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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三国演义》的审美价值颇高，但作品创作的年代局限使得其中某些情节的设定始终未能突破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以致在道德层面留下诸多缺憾。在通读《三国演义》的基础上试从审美价值与道德缺憾两个角度出发，对该书作简要评析。
关键词：《三国演义》；审美价值；道德缺憾
作者简介：戴佳文（1995-），女，江苏苏州人，南京师范大学强化培养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13级本科在读。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5-0-02
脍炙人口的英雄故事总能激起听众的满腔热血，而群雄争霸的乱世在《三国演义》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正如鲁迅先生所言，“三国的事情，不像五代那样纷乱，又不像楚汉那样简单，恰是不简不繁，适于作小说。而且三国的英雄，智术武勇，非常动人，所以人都喜欢取来做小说的材料。[1]”《三国演义》正是历史演义小说的典型代表。
原始时代的璞玉，质地完好，却因雕琢技艺的不足而未能真正实现其价值，在笔者看来，《三国演义》也是如此。作为“明代四大奇书”之一，《三国演义》固然有极高的审美价值，但因作者所处时代的局限，其中某些情节的设定依旧未突破传统思维模式，以致小说存在诸多道德缺憾。在通读《三国演义》的基础上，本文试图从其审美价值与道德缺憾两个角度出发，对该书作简要评析。
一、审美价值
1.智之美
《三国演义》描写了近百次规模不一的战争，却都不曾给读者留下血肉横飞的恐怖感，反而以运筹帷幄的智谋展现人类的智慧光芒。
纵观全书，仅回目标题便有三十二处明确提到了“智”、“谋”、“计”，不下两处提及“诈”，如第四十四回“孔明用智激周瑜，孙权决计破曹操”、第四十六回“用奇谋孔明借箭，献密计黄盖受刑”。事实上，《三国演义》通篇闪耀着智慧的光芒[2]。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当属诸葛亮，“激周瑜”、“算华容”、“取鲁肃”、“取汉中”、“布八阵”、“擒孟获”、“取三城”、“锦囊计”，一系列谋略的策划不枉其“智绝”之美称。智谋是文士在军中立足的基本，与此相比，作者笔下描绘的一些以智取胜的武将就显得尤为可贵。全书第七十回“猛张飞智取瓦口隘，老黄忠计夺天荡山”中，一向以勇武著称的张飞用智取胜，老将黄忠也凭借计谋夺取军事要地，为蜀汉政权的稳固打下良好基础。这些谋略的使用不仅加剧了人物冲突、影响了战争形势，更丰富了情节，将英雄形象塑造地更为生动，尤其是武将以智取胜的情节设置，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扁平、单一的人物塑造传统，带给读者极大的智慧美的享受。
2.仁之美
在《三国演义》中，曹操被塑造成一个极丑恶的反面形象，“宁教我负天下人”的宗旨为其政治生涯勾勒出一幅奸雄版图。他奸诈多疑、自私冷酷，老谋深算而又不乏机警，吕伯奢以仁义待之，却反遭灭顶之灾，此后杀袁忠、杀桓邵、血洗徐州等情节更突显其残忍冷酷的性格特征，作者几乎完全使之站立在仁义道德的对立面。
与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战略不同，刘备以“匡扶汉室”为旗号，在争夺天下的较量中，特别关注舆论和民心，“三让徐州”、“得荆州”、“取益州”等都是依托其仁善所得。有刘备自述为证：“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若以小利而失信于天下，吾不为也。”他的举措带有浓厚的儒家伦理道德，其忠义之仁美由此可见一斑。
作者通过玄德等人之善与孟德等奸雄之恶，从正反两个角度表现仁善之美，极大满足读者嫉恶扬善的心理需求，扩充了仁美之价值。
3.悲剧美
