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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拍季的尾声，参加了一场关于元青花的讲座，主讲者是江建新。眼见讲台之上，这位来自瓷都的陶瓷考古学者，始终面带温文尔雅的笑容，讲解内容也是他多年潜心研究的成果，却并不令人感到枯燥乏味和晦涩难懂，平易近人之余也兼具学术性，让在座听众听得聚精会神。继讲座之后，便与他自然而然开始了交流。学者终生都在寻找知音，只要每每谈到自己熟悉的陶瓷窑址考古内容，江建新便会滔滔不绝，自豪与热爱溢于言表，让周围的人也能够深受感染。采访前已经查阅过关于他的诸多资料，此刻竟然在脑海里不时翻过一篇篇曾经出自他笔下的论文，原来，自己从书籍上获取的陶瓷考古知识，大量都出自他的研究成果，敬佩之余，又不禁好奇起他在研究上走过的历程。
专注瓷都解密四十年
江建新现任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所长，土生土长景德镇人，从小在瓷器之都耳濡目染的他对家乡地下埋藏瓷片似乎更感兴趣。年轻时曾攻读历史学、陶瓷学相关专业，后又在北京大学学习过考古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进入了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一做就是四十年。
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的职责在于通过考古手段对景德镇地区的瓷窑遗址进行发掘，保护、研究出土陶瓷文物，为中国陶瓷史提供相关实物和资料参考。因而江建新的日常工作离不开大量的考古调查和考古发掘。平时，江建新不是在整理出土瓷器碎片，就是撰写考古报告和相关论文。
与博物馆的研究员不同，江建新笑称自己抚摸过最多的不是一件件完整的存世瓷器，而是成千上万的陶瓷碎片，可以说，他在陶瓷领域的研究成果，是由无数瓷器碎片砌成的。
同样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景德镇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大量市政工程随之铺开，沉睡地下数百年光阴的瓷窑烧造遗址不断被发现，有着历史学与考古相关学科知识的江建新得以带队参与景德镇多处的瓷窑烧造遗址的考古发掘。江建新回忆那时候从事考古工作，鲜会有人关注——看似神秘的考古发掘工作，实则是漫长而艰辛的体力活。但江建新却能耐得住寂寞，孜孜不倦地研究起从地下挖出的破碎瓷片：青花碎片上的龙纹让他着迷；五彩的用料和工艺让他困惑；瓷窑遗址中层层叠压的瓷器碎片在江建新看來，不仅美，它们是真正的历史碎片，蕴藏着景德镇作为瓷器之都数百年的烧造历史的奥秘。从年轻时开始大量参与考古发掘的江建新很快就认识到了那些深埋地下的残碎瓷片，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他选择以考古发掘加史料研究的方法，打开了中国陶瓷考古研究的一扇大门。经过漫长的岁月积累，这也让江建新成为这一领域的领军者。
老窑址牵扯出大历史
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原是当地博物馆的附属机构，工作重心在于关注景德镇地区历代陶瓷烧造遗存的情况。但江建新深知，景德镇虽然只是一座小小城市，但它地下所牵扯的是整个中国陶瓷史最为辉煌、闪耀的一页。早在宋代景德镇的瓷器烧造就兴盛一时，而元、明、清三朝，中国历代皇朝则更进一步，把生产御用瓷器的重任落在景德镇，在过去数百年的时间里，景德镇瓷器烧造技术代表着中国乃至世界的最高水平。于此同时，景德镇又是工匠八方来，器成天下走的瓷都，古时景德镇汇集了全国各地最优秀的工匠，他们带去了各地方窑系的技艺，在景德镇得以碰撞、融合，故研究景德镇地区的瓷器烧造情况，也离不开对其他窑系的比较和研究。江建新说：“研究景德镇地区的瓷器烧造情况，其实也在研究整个中国瓷器史。”
经过多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江建新带领着团队，通过大量考古调查、抢救性考古发掘，摸清了景德镇历代瓷窑烧造的基本情况，为中国陶瓷史乃至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大量有力的史实支持，弥补了文献和现行研究资料的不足。
