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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2年的6月5日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召开开始，中国人才开始将“环境”和“保护”两个独立的词组合到一起，并将之带回中国。环保价值观在中国的落地生根，却经历了并不平凡的道路。
《寂静的春天》播下了新行动主义的种子，并间接促进成了1972年6月5日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召开。从这一天起，每年的6月5日成为“世界环境日”，适时提醒一下人们注意别让地球太受伤。
中国派出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是国际社会就环境问题召开的第一次世界性会议，并且首开了环境问题国际合作的先河。对于中国来说，参加这次会议同样意义重大，在此之前，中国甚至连环境问题的科学定义都搞不清楚，在此之后，中国的环境保护从公共政策到公共意识，一步步发展起来。
但是，环境恶化的趋势到今天依旧没有扭转。
“这是一个奇迹”
“环境”和“保护”这两个词曾经是毫不相干的。
正是参加了第一次人类环境保护会议，中国代表们才把“环境”与“保护”两个“独立”的词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新词——“环境保护”，简称“环保”，并将之带回中国。
参加这一次国际会议的中国代表团阵容庞大，由国家计划、外交、冶金、轻工、卫生、核工业、石油化工、农业等部门和北京、上海方面以及科技界的40多人组成，浩浩荡荡开往斯德哥尔摩。
此时的中国，“文革”正在进行中，社会一片混乱。这一年还发生了很多大事，仅仅在外交方面就有：2月，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破冰；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两个东方邻居签署中日邦交正常化联合声明。总之，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中国参加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这件事，并不显得多突出。
当时中国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后来成为国家环保局第一任局长的曲格平后来回忆说，中国代表团参加这次会议“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奇迹就在于中国当时处于无政府状态，人们集体上对环境问题非常陌生，而且按照当时的极左路线理论，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能产生污染的。谁要说有污染，就是谁就在给社会主义抹黑。
“在只准颂扬，不准批评的氛围里，环境清洁优美的赞歌听得人醺醺欲醉；在闭关锁国的状态下，这样自然也可以让人心安理得”，曲格平说。中国代表团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席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的。
在斯德哥尔摩期间，曲格平做了题为《在发展中解决环境问题》的演讲，他说，我国在发展工业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工业对环境污染的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讲，维护和改善环境主要靠在发展民族经济中去解决，不能用停滞的办法，更不能用倒退的办法去解决。我们相信，只要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不断总结经验，及时采取措施，是可以在发展工业的同时，防止和消除可能出现的工业污染危害的。
但是，中国的代表们在这次人类环境会议上所感受的，主要是冲击。
“那时的中国连环境问题的科学定义都搞不清楚”，曲格平说，大家都把环境问题当作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认为和中国关系不大，在会议上中国代表主要是针对美国，对美国在越战中一系列对环境的破坏行为进行了揭露和抨击，对国际社会面临的诸多环境问题却了解不多。
曲格平回忆当时的场景：谈了几天，中国代表们才惊奇地发现，原来一直在“鸡同鸭讲”，中国代表对环境问题的理解甚至和国际上已在谈论的都不一样——我们认为环境问题就是“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污染，是局部的，而国际上已经把环境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谈论更多的是生物圈、大气圈、森林生态环境等“大环境”。这让中国代表们出了一身冷汗，感觉像找到了一面镜子，通过对比分析，猛然间看到了中国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原来中国污染的程度并不亚于西方国家。
“实事求是的讲，我们是在对环境问题这一命题的内涵和外延都很不清楚的情况下与人家展开辩论的”，曲格平后来说。