《三国演义》无疑是部悲剧，以刘备为代表的正义一方败给邪恶一方，曹魏政权与司马家族相继取得了最后的胜利[3]。作为历史演义小说的代表，小说在塑造人物形象的同时也毫不保留地揭示历史的残酷性。正义一方以“仁善”为出发点追求政治理想，虽体现了历史的必然要求，但却遭受重重阻碍，最终酿成失败悲剧。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恩格斯的悲剧理论——真正的悲剧冲突发生在“历史必然的要求和实现这种要求的实际不可能”之间的矛盾。历史虽不可逆转，但人民作为历史发展的主体，在受到小说鼓舞的情况下，其为正义愤愤不平的心态很可能转化为与残酷现实斗争的力量。北宋苏轼在《东坡志林》中记载：“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小儿尚能分辨正邪，更何况有志之士？
如果刘备、关羽、张飞与孔明不能代表和反映历史的必然要求，那么读者断不会对其生发同情[3]，正因这些战争失利者拥有的为人称道的可贵品质，他们的失败才能更引人深思、扣人心弦。历史现实毕竟不同于童话故事，它无法按照人民的意愿提交满意的答卷。作者深谙此理，因此才转而以悲剧形式为读者展现更加震撼人心的美，在笔者看来，《三国演义》所体现出的悲剧之美价值甚高。
二、道德缺憾
《三国演义》固然有其审美价值，但也有学者就其中表现出的过于保守的正统封建思想、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诡谲的权术思想等进行批判。姚斯的接受美学理论认为文学文本是一个多层面的开放式图式结构，对同一文学作品的看法因人而异。由此，笔者在简要归结其审美价值的基础上，也根据这些较为普遍的认知价值来探讨其中的战争人性与女性尊严，借此简析《三国演义》作者在创作中留下的道德缺憾。
1.战争人性
《三国演义》的大量笔墨都聚集在规模不一的战场上，以战争串联起这段历史。东汉末年，各方英雄乘董卓乱政之机，纷纷走上历史舞台，刘表、袁绍之辈相继幻灭，魏蜀吴政权争霸多年，最终三国归晋，又复大一统局面。其中不乏引人入胜的战斗场面，“拔矢啖睛”、“火烧赤壁”这些充分展示力量之壮美及武力之阳刚的描述将残酷的战争现实隐藏在艺术描绘中，只将伤亡惨重的各方士兵当作主要人物活动的人肉背景，而读者在其中体会最多的便是酣战之爽快感，却从不曾将现实人性所需之仁厚与战争苦痛联系起来。 小说人物固然有勇猛善谋的英雄品格，有高于生命的手足大义，然而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即便是同一个政权内部都会存在分裂，更不必说政权之间的尔虞我诈。脍炙人口的单刀会中，关羽凭借英雄气概独自赴鸿门宴，并与东吴众人理论荆州的主权问题，坚持江山从来只为英雄所得的主张，后又假意亲近鲁肃获取脱身机会。关公此番单刀赴会的英雄壮举为后人所称道，但却鲜有读者关注到在这个情节设置中，作者为强化关羽的英雄气概而有意地将西蜀政权不归还荆的奸诈之处隐去了。此外，虽然战争涉及到正义与非正义的判分问题，但“拥刘抑曹”毕竟只是作者的立场。作者花费许多笔墨表现刘备之仁，为表现其政治理想而将赋予刘备道德光环，将西蜀政权作为正道，这无疑为读者展现了中国式的思想智慧和人文形态[4]。作者在《三国演义》中虽强调刘备的仁厚本质，却也在小处出现错漏——大军一路逼近成都时，刘备问庞统：“今日之会，可为乐乎？”对曰：“伐人之国，而以为乐，非仁者之兵也。”此处以庞统之言反衬刘备之本心。
“春秋无义战”，三国亦是如此。曹操之奸诈切合争霸之需要，刘备之仁善利于笼络人心，孙权中庸只为守自家疆土。战火纷飞的环境是非常态的，它足以使人性扭曲和异化，但人性光辉又不会完全泯灭，而会从战争中的许多个例中体现出来[5]，如糜夫人为保阿斗投井自杀等。因此，阅读者更应当保持对战争的清醒认识，关注其中人性之变化，断不可为表象所迷惑。
2.女性尊严
《三国演义》中的男性形象占据大半部分，其中涉及到的女性人物并不多。中国传统社会背景下的女性地位原本就不高，在武力当道的冷兵器时期，这些为数不多的女性就更容易沦为男性的附庸。那个时代的女子往往不能够有效掌握自己的命运，只能够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甚至是男权武力斗争的牺牲品：伏皇后和董贵妃命丧曹操手中；貂蝉充当离间董卓与吕布的工具；孙夫人对江殉情；徐庶之母自缴身亡；糜夫人为保阿斗投井自杀；猎户刘安杀妻招待刘备……
