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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鲁迅夫人，多数人只知道许广平，却不知鲁迅身后还有一个叫朱安的女人。朱安虽然是鲁迅的妻子，却有名无实，她为鲁迅空守了41年，最后孤独地长眠于北京西直门外保福寺处。
朱安与鲁迅是同乡，祖上曾做过知县一类的官。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朱安，虽然识字不多，但是懂得礼仪，性格温和，待人厚道。朱安和旧中国很多家庭的女儿一样，从小被教养成一个切合传统要求的典型：三从四德，温良贤淑。
父母惜之如掌上明珠，取名为“安”，想必是希望女儿平安、恬淡度过一生。朱安最终却用“安静”两字诠释了自己的名字，她安静地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安静得让人忽略了她的存在。
朱安和鲁迅定亲时，按照现在的说法，已是“大龄剩女”了。朱安比鲁迅大三岁，乡里有俗语：女大三，抱金砖。彼时周家虽然败落，但周家也称“周家台门”，看起来还是门当户对的。
1906年，鲁迅的母亲装病将鲁迅从日本骗回家与朱安成亲，时年鲁迅26岁，朱安29岁。听说新郎官喜欢大脚，新婚的朱安特意穿了双大鞋，里面塞了很多棉花，本想讨新郎的欢心，可是在出花轿的时候，轿子太高，鞋子掉了下去，露出了三寸金莲。按当时的民间说法，成亲时掉鞋，是凶兆。这就像一个魔咒，诅咒了朱安以后的人生。
鲁迅堂叔周冠五回忆那天晚上的情形：“结婚的那天晚上，是我和新台门衍太太的儿子明山二人扶新郎上楼的。一座陈旧的楼梯上，一级一级都铺着袋皮。楼上是两间低矮的房子，用木板隔开，新房就设在靠东首的一问，房内放置着一张红漆的木床和新媳妇的嫁妆。当时，鲁迅一句话也没有讲，我们扶他，他也不推辞。见了新媳妇，他照样一声不响，脸上有些阴郁……”
周家的佣工王鹤照当时18岁，他透露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细节：鲁迅新婚后的第二天早上，印花被的靛青染青了他的脸，让人想到他那晚很可能把头埋在被子里哭了。婚后第四天，鲁迅就携二弟周作人去了日本，离开了母亲强加给他的女人。
没有人提到，朱安在这新婚的三四天里是怎么熬过来的。也许，就是在那一刻，她想到自己就像一只蜗牛，只要慢慢爬，慢慢熬，总能等到周家少爷回心转意的那一天。
1919年，鲁迅卖掉周家老房，在北京买下了八道湾的宅子，准备把家人接去同住。对朱安来说，这意味着她从此要离开故乡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这无异于和娘家人生离死别。但朱安谨遵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习俗，跟随鲁迅来到北京，此生再也没有回去。
自1919年起，鲁迅搬了三次家，朱安也跟着一次次地迁居。1924年5月25日晨，鲁迅携母亲、朱安迁居到西三条胡同21号的住宅，开始了他们在新家的生活，这使她重新看到了希望，以为他终于回心转意了，然而，这一切只是朱安自己的幻想……
“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鲁迅的这句表白很著名，曾被许多人引用，以证明他对朱安确实毫无感情，只有供养的义务。
与鲁迅相比，朱安更加不幸。鲁迅忍受了漫长的煎熬，最终还是等到了他的“月亮”许广平;而朱安真的“做一世的牺牲”，陪伴她的只有年迈的鲁老太太和日复一日的空房……
1923年秋天，鲁迅应好友许寿裳之邀，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24年更名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讲课，在这里认识了许广平。这样的师生关系延续了一年多，直到1925年3月，由于许广平写信向鲁迅求教，他们之间有了进一步接触，原本疏远的师生关系才有了突破。
鲁迅和许广平在上海同居并生下海婴，对朱安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房东的妹妹问她“那你以后怎么办呢”，她一下子被触动了心事，显得相当激动：“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我好比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
她说这些话时，神情十分沮丧。她接着说：“看来我这一辈子只好服侍娘娘（鲁迅母亲）一个人了，万一娘娘‘归了西天’，从大先生一向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这也是朱安唯一一次向别人袒露心迹。
