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是缪斯，也是青少年的情侣。我的青少年时代，是在上海和平中学度过的，喜欢文学，尤其爱读新诗，从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艾青，一路读下来，一直读到新中国的中青年诗人，诸如闻捷、沙鸥、未央、流沙河、邵燕祥等等，不仅读，而且也学着写。当时中学里有个文学爱好者小组，十几个人，还编了一个墙报。我就在墙报上胡乱地发表自己的诗作，究竟写了多少，写了什么，至今了无痕迹，只记得我在《解放日报·朝花版》上写过一篇诗评，题目叫什么《读“扬场”》，千把字，严格来说，是一篇读后感，算不上诗评。但这是我的处女作，也是我与诗结缘的见证。文章写在1962年，当时我正在复旦大学读大二，是暑期留校写的，所以记得很清楚。
　　初识“黑秀才”邵燕祥
　　邵燕祥先生的诗，说句实话，在当时众多中青年的诗人中，给我留下的印象不算太深。也不知为什么，他成了“右派”。恕我不恭，第一次见到邵先生，是在广播事业局大剧场，时为1967年。当时“文革”正在广播事业局轰轰烈烈地展开。有一天，广播剧场召开全局批斗梅益局长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干部路线，罪行之一是他包庇重用“右派分子”。批判者列数了好几位局里“右派分子”的名字，每点一位，这位就要登台亮相，其中点到了邵燕祥（由于他成名较早，颇得局领导重视，于是批者为他戴了顶“黑秀才”的帽子），他就走上台去低头陪绑。我远远地站在台下，模模糊糊地看到了自己仰慕的诗人身影，心中有点不是滋味。不过，在义愤填膺的批判声浪中，我也跟着举过手，呼过口号，像着了魔。
　　后来广播文工团批斗侯宝林，侯氏戴着纸糊的高帽，低着头，弯着腰，脸上似笑非笑，很逗人乐。我与邵先生正巧站在一起，成了看客。我才得以近距离地看到了邵先生：个头不高，眉清目秀，是个白面书生。我们尚不相识，没有交谈，也不便于交谈，只知道他是广播电台的编辑，而我则是北京电视台的编辑。电台、电视台都属广播系统，在一个院子的前后楼办公，可以说，我与他是广播局的同事，同事了十来年。
　　同为宣传口上的“螺丝钉”
　　“文革”后，我与他相继调离了广播局，他调入《诗刊》社，诗人调进诗刊社，门当户对；我这个中文系的学子，调进《文艺报》，也可说是对口如愿以偿。《诗刊》和《文藝报》都归属中国作家协会，属于文艺口；按照中直机关系统分类，我和邵先生之前工作的新闻口和文艺口一样，都要归到中宣部。由此看来，我和邵先生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起，两度在一起，都是宣传战线上的普通一兵，也可说是宣传口上的一颗“螺丝钉”。但在任职期间，我们并无交往，只是偶尔在同期报刊上相遇。七八十年代邵先生的写作领域，似从诗歌转向杂文，而我则是一名杂文新兵，初试牛刀而已。巧的是，我与邵先生的杂文，竟都被前辈曾彦修先生主编的《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杂文集》选入。邵先生是杂坛久经沙场的老将了，据说他的“右派”帽，就因触及时弊的杂文所致；而我却是初出茅庐的新兵，老将新兵同入一集，使我大有不胜荣幸之感。后来邵先生的杂文越写越多，越写越老辣、见风骨，被读者公认为“杂坛一支笔”，“列入当今杂文强手之林而无愧”；而我只是昙花一现，90年代后，基本上不再涉足杂坛了。
　　邵先生为遥祝罗孚九秩大寿书韵语九则
　　邵燕祥先生的诗文，我读过不少，很敬佩他的铮铮铁骨。但我与他交往甚少，严格说来，除去上世纪的那一面之缘，就只有2018年上他府上拜见之缘（是年，应中国作协老干部处安排，我和他一起赴杭州创作之家度假十日。这是后话，此处不表）。2010年初，香港老报人罗孚之子罗海雷给我来电话说，邵燕祥先生为他父亲写了一首祝寿诗，托我找一位名书家抄录一下，作为寿礼，献给他父亲。我说好啊，请他把邵先生的诗稿传来。海雷很快传来了手稿，这是我第一次拜读邵先生的手稿，也是第一次拜读他的祝寿旧体诗，题为《遥祝罗孚先生九秩大寿韵语九则为献》。诵读之下，觉得这是一首乐府体的七言歌行，采用明白如话的口语入诗，朗朗上口，诗中很少用典，更不用僻典，做到了“我以我手写我口”。诗中写到的今典，多为我亲见亲闻，诵读再三，爱不释手。于是我给海雷回电道：“邵先生的诗拜读了，写得真好。你要我找书坛名家，一是名家都是大忙人，怕未必接手；二来即使接手了，润笔费怕也少不了；我不是书家，但每天在家练字，如果不在意写得好坏，我倒可以试试。如行，我希望罗老大寿之日，能亲手把这幅拙书祝寿诗屏献给老寿星。”海雷听了很高兴地说，正好姚锡佩、周健强、张玲三位女将也要来，你们可以同行。紧接着，他细心安排了我们赴港的行程。
