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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曲主任，您好！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两次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会议，一次是1935年召开的遵义会议，一次是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今年恰逢遵义会议召开80周年，我们应该怎样纪念党史上的这个重大事件呢？
曲青山：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辉煌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学习历史不是为了重复历史，而是为了获取历史的智慧，用历史的智慧之光烛照前进的未来。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史称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上，遵义会议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会议，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是党的历史决议所作的结论。因为，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我们党领导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奋斗了28年。这28年一分为二，中间的坐标正好是遵义会议，它成为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一个重要历史节点。以这个节点来分界，向前看14年是党早期的历史，向后看14年是党走向壮大成熟和不断取得胜利的历史。前14年，我们党曾遭受两次重大历史性挫折，一次是大革命的失败，一次是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第二次失败使我们党和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几乎陷入绝境。正是以遵义会议召开为标志，中国共产党从这里重新奋起，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和核心从这里开始逐步形成，我们党有了正确的前进方向。从此，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克服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正确解读这段历史，明确揭示历史现象背后的规律和必然，正是我们今天纪念遵义会议，从中获取智慧和力量的目的所在。
站在我们党已经走过90多年的光辉历程的历史起点上，要了解和把握好遵义会议这段历史，需要我们将史书翻到80多年前去，看一看遵义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主要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中央开始了长达四年的统治。1933年1月，以博古为首的党的临时中央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在党、红军和根据地内全面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方针和政策，排挤和打击了一大批有实践经验、坚持正确意见的领导干部。这些做法对打破国民党军对我进行的第五次“围剿”产生了消极影响。1933年9月，蒋介石经过充分准备，自任总司令，调集100万军队，首先决定以50万兵力，分数路“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由于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红军经过一年的艰苦作战，未能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被迫实行战略转移。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8.6万余人，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红军带着笨重的物资，沿着红六军团走过的赣粤湘桂边境五岭山脉一直向西行动，准备转移到湖南西部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到1934年12月初，虽然突破国民党军的四道封锁线，但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锐减至3万余人。这时国民党当局已判断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于是又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集结重兵，企图把中央红军一网打尽。在这危急时刻，博古、李德仍无视敌情，坚持按原计划行动，红军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这时，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建议放弃原定计划，立即转头向西，到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1934年12月12日，党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多数同志赞成和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会后，红军遂于通道兵分两路进入贵州黎平县境。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正式决定放弃北上湘西的计划，改向黔北挺进。1934年12月31日夜至1935年1月1日凌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乌江南岸的瓮安县猴场（今瓮安县草塘）召开会议，再次否定李德等人的错误主张，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定，并指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中央红军随即抢渡乌江进占遵义，为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革命根据地和召开遵义会议创造了条件。党的历史上一个产生了重大作用和影响的会议，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下召开的。
记者：遵义会议解决了哪些重大问题呢？如何认识它在党史上的重要地位和重要意义呢？
曲青山：遵义会议解决了关系党和红军生死攸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对此，党的两个历史决议都作了具有组织权威和科学权威的评价。
1945年通过的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即《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贵州省遵义城召开的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得以胜利地结束了‘左’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政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左’倾路线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被逐渐地克服了。”
1981年通过的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即《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我们党的两个历史决议，对遵义会议的这些评价，经受了时间、实践和历史的检验与考验，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显示出了它的客观性、正确性。