鲁迅去世后，朱安将鲁迅著作权的所有版权全权委托给许广平打理，《鲁迅全集》才得以顺利筹备出版。
许广平也对朱安的生活设法维持。然而在心底里，朱安依旧有一种“拿人家的手短”的客气和怯怯，有时还会出现联系不上许广平的状况。
贫困潦倒、体弱多病又步入老年的朱安，仅靠周作人每月供给的150块钱根本无法维持生活。她每天的食物主要是小米面窝头、菜汤和几样自制的腌菜，即使这样，也常常难以保证，到1944年已欠债4000多元。因此，她听从了周作人的建议，决定出售鲁迅的藏书。
1944年8月25日的《新中国报》刊登了这一消息，许广平闻悉，忧心如焚，立即给久未通音信的朱安写了信，加以阻止。同时，上海文化界进步人士都很焦急，当年10月，还推举唐弢、刘哲民二人去北京解释劝阻。
1944年唐弢造访朱安，看见她也只是默默地喝着汤水似的稀粥，吃着几块酱萝卜。在来客面前，朱安情绪激动，她冲着客人说：“你们总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
在困顿的岁月里，哪怕是作为“鲁迅的遗物”，她也被世人长久地遗忘了。万千辛酸，使她发出了这样的呐喊。这是她一生最后的呐喊，也是她一生唯一为自己的申诉。这句悲号积攒了朱安一生的委屈与压抑，也用尽了她一生的力气。
在艰难的抗战以及国内战争期间，朱安作为鲁迅的合法夫人，都做到了有尊严地活着，对社会各界的捐助，一般都是辞而不受，她说“宁自苦，不愿苟取”，确实不愧为鲁迅夫人。
朱安并不迂腐，相反，她异常清醒，对于自己的处境，对于生活和时代强加给她的一切，她无力反抗，只能默默承受。
朱安去世前一日，对前来探访的记者说：“周先生对我并不算坏，彼此间并没有争吵，各有各的人生，我应该原谅他……许先生待我极好，她懂得我的想法，她肯維持我……她的确是个好人。”而对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她虽终生未见，却充满了挂念。据亲友给许广平说，朱安临终时，“泪流满面，她念大先生，念先生又念海婴”。她唯一的遗憾，是没有见过海婴。
朱安曾说：“灵柩回南，葬在大先生之旁。”她至死都想着要跟鲁迅守在一起，可是，就像生前不能如愿，她的遗愿也没有实现。
1947年6月，朱安在北平病逝，走完了她看似波澜不惊实则暗潮汹涌的一生。她的葬礼按许广平的意思举行，墓地设在西直门外保福寺处，没有墓碑。她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69个春秋，孤独地度过了四十多年的漫长岁月。最终，朱安这个“母亲的礼物”还是还给了母亲。
编辑/汪微微
朱安与鲁迅是同乡，祖上曾做过知县一类的官。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朱安，虽然识字不多，但是懂得礼仪，性格温和，待人厚道。朱安和旧中国很多家庭的女儿一样，从小被教养成一个切合传统要求的典型：三从四德，温良贤淑。
父母惜之如掌上明珠，取名为“安”，想必是希望女儿平安、恬淡度过一生。朱安最终却用“安静”两字诠释了自己的名字，她安静地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安静得让人忽略了她的存在。
朱安和鲁迅定亲时，按照现在的说法，已是“大龄剩女”了。朱安比鲁迅大三岁，乡里有俗语：女大三，抱金砖。彼时周家虽然败落，但周家也称“周家台门”，看起来还是门当户对的。
1906年，鲁迅的母亲装病将鲁迅从日本骗回家与朱安成亲，时年鲁迅26岁，朱安29岁。听说新郎官喜欢大脚，新婚的朱安特意穿了双大鞋，里面塞了很多棉花，本想讨新郎的欢心，可是在出花轿的时候，轿子太高，鞋子掉了下去，露出了三寸金莲。按当时的民间说法，成亲时掉鞋，是凶兆。这就像一个魔咒，诅咒了朱安以后的人生。
鲁迅堂叔周冠五回忆那天晚上的情形：“结婚的那天晚上，是我和新台门衍太太的儿子明山二人扶新郎上楼的。一座陈旧的楼梯上，一级一级都铺着袋皮。楼上是两间低矮的房子，用木板隔开，新房就设在靠东首的一问，房内放置着一张红漆的木床和新媳妇的嫁妆。当时，鲁迅一句话也没有讲，我们扶他，他也不推辞。见了新媳妇，他照样一声不响，脸上有些阴郁……”
周家的佣工王鹤照当时18岁，他透露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细节：鲁迅新婚后的第二天早上，印花被的靛青染青了他的脸，让人想到他那晚很可能把头埋在被子里哭了。婚后第四天，鲁迅就携二弟周作人去了日本，离开了母亲强加给他的女人。
没有人提到，朱安在这新婚的三四天里是怎么熬过来的。也许，就是在那一刻，她想到自己就像一只蜗牛，只要慢慢爬，慢慢熬，总能等到周家少爷回心转意的那一天。
