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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很有文章可做”
毛泽东“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一些同志作说服工作”，前提是自己作了深入研究。对这两本书，他从1950年代到1960年代初究竟读了几遍，无法确证。可以肯定的是，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除1952年中译本刚出版就读了一遍外，仅1958年又三次阅读。他批注和圈画过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保留下来的有四种本子。有关批注和谈话，已分别收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和《毛泽东文集》。
关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毛泽东在1958年以前就已读过。1958年第三版出来后，又读。1959年12月10日到1960年2月9日，还专门组织一个读书小组，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研读此书。参加读书小组的有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党内“秀才”。他们边读边议，逐段讨论，毛泽东发表许多谈话。其谈话记录，保存下来的有两个本子。一个叫《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笔记》，将谈话按问题做了归纳，加了小标题；一个叫《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谈话记录稿》，按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原文顺序，同时印上原文段落和谈话内容。《毛泽东文集》第八卷节选了部分谈话记录，分为四个部分：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关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问题。
对这两本书，毛泽东始终以分析的态度来阅读。在评论中，常常指出书里哪些讲得正确，值得注意；哪些不正确或不太正确，应该怎样理解；哪些讲得模糊，作者自己都还没有搞清楚。
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不足，毛泽东认为：第一章讲掌握规律，但怎样掌握规律没有提出；斯大林说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值得研究；这本书从头到尾没有讲到上层建筑，没有考虑到人；基本错误是不相信农民；计划经济有话没有说完；工农业关系、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没有讲清楚；对于轻工业、农业不够重视，等等。
关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不足，毛泽东认为：这本书的写法很不好，总是从概念入手，先下定义，不讲道理；只讲物质前提，很少涉及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清楚；书中关于中国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的问题，说得不对；书里表达出想用经济力量控制别的国家，对他们自己也不见得有利，等等。
毛泽东阅读和评论这两本书，从头到尾都联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分析中国在建设中哪些搞得对，哪些搞得不对，原因在哪里，今后应该怎么办。例如，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他提出：“斯大林认为在苏联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在我们国家就不同，生产资料又是商品又不是商品，有一部分生产资料是商品，我们把农业机械卖给合作社。”在批语中，他甚至提出，把书中的“‘我国’（指苏联）两字改为‘中国’来读，就十分有味道”。一贯联系实际读“本本”的理念，在这里又一次得到生动体现。
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初，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关键时期。说其关键，是指这段时间是从顺利到曲折的一个拐点，正确的、基本正确的和不正确的思路常常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层确实面临甚至陷入一些理论思考的困境。但越是艰难，毛泽东越是执著地探索和思考。研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打开了他的思想空间，在认识上前进不少。他的阅读着眼点，事实上已经不局限于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倾错误，还围绕“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历史课题进行思考探索。
毛泽东读这两本书的批语和谈话，从宏观到微观提出了一系列非常难得的观点，其中，既有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创造性发挥，也有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的反思与总结，还有对未来进行经济建设的一些设想。
从大的思路上讲，他的阅读收获有：马克思主义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但单靠老祖宗不行，任何国家的共产党都要创造新的理论为现实服务；政治经济学不能不接触生产力；干革命，是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许多新的经验；社会主义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是管理问题，是人与人的关系，包括劳动中的人与人的关系；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很有文章可做，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太早；搞建设也要忍耐，不要希望早胜利；我们还没有掌握经济运行的客观法则，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等等。
从具体政策上讲，他的阅读收获有：搞经济计划，我们没有相当充分的研究，未必反映了经济客观规律；社会主义仍然需要发展商品生产，尊重价值规律；不摸到商品生产规律，会把农民引到敌人那里去；商品生产可以是资本主义的，也可以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不限于个人消费品，也应该包括生产资料；中国必须要有自己的经济体系；将来的城市不要那么大，需要建立许多小城市；要注意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经济学家们最好算算土地的价值；我们历来讲公私兼顾，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技术一发展，劳动组织和劳动力的分配就要跟着变化，等等。
这些阅读收获，即使今天看来，也非常难得。当然，毛泽东当时的认识还带有不稳定、不完备的特点，其思想发展也就存在多种可能性。但他联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进行理论探索的精神，让人感佩。
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感慨
在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过程中，毛泽东还提出，“很有必要写出一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根据这个建议，周恩来不久即在广东从化组织的读书小组的会议上，布置了编写《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任务，交由经济学家许涤新负责实施。该书由于后来受“文革”干扰，一直到新时期才陆续出版，共三卷，220万字。
当时提议研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多少是想了解近代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和规律，进而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提供历史认识的基础。 事实上，毛泽东内心当时涌动着一股浓郁的心结，希望能够写出适应新形势需要的理论著述。此番心迹，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展露无遗。他说：“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但是，要写出新著作，形成新理论，毕竟不那么容易。对其难处，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他有清醒的认识：
有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马克思才能写出《资本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至今还不过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