参加完会议讨论后，部分中国代表开了一次总结会，会上曲格平把自己感受的冲击讲出来，得到了大家的共鸣，并且通过各种渠道把这种认识和觉醒传播开来。周恩来、李先念、余秋里等领导人也都了解到了这种情况，此为一年后的全国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奠定了一个比较好的思想基础。
但是，代表团在回国后，迫于当时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在对会议进行上报总结时，历数的全是政治斗争，而对这次环境会议讨论的重点——环境与发展，却几乎只字未提。
“中国代表团为政治斗争而去，完成任务胜利而归”，曲格平后来撰文写道。
新中国第一项治污工程
中国代表团参加的这次会议，使得“环保”作为一个崭新的理念传入了中国，这是中国环保事业起步的外因，此间发生在中国的数起环境污染事件，则从内部角度推动了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诞生。
1972年3月，一些北京市民在吃了市场出售的鲜鱼后，出现了恶心、呕吐等症状。因为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甚至有人以为是阶级敌人在搞破坏。
这件事情引起了周恩来的重视，他亲自过问。国家计委、国家建委立即组成了调查组，调查结果很快出来了：是官厅水库的鱼受到了污染。污染源除了分布在河北宣化地区外，还有来自张家口、大同等地区的污水。
调查报告还指出，官厅水库的水污染还在呈现集聚加重趋势，水库盛产的小白鱼、胖头鱼体内DDT含量每公斤达两毫克(当时日本规定不得超过0.11毫克)。“今春从水库收购的4万斤鱼，不敢出售”。
为解决这次污染问题，当时由北京、河北、山西方面和中央有关部委共同组成的一个领导小组便宣告成立，万里任组长。经过分期治理，控制住了官厅水库的污染。这是建国后由国家组织进行的第一项污染治理工程。
DDT是这次让市民生病的“元凶”。同样是在1972年，中国颁布法律，在全国范围内禁止生产和使用DDT。
除了这次官厅水库污染事件，从1970年到1972年6月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召开前这段时间，中国还连续发生了数起环境污染事件：大连海湾因陆源污染使6处滩涂养殖场关闭；渤海湾、上海港口、南京港口也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形，对此，曲格平受委派一一进行了调查。卫生部此间也有报告说，许多食品饮料因滥用化学添加剂，对人民群众健康造成了严重危害。
不断发生的环境污染事件使曲格平意识到：必须召开一次专门会议，以研究防治办法。他的建议得到了国务院领导的同意，本计划在1972年召开这次会议，后因筹备参加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而推迟。
推向社会
斯德哥尔摩的经历让中国意识到了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和广泛性。1973年8月5日国务院召开全国环境保护会议，这是新中国举行的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
对于这次会议，曲格平有着详细的回忆：当时参加会议的有300多人，除了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及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人外，还有工厂代表和科学界的代表。此会一开，就越开越“火”，一口气开了半个月。
在当时的环境下，谈污染在很大程度上就等同于揭露“社会主义黑暗面”。为了消除大家的顾虑，会前，曲格平等人专门对一些省、市和部门做了“发动”工作，鼓励他们大胆暴露问题。
“发动”是有效果的。在会议上，中国在环境方面的严重问题得到了比较充分的暴露：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海河、辽河等主要江河大面积水质恶化，鱼产品大幅度下降甚至绝迹；大连、天津、青岛、上海等城市的海湾污染也很严重；大中城市烟雾弥漫、疾病增多；农作物大面积受害；工业污染、农药污染、森林、草原和珍稀野生动植物遭受破坏的情况也都很突出。
曲格平说，会议列举的大量事实令人们震惊。会议越开越热烈，越开越深入，最后周总理决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有党、政、军、民、学各界代表参加的万人大会。自此，环境保护被推向了社会。
环保要感谢周总理
如果没有周总理的重视和支持，中国的环保事业至少要晚起步十年——在中国环保事业起步时，这是曲格平的重要感受。
“在‘文革’风暴气候下，竟然能召开环境保护会议，并允许揭露‘社会主义阴暗面’，这全靠周恩来总理的支持”，曲格平回忆说，当时“四人帮”正忙于夺权，没有出来反对和阻挠，他们对环保这种事“不屑一顾”。全国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后，各地方相继召开了会议，广做宣传，建立了环保工作机构，展开了环境治理。在“文革”的一片混乱中，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艰难地起步了。
周恩来一再提醒经济部门的负责人要注意控制和解决环境污染的问题，在搞工业建设的同时就要抓紧解决工业污染问题，绝对不能做贻害子孙后代的事情。