　　邵先生的祝寿诗，全诗九则（首），分为四大段落，一二两首，写他们从相识到相交的过程。他俩相识在长安街上，相交在酒店茶楼。谈些什么？谈的是诗。“莫谈国是谈诗事”，为什么不谈国是？因隔墙有耳，不光有耳，还有眼。我多次去过罗孚处，对周边环境有所了解，所以罗、邵二位交谈的内容，也不外乎诗，尤其是聂绀弩的诗。三至五首，是第二大段落，写罗孚如何从“港岛一支笔”，改名换姓，流落囚居京城，罗夫人又如何“千里奔京城”“一送寒衣二投诉”，要为丈夫讨个说法。惹得邵先生深受感动，要向“夫人三鞠躬”。
　　六七两首，写这位“半是囚徒半作家”如何在双榆树囚居处，“南冠文事未蹉跎”。最后两首写罗孚后继有人，才人辈出，罗海雷奋笔为父著书立传，去伪存真，还历史清白，而罗孚也成了20世纪末期冤假错案中名列前茅的幸存生还者。罗海雷本是在英国学土木工程，后转型搞工程管理的电脑软件，为了为父讨个清白，花了近两年时间，到处采访当事人，搜集素材，终于完成了二十多万字，一百多张图片的著作——《我的父亲罗孚——个报人、“间谍”和作家的故事》。该书2011年由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反响强烈。 　　祝寿诗全诗四大段落，以杂文笔法写来，夹叙夹议，绵中藏针，柔中有刚。我作为罗孚先生在北京十年的见证人之一，读来弥觉情真意切。
　　蒙邵先生指点纠错
　　关于罗孚先生的案子，据说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宗中美“间谍案”，迄今已过去了三十多年。2010年中央编译出版社，首次出版《罗孚文集》七卷本，煌煌数百万言，在全国发行，反应颇大。2012年年初，罗孚先生九十晋二大寿，在香港煌府婚宴大饭店举行，出席贺寿的亲友达三百余人，其中有老《大公报》《新晚报》的同仁五六十人，金庸先生也赶来贺寿。大家向当年的罗老总贺寿，香港诸多新闻媒体均有报道，说明罗孚在新闻出版界的人心向背。知识阶层尽管无职无权发号施令，但人人心中有杆秤。正如北京十年刑满，罗孚返港前在上海见到巴金先生，巴老对他说：“虽然你的事我不太清楚，但我以常识判断。”常识是什么？常识就是一杆秤，一杆公平秤。
　　邵燕祥先生的祝寿诗屏，装裱后我当面交到了罗老的手中，并且当着他的面，由姚锡佩、张玲两位大姐与我一起诵读。承海雷美意，亲自翻拍洗印了两份，一份寄邵先生，一份寄我留念。邵先生看了我书写的影件，给海雷回信道：“谢谢你将包立民先生书拙诗的影件见赠，也请代向包先生致意，他费心抄录我献给罗老的祝寿诗，亦是出于对罗老的爱敬也。抄诗中四首三句，‘底缘事’应为‘缘底事’，‘缘’因‘底’什么‘事’；七首中第五字‘竟’应为‘竞’，前说百年光阴飞快，日月竞相奔波，如‘穿梭’；七首末句，‘南冠之事’应为‘南冠文事’，南冠指狱中，全句指罗老虽在监控，但未废文事，仍写了大量文章‘未蹉跎’。虽有此三小疵，但写件中凝聚着友谊的精神价值不受影响。”海雷将邵先生的信转给了我，拜阅后我一则以愧，一则以敬。愧的是由于粗心未及细校，二三百字的一幅抄件，竟有三字差錯；敬的是邵先生不以为怪，反而一再体贴我对罗老的一片敬爱心意。未能征得邵先生的同意，擅自发表了他给罗海雷的私信。但为了读者能看到邵先生的祝寿全诗，就不怕拙书劣字，将书作附在文中一并发表。
　　青少年时代的邵燕祥，以新体诗步入诗坛，扬名海内；中老年后的邵燕祥，却又以旧体诗交游士林，远扬海外。
　　附记：此文正在编校之际，突然传来邵燕祥于8月1日夜在睡梦中安详离世。呜呼哀哉，仅以本文遥寄哀思，祝神交邵先生一路走好！
　　（作者曾任《文艺报》编审）
　　责任编辑 章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