1919年，鲁迅卖掉周家老房，在北京买下了八道湾的宅子，准备把家人接去同住。对朱安来说，这意味着她从此要离开故乡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这无异于和娘家人生离死别。但朱安谨遵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习俗，跟随鲁迅来到北京，此生再也没有回去。
自1919年起，鲁迅搬了三次家，朱安也跟着一次次地迁居。1924年5月25日晨，鲁迅携母亲、朱安迁居到西三条胡同21号的住宅，开始了他们在新家的生活，这使她重新看到了希望，以为他终于回心转意了，然而，这一切只是朱安自己的幻想……
“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鲁迅的这句表白很著名，曾被许多人引用，以证明他对朱安确实毫无感情，只有供养的义务。
与鲁迅相比，朱安更加不幸。鲁迅忍受了漫长的煎熬，最终还是等到了他的“月亮”许广平;而朱安真的“做一世的牺牲”，陪伴她的只有年迈的鲁老太太和日复一日的空房……
1923年秋天，鲁迅应好友许寿裳之邀，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24年更名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讲课，在这里认识了许广平。这样的师生关系延续了一年多，直到1925年3月，由于许广平写信向鲁迅求教，他们之间有了进一步接触，原本疏远的师生关系才有了突破。
鲁迅和许广平在上海同居并生下海婴，对朱安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房东的妹妹问她“那你以后怎么办呢”，她一下子被触动了心事，显得相当激动：“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我好比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
她说这些话时，神情十分沮丧。她接着说：“看来我这一辈子只好服侍娘娘（鲁迅母亲）一个人了，万一娘娘‘归了西天’，从大先生一向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这也是朱安唯一一次向别人袒露心迹。
鲁迅去世后，朱安将鲁迅著作权的所有版权全权委托给许广平打理，《鲁迅全集》才得以顺利筹备出版。
许广平也对朱安的生活设法维持。然而在心底里，朱安依旧有一种“拿人家的手短”的客气和怯怯，有时还会出现联系不上许广平的状况。
贫困潦倒、体弱多病又步入老年的朱安，仅靠周作人每月供给的150块钱根本无法维持生活。她每天的食物主要是小米面窝头、菜汤和几样自制的腌菜，即使这样，也常常难以保证，到1944年已欠债4000多元。因此，她听从了周作人的建议，决定出售鲁迅的藏书。
1944年8月25日的《新中国报》刊登了这一消息，许广平闻悉，忧心如焚，立即给久未通音信的朱安写了信，加以阻止。同时，上海文化界进步人士都很焦急，当年10月，还推举唐弢、刘哲民二人去北京解释劝阻。
1944年唐弢造访朱安，看见她也只是默默地喝着汤水似的稀粥，吃着几块酱萝卜。在来客面前，朱安情绪激动，她冲着客人说：“你们总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
在困顿的岁月里，哪怕是作为“鲁迅的遗物”，她也被世人长久地遗忘了。万千辛酸，使她发出了这样的呐喊。这是她一生最后的呐喊，也是她一生唯一为自己的申诉。这句悲号积攒了朱安一生的委屈与压抑，也用尽了她一生的力气。
在艰难的抗战以及国内战争期间，朱安作为鲁迅的合法夫人，都做到了有尊严地活着，对社会各界的捐助，一般都是辞而不受，她说“宁自苦，不愿苟取”，确实不愧为鲁迅夫人。
朱安并不迂腐，相反，她异常清醒，对于自己的处境，对于生活和时代强加给她的一切，她无力反抗，只能默默承受。
朱安去世前一日，对前来探访的记者说：“周先生对我并不算坏，彼此间并没有争吵，各有各的人生，我应该原谅他……许先生待我极好，她懂得我的想法，她肯維持我……她的确是个好人。”而对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她虽终生未见，却充满了挂念。据亲友给许广平说，朱安临终时，“泪流满面，她念大先生，念先生又念海婴”。她唯一的遗憾，是没有见过海婴。
朱安曾说：“灵柩回南，葬在大先生之旁。”她至死都想着要跟鲁迅守在一起，可是，就像生前不能如愿，她的遗愿也没有实现。
1947年6月，朱安在北平病逝，走完了她看似波澜不惊实则暗潮汹涌的一生。她的葬礼按许广平的意思举行，墓地设在西直门外保福寺处，没有墓碑。她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69个春秋，孤独地度过了四十多年的漫长岁月。最终，朱安这个“母亲的礼物”还是还给了母亲。
编辑/汪微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