一般而言，景德镇御窑瓷器往往受存世数量所限，很多研究者的学术观点往往无法得到有力证实，而陶瓷考古发掘，则可以佐证一些过去不敢肯定的观点。尤其是景德镇作为元、明、清各朝的御窑，在当时严苛的御窑瓷器选拔制度下，那些不合格或存在瑕疵的残次品就必须作为废品砸碎并填埋处理。因而景德镇地下埋藏着成千上万的瓷器碎片，通过这些出土的瓷片和存世瓷器进行比对，往往就能相互印证或矫正一些过往的学术观点。同时，瓷器碎片常常还原出存世瓷器中以往不曾见过的器形或特定时期的特定瓷器品种，从而更全面、系统地让人们了解到景德镇御窑瓷器的烧造情况。
随着江建新研究的深入，一个个重大成果接踵而至。
2012年，他带领团队，对景德镇蓝田窑遗址进行发掘，确定了景德镇瓷窑烧造的起源时间。在此之前，景德镇窑烧制瓷器最早的年代被普遍认为是五代十国时期，但蓝田窑遗址的考古发掘证实了景德镇窑最早烧制瓷器的年代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唐代中晚期，这也重新改写了景德镇的窑业史。
还有明清官窑的诸多谜团，也在景德镇御窑遗址考古发掘中获得了解惑，如明初御器厂设定时间、明代空白期御瓷的烧造规模，证实空白期也有一定御瓷精品的烧造等。除此以外，还有2012年第一次采用科学的考古方法，对落马桥遗址进行发掘，并通过随后五年的研究，大致摸清了元代景德镇窑青花瓷的烧造情况和烧造的时间上限，为国内关于元青花的研究又往前推进一步。其中元至正十二年至明洪武年间一个特殊时期的元青花状态，也是极少的历史文献里，通过服饰纹样的变迁来进行引证。
在江建新和团队的努力下，研究所不仅在御窑瓷器的研究上成绩斐然，在对外传播上也不遗余力。自1989年以来，先后九次应邀赴英国、日本和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地区举办展览，并出版《景德镇珠山出土永乐宣德官窑瓷》《景德镇出土陶瓷》《成窑遗珍》《皇帝的瓷器》《成代官窑重建》《景德镇出土明初官窑瓷器》《景德镇出土宣德官窑瓷器》《景德镇出土元明官窑瓷器》等大型学术图录。
近年来，研究所还与故宫博物院合作，举办了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瓷器与故宫博物院传世瓷器的对比展，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至今，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已成为国内瓷器研究领域中的重要机构。
景德镇御窑遗址的考古发掘，不仅可以为中国瓷器史研究提供资料和史实参考，对更大层面上的艺术史和文化史研究都大有裨益。 江建新举例称：在明代御窑遗址的发掘中，宣德时期地层有大量瓷器碎片无论纹饰、釉色和器形都有仿宋代各大名窑的特征，以前仅从存世品可以零星找到仿烧宋代各大窑的瓷器，但大量这时期的瓷器碎片则更有力地说明问题，从中不仅可以窥探宣德朝的审美和艺术潮流，更隐隐体现出这一时期明代统治者对元代瓷器风格的摒弃，转而选择对华夏“正统”的回归。“很多时候，虽然出土御瓷碎片并不能直接说明什么，但它们也可以作为一种基础性的实物资料，为其他学科的学者提供相应的研究依据。”这是江建新认为对陶瓷考古发掘的又一重要意义，也是他带领的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至今不变的使命。
学术研究，也如同案件侦查
作为一名瓷器研究的学者，除了具备持之以恒的研究耐心，还要具有敏锐的眼光和“侦查”意识，才能得出關键的研究成果。
通常，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不仅带来了成千上万的瓷器碎片需要还原，还带给了江建新和团队更多的疑惑和问题有待解读。如何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和研究成果？除了对瓷器碎片进行耐心整理，江建新还要结合多学科、多手段解读其中的疑难问题。他要四处查找相应的存世瓷器反复进行比对，还要翻查大量史书典籍，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找出蛛丝马迹，这样的过程，如同警察侦查案件时，必须翻查大量资料、录像，并综合各种可能因素，推断出真相。