也就是说，没有实践的充分发展，没有足够的经验准备，要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让自己的认识和实践实现从自由王国到必然王国的飞跃，是不现实的。
自由与必然，是恩格斯《反杜林论》阐述的一个重要哲学命题。该书从两个方面谈到二者的关系。一是从认识论方面提出，自由是建立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必然性认识的基础上。一是从唯物史观方面提出，进入社会主义，由于摆脱了资本的束缚，生产力不断发展，人们在控制自然规律的过程中，可以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毛泽东对《反杜林论》的这个论断，特别感兴趣。常常从自由与必然的关系角度，来强调认识、把握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规律。比如，1941年，他在《驳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长文中，批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不去认真了解中国革命客观规律时，便引用《反杜林论》关于自由与必然的论述，说明自由不在于幻想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进而按规律去改造世界，由此得出结论，“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
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毛泽东再次遭遇同样的难题。为总结和反思“大跃进”运动的经验教训，《反杜林论》的这个论断，也再次成为他认识和理解现实问题的思想工具。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他引用恩格斯说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随即评论：“这是对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国民经济的平衡是通过危机达到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可能经过计划来实现平衡。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否认我们对必要比例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可见，计划只是有可能实现经济发展的平衡，但必须要有一个认识过程。所谓认识过程，就是从“必然”逐步到“自由”的过程。
1959年的《党内通信》、1960年的《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1962年的《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都反复引用《反杜林论》关于“自由与必然”的论述，传达出下面这些掌握规律之难的感慨——
中国共产党经历曲折，犯错误，主要是没有把握自由与必然的辩证规律，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以建国后的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找出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到那时，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完成的。
1960年代，毛泽东还从哲学上对《反杜林论》“自由与必然”这个论断作出过自己的理解和发挥。在1964年8月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中，他提出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不仅要靠对必然的认识，更要靠对必然的改造：“恩格斯讲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讲得不完全，讲了一半，下面就不讲了。只讲了一半。单是理解就自由了？自由是必然的理解和必然的改造。还要做工作。吃了饭没事做，理解一下就行了？找到了规律要会用，要开天辟地，破破土，起房子，开矿山，搞工业。”在1964年12月《对政府工作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中，毛泽东还把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理解为永不会完结的过程：“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
毛泽东对自由与必然这个论断的两个发挥，重点都落到人类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要永远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毛泽东“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一些同志作说服工作”，前提是自己作了深入研究。对这两本书，他从1950年代到1960年代初究竟读了几遍，无法确证。可以肯定的是，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除1952年中译本刚出版就读了一遍外，仅1958年又三次阅读。他批注和圈画过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保留下来的有四种本子。有关批注和谈话，已分别收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和《毛泽东文集》。
关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毛泽东在1958年以前就已读过。1958年第三版出来后，又读。1959年12月10日到1960年2月9日，还专门组织一个读书小组，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研读此书。参加读书小组的有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党内“秀才”。他们边读边议，逐段讨论，毛泽东发表许多谈话。其谈话记录，保存下来的有两个本子。一个叫《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笔记》，将谈话按问题做了归纳，加了小标题；一个叫《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谈话记录稿》，按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原文顺序，同时印上原文段落和谈话内容。《毛泽东文集》第八卷节选了部分谈话记录，分为四个部分：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关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问题。
对这两本书，毛泽东始终以分析的态度来阅读。在评论中，常常指出书里哪些讲得正确，值得注意；哪些不正确或不太正确，应该怎样理解；哪些讲得模糊，作者自己都还没有搞清楚。
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不足，毛泽东认为：第一章讲掌握规律，但怎样掌握规律没有提出；斯大林说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值得研究；这本书从头到尾没有讲到上层建筑，没有考虑到人；基本错误是不相信农民；计划经济有话没有说完；工农业关系、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没有讲清楚；对于轻工业、农业不够重视，等等。
关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不足，毛泽东认为：这本书的写法很不好，总是从概念入手，先下定义，不讲道理；只讲物质前提，很少涉及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清楚；书中关于中国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的问题，说得不对；书里表达出想用经济力量控制别的国家，对他们自己也不见得有利，等等。
毛泽东阅读和评论这两本书，从头到尾都联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分析中国在建设中哪些搞得对，哪些搞得不对，原因在哪里，今后应该怎么办。例如，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他提出：“斯大林认为在苏联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在我们国家就不同，生产资料又是商品又不是商品，有一部分生产资料是商品，我们把农业机械卖给合作社。”在批语中，他甚至提出，把书中的“‘我国’（指苏联）两字改为‘中国’来读，就十分有味道”。一贯联系实际读“本本”的理念，在这里又一次得到生动体现。
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初，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关键时期。说其关键，是指这段时间是从顺利到曲折的一个拐点，正确的、基本正确的和不正确的思路常常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层确实面临甚至陷入一些理论思考的困境。但越是艰难，毛泽东越是执著地探索和思考。研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打开了他的思想空间，在认识上前进不少。他的阅读着眼点，事实上已经不局限于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倾错误，还围绕“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历史课题进行思考探索。