在《三国演义》中，女子几乎都成为男性玩弄政治的一个符号，她们被动甚至主动取消自己的人格独立性，使得自己生存在毫无自由、权利、人格的社会最底层[6]。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非貂蝉莫属，出身卑贱的她自愿充当王允手中一枚优秀的政治工具，从容周旋在董卓与吕布之间，其救国壮举令人感动，也使得王允对她刮目相看，甚至放下身段“叩头便拜”。但作者只字不提貂蝉内心的自我感受，只一味地强化国家大义，这就是男权文化观念的毒害的体现。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再受人“尊敬”的女性也只停留在政治工具的层面，这对女性来说无疑是个大悲剧——其基本的自我人格尊严已全然消失。
作为一部经典文学作品，《三国演义》为读者带来的审美享受是无穷的，但作品创作的年代局限使得其中某些情节的设定始终未能突破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以致在道德层面留下诸多缺憾。由此可见，作者的思想并不全然代表正确的意识走向，这也提醒读者应当从多角度研读文本，坚持以理性的眼光去看待这部文学经典。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学术作品精选集[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238.
[2]李炳钦.《三国演义》的史诗品格[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4）：73-77.
[3]陈辽.《三国演义》美学的新开拓——读霍雨佳《三国演义美学价值》[J].海南师院学报.1992（1）：118-119 111.
[4]王湘.刘备“仁君”形象的构建与消解[J].长春大学学报.2010（7）：61-63.
[5]徐小跃.《三国演义》应作如是观——兼论战争与人性[J].新世纪图书馆.2014（8）：5-8.
[6]杨林夕.女性—符号—道德——论《三国演义》中的女性形象[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9（7）：11-17.
关键词：《三国演义》；审美价值；道德缺憾
作者简介：戴佳文（1995-），女，江苏苏州人，南京师范大学强化培养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13级本科在读。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5-0-02
脍炙人口的英雄故事总能激起听众的满腔热血，而群雄争霸的乱世在《三国演义》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正如鲁迅先生所言，“三国的事情，不像五代那样纷乱，又不像楚汉那样简单，恰是不简不繁，适于作小说。而且三国的英雄，智术武勇，非常动人，所以人都喜欢取来做小说的材料。[1]”《三国演义》正是历史演义小说的典型代表。
原始时代的璞玉，质地完好，却因雕琢技艺的不足而未能真正实现其价值，在笔者看来，《三国演义》也是如此。作为“明代四大奇书”之一，《三国演义》固然有极高的审美价值，但因作者所处时代的局限，其中某些情节的设定依旧未突破传统思维模式，以致小说存在诸多道德缺憾。在通读《三国演义》的基础上，本文试图从其审美价值与道德缺憾两个角度出发，对该书作简要评析。
一、审美价值
1.智之美
《三国演义》描写了近百次规模不一的战争，却都不曾给读者留下血肉横飞的恐怖感，反而以运筹帷幄的智谋展现人类的智慧光芒。