江建新坦言，要获得研究成果，就必须掌握大量历史知识，“如果要研究明代瓷器，就要熟读《明史》《明实录》等史书典籍，并结合考古发掘，敏锐地找出可能暗藏在史书上的线索，有时候，如果不了解史书上记载的一些细节，考古发掘中遇到瓷器碎片反映出的新问题，你也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江建新这样说道。为此，他经常在阅读各类史书典籍时，把那些自己认为对研究有所帮助的内容记下，以便将在考古发掘中遇到疑惑时与之联系起来，成为揭开谜团的关键。
如近年在珠山北麓的发掘中，发现呈片状堆积的瓷片，该遗物堆积不同于2002-03年珠山北麓发掘的永乐官窑瓷片掩埋坑，而是呈片状堆积。而在这一地层中同时包含宣德和成化两种风格的瓷器（类型学可分为两期），根据考古学的地层划分，地层年代应为出土遗物第二期（接近成化期），而准确的年代应为哪一具体历史年代？江建新通过大量资料梳理，在《明史》卷八十二中找到一段记载，英宗驾崩，天顺八年正月命“江西饶州府、浙江处州府，见差内官彼烧造瓷器，诏书到日，除已烧完着照数起解，未完者悉皆停止，差去官员即便回家”，所以他由此推断，该地层很可能是天顺八年正月，御窑停止烧造，朝廷命“差去官员即便回家”前，御厂将库房内来不及运往京城的正统至天顺官窑多余品或废品一次性处理在御窑厂内。也就是说，这一地层中包含了正统、景泰、天顺时期的瓷器。又如江建新和团队在正统时期的御窑瓷器叠压层中发现了一组青花云龙纹大缸残片，修复后龙缸口径70多厘米，高80多厘米，形体之大，在明代绝无仅有，不见于存世正统时期的青花瓷，而这些大缸又用于何处？江建新又通过缜密的分析和资料筛查，在《明史》中所记载的一处细节中找到合理的解释：永乐十九年（1421）四月，北京宫殿刚刚落成一年，前朝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即遭雷火焚毁。直到19年后的正统五年（1440）二月才开始重建，于正统六年九月完工。《明史》记载，当时“命造九龙、九凤膳案诸器，既又造青龙白地花缸。王振以为有璺，遣锦衣指挥杖提督官、敕中官往督更造”。当时命造这种青花大龙缸是为了用来蓄水救火，但因烧造难成，遂后来改用铜缸、铁缸。这种青花云龙纹大龙缸的出土，与文献相互印证，可知烧造于正统六年左右，并可以作为正统官窑瓷器重要参考，也证实所谓“空白期”，并非完全空白，其时的官窑烧造有一定规模，产品也有较高的水平。
即使迄今为止，江建新的研究成果颇多，但他依旧觉得自身的知识储备远远不够，他认为自己在瓷窑遗址的研究上依旧任重而道远。
谈话的最后，言及自己将来在工作上的规划，江建新表示，还将带领团队进一步探索，如向国家申请科学、合理的瓷窑遗址考古五年计划，进一步弄清清代各朝御窑的烧造情况，填补相应考古发掘的空白。对这个尽其一生也研究不完的事业，江建新相信在不远的将来，通过一代又一代学者的薪火相传，一部完整、丰厚的景德镇御窑烧造史也必将呈现于世人的眼前。
专注瓷都解密四十年
江建新现任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所长，土生土长景德镇人，从小在瓷器之都耳濡目染的他对家乡地下埋藏瓷片似乎更感兴趣。年轻时曾攻读历史学、陶瓷学相关专业，后又在北京大学学习过考古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进入了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一做就是四十年。
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的职责在于通过考古手段对景德镇地区的瓷窑遗址进行发掘，保护、研究出土陶瓷文物，为中国陶瓷史提供相关实物和资料参考。因而江建新的日常工作离不开大量的考古调查和考古发掘。平时，江建新不是在整理出土瓷器碎片，就是撰写考古报告和相关论文。
与博物馆的研究员不同，江建新笑称自己抚摸过最多的不是一件件完整的存世瓷器，而是成千上万的陶瓷碎片，可以说，他在陶瓷领域的研究成果，是由无数瓷器碎片砌成的。
同样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景德镇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大量市政工程随之铺开，沉睡地下数百年光阴的瓷窑烧造遗址不断被发现，有着历史学与考古相关学科知识的江建新得以带队参与景德镇多处的瓷窑烧造遗址的考古发掘。江建新回忆那时候从事考古工作，鲜会有人关注——看似神秘的考古发掘工作，实则是漫长而艰辛的体力活。但江建新却能耐得住寂寞，孜孜不倦地研究起从地下挖出的破碎瓷片：青花碎片上的龙纹让他着迷；五彩的用料和工艺让他困惑；瓷窑遗址中层层叠压的瓷器碎片在江建新看來，不仅美，它们是真正的历史碎片，蕴藏着景德镇作为瓷器之都数百年的烧造历史的奥秘。从年轻时开始大量参与考古发掘的江建新很快就认识到了那些深埋地下的残碎瓷片，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他选择以考古发掘加史料研究的方法，打开了中国陶瓷考古研究的一扇大门。经过漫长的岁月积累，这也让江建新成为这一领域的领军者。
