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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届二中全会后,全国解放指日可待,中央机关开始了向北平的搬迁工作,所有档案材料也将随中央机关迁往北平,中办秘书处和机要处为这次搬迁档案材料进行了更加扎实的准备。
转移前的准备
由曾三率领的中央材料保管委员会在兴县刘家曲完成了战时档案分类整理后,即于1948年4月初,跟随党中央来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在这里,党中央毛主席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从根本上扭转了战局,全国解放指日可待。就在这些日子里,党的文书档案工作者在为党中央服务的同时,积极从事着搬迁档案进京的准备,主要是总结经验,建立体制,制定规章制度等。经过10个月的努力,终于为中央档案进北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体制建设,是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重要一环。因为解放战争初期,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进行了疏散转移,有的暂时停止了正常的工作职能,有的内部组织机构被撤销。1948年5月3日至7日中央书记处在城南庄开会,除商讨重要军事行动外,决定取消中央工委和中央后委,恢复中央各机关的建制。这时,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已经担任了中央办公厅主任。在1948年7月26日召开的中央直属机关负责人会议上任弼时宣布了中央的决定,并告诉大家:今后中央“日常行政方面的发电由杨尚昆批发”。就在这时,《中共中央办公厅组织系统表》出台了。表中称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为“中央办公厅”,并开列中央办公厅机构为:以曾三为处长的秘书处、以李质忠为处长的机要处、以叶子龙为主任的机要室、以师哲负责的政治秘书室、以伍云甫为处长的行政处、以汪东兴为处长的警卫处,以邓典桃为部长的供给部,以邓洁为部长的经济建设部和以赖祖烈为主任的特会室。不久,中央办公厅供给部和经济建设部又改为中央办公厅中直管理局,其他处室没有变动,重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内,进一步加强了文书处理、机要电讯和档案管理工作的体制。
中央办公厅成立不久,由任弼时主持召开了中央各机关领导人参加的“碰头会议”,宣布办公厅(室)主管行政事务工作、文书处理工作、机要电讯工作和档案管理工作。在《中央办公厅工作通知》下达后,中央一些部委、各中央局和大区人民政府都建立了办公厅(室)或秘书厅,同样具有主管行政事务、文电处理和档案管理工作职能。在1948年5月公布的中央办公厅《组织系列表》中,秘书处材料科和机要处电整科都为正式机构。材料科内设收发组、文件保管组和书报刊物保管组。按照1948年7月5日《中共中央关于中央各部委处理机密文件的制度》精神,中央各机关也都在办公厅、办公室或秘书处内设立了材料科、资料保管科、档案室和机要保密室。在战争年代,文电处理工作和档案管理工作没有统一标准。由于各解放区处于被分割状态,也很难统一。三大战役后,全国即将解放,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从全局出发。1948年9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加强党的领导问题并提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的紧急号召。根据党中央关于建立请示报告制度的指示,中共中央办公厅不但在党的方针政策上对下级有检查督促的任务,在文电处理和档案管理工作上也有业务指导责任。1949年1月1日,在《中央办公厅机要工作暂行条例》中再次强调了“统一业务指导”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体制建设是由乡村向城市转移的必要之准备,而制度建设也是为迎接新形势和新任务的一项紧迫任务。特别是1947年以前制定的文书档案工作规章制度,大部分有时间、空间和区域性限制,有的需要修正补充,更多则是需要重新制定。从1948年5月到1949年3月的10个月内,笔者看到的有关文书档案工作新的规章制度文电就有100余件,其中可分如下类型:一是,方针政策性规章制度。其中主要有1948年7月5日《中共中央关于中央各部委处理机密文件的制度》、1948年8月11日《中共中央关于搜集整理大连科学研究所材料问题给东北局等的指示》、1948年11月22日《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文献和出版工作给华东局的指示》等等。