遵义会议作为中国革命由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其重要的历史意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它充分肯定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明确回答了红军的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问题。实现了我党军事路线的根本转变。
第二，解决了党内当时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第三，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进行了积极的党内思想斗争，妥善处理了党内长期以来存在的分歧和矛盾，避免了一次可能造成的党内分裂的危险，是党走上成熟的重要标志。
记者：遵义会议召开迄今已经80年了。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我们不禁要思考、要发问，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我们党为什么能成功召开这次会议，这次会议为何能产生如此重大的历史作用和历史意义？
曲青山：我们今天关注这段历史，对这一历史事件深入研究，可以从多方面、多角度去概括、总结、提炼和发掘，但是，我以为，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民主集中制是其中最主要、最基本的方面。
先说实事求是。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次坚持实事求是的范例。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虽然这时我们党还没有对其进行概括和提炼，但遵义会议坚持了这一原则，使之成为我们党结束“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最有力的思想武器。遵义会议前党内曾一度出现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如果继续照搬教条、照套本本，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严酷的现实摆在党的面前。遵义会议前的湘江之战，红军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会后的四渡赤水并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与之前形成鲜明的对照，活生生的现实深刻地教育了广大党员和红军将士。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指挥军事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议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然后发到支部讨论。会议还根据变化了的情况，作出了改变黎平会议先以黔北为中心，再去川南创建根据地的决议，决定北渡长江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创建新的根据地。会后，又根据敌情的变化，决定中央红军在川滇黔三省广大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作为遵义会议的补充，在中央红军四渡赤水转战途中，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子召开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会议从组织上纠正了“左”倾路线的错误，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领导地位。2月8日，在云南扎西（今威信）召开的会议上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决议》充分肯定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取得多次反“围剿”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明确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决议》还指出，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博古、李德“同样是犯了原则上的错误”，使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3月4日，中革军委在遵义鸭溪一帶设立前敌司令部，朱德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为前敌政治委员。3月12日，在遵义苟坝，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这也是当时党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毛泽东进入“三人团”并发挥主导作用，从组织上进一步巩固和保证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使遵义会议提出的改组党中央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的任务最终得以圆满完成。遵义会议的历史告诉我们，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只有坚持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才有活力、才有生命力;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过去，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今天，我们党要团结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也必须继续坚持实事求是，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再说独立自主。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次坚持独立自主的范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独立自主，就要坚持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自己来处理。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也是毛泽东思想三个活的灵魂之一。为什么要将独立自主列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看一看党的历史，看一看遵义会议，我们就清楚了。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的，党的二大通过决议正式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其下属的一个支部。毛泽东同志对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有一个总的评价。他说：“两头好，中间差。”中间差就是指共产国际对我们党内部干预太多，尤其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发生，正是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有关。遵义会议是在我们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作出了一系列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重大决策和重大决定，这些成果都是我们党独立自主做出的、独立自主取得的。遵义会议的历史表明，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中国共产党的事情要由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的实际自己来做决定。今天我们党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党，在一个13亿多人口的大国长期执政，面临的世情国情党情十分复杂，我们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