老窑址牵扯出大历史
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原是当地博物馆的附属机构，工作重心在于关注景德镇地区历代陶瓷烧造遗存的情况。但江建新深知，景德镇虽然只是一座小小城市，但它地下所牵扯的是整个中国陶瓷史最为辉煌、闪耀的一页。早在宋代景德镇的瓷器烧造就兴盛一时，而元、明、清三朝，中国历代皇朝则更进一步，把生产御用瓷器的重任落在景德镇，在过去数百年的时间里，景德镇瓷器烧造技术代表着中国乃至世界的最高水平。于此同时，景德镇又是工匠八方来，器成天下走的瓷都，古时景德镇汇集了全国各地最优秀的工匠，他们带去了各地方窑系的技艺，在景德镇得以碰撞、融合，故研究景德镇地区的瓷器烧造情况，也离不开对其他窑系的比较和研究。江建新说：“研究景德镇地区的瓷器烧造情况，其实也在研究整个中国瓷器史。”
经过多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江建新带领着团队，通过大量考古调查、抢救性考古发掘，摸清了景德镇历代瓷窑烧造的基本情况，为中国陶瓷史乃至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大量有力的史实支持，弥补了文献和现行研究资料的不足。
一般而言，景德镇御窑瓷器往往受存世数量所限，很多研究者的学术观点往往无法得到有力证实，而陶瓷考古发掘，则可以佐证一些过去不敢肯定的观点。尤其是景德镇作为元、明、清各朝的御窑，在当时严苛的御窑瓷器选拔制度下，那些不合格或存在瑕疵的残次品就必须作为废品砸碎并填埋处理。因而景德镇地下埋藏着成千上万的瓷器碎片，通过这些出土的瓷片和存世瓷器进行比对，往往就能相互印证或矫正一些过往的学术观点。同时，瓷器碎片常常还原出存世瓷器中以往不曾见过的器形或特定时期的特定瓷器品种，从而更全面、系统地让人们了解到景德镇御窑瓷器的烧造情况。
随着江建新研究的深入，一个个重大成果接踵而至。
2012年，他带领团队，对景德镇蓝田窑遗址进行发掘，确定了景德镇瓷窑烧造的起源时间。在此之前，景德镇窑烧制瓷器最早的年代被普遍认为是五代十国时期，但蓝田窑遗址的考古发掘证实了景德镇窑最早烧制瓷器的年代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唐代中晚期，这也重新改写了景德镇的窑业史。
还有明清官窑的诸多谜团，也在景德镇御窑遗址考古发掘中获得了解惑，如明初御器厂设定时间、明代空白期御瓷的烧造规模，证实空白期也有一定御瓷精品的烧造等。除此以外，还有2012年第一次采用科学的考古方法，对落马桥遗址进行发掘，并通过随后五年的研究，大致摸清了元代景德镇窑青花瓷的烧造情况和烧造的时间上限，为国内关于元青花的研究又往前推进一步。其中元至正十二年至明洪武年间一个特殊时期的元青花状态，也是极少的历史文献里，通过服饰纹样的变迁来进行引证。
在江建新和团队的努力下，研究所不仅在御窑瓷器的研究上成绩斐然，在对外传播上也不遗余力。自1989年以来，先后九次应邀赴英国、日本和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地区举办展览，并出版《景德镇珠山出土永乐宣德官窑瓷》《景德镇出土陶瓷》《成窑遗珍》《皇帝的瓷器》《成代官窑重建》《景德镇出土明初官窑瓷器》《景德镇出土宣德官窑瓷器》《景德镇出土元明官窑瓷器》等大型学术图录。
近年来，研究所还与故宫博物院合作，举办了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瓷器与故宫博物院传世瓷器的对比展，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至今，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已成为国内瓷器研究领域中的重要机构。
