲座6点钟开始，5点钟就得去占位子；第二是记笔记，刷刷刷，四周看去，我是记笔记记得最勤快的一个人。
当年的笔记早就不知扔到哪里去了，但记忆中，仍能看到桑塔格飞扬的神采。她比戈迪默小十岁，当时已经身患绝症（她在当年12月去世），一头疯狂的花白的长发，思路之快，说话之幽默尖锐，与听众充满了互动，听她一次讲座，就如同一次思想与智力的盛宴。相比之下，戈迪默则沉静、严肃得多，说话时仍是惜字如金，仿佛根本不欢迎听众们向她提问。讲座之后，两人并排坐在桌边为读者签名，桑塔格的面前排着长队，戈迪默面前则门庭冷落。
我的一位朋友从卖书摊位上抢购了一本书，就去排队找桑塔格签名，没注意抢到的书不是桑塔格也不是戈迪默的作品。等排队到了桑塔格面前，将书递过去，桑塔格说：“如果我是某某的话，我会非常乐意为你签名，可惜我不是某某，我签可能不太合适吧。”我朋友无地自容，但桑塔格安慰她说没关系，她觉得这个小插曲挺有趣，而坐在她旁边的戈迪默则对我朋友投去了刀子一般的目光。
听到南非作家戈迪默去世的消息，让我想起两件与她有关的事。
2002年5月，我曾以媒体的身份去参加非国大党为其元老西苏鲁举办的九十生日庆典，我们在拍摄一部关于西苏鲁的纪录片，当时摄制组的几位都坐在最靠前的一张桌子上，同桌的就有戈迪默，还有曼德拉的大律师比索斯。
说起曼德拉的这位大律师，那是另一段故事。在那之前几个月，初来乍到约堡的我孤陋寡闻，对南非了解非常少，也没做过什么功课。因为我先生在金山大学工作，所以我随他去参加学校的一个酒会。人生地不熟，酒会上的人我基本上都不认识。但不能端着酒杯傻站着，所以，得鼓足勇气与人搭讪。看到站在我旁边的一位个子不高的花白头发的老先生，我瞟一眼他胸前别着的胸卡，看到上面写着“George Bizos， Advocate”， 于是，我做了自我介绍，并与他握手，然后问：“您是位律师，主要从事哪方面的法律业务呢？”谈话的引子，男人问他们的工作，女人问她们的家庭，一般总能打开话匣子。没想到这位老先生竟以为我在与他开玩笑，又问了一次我的名字，将读音发准确之后，说：“你不知道我从事的是什么业务？”我懵了一下，心想我怎么知道，难道南非英文里advocate另有意义？“您不是律师么？”我又问。“I am The Lawyer。”他把“The Lawyer”两个字说得那么响亮，让人确定无疑这两个字的第一个字母都得大写。天下竟有将律师作为专有名词来用的事？看我真不知情，他反倒笑了：“我就是曼德拉的大律师。”然后将我介绍给他认识的人，我的名字他早就不知该怎么发音了，只称我是认不出他的人。
所以，这次他一下子就认出了我，并兴奋地向坐在他旁边的那位精瘦的老太太介绍。然后，像要考我一样，问我是否认得出老太太。当然，对作家我可比对律师要熟悉，戈迪默，她的形象不容人认错。我说久仰久仰，知道她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也读过她的短篇小说。比索斯开心了，说：“哈哈，你看，老同志，还是你比我出名吧。”没想到老太太并不喜欢说话聊天，问她什么都只做非常简略的回答，也从来不主动引发话题，脸上没有笑容，最好是别人不用烦她，她的矜持和不苟言笑与比索斯正成对比。
转眼两年过去了。2004年3月，金山大学英文系设立了戈迪默讲座，老太太建议请她隔洋相望的好朋友苏珊·桑塔格来为讲座进行洗礼 。这是桑塔格第一次来南非，她在金山大学的活动连续三天：第一天是桑塔格长达一个小时的演讲，第二天是她和戈迪默之间的对话，第三天是与约堡的几位摄影师之间的会面和交谈。 那次去金山大学听桑塔格的讲座，让我想起许久以前在复旦的大学生活：第一是抢位子，讲座6点钟开始，5点钟就得去占位子；第二是记笔记，刷刷刷，四周看去，我是记笔记记得最勤快的一个人。
当年的笔记早就不知扔到哪里去了，但记忆中，仍能看到桑塔格飞扬的神采。她比戈迪默小十岁，当时已经身患绝症（她在当年12月去世），一头疯狂的花白的长发，思路之快，说话之幽默尖锐，与听众充满了互动，听她一次讲座，就如同一次思想与智力的盛宴。相比之下，戈迪默则沉静、严肃得多，说话时仍是惜字如金，仿佛根本不欢迎听众们向她提问。讲座之后，两人并排坐在桌边为读者签名，桑塔格的面前排着长队，戈迪默面前则门庭冷落。
我的一位朋友从卖书摊位上抢购了一本书，就去排队找桑塔格签名，没注意抢到的书不是桑塔格也不是戈迪默的作品。等排队到了桑塔格面前，将书递过去，桑塔格说：“如果我是某某的话，我会非常乐意为你签名，可惜我不是某某，我签可能不太合适吧。”我朋友无地自容，但桑塔格安慰她说没关系，她觉得这个小插曲挺有趣，而坐在她旁边的戈迪默则对我朋友投去了刀子一般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