最后来看民主集中制。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次坚持民主集中制的范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它正确规范了党内政治生活、处理党内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反映、体现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利益与愿望，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制定和执行的科学的合理的有效率的制度。因此，这是我们党最大的制度优势。”遵义会议之所以开得好、开得成功，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根本组织制度起了作用。会上，博古首先作了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过分强调客观困难，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而造成的。周恩来随之就军事问题作了副报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之后，张闻天作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接着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王稼祥也发言支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与会同志又相继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赞成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试想，如果没有民主集中制，会有这样的气氛和效果吗？中央领导机构和军事指挥机构能够顺利有序地改组吗？由于有了这样一个好的制度，党内开展了积极的思想斗争，解决了在战争时期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最急需解决的组织人事问题和军事领导问题，既纠正了错误，又团结了同志。有了正常的党内生活，我们党就开始逐步形成了党的稳定的领导核心。遵义会议的历史表明，民主集中制作为我们党的一个根本组织原则和组织领导制度，必须长期坚持。只有坚持民主集中制，我们党才能不断克服自身存在的问题，建立和形成纠错的体制和机制，才能不断完善自我，提升自我，我们党也才能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 此外，遵义会议之所以开得成功，还注意了开会策略，讲究了工作的艺术性。遵义会议在开会的过程中，只在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上进行讨论，没有涉及六届四中全会的政治路线。之所以这样做，如邓小平后来所说：“就是要把犯错误的同志团结起来，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正确处理党内问题的政策，使大家团结起来了，渡过了最困难的时刻，完成了长征。”遵义会议由于采取了这种策略，形成了党内的最大共识，也为共产国际后来的认可创造了条件。
记者：我们注意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遵义会议研究一直是党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在此过程中，既有史料的新发现，也有认识上的新见解。比如，对于遵义会议这个历史事件的认识，近年有学者提出了“大遵义会议”或“广义遵义会议”的概念。那么，您对此怎么看？
曲青山：近年来，党史学界对遵义会议提出了广义遵义会议、狭义遵义会议、大遵义会议、小遵义会议等概念。这是就遵义会议所产生的历史作用、完成的历史任务来讲的，对这样一些提法，我是赞同的，这实际上是对遵义会议问题研究的深化。所谓的狭义遵义会议、小遵义会议，就是指遵义会议本身。所谓的广义遵义会议、大遵义会议，是对遵义会议前后的扩展和延伸。广义遵义会议、大遵义会议涉及的主题和内容是把它作为一个整体去看待和对待，作前展后延，将遵义会议完成的历史使命看作一个发生、发展和完善的历史过程。会议召开前的相关会议是发展过程，召开后的相关会议是完善过程。广义遵义会议、大遵义会议就应该包括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鸡鸣三省”常委会、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以及1943年3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是发展过程中的会议;“鸡鸣三省”常委会、扎西会议、苟坝会议及1943年3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是完善过程的会议。
记者：在遵义会议研究中，也出现了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比如，关于遵义会议权威记录的文献——陈云手稿《（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有学者提出不是“传达提纲”，而是“匯报提纲”。那么，对这个问题该如何认识呢？
曲青山：遵义会议后中央委派陈云同志去苏联到共产国际汇报会议情况。陈云同志是组织派遣带着历史使命去完成这个任务的，陈云手稿是一个关于遵义会议权威记录的历史文献。现在党史学界有两种说法，一说陈云手稿是传达提纲，一说陈云手稿是汇报提纲，这个问题有待于进一步发掘更多原始历史材料去考证。但从陈云同志当时所担任的党的领导职务和所承担的历史任务来看，不论陈云手稿是传达提纲还是汇报提纲，它对遵义会议记录的权威性是不可否认的，它对我们认识遵义会议是十分珍贵的原始的文献资料。
记者：近年来，关于遵义会议后组织变动中张闻天的职务问题表述，成为一个争论的热点。在一些当年参加遵义会议的当事人回忆中，不少称张闻天为“中央总书记”;还有一些重要的文献中，例如邓小平在张闻天追悼会所致的悼词中就称其为“中央总书记”。但是我们注意到，20世纪80年代后出版的一些权威党史著作中回避了这一称法，使用的表述为“负中央总的责任”或“负总责”。2002年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表述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近年来，一些权威出版社出版的著作中，则又明确地称张闻天为“总书记”。那么，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的职务究竟该怎么表述？
曲青山：当时博古在临时中央所担任的职务，是负中央总的责任。遵义会议上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的职务也应该是负中央总的责任。当然，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总书记”称谓出现之后逐渐成为大家一个习惯的称呼。负中央总的责任实际上担负的就是中央总书记的职责。我认为，两种说法都可以使用，但最准确的表述应该是按照权威党史基本著作的表述。
记者：关于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中央领导中的地位表述，邓小平曾说：“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那么，如何具体理解这个重要论断？
曲青山：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论断十分重要。我们看历史，不能简单地认为某个人担任了党的最高领导职务就叫核心，关键要看在党的领导集体当中，这个核心作用发挥得如何，是不是带领领导集体完成了历史所赋予的重要使命。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来看，他们虽然在党的历史上担任过主要职务或重要职务，但那个时候我们党是不成熟的，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领导集体。而恰恰是毛泽东同志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了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后，逐渐成为我们党的领导集体中的核心和灵魂人物，经过延安整风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在党的七大上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其他领导成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任弼时去世后，到党的八大时，其成员增加了陈云、邓小平，后来又增加了林彪。