这些制度和指示规定了文电处理、机要保密、档案管理、组织领导各个方面的政策,是全党全军开展上述工作的原则和依据。二是,领导指导性规章制度。依照党中央的指示,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军委、各中央局和各大区人民政府制定出许多执行性的规章和制度。比如1948年9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承办和收发电报(文件)及归档程序》、1949年1月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工作条例》、1948年9月《华北人民政府各部、院、行、会、厅组织规程》,以及中共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公布的《机要规则》等等,对文电处理、保密、文电归档、整理、永久档案的保管使用、临时档案的登记销毁、奖励和惩处等都有具体规定。三是,专业部门的规章制度。依据党中央的指示和中央办公厅的规定,各部委、各地方专业部门制定的具体制度也很多。例如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的《机要秘书日常工作》、中办机要处的《电报整理分类》、中办秘书处《材料工作方针》、《发借党内文件条例》、《材料科工作细则》等等。这些具体的、专业的规章和制度,集中了已往的工作办法和经验,并对今后工作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在健全体制和完善制度的同时,党中央已开始了由西柏坡向北京的搬迁转移的准备工作。特别是平津战役结束后,党中央组成了以周恩来、叶剑英、杨尚昆、李克农和刘仁同志为领导的中央机关搬迁和接待安置指挥部。在此前后,中办秘书处材料科、中办机要处电整科和中央其他机关档案部门作了大量准备工作。
从1921年到1949年的28年,党的文书档案工作者经历了地下斗争和战争年代,他们在白色恐怖中和战场厮杀中,不怕流血流汗,甚至为保护党的文件材料安全而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地下斗争结束了,战争年代即将过去,胜利的曙光已经到来。这时,人们最容易产生的是革命意志松懈,逞骄傲、图享乐的思想抬头。为了进城后不失革命的气节,继续艰苦奋斗,使党的文书档案工作沿着为党服务和为人民服务道路奋勇向前,同志们认真学习了《将革命进行到底》和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并写了不贪污、不腐化、继续艰苦奋斗的《保证书》。这样,为大家做好了思想上的准备。在战争年代锤炼出一支政治素养较高的档案干部队伍,他们对党忠诚,对工作认真,有埋头苦干精神。但文化水平低,档案工作业务知识贫乏。为了适应新中国对档案工作者的迫切需要,1948年6月11日,曾三在给任弼时和杨尚昆的报告中指出:拟抽调一批高中生、大学生充实文书档案工作队伍;对在职干部进行调整,一方面边工作边学习,一方面举办短训班。曾三向档案工作者作了《档案保管与业务研究》的报告;裴桐编写出《文件分类编目解说》教学提纲。经过业务学习,一支政治素质、文化素质、业务素质较高的档案干部队伍形成了。接收档案要进城了,不必要每个机关或每个工作机构都背着档案进北京。按照中央办公厅“归档”要求,党中央机关除中央组织部、社会部、新华社等少数单位外,均应把档案全部交中办秘书处材料科;军事机关的档案由中央军委处理;华北人民政府系统的档案由秘书厅统一接收。为了吸取1946年10月延安疏散档案时滥烧文件的教训,曾三派人到中央各机关进行了检查并确定:不论是“永久档案”还是“短期保存的档案”一律不准销毁。
档案转移
这次搬迁,原计划在1949年2月动身。但因当时北平刚解放,进入北平,首先要考虑的而且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安全警戒。北平虽然已经解放,但北平毕竟曾是国民党华北“剿总”的所在地,原来特务机构林立,包括国防部的保密局、二厅、党统局、华北“剿总”两处,阎锡山的特务系统,还有美英的国际间谍,八大系统,再加上从东北、华北和西北流窜进北平的暗藏特务,一下子也不可能全面搞清楚。国民党在北平的党政军机关虽然已被人民解放军实行了军管,但社会政治环境一时还来不及清理。为了做到万无一失,1949年初中央就成立了“转移委员会”,由周恩来主管,杨尚昆和曾三具体负责,并着手进行筹备。打前站的李克农给杨尚昆发来《中央移动时间望能推迟》的电报,得到中央同意,决定开完七届二中全会再转移。大约在1949年2月上旬,李克农率中央办公厅部分行政事务工作人员先期进京,在中共北平市委和市人民政府的协助下筹备党中央进京的工作。