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总理的教导却很少引起反应。对此，曲格平回忆道：除了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外，当时经济领导部门不认识环境污染的巨大危害是重要原因。为了改变这种无知、或者称之为愚昧的状态，周总理在1970年后的每次全国计划会议上都以国外公害为戒，指出环保的重要性，指示要把防治污染、保护环境列入到国民经济计划中去。“仅在1971年2月间他就七次提到环境保护问题。”
此时的“公害”问题绝非空穴来风，1956年在日本水俣湾附近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水俣病”。这种病症最初出现在猫身上，被称为“猫舞蹈症”。病猫步态不稳，抽搐、麻痹，甚至跳海死去，被称为“自杀猫”。不久，此地有人患上这种病症。患者由于脑中枢神经和末梢神经被侵害，轻者口齿不清、步履蹒跚、面部痴呆、手足麻痹、感觉障碍、视觉丧失、震颤、手足变形，重者神经失常，或酣睡，或兴奋，身体弯成弓形，高叫着惨死。后来经过调查，医务工作者终于找到了造成该病真正的元凶——汞中毒。因为当地工业将汞排放到海里，人类又食用了含汞超标的海产品，因此健康受到严重损害。
日本的“公害”引发了中国的关注。根据曲格平的回忆，当时日本的一本著作《日本列岛改造论》在中国流行，其中把日本称为“公害列岛”，“公害”一此在中国被广泛引用。
从公共政策到价值观
1973年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审议通过了“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环境保护工作方针和《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从此，我国环境保护事业被提上议事日程。
1983的全国第二次环境保护会议则明确了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到了今年的中共十七大，则把“科学发展观”正式写入了党章，建设生态文明成为十七大报告的重要内容。
国家环保局副局长潘岳在《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一文中写道：未来社会应该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场质的变革，应是一个经济效率、社会公正、生态和谐相统一的新型社会。有不少人都把科学发展观等同于一种单纯经济发展模式的改变。甚至把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构建也降低到一个技术层面。这是非常片面的。他预测：我们正处于一个新型文明的前夜，这就是生态文明。对中国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生态和谐观，为实现生态文明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与思想源泉。
《寂静的春天》播下了新行动主义的种子，并间接促进成了1972年6月5日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召开。从这一天起，每年的6月5日成为“世界环境日”，适时提醒一下人们注意别让地球太受伤。
中国派出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是国际社会就环境问题召开的第一次世界性会议，并且首开了环境问题国际合作的先河。对于中国来说，参加这次会议同样意义重大，在此之前，中国甚至连环境问题的科学定义都搞不清楚，在此之后，中国的环境保护从公共政策到公共意识，一步步发展起来。
但是，环境恶化的趋势到今天依旧没有扭转。
“这是一个奇迹”
“环境”和“保护”这两个词曾经是毫不相干的。
正是参加了第一次人类环境保护会议，中国代表们才把“环境”与“保护”两个“独立”的词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新词——“环境保护”，简称“环保”，并将之带回中国。
参加这一次国际会议的中国代表团阵容庞大，由国家计划、外交、冶金、轻工、卫生、核工业、石油化工、农业等部门和北京、上海方面以及科技界的40多人组成，浩浩荡荡开往斯德哥尔摩。
此时的中国，“文革”正在进行中，社会一片混乱。这一年还发生了很多大事，仅仅在外交方面就有：2月，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破冰；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两个东方邻居签署中日邦交正常化联合声明。总之，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中国参加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这件事，并不显得多突出。
当时中国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后来成为国家环保局第一任局长的曲格平后来回忆说，中国代表团参加这次会议“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奇迹就在于中国当时处于无政府状态，人们集体上对环境问题非常陌生，而且按照当时的极左路线理论，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能产生污染的。谁要说有污染，就是谁就在给社会主义抹黑。