■ 责任编辑：袁志平
曲青山：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辉煌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学习历史不是为了重复历史，而是为了获取历史的智慧，用历史的智慧之光烛照前进的未来。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史称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上，遵义会议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会议，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是党的历史决议所作的结论。因为，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我们党领导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奋斗了28年。这28年一分为二，中间的坐标正好是遵义会议，它成为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一个重要历史节点。以这个节点来分界，向前看14年是党早期的历史，向后看14年是党走向壮大成熟和不断取得胜利的历史。前14年，我们党曾遭受两次重大历史性挫折，一次是大革命的失败，一次是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第二次失败使我们党和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几乎陷入绝境。正是以遵义会议召开为标志，中国共产党从这里重新奋起，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和核心从这里开始逐步形成，我们党有了正确的前进方向。从此，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克服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正确解读这段历史，明确揭示历史现象背后的规律和必然，正是我们今天纪念遵义会议，从中获取智慧和力量的目的所在。
站在我们党已经走过90多年的光辉历程的历史起点上，要了解和把握好遵义会议这段历史，需要我们将史书翻到80多年前去，看一看遵义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主要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中央开始了长达四年的统治。1933年1月，以博古为首的党的临时中央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在党、红军和根据地内全面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方针和政策，排挤和打击了一大批有实践经验、坚持正确意见的领导干部。这些做法对打破国民党军对我进行的第五次“围剿”产生了消极影响。1933年9月，蒋介石经过充分准备，自任总司令，调集100万军队，首先决定以50万兵力，分数路“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由于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红军经过一年的艰苦作战，未能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被迫实行战略转移。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8.6万余人，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红军带着笨重的物资，沿着红六军团走过的赣粤湘桂边境五岭山脉一直向西行动，准备转移到湖南西部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到1934年12月初，虽然突破国民党军的四道封锁线，但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锐减至3万余人。这时国民党当局已判断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于是又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集结重兵，企图把中央红军一网打尽。在这危急时刻，博古、李德仍无视敌情，坚持按原计划行动，红军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这时，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建议放弃原定计划，立即转头向西，到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1934年12月12日，党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多数同志赞成和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会后，红军遂于通道兵分两路进入贵州黎平县境。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正式决定放弃北上湘西的计划，改向黔北挺进。1934年12月31日夜至1935年1月1日凌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乌江南岸的瓮安县猴场（今瓮安县草塘）召开会议，再次否定李德等人的错误主张，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定，并指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中央红军随即抢渡乌江进占遵义，为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革命根据地和召开遵义会议创造了条件。党的历史上一个产生了重大作用和影响的会议，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下召开的。
记者：遵义会议解决了哪些重大问题呢？如何认识它在党史上的重要地位和重要意义呢？
曲青山：遵义会议解决了关系党和红军生死攸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对此，党的两个历史决议都作了具有组织权威和科学权威的评价。
1945年通过的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即《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贵州省遵义城召开的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得以胜利地结束了‘左’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政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左’倾路线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被逐渐地克服了。”
1981年通过的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即《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我们党的两个历史决议，对遵义会议的这些评价，经受了时间、实践和历史的检验与考验，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显示出了它的客观性、正确性。
遵义会议作为中国革命由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其重要的历史意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它充分肯定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明确回答了红军的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问题。实现了我党军事路线的根本转变。