纵观全书，仅回目标题便有三十二处明确提到了“智”、“谋”、“计”，不下两处提及“诈”，如第四十四回“孔明用智激周瑜，孙权决计破曹操”、第四十六回“用奇谋孔明借箭，献密计黄盖受刑”。事实上，《三国演义》通篇闪耀着智慧的光芒[2]。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当属诸葛亮，“激周瑜”、“算华容”、“取鲁肃”、“取汉中”、“布八阵”、“擒孟获”、“取三城”、“锦囊计”，一系列谋略的策划不枉其“智绝”之美称。智谋是文士在军中立足的基本，与此相比，作者笔下描绘的一些以智取胜的武将就显得尤为可贵。全书第七十回“猛张飞智取瓦口隘，老黄忠计夺天荡山”中，一向以勇武著称的张飞用智取胜，老将黄忠也凭借计谋夺取军事要地，为蜀汉政权的稳固打下良好基础。这些谋略的使用不仅加剧了人物冲突、影响了战争形势，更丰富了情节，将英雄形象塑造地更为生动，尤其是武将以智取胜的情节设置，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扁平、单一的人物塑造传统，带给读者极大的智慧美的享受。
2.仁之美
在《三国演义》中，曹操被塑造成一个极丑恶的反面形象，“宁教我负天下人”的宗旨为其政治生涯勾勒出一幅奸雄版图。他奸诈多疑、自私冷酷，老谋深算而又不乏机警，吕伯奢以仁义待之，却反遭灭顶之灾，此后杀袁忠、杀桓邵、血洗徐州等情节更突显其残忍冷酷的性格特征，作者几乎完全使之站立在仁义道德的对立面。
与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战略不同，刘备以“匡扶汉室”为旗号，在争夺天下的较量中，特别关注舆论和民心，“三让徐州”、“得荆州”、“取益州”等都是依托其仁善所得。有刘备自述为证：“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若以小利而失信于天下，吾不为也。”他的举措带有浓厚的儒家伦理道德，其忠义之仁美由此可见一斑。
作者通过玄德等人之善与孟德等奸雄之恶，从正反两个角度表现仁善之美，极大满足读者嫉恶扬善的心理需求，扩充了仁美之价值。
3.悲剧美
《三国演义》无疑是部悲剧，以刘备为代表的正义一方败给邪恶一方，曹魏政权与司马家族相继取得了最后的胜利[3]。作为历史演义小说的代表，小说在塑造人物形象的同时也毫不保留地揭示历史的残酷性。正义一方以“仁善”为出发点追求政治理想，虽体现了历史的必然要求，但却遭受重重阻碍，最终酿成失败悲剧。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恩格斯的悲剧理论——真正的悲剧冲突发生在“历史必然的要求和实现这种要求的实际不可能”之间的矛盾。历史虽不可逆转，但人民作为历史发展的主体，在受到小说鼓舞的情况下，其为正义愤愤不平的心态很可能转化为与残酷现实斗争的力量。北宋苏轼在《东坡志林》中记载：“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小儿尚能分辨正邪，更何况有志之士？
如果刘备、关羽、张飞与孔明不能代表和反映历史的必然要求，那么读者断不会对其生发同情[3]，正因这些战争失利者拥有的为人称道的可贵品质，他们的失败才能更引人深思、扣人心弦。历史现实毕竟不同于童话故事，它无法按照人民的意愿提交满意的答卷。作者深谙此理，因此才转而以悲剧形式为读者展现更加震撼人心的美，在笔者看来，《三国演义》所体现出的悲剧之美价值甚高。
二、道德缺憾
《三国演义》固然有其审美价值，但也有学者就其中表现出的过于保守的正统封建思想、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诡谲的权术思想等进行批判。姚斯的接受美学理论认为文学文本是一个多层面的开放式图式结构，对同一文学作品的看法因人而异。由此，笔者在简要归结其审美价值的基础上，也根据这些较为普遍的认知价值来探讨其中的战争人性与女性尊严，借此简析《三国演义》作者在创作中留下的道德缺憾。
1.战争人性
《三国演义》的大量笔墨都聚集在规模不一的战场上，以战争串联起这段历史。东汉末年，各方英雄乘董卓乱政之机，纷纷走上历史舞台，刘表、袁绍之辈相继幻灭，魏蜀吴政权争霸多年，最终三国归晋，又复大一统局面。其中不乏引人入胜的战斗场面，“拔矢啖睛”、“火烧赤壁”这些充分展示力量之壮美及武力之阳刚的描述将残酷的战争现实隐藏在艺术描绘中，只将伤亡惨重的各方士兵当作主要人物活动的人肉背景，而读者在其中体会最多的便是酣战之爽快感，却从不曾将现实人性所需之仁厚与战争苦痛联系起来。 小说人物固然有勇猛善谋的英雄品格，有高于生命的手足大义，然而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即便是同一个政权内部都会存在分裂，更不必说政权之间的尔虞我诈。