“在只准颂扬，不准批评的氛围里，环境清洁优美的赞歌听得人醺醺欲醉；在闭关锁国的状态下，这样自然也可以让人心安理得”，曲格平说。中国代表团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席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的。
在斯德哥尔摩期间，曲格平做了题为《在发展中解决环境问题》的演讲，他说，我国在发展工业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工业对环境污染的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讲，维护和改善环境主要靠在发展民族经济中去解决，不能用停滞的办法，更不能用倒退的办法去解决。我们相信，只要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不断总结经验，及时采取措施，是可以在发展工业的同时，防止和消除可能出现的工业污染危害的。
但是，中国的代表们在这次人类环境会议上所感受的，主要是冲击。
“那时的中国连环境问题的科学定义都搞不清楚”，曲格平说，大家都把环境问题当作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认为和中国关系不大，在会议上中国代表主要是针对美国，对美国在越战中一系列对环境的破坏行为进行了揭露和抨击，对国际社会面临的诸多环境问题却了解不多。
曲格平回忆当时的场景：谈了几天，中国代表们才惊奇地发现，原来一直在“鸡同鸭讲”，中国代表对环境问题的理解甚至和国际上已在谈论的都不一样——我们认为环境问题就是“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污染，是局部的，而国际上已经把环境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谈论更多的是生物圈、大气圈、森林生态环境等“大环境”。这让中国代表们出了一身冷汗，感觉像找到了一面镜子，通过对比分析，猛然间看到了中国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原来中国污染的程度并不亚于西方国家。
“实事求是的讲，我们是在对环境问题这一命题的内涵和外延都很不清楚的情况下与人家展开辩论的”，曲格平后来说。
参加完会议讨论后，部分中国代表开了一次总结会，会上曲格平把自己感受的冲击讲出来，得到了大家的共鸣，并且通过各种渠道把这种认识和觉醒传播开来。周恩来、李先念、余秋里等领导人也都了解到了这种情况，此为一年后的全国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奠定了一个比较好的思想基础。
但是，代表团在回国后，迫于当时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在对会议进行上报总结时，历数的全是政治斗争，而对这次环境会议讨论的重点——环境与发展，却几乎只字未提。
“中国代表团为政治斗争而去，完成任务胜利而归”，曲格平后来撰文写道。
新中国第一项治污工程
中国代表团参加的这次会议，使得“环保”作为一个崭新的理念传入了中国，这是中国环保事业起步的外因，此间发生在中国的数起环境污染事件，则从内部角度推动了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诞生。
1972年3月，一些北京市民在吃了市场出售的鲜鱼后，出现了恶心、呕吐等症状。因为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甚至有人以为是阶级敌人在搞破坏。
这件事情引起了周恩来的重视，他亲自过问。国家计委、国家建委立即组成了调查组，调查结果很快出来了：是官厅水库的鱼受到了污染。污染源除了分布在河北宣化地区外，还有来自张家口、大同等地区的污水。
调查报告还指出，官厅水库的水污染还在呈现集聚加重趋势，水库盛产的小白鱼、胖头鱼体内DDT含量每公斤达两毫克(当时日本规定不得超过0.11毫克)。“今春从水库收购的4万斤鱼，不敢出售”。
为解决这次污染问题，当时由北京、河北、山西方面和中央有关部委共同组成的一个领导小组便宣告成立，万里任组长。经过分期治理，控制住了官厅水库的污染。这是建国后由国家组织进行的第一项污染治理工程。
DDT是这次让市民生病的“元凶”。同样是在1972年，中国颁布法律，在全国范围内禁止生产和使用DDT。
除了这次官厅水库污染事件，从1970年到1972年6月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召开前这段时间，中国还连续发生了数起环境污染事件：大连海湾因陆源污染使6处滩涂养殖场关闭；渤海湾、上海港口、南京港口也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形，对此，曲格平受委派一一进行了调查。卫生部此间也有报告说，许多食品饮料因滥用化学添加剂，对人民群众健康造成了严重危害。
不断发生的环境污染事件使曲格平意识到：必须召开一次专门会议，以研究防治办法。他的建议得到了国务院领导的同意，本计划在1972年召开这次会议，后因筹备参加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而推迟。
推向社会
斯德哥尔摩的经历让中国意识到了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和广泛性。1973年8月5日国务院召开全国环境保护会议，这是新中国举行的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