第二，解决了党内当时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第三，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进行了积极的党内思想斗争，妥善处理了党内长期以来存在的分歧和矛盾，避免了一次可能造成的党内分裂的危险，是党走上成熟的重要标志。
记者：遵义会议召开迄今已经80年了。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我们不禁要思考、要发问，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我们党为什么能成功召开这次会议，这次会议为何能产生如此重大的历史作用和历史意义？
曲青山：我们今天关注这段历史，对这一历史事件深入研究，可以从多方面、多角度去概括、总结、提炼和发掘，但是，我以为，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民主集中制是其中最主要、最基本的方面。
先说实事求是。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次坚持实事求是的范例。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虽然这时我们党还没有对其进行概括和提炼，但遵义会议坚持了这一原则，使之成为我们党结束“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最有力的思想武器。遵义会议前党内曾一度出现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如果继续照搬教条、照套本本，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严酷的现实摆在党的面前。遵义会议前的湘江之战，红军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会后的四渡赤水并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与之前形成鲜明的对照，活生生的现实深刻地教育了广大党员和红军将士。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指挥军事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议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然后发到支部讨论。会议还根据变化了的情况，作出了改变黎平会议先以黔北为中心，再去川南创建根据地的决议，决定北渡长江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创建新的根据地。会后，又根据敌情的变化，决定中央红军在川滇黔三省广大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作为遵义会议的补充，在中央红军四渡赤水转战途中，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子召开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会议从组织上纠正了“左”倾路线的错误，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领导地位。2月8日，在云南扎西（今威信）召开的会议上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决议》充分肯定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取得多次反“围剿”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明确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决议》还指出，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博古、李德“同样是犯了原则上的错误”，使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3月4日，中革军委在遵义鸭溪一帶设立前敌司令部，朱德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为前敌政治委员。3月12日，在遵义苟坝，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这也是当时党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毛泽东进入“三人团”并发挥主导作用，从组织上进一步巩固和保证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使遵义会议提出的改组党中央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的任务最终得以圆满完成。遵义会议的历史告诉我们，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只有坚持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才有活力、才有生命力;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过去，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今天，我们党要团结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也必须继续坚持实事求是，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再说独立自主。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次坚持独立自主的范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独立自主，就要坚持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自己来处理。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也是毛泽东思想三个活的灵魂之一。为什么要将独立自主列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看一看党的历史，看一看遵义会议，我们就清楚了。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的，党的二大通过决议正式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其下属的一个支部。毛泽东同志对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有一个总的评价。他说：“两头好，中间差。”中间差就是指共产国际对我们党内部干预太多，尤其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发生，正是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有关。遵义会议是在我们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作出了一系列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重大决策和重大决定，这些成果都是我们党独立自主做出的、独立自主取得的。遵义会议的历史表明，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中国共产党的事情要由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的实际自己来做决定。今天我们党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党，在一个13亿多人口的大国长期执政，面临的世情国情党情十分复杂，我们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