景德镇御窑遗址的考古发掘，不仅可以为中国瓷器史研究提供资料和史实参考，对更大层面上的艺术史和文化史研究都大有裨益。 江建新举例称：在明代御窑遗址的发掘中，宣德时期地层有大量瓷器碎片无论纹饰、釉色和器形都有仿宋代各大名窑的特征，以前仅从存世品可以零星找到仿烧宋代各大窑的瓷器，但大量这时期的瓷器碎片则更有力地说明问题，从中不仅可以窥探宣德朝的审美和艺术潮流，更隐隐体现出这一时期明代统治者对元代瓷器风格的摒弃，转而选择对华夏“正统”的回归。“很多时候，虽然出土御瓷碎片并不能直接说明什么，但它们也可以作为一种基础性的实物资料，为其他学科的学者提供相应的研究依据。”这是江建新认为对陶瓷考古发掘的又一重要意义，也是他带领的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至今不变的使命。
学术研究，也如同案件侦查
作为一名瓷器研究的学者，除了具备持之以恒的研究耐心，还要具有敏锐的眼光和“侦查”意识，才能得出關键的研究成果。
通常，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不仅带来了成千上万的瓷器碎片需要还原，还带给了江建新和团队更多的疑惑和问题有待解读。如何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和研究成果？除了对瓷器碎片进行耐心整理，江建新还要结合多学科、多手段解读其中的疑难问题。他要四处查找相应的存世瓷器反复进行比对，还要翻查大量史书典籍，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找出蛛丝马迹，这样的过程，如同警察侦查案件时，必须翻查大量资料、录像，并综合各种可能因素，推断出真相。
江建新坦言，要获得研究成果，就必须掌握大量历史知识，“如果要研究明代瓷器，就要熟读《明史》《明实录》等史书典籍，并结合考古发掘，敏锐地找出可能暗藏在史书上的线索，有时候，如果不了解史书上记载的一些细节，考古发掘中遇到瓷器碎片反映出的新问题，你也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江建新这样说道。为此，他经常在阅读各类史书典籍时，把那些自己认为对研究有所帮助的内容记下，以便将在考古发掘中遇到疑惑时与之联系起来，成为揭开谜团的关键。
如近年在珠山北麓的发掘中，发现呈片状堆积的瓷片，该遗物堆积不同于2002-03年珠山北麓发掘的永乐官窑瓷片掩埋坑，而是呈片状堆积。而在这一地层中同时包含宣德和成化两种风格的瓷器（类型学可分为两期），根据考古学的地层划分，地层年代应为出土遗物第二期（接近成化期），而准确的年代应为哪一具体历史年代？江建新通过大量资料梳理，在《明史》卷八十二中找到一段记载，英宗驾崩，天顺八年正月命“江西饶州府、浙江处州府，见差内官彼烧造瓷器，诏书到日，除已烧完着照数起解，未完者悉皆停止，差去官员即便回家”，所以他由此推断，该地层很可能是天顺八年正月，御窑停止烧造，朝廷命“差去官员即便回家”前，御厂将库房内来不及运往京城的正统至天顺官窑多余品或废品一次性处理在御窑厂内。也就是说，这一地层中包含了正统、景泰、天顺时期的瓷器。又如江建新和团队在正统时期的御窑瓷器叠压层中发现了一组青花云龙纹大缸残片，修复后龙缸口径70多厘米，高80多厘米，形体之大，在明代绝无仅有，不见于存世正统时期的青花瓷，而这些大缸又用于何处？江建新又通过缜密的分析和资料筛查，在《明史》中所记载的一处细节中找到合理的解释：永乐十九年（1421）四月，北京宫殿刚刚落成一年，前朝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即遭雷火焚毁。直到19年后的正统五年（1440）二月才开始重建，于正统六年九月完工。《明史》记载，当时“命造九龙、九凤膳案诸器，既又造青龙白地花缸。王振以为有璺，遣锦衣指挥杖提督官、敕中官往督更造”。当时命造这种青花大龙缸是为了用来蓄水救火，但因烧造难成，遂后来改用铜缸、铁缸。这种青花云龙纹大龙缸的出土，与文献相互印证，可知烧造于正统六年左右，并可以作为正统官窑瓷器重要参考，也证实所谓“空白期”，并非完全空白，其时的官窑烧造有一定规模，产品也有较高的水平。
即使迄今为止，江建新的研究成果颇多，但他依旧觉得自身的知识储备远远不够，他认为自己在瓷窑遗址的研究上依旧任重而道远。
谈话的最后，言及自己将来在工作上的规划，江建新表示，还将带领团队进一步探索，如向国家申请科学、合理的瓷窑遗址考古五年计划，进一步弄清清代各朝御窑的烧造情况，填补相应考古发掘的空白。对这个尽其一生也研究不完的事业，江建新相信在不远的将来，通过一代又一代学者的薪火相传，一部完整、丰厚的景德镇御窑烧造史也必将呈现于世人的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