毛泽东读这两本书的批语和谈话，从宏观到微观提出了一系列非常难得的观点，其中，既有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创造性发挥，也有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的反思与总结，还有对未来进行经济建设的一些设想。
从大的思路上讲，他的阅读收获有：马克思主义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但单靠老祖宗不行，任何国家的共产党都要创造新的理论为现实服务；政治经济学不能不接触生产力；干革命，是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许多新的经验；社会主义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是管理问题，是人与人的关系，包括劳动中的人与人的关系；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很有文章可做，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太早；搞建设也要忍耐，不要希望早胜利；我们还没有掌握经济运行的客观法则，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等等。
从具体政策上讲，他的阅读收获有：搞经济计划，我们没有相当充分的研究，未必反映了经济客观规律；社会主义仍然需要发展商品生产，尊重价值规律；不摸到商品生产规律，会把农民引到敌人那里去；商品生产可以是资本主义的，也可以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不限于个人消费品，也应该包括生产资料；中国必须要有自己的经济体系；将来的城市不要那么大，需要建立许多小城市；要注意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经济学家们最好算算土地的价值；我们历来讲公私兼顾，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技术一发展，劳动组织和劳动力的分配就要跟着变化，等等。
这些阅读收获，即使今天看来，也非常难得。当然，毛泽东当时的认识还带有不稳定、不完备的特点，其思想发展也就存在多种可能性。但他联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进行理论探索的精神，让人感佩。
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感慨
在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过程中，毛泽东还提出，“很有必要写出一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根据这个建议，周恩来不久即在广东从化组织的读书小组的会议上，布置了编写《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任务，交由经济学家许涤新负责实施。该书由于后来受“文革”干扰，一直到新时期才陆续出版，共三卷，220万字。
当时提议研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多少是想了解近代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和规律，进而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提供历史认识的基础。 事实上，毛泽东内心当时涌动着一股浓郁的心结，希望能够写出适应新形势需要的理论著述。此番心迹，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展露无遗。他说：“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但是，要写出新著作，形成新理论，毕竟不那么容易。对其难处，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他有清醒的认识：
有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马克思才能写出《资本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至今还不过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
也就是说，没有实践的充分发展，没有足够的经验准备，要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让自己的认识和实践实现从自由王国到必然王国的飞跃，是不现实的。
自由与必然，是恩格斯《反杜林论》阐述的一个重要哲学命题。该书从两个方面谈到二者的关系。一是从认识论方面提出，自由是建立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必然性认识的基础上。一是从唯物史观方面提出，进入社会主义，由于摆脱了资本的束缚，生产力不断发展，人们在控制自然规律的过程中，可以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毛泽东对《反杜林论》的这个论断，特别感兴趣。常常从自由与必然的关系角度，来强调认识、把握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规律。比如，1941年，他在《驳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长文中，批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不去认真了解中国革命客观规律时，便引用《反杜林论》关于自由与必然的论述，说明自由不在于幻想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进而按规律去改造世界，由此得出结论，“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
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毛泽东再次遭遇同样的难题。为总结和反思“大跃进”运动的经验教训，《反杜林论》的这个论断，也再次成为他认识和理解现实问题的思想工具。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他引用恩格斯说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随即评论：“这是对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国民经济的平衡是通过危机达到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可能经过计划来实现平衡。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否认我们对必要比例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可见，计划只是有可能实现经济发展的平衡，但必须要有一个认识过程。所谓认识过程，就是从“必然”逐步到“自由”的过程。
1959年的《党内通信》、1960年的《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1962年的《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都反复引用《反杜林论》关于“自由与必然”的论述，传达出下面这些掌握规律之难的感慨——
中国共产党经历曲折，犯错误，主要是没有把握自由与必然的辩证规律，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以建国后的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找出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到那时，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完成的。
1960年代，毛泽东还从哲学上对《反杜林论》“自由与必然”这个论断作出过自己的理解和发挥。在1964年8月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中，他提出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不仅要靠对必然的认识，更要靠对必然的改造：“恩格斯讲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讲得不完全，讲了一半，下面就不讲了。只讲了一半。单是理解就自由了？自由是必然的理解和必然的改造。还要做工作。吃了饭没事做，理解一下就行了？找到了规律要会用，要开天辟地，破破土，起房子，开矿山，搞工业。”在1964年12月《对政府工作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中，毛泽东还把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理解为永不会完结的过程：“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
毛泽东对自由与必然这个论断的两个发挥，重点都落到人类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要永远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