脍炙人口的单刀会中，关羽凭借英雄气概独自赴鸿门宴，并与东吴众人理论荆州的主权问题，坚持江山从来只为英雄所得的主张，后又假意亲近鲁肃获取脱身机会。关公此番单刀赴会的英雄壮举为后人所称道，但却鲜有读者关注到在这个情节设置中，作者为强化关羽的英雄气概而有意地将西蜀政权不归还荆的奸诈之处隐去了。此外，虽然战争涉及到正义与非正义的判分问题，但“拥刘抑曹”毕竟只是作者的立场。作者花费许多笔墨表现刘备之仁，为表现其政治理想而将赋予刘备道德光环，将西蜀政权作为正道，这无疑为读者展现了中国式的思想智慧和人文形态[4]。作者在《三国演义》中虽强调刘备的仁厚本质，却也在小处出现错漏——大军一路逼近成都时，刘备问庞统：“今日之会，可为乐乎？”对曰：“伐人之国，而以为乐，非仁者之兵也。”此处以庞统之言反衬刘备之本心。
“春秋无义战”，三国亦是如此。曹操之奸诈切合争霸之需要，刘备之仁善利于笼络人心，孙权中庸只为守自家疆土。战火纷飞的环境是非常态的，它足以使人性扭曲和异化，但人性光辉又不会完全泯灭，而会从战争中的许多个例中体现出来[5]，如糜夫人为保阿斗投井自杀等。因此，阅读者更应当保持对战争的清醒认识，关注其中人性之变化，断不可为表象所迷惑。
2.女性尊严
《三国演义》中的男性形象占据大半部分，其中涉及到的女性人物并不多。中国传统社会背景下的女性地位原本就不高，在武力当道的冷兵器时期，这些为数不多的女性就更容易沦为男性的附庸。那个时代的女子往往不能够有效掌握自己的命运，只能够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甚至是男权武力斗争的牺牲品：伏皇后和董贵妃命丧曹操手中；貂蝉充当离间董卓与吕布的工具；孙夫人对江殉情；徐庶之母自缴身亡；糜夫人为保阿斗投井自杀；猎户刘安杀妻招待刘备……
在《三国演义》中，女子几乎都成为男性玩弄政治的一个符号，她们被动甚至主动取消自己的人格独立性，使得自己生存在毫无自由、权利、人格的社会最底层[6]。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非貂蝉莫属，出身卑贱的她自愿充当王允手中一枚优秀的政治工具，从容周旋在董卓与吕布之间，其救国壮举令人感动，也使得王允对她刮目相看，甚至放下身段“叩头便拜”。但作者只字不提貂蝉内心的自我感受，只一味地强化国家大义，这就是男权文化观念的毒害的体现。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再受人“尊敬”的女性也只停留在政治工具的层面，这对女性来说无疑是个大悲剧——其基本的自我人格尊严已全然消失。
作为一部经典文学作品，《三国演义》为读者带来的审美享受是无穷的，但作品创作的年代局限使得其中某些情节的设定始终未能突破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以致在道德层面留下诸多缺憾。由此可见，作者的思想并不全然代表正确的意识走向，这也提醒读者应当从多角度研读文本，坚持以理性的眼光去看待这部文学经典。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学术作品精选集[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238.
[2]李炳钦.《三国演义》的史诗品格[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4）：73-77.
[3]陈辽.《三国演义》美学的新开拓——读霍雨佳《三国演义美学价值》[J].海南师院学报.1992（1）：118-119 111.
[4]王湘.刘备“仁君”形象的构建与消解[J].长春大学学报.2010（7）：61-63.
[5]徐小跃.《三国演义》应作如是观——兼论战争与人性[J].新世纪图书馆.2014（8）：5-8.
[6]杨林夕.女性—符号—道德——论《三国演义》中的女性形象[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9（7）：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