先遣队到京后,就在郊区的香山、青龙桥和城内弓弦胡同等十几处地方物色到党中央及中央机关的住址、办公处和作了物资的准备。1949年3月12日叶剑英、李克农给中央发来了《中央到平沿途交通、警戒布置》电报,报告一切布置就绪,请党中央搬迁。(此时二中全会已快开完)。1949年3月22日,周恩来电复叶剑英、李克农说:“我们预定24日晚去涿州,请派以负责干部到涿州等我们”。党中央领导和中办一部分同志于1949年3月23日出发,到涿州后改乘火车进京的。中央秘书处同志也是在3月23日分别乘两辆大卡车经石家庄、保定、涿州,一路平安到达北平。这次从西柏坡进北平,已大不相同,共产党已经在军事上、政治上都掌握了主动权,交通运输也有汽车和火车了。大家的心理也起了变化:撤离延安时,为了轻装,大家生怕东西丢不掉;这次相反,什么东西都舍不得丢。有的人连一张木板床都想运走,说这张床睡着舒服,坚持一定要运到北平。负责转移工作的杨尚昆等同志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说服大家。
在中央机关进驻北平的同时,1949年3月24日,那批两经辗转的档案文件,又开始了第三次大转移。中央工委等在平山西柏坡仅住了一年多,就积累了大量档案,仅中央秘书处一家就积累了100余铁皮箱子档案资料。为了使这批珍贵的档案安全运往北京,在周恩来和杨尚昆的统一指挥下,专门派了两辆卡车给秘书处,专门拉运档案。同志们听说坐汽车进北京都非常高兴。回想第一次从延安转移,是用毛驴驮或人背肩扛档案;第二次从兴县刘家曲转移虽然较前进了一步,但也只是用牲口驮。这次转移不但档案装在卡车上,工作人员也以车代步了。运输工作的变化也显示了党的档案工作的大发展。这次搬迁装车把文件与资料书报分开装。文件全部装箱,资料却没有那么多箱子装,只好一包一捆地进行登记,将档案装在一辆卡车上,将资料书报刊物装在另一辆卡车上,秘书处全体人员分乘两辆卡车守护着档案于1949年3月23日离开西柏坡,驶向北平。头一天驻石家庄,第二天驻保定,第三天到达北平。抵北平香山后,中办机要室驻香山半山亭,中办机要处驻香山慈幼院,中办秘书处驻香山昭庙。而包括这些机构在内的所有驻香山的中央机关,对外均以“劳动大学招待所”相称。“劳动大学”也是各机关进北平后的一个总代号。其中,一部分机关住在市内弓弦胡同,对外称“劳动大学储备处”,一部分住青龙桥,对外称“劳动大学收发处”,中央办公厅机要室、机要处、秘书处和警卫处等随党中央住香山附近。档案暂存在香山召庙里。至此,历时两年,行程3000余里,途经三省20余县市的艰难行程终告结束,千里大转移胜利完成,中国共产党的这批珍贵档案文件在三次迁移中完好地保存了下来,从而使党的秘书档案工作奔向了更加光辉灿烂的前程。
转移前的准备
由曾三率领的中央材料保管委员会在兴县刘家曲完成了战时档案分类整理后,即于1948年4月初,跟随党中央来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在这里,党中央毛主席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从根本上扭转了战局,全国解放指日可待。就在这些日子里,党的文书档案工作者在为党中央服务的同时,积极从事着搬迁档案进京的准备,主要是总结经验,建立体制,制定规章制度等。经过10个月的努力,终于为中央档案进北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体制建设,是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重要一环。因为解放战争初期,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进行了疏散转移,有的暂时停止了正常的工作职能,有的内部组织机构被撤销。1948年5月3日至7日中央书记处在城南庄开会,除商讨重要军事行动外,决定取消中央工委和中央后委,恢复中央各机关的建制。这时,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已经担任了中央办公厅主任。在1948年7月26日召开的中央直属机关负责人会议上任弼时宣布了中央的决定,并告诉大家:今后中央“日常行政方面的发电由杨尚昆批发”。就在这时,《中共中央办公厅组织系统表》出台了。表中称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为“中央办公厅”,并开列中央办公厅机构为:以曾三为处长的秘书处、以李质忠为处长的机要处、以叶子龙为主任的机要室、以师哲负责的政治秘书室、以伍云甫为处长的行政处、以汪东兴为处长的警卫处,以邓典桃为部长的供给部,以邓洁为部长的经济建设部和以赖祖烈为主任的特会室。不久,中央办公厅供给部和经济建设部又改为中央办公厅中直管理局,其他处室没有变动,重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内,进一步加强了文书处理、机要电讯和档案管理工作的体制。
