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发生于茫茫中国西北一隅的故事，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自省与心灵皈依，这是一场信仰心的挣扎与自由之路。火熄灭于水中，水又消失在哪里？
　　《心灵史》首先是具有“边缘性”的，它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史书，也不完全属于小说的序列，它无法冷静的旁观历史，也并非只是作者主观情感的奔涌流泻。在这本书中，目之所及满篇满纸都是作者苦苦追寻的“伊玛尼”——信仰心。无论是风土肃杀的大西北，还是一系七门的宗教谱系，舍弃与追寻，流血与和平……文学的力量在于其文字背后的巨大张力和现实身后内涵的不可言说。每一部作品都不应当经历一场“买椟还珠”式的阅读过程，《心灵史》尤其如此，它身后是熠熠生辉的“信仰”什么是人？什么是不可让渡、不可出卖？这一些最古老也是最具有当代意味的人生命题。最深处潜藏着的本质，往往悄不作声。
　　《心灵史》的这种“边缘性”还体现在其精神上“困守一隅”的独立性，和决绝的反叛态度。
　　“牧人真的正立马城市，默默地与这世界对峙着。”
　　对不安定的日子感到亲切，在不安定的徘徊中寻找着“有意味的东西”，安定滋生着危乱。对于一个冒着风刀霜剑闯进茫茫西北的人来说，他坚信他有着他的“先定”，一如那些教民们坚信苦难过后，他们能皈依“全美”求得他们的“舍西德”。这种伟大的信仰力并不仅仅来源于形式意义的教门，更来自于超越宗教定义的信仰心。除却宗教意义，它无疑更像一种人心与世界之间的自觉的公约与道德律，这种公约所承载的是一种终极关怀，人应当有所敬畏，有所信仰，因此身浮于世才能有所皈依。贫瘠的西北供养着纯粹的清洁的信仰。一如那个“有虔秉钺，如火烈烈”的时代，那是早已逝去，甚至模糊了的时代。它们没有消逝，没有灭亡，它们只是沉寂着，在暗夜里喧嚣。
　　时代的洪流裹挟而来，一切的个性理念都在集体无意识的浑浑噩噩里被打磨光滑。如果终有一日，统计数字证明着发展，声色犬马表达着艺术，得过且过象征着安定……“城市的牧人”正默默“与世界对峙着”。他在边缘的中心反叛着体制，反叛着正统，甚至反叛着自己。他一遍一遍的诘问着这片他所安身的土地，诘问着他身处其中的知识分子队伍：什么是人？什么是不可让渡？仍然要强调的是，我们必须坚信这种“信仰心”的存在，我们应当庆幸的是信仰的“缺乏”而不是“缺失”。它只是在沉寂着，在每个人身上沉寂着，不过是“他不知它”。越来越多的与张承志一样声嘶力竭呼唤着它的知识分子便是明证，只有沉寂才待唤醒，若是消亡只余祭奠。
　　张承志用“西海固”养育着当代人的信仰心，一如保罗·策兰用他的“黑牛奶”来为死亡赋格。在这里，他所做的一切文学努力，都不再是文人的撒娇。他进入了一种传统意义上失于主流的写作，激昂，独立，棱角分明。尽管这种棱角一次次地刺透了我们的肌肤，扎进了我们的血肉，尽管在安适中我们总是习惯性的规避痛苦，收敛锋芒。但信仰却总是有着不规则的形状，被刺痛才能被警醒，信仰的价值与意义也许就在于有所威慑。一切的历史都可以说是人们的心灵史，一切的心灵史都是与知识分子取得共鸣的同理心。
　　“你举义为百姓们书写，但空有情感不能达到结论。我花费了半生，获得了这样一句话：‘正确的方法，就在于对象所拥有的方式之中。’我暗自察觉与掂量，我琢磨着自己对他们的融入。他们的生存，他们的思路，尤其是他们对未来的向往，持久地对我摇撼与校正。”
　　作家们应当是一群双脚被民众扯住而又跳脱出来，不断挣扎着的人们。知识分子的信仰心在于对人民的敬畏，知识分子的信仰力体现在永不退让的理想主义情怀。当这两者相结合，时代中的知识分子便能以手中的笔和笔下的文字起誓：虽因坚定而被孤立，因锐利而被规避，我所坚守的是要让信仰保持活力，要战胜世俗化腐败的举义。人的心灵并不是学术资料，该缄默时缄默，该独存时独存，在经历过一个个时代后，信仰所需要的并不是表述，而是复苏。
　　在这个我们正共同存在着的时代里，信仰在数着降临的日子，等待着变数。或许已经苏醒，或许还在沉寂。最深处潜藏着的本质，往往悄无声息，他不知他，人亦不知他。在人类心灵无限延绵的历史中，显露的已经显露，隐藏的还在等待着光阴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