最后来看民主集中制。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次坚持民主集中制的范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它正确规范了党内政治生活、处理党内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反映、体现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利益与愿望，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制定和执行的科学的合理的有效率的制度。因此，这是我们党最大的制度优势。”遵义会议之所以开得好、开得成功，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根本组织制度起了作用。会上，博古首先作了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过分强调客观困难，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而造成的。周恩来随之就军事问题作了副报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之后，张闻天作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接着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王稼祥也发言支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与会同志又相继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赞成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试想，如果没有民主集中制，会有这样的气氛和效果吗？中央领导机构和军事指挥机构能够顺利有序地改组吗？由于有了这样一个好的制度，党内开展了积极的思想斗争，解决了在战争时期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最急需解决的组织人事问题和军事领导问题，既纠正了错误，又团结了同志。有了正常的党内生活，我们党就开始逐步形成了党的稳定的领导核心。遵义会议的历史表明，民主集中制作为我们党的一个根本组织原则和组织领导制度，必须长期坚持。只有坚持民主集中制，我们党才能不断克服自身存在的问题，建立和形成纠错的体制和机制，才能不断完善自我，提升自我，我们党也才能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 此外，遵义会议之所以开得成功，还注意了开会策略，讲究了工作的艺术性。遵义会议在开会的过程中，只在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上进行讨论，没有涉及六届四中全会的政治路线。之所以这样做，如邓小平后来所说：“就是要把犯错误的同志团结起来，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正确处理党内问题的政策，使大家团结起来了，渡过了最困难的时刻，完成了长征。”遵义会议由于采取了这种策略，形成了党内的最大共识，也为共产国际后来的认可创造了条件。
记者：我们注意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遵义会议研究一直是党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在此过程中，既有史料的新发现，也有认识上的新见解。比如，对于遵义会议这个历史事件的认识，近年有学者提出了“大遵义会议”或“广义遵义会议”的概念。那么，您对此怎么看？
曲青山：近年来，党史学界对遵义会议提出了广义遵义会议、狭义遵义会议、大遵义会议、小遵义会议等概念。这是就遵义会议所产生的历史作用、完成的历史任务来讲的，对这样一些提法，我是赞同的，这实际上是对遵义会议问题研究的深化。所谓的狭义遵义会议、小遵义会议，就是指遵义会议本身。所谓的广义遵义会议、大遵义会议，是对遵义会议前后的扩展和延伸。广义遵义会议、大遵义会议涉及的主题和内容是把它作为一个整体去看待和对待，作前展后延，将遵义会议完成的历史使命看作一个发生、发展和完善的历史过程。会议召开前的相关会议是发展过程，召开后的相关会议是完善过程。广义遵义会议、大遵义会议就应该包括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鸡鸣三省”常委会、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以及1943年3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是发展过程中的会议;“鸡鸣三省”常委会、扎西会议、苟坝会议及1943年3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是完善过程的会议。
记者：在遵义会议研究中，也出现了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比如，关于遵义会议权威记录的文献——陈云手稿《（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有学者提出不是“传达提纲”，而是“匯报提纲”。那么，对这个问题该如何认识呢？
曲青山：遵义会议后中央委派陈云同志去苏联到共产国际汇报会议情况。陈云同志是组织派遣带着历史使命去完成这个任务的，陈云手稿是一个关于遵义会议权威记录的历史文献。现在党史学界有两种说法，一说陈云手稿是传达提纲，一说陈云手稿是汇报提纲，这个问题有待于进一步发掘更多原始历史材料去考证。但从陈云同志当时所担任的党的领导职务和所承担的历史任务来看，不论陈云手稿是传达提纲还是汇报提纲，它对遵义会议记录的权威性是不可否认的，它对我们认识遵义会议是十分珍贵的原始的文献资料。
记者：近年来，关于遵义会议后组织变动中张闻天的职务问题表述，成为一个争论的热点。在一些当年参加遵义会议的当事人回忆中，不少称张闻天为“中央总书记”;还有一些重要的文献中，例如邓小平在张闻天追悼会所致的悼词中就称其为“中央总书记”。但是我们注意到，20世纪80年代后出版的一些权威党史著作中回避了这一称法，使用的表述为“负中央总的责任”或“负总责”。2002年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表述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近年来，一些权威出版社出版的著作中，则又明确地称张闻天为“总书记”。那么，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的职务究竟该怎么表述？
曲青山：当时博古在临时中央所担任的职务，是负中央总的责任。遵义会议上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的职务也应该是负中央总的责任。当然，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总书记”称谓出现之后逐渐成为大家一个习惯的称呼。负中央总的责任实际上担负的就是中央总书记的职责。我认为，两种说法都可以使用，但最准确的表述应该是按照权威党史基本著作的表述。
记者：关于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中央领导中的地位表述，邓小平曾说：“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那么，如何具体理解这个重要论断？
曲青山：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论断十分重要。我们看历史，不能简单地认为某个人担任了党的最高领导职务就叫核心，关键要看在党的领导集体当中，这个核心作用发挥得如何，是不是带领领导集体完成了历史所赋予的重要使命。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来看，他们虽然在党的历史上担任过主要职务或重要职务，但那个时候我们党是不成熟的，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领导集体。而恰恰是毛泽东同志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了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后，逐渐成为我们党的领导集体中的核心和灵魂人物，经过延安整风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在党的七大上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其他领导成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任弼时去世后，到党的八大时，其成员增加了陈云、邓小平，后来又增加了林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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