中央办公厅成立不久,由任弼时主持召开了中央各机关领导人参加的“碰头会议”,宣布办公厅(室)主管行政事务工作、文书处理工作、机要电讯工作和档案管理工作。在《中央办公厅工作通知》下达后,中央一些部委、各中央局和大区人民政府都建立了办公厅(室)或秘书厅,同样具有主管行政事务、文电处理和档案管理工作职能。在1948年5月公布的中央办公厅《组织系列表》中,秘书处材料科和机要处电整科都为正式机构。材料科内设收发组、文件保管组和书报刊物保管组。按照1948年7月5日《中共中央关于中央各部委处理机密文件的制度》精神,中央各机关也都在办公厅、办公室或秘书处内设立了材料科、资料保管科、档案室和机要保密室。在战争年代,文电处理工作和档案管理工作没有统一标准。由于各解放区处于被分割状态,也很难统一。三大战役后,全国即将解放,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从全局出发。1948年9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加强党的领导问题并提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的紧急号召。根据党中央关于建立请示报告制度的指示,中共中央办公厅不但在党的方针政策上对下级有检查督促的任务,在文电处理和档案管理工作上也有业务指导责任。1949年1月1日,在《中央办公厅机要工作暂行条例》中再次强调了“统一业务指导”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体制建设是由乡村向城市转移的必要之准备,而制度建设也是为迎接新形势和新任务的一项紧迫任务。特别是1947年以前制定的文书档案工作规章制度,大部分有时间、空间和区域性限制,有的需要修正补充,更多则是需要重新制定。从1948年5月到1949年3月的10个月内,笔者看到的有关文书档案工作新的规章制度文电就有100余件,其中可分如下类型:一是,方针政策性规章制度。其中主要有1948年7月5日《中共中央关于中央各部委处理机密文件的制度》、1948年8月11日《中共中央关于搜集整理大连科学研究所材料问题给东北局等的指示》、1948年11月22日《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文献和出版工作给华东局的指示》等等。这些制度和指示规定了文电处理、机要保密、档案管理、组织领导各个方面的政策,是全党全军开展上述工作的原则和依据。二是,领导指导性规章制度。依照党中央的指示,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军委、各中央局和各大区人民政府制定出许多执行性的规章和制度。比如1948年9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承办和收发电报(文件)及归档程序》、1949年1月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工作条例》、1948年9月《华北人民政府各部、院、行、会、厅组织规程》,以及中共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公布的《机要规则》等等,对文电处理、保密、文电归档、整理、永久档案的保管使用、临时档案的登记销毁、奖励和惩处等都有具体规定。三是,专业部门的规章制度。依据党中央的指示和中央办公厅的规定,各部委、各地方专业部门制定的具体制度也很多。例如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的《机要秘书日常工作》、中办机要处的《电报整理分类》、中办秘书处《材料工作方针》、《发借党内文件条例》、《材料科工作细则》等等。这些具体的、专业的规章和制度,集中了已往的工作办法和经验,并对今后工作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在健全体制和完善制度的同时,党中央已开始了由西柏坡向北京的搬迁转移的准备工作。特别是平津战役结束后,党中央组成了以周恩来、叶剑英、杨尚昆、李克农和刘仁同志为领导的中央机关搬迁和接待安置指挥部。在此前后,中办秘书处材料科、中办机要处电整科和中央其他机关档案部门作了大量准备工作。
