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2月侯登科去世之后，当年5月《中国摄影》就推出了侯登科纪念专题。本期专题再次聚焦侯登科和他的作品。
　　为什么又说侯登科？
　　本期专题策划、编辑过程中，这个问题始终挥之不去。这也是编辑部需要向读者解释的首要问题。4月底深圳越众历史影像馆推出侯登科大型回顾展，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同时出版大型作品及文献集《侯登科的世界》，作为展览的独家学术支持，我们的专题是应时文章吗？
　　编辑家李媚女士对她的这位挚友有着这样的评价：“侯登科不仅仅是以往我们所认定的具有社会情怀、历史责任、体察人性、坚守平民立场的纪实摄影家，同时他还是一位摄影天才，是一位当代中国影像的先觉者！”她认定，侯登科有资格“成为跻身于当代世界摄影大师行列的中国摄影家”。编辑部同仁也赞同这个判断。
　　同样对侯登科做出评价的还出现在本期的其他几位作者文章中。学者杨小彦先生指陈侯登科行为及其成就“已经成为表征那个时代的重要物证，从而成就历史”。在杨教授这里，价值判断让位于审慎的事实描述。
　　侯登科去世前将自己所有的照片、日记、书信等材料委托给李媚和摄影家于德水，约定了12年的期限。于德水先生秉持传统情怀、江湖道义，认为到了这个时候，做了这些事儿，老侯放在自己与李媚身上的担子，就要放下了。回首旧友今何在，倚栏惟见暮山苍。只是这担子卸下后，是否真的就轻松了，还未可知。同样的情谊，也出现在以侯先生学生身份的摄影家彭祥杰文章中。
　　于今日的研究者而言，侯登科本人大量文字，包括日记、书信等文本的出现，为更全面地解读这位摄影家提供了难得的新视角；其更多类型的图像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也将极大地丰富对其本人，甚至中国摄影史研究的视界。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克罗奇尝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颇有些宿命色彩，难以跳脱。今人解读这些文本，当然会带有今天的观念与方法。对此，李媚女士表述了自己对“再认识、再发现”的自省，并认为侯登科“新影像”当年未曾传播，“是被当时的判断标准阻拦了”。这种方法论上的自觉，便使得这次侯登科的展览、作品集的出版以及本专题的编辑有了更为广泛的意义，也是对近30年来中国摄影史研究的反思、警示之语。
　　侯登科影像的传播历程，甚至其本人生前身后的际遇，也颇值得研究探讨。有人说，老侯这样的摄影家本身有料，在世时身边就有了像李媚、于德水、杨小彦这样的挚友、专家，并拥有话语权，才得以幸运地存在着，并不断被发现、阐释、塑造与传播。这话没错，讨论起来也会有很多话题。这样的例子，在摄影史上并不是孤证。仅就眼前的来说，王雁之于沙飞、石志民之于石少华、高初之于高帆等，都可参照，只是后者已不只是同道朋友，更是后人了。这其中除了影像的观看与传播之道外，与现实相关的道义、情怀，甚至一代人之于中国摄影的努力与心痛也蕴含其间。
　　写到这里，自然又生出另外一个话题，本期专题约请的几位作者都是侯先生的生前友好，彼此熟稔，感情甚笃，这也是摄影界多年传扬的佳话。一些文章中出现的诗一样表达个人情感的语言，会不会影响到理性的分析与判断，读者会不会对此抱有疑问呢？为什么编辑部没有约请一位旁观者、只依据文本发言的评述者呢？
　　还是从这些不尽的问题中走出来，感谢深圳这座包容的城市容留了侯先生的嘱托。那里有风沙尘暴吗，气候干不干？那里有梅雨台风吗，气候湿不湿？那里有尾气雾霾吗，空气会不会腐蚀大地？惟愿一切安好，包括这些珍贵的遗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