对于这次会议，曲格平有着详细的回忆：当时参加会议的有300多人，除了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及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人外，还有工厂代表和科学界的代表。此会一开，就越开越“火”，一口气开了半个月。
在当时的环境下，谈污染在很大程度上就等同于揭露“社会主义黑暗面”。为了消除大家的顾虑，会前，曲格平等人专门对一些省、市和部门做了“发动”工作，鼓励他们大胆暴露问题。
“发动”是有效果的。在会议上，中国在环境方面的严重问题得到了比较充分的暴露：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海河、辽河等主要江河大面积水质恶化，鱼产品大幅度下降甚至绝迹；大连、天津、青岛、上海等城市的海湾污染也很严重；大中城市烟雾弥漫、疾病增多；农作物大面积受害；工业污染、农药污染、森林、草原和珍稀野生动植物遭受破坏的情况也都很突出。
曲格平说，会议列举的大量事实令人们震惊。会议越开越热烈，越开越深入，最后周总理决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有党、政、军、民、学各界代表参加的万人大会。自此，环境保护被推向了社会。
环保要感谢周总理
如果没有周总理的重视和支持，中国的环保事业至少要晚起步十年——在中国环保事业起步时，这是曲格平的重要感受。
“在‘文革’风暴气候下，竟然能召开环境保护会议，并允许揭露‘社会主义阴暗面’，这全靠周恩来总理的支持”，曲格平回忆说，当时“四人帮”正忙于夺权，没有出来反对和阻挠，他们对环保这种事“不屑一顾”。全国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后，各地方相继召开了会议，广做宣传，建立了环保工作机构，展开了环境治理。在“文革”的一片混乱中，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艰难地起步了。
周恩来一再提醒经济部门的负责人要注意控制和解决环境污染的问题，在搞工业建设的同时就要抓紧解决工业污染问题，绝对不能做贻害子孙后代的事情。
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总理的教导却很少引起反应。对此，曲格平回忆道：除了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外，当时经济领导部门不认识环境污染的巨大危害是重要原因。为了改变这种无知、或者称之为愚昧的状态，周总理在1970年后的每次全国计划会议上都以国外公害为戒，指出环保的重要性，指示要把防治污染、保护环境列入到国民经济计划中去。“仅在1971年2月间他就七次提到环境保护问题。”
此时的“公害”问题绝非空穴来风，1956年在日本水俣湾附近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水俣病”。这种病症最初出现在猫身上，被称为“猫舞蹈症”。病猫步态不稳，抽搐、麻痹，甚至跳海死去，被称为“自杀猫”。不久，此地有人患上这种病症。患者由于脑中枢神经和末梢神经被侵害，轻者口齿不清、步履蹒跚、面部痴呆、手足麻痹、感觉障碍、视觉丧失、震颤、手足变形，重者神经失常，或酣睡，或兴奋，身体弯成弓形，高叫着惨死。后来经过调查，医务工作者终于找到了造成该病真正的元凶——汞中毒。因为当地工业将汞排放到海里，人类又食用了含汞超标的海产品，因此健康受到严重损害。
日本的“公害”引发了中国的关注。根据曲格平的回忆，当时日本的一本著作《日本列岛改造论》在中国流行，其中把日本称为“公害列岛”，“公害”一此在中国被广泛引用。
从公共政策到价值观
1973年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审议通过了“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环境保护工作方针和《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从此，我国环境保护事业被提上议事日程。
1983的全国第二次环境保护会议则明确了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到了今年的中共十七大，则把“科学发展观”正式写入了党章，建设生态文明成为十七大报告的重要内容。
国家环保局副局长潘岳在《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一文中写道：未来社会应该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场质的变革，应是一个经济效率、社会公正、生态和谐相统一的新型社会。有不少人都把科学发展观等同于一种单纯经济发展模式的改变。甚至把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构建也降低到一个技术层面。这是非常片面的。他预测：我们正处于一个新型文明的前夜，这就是生态文明。对中国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生态和谐观，为实现生态文明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与思想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