从1921年到1949年的28年,党的文书档案工作者经历了地下斗争和战争年代,他们在白色恐怖中和战场厮杀中,不怕流血流汗,甚至为保护党的文件材料安全而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地下斗争结束了,战争年代即将过去,胜利的曙光已经到来。这时,人们最容易产生的是革命意志松懈,逞骄傲、图享乐的思想抬头。为了进城后不失革命的气节,继续艰苦奋斗,使党的文书档案工作沿着为党服务和为人民服务道路奋勇向前,同志们认真学习了《将革命进行到底》和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并写了不贪污、不腐化、继续艰苦奋斗的《保证书》。这样,为大家做好了思想上的准备。在战争年代锤炼出一支政治素养较高的档案干部队伍,他们对党忠诚,对工作认真,有埋头苦干精神。但文化水平低,档案工作业务知识贫乏。为了适应新中国对档案工作者的迫切需要,1948年6月11日,曾三在给任弼时和杨尚昆的报告中指出:拟抽调一批高中生、大学生充实文书档案工作队伍;对在职干部进行调整,一方面边工作边学习,一方面举办短训班。曾三向档案工作者作了《档案保管与业务研究》的报告;裴桐编写出《文件分类编目解说》教学提纲。经过业务学习,一支政治素质、文化素质、业务素质较高的档案干部队伍形成了。接收档案要进城了,不必要每个机关或每个工作机构都背着档案进北京。按照中央办公厅“归档”要求,党中央机关除中央组织部、社会部、新华社等少数单位外,均应把档案全部交中办秘书处材料科;军事机关的档案由中央军委处理;华北人民政府系统的档案由秘书厅统一接收。为了吸取1946年10月延安疏散档案时滥烧文件的教训,曾三派人到中央各机关进行了检查并确定:不论是“永久档案”还是“短期保存的档案”一律不准销毁。
档案转移
这次搬迁,原计划在1949年2月动身。但因当时北平刚解放,进入北平,首先要考虑的而且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安全警戒。北平虽然已经解放,但北平毕竟曾是国民党华北“剿总”的所在地,原来特务机构林立,包括国防部的保密局、二厅、党统局、华北“剿总”两处,阎锡山的特务系统,还有美英的国际间谍,八大系统,再加上从东北、华北和西北流窜进北平的暗藏特务,一下子也不可能全面搞清楚。国民党在北平的党政军机关虽然已被人民解放军实行了军管,但社会政治环境一时还来不及清理。为了做到万无一失,1949年初中央就成立了“转移委员会”,由周恩来主管,杨尚昆和曾三具体负责,并着手进行筹备。打前站的李克农给杨尚昆发来《中央移动时间望能推迟》的电报,得到中央同意,决定开完七届二中全会再转移。大约在1949年2月上旬,李克农率中央办公厅部分行政事务工作人员先期进京,在中共北平市委和市人民政府的协助下筹备党中央进京的工作。先遣队到京后,就在郊区的香山、青龙桥和城内弓弦胡同等十几处地方物色到党中央及中央机关的住址、办公处和作了物资的准备。1949年3月12日叶剑英、李克农给中央发来了《中央到平沿途交通、警戒布置》电报,报告一切布置就绪,请党中央搬迁。(此时二中全会已快开完)。1949年3月22日,周恩来电复叶剑英、李克农说:“我们预定24日晚去涿州,请派以负责干部到涿州等我们”。党中央领导和中办一部分同志于1949年3月23日出发,到涿州后改乘火车进京的。中央秘书处同志也是在3月23日分别乘两辆大卡车经石家庄、保定、涿州,一路平安到达北平。这次从西柏坡进北平,已大不相同,共产党已经在军事上、政治上都掌握了主动权,交通运输也有汽车和火车了。大家的心理也起了变化:撤离延安时,为了轻装,大家生怕东西丢不掉;这次相反,什么东西都舍不得丢。有的人连一张木板床都想运走,说这张床睡着舒服,坚持一定要运到北平。负责转移工作的杨尚昆等同志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说服大家。
在中央机关进驻北平的同时,1949年3月24日,那批两经辗转的档案文件,又开始了第三次大转移。中央工委等在平山西柏坡仅住了一年多,就积累了大量档案,仅中央秘书处一家就积累了100余铁皮箱子档案资料。为了使这批珍贵的档案安全运往北京,在周恩来和杨尚昆的统一指挥下,专门派了两辆卡车给秘书处,专门拉运档案。同志们听说坐汽车进北京都非常高兴。回想第一次从延安转移,是用毛驴驮或人背肩扛档案;第二次从兴县刘家曲转移虽然较前进了一步,但也只是用牲口驮。这次转移不但档案装在卡车上,工作人员也以车代步了。运输工作的变化也显示了党的档案工作的大发展。这次搬迁装车把文件与资料书报分开装。文件全部装箱,资料却没有那么多箱子装,只好一包一捆地进行登记,将档案装在一辆卡车上,将资料书报刊物装在另一辆卡车上,秘书处全体人员分乘两辆卡车守护着档案于1949年3月23日离开西柏坡,驶向北平。头一天驻石家庄,第二天驻保定,第三天到达北平。抵北平香山后,中办机要室驻香山半山亭,中办机要处驻香山慈幼院,中办秘书处驻香山昭庙。而包括这些机构在内的所有驻香山的中央机关,对外均以“劳动大学招待所”相称。“劳动大学”也是各机关进北平后的一个总代号。其中,一部分机关住在市内弓弦胡同,对外称“劳动大学储备处”,一部分住青龙桥,对外称“劳动大学收发处”,中央办公厅机要室、机要处、秘书处和警卫处等随党中央住香山附近。档案暂存在香山召庙里。至此,历时两年,行程3000余里,途经三省20余县市的艰难行程终告结束,千里大转移胜利完成,中国共产党的这批珍贵档案文件在三次迁移中完好地保存了下来,从而使党的秘书档案工作奔向了更加光辉灿烂的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