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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刻印和传抄书籍的历史在世界上最为悠久，数量也最为庞大，不过，长期未形成版權概念，要么是朝廷（官方）出资出人编印，要么民间私自刻写传抄，直到最近100年，书籍才明码实价进入市场买卖，此前的3000多年时间里，“书文无价”，替人写一副字，或许可以收到些银两或者礼物，多数也挨着脸面白白奉送，写一篇文章作一部书也同样，除非求文求书者大方馈赠，若全凭自己心血来潮而写，就只能在朋友之间传阅，即使被朝廷看中，被收进了文库，也只能得到一个署名，最多获得一官半职，不会有版税稿费，因此，那些日子里，中国只有刻印、传抄，并没有严格意义的新闻出版。
自从1834年普鲁士传教士郭士力在广州创办出第一份中文月刊，虽然它的发行对象是在中国的外籍商人、传教士、外交官（当时的朝廷严禁民间出版），却让中国人第一次知道了书刊可以大量印刷向大众售卖。几十年后，“洋务运动”中，中国开始办报纸，到“光绪新政”时候，朝廷解除了“报禁”、“言禁”，1901年至1911年间，中文报纸从34种增加到209种，10年里翻了快有三翻，新闻出版事业才开始在中华大地上真正出现。
新闻出版的原意是指新闻报刊的出版。由于中国的新闻出版事业起步较晚，不像其他国家早几百年前就养成了严格的知识产权和版权规则，过去，甭说知识产权，连人的性命也由朝廷（官方）说了算，出版新闻报刊和书籍都搅和在一起，书店卖书也卖报，也编辑印刷出版图书，至今也并未严格划分，所以，新闻出版除了报纸杂志的出版，也包括书籍出版，不过，不包括当前时兴的网络出版、音像视频之类的出版。
邹韬奋先生（1895-1944）的一生正处在中国新闻出版事业从无到有、从草创到繁荣甚至可以说鼎盛的阶段。若将1895年的“公车上书”和第一份中国报纸《万国公报》的创办当成现代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开始，将1945年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看成中国现代新闻出版事业第一阶段的结束，事实上，现代中国新闻出版事业就是从1895年开始，1945年后（也许说1946年更加符合历史事实，但就中国新闻出版事业而言，1945年发生过标志性的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合并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事件），“国共内战”全面爆发，此后的中国新闻出版事业同此前出现了彻底的改变，完全可以说中国近代新闻出版事业第一阶段结束，这个阶段，恰恰与邹韬奋先生的人生相重合。
而且，在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第一个阶段中，单份非官方报刊发行量的最高纪录由邹韬奋先生主办的《大众生活》周刊创出，全国最多分支机构的民营书店是邹韬奋先生创办的生活书店，出版图书和报刊品种最多、发行量最大的非官方新闻出版机构就是邹韬奋先生创办的生活报刊和图书机构，因此，中国新闻出版事业在第一个阶段中出现的繁荣和成就，很大程度上是邹韬奋先生创办的生活报刊和图书系列展现出来，遍布全国的54家生活书店和几十万生活报刊图书读者共同展示了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第一阶段的巨大成就。
为了能够做新闻记者，邹奋韬先生吃够了苦头。不过，做新闻记者似乎只是一种习惯性说法，邹韬奋先生实际上做的应当说是新闻出版事业，并非新闻记者。
邹韬奋先生在《自述》里回忆说：“但是有一点却在小学的最后一年就在心里决定了的，那就是自己宜于做一个新闻记者。”他当时对上海《时报》、《申报》特约记者黄远生的新闻报道非常喜欢，“是我平生最倾倒的佳作。”黄远生（1885-1915）是近代中国第一代最杰出的新闻记者，被誉为“报界奇才”，他因为主张政权由选举产生，反对暴力夺取而被当时的革命党暗杀，邹韬奋先生“甚至有好几夜为着这件事睡不着。”此前，他整本整本地借阅梁启超的《新民丛报》，“简直看入了迷”。他当时年满18岁，正是对人生充满希望的时候，在私塾念了10年国文，满腹经纶，当然要把梁启超、黄远生作为人生样板。
邹韬奋先生出生在一个官僚大家庭，祖父官至知府，父亲排行十四，当过盐业局长、财政部科长。若是穷苦人家的孩子，念完10年私塾就该成家自立。当时科举考试已经废止，年轻人都热衷进新式学堂，父亲又最信“实业救国”，就把他送到上海南洋公学念机电工科，想培养他成为一名工程师。在南洋公学念了两年小学，三年中学，两年大学，都是工科，直到毕业一直成绩很好，是学校的“优行生”，可以免缴学费的。毕业后，他没有进入机电工程行业，而是报考了圣约翰大学文科，要实现自己的新闻记者梦。
做出这个违背父亲意愿的决定，邹韬奋先生是有足够理由的：一方面，升入中学的时候，父亲创业失败，被迫中断了他和三弟两人的学费，三弟也在南洋中学念书，从此，学费和生活费都靠自己兼职赚钱解决。另一方面，中学第一年就发表了3篇文章，到大学毕业已经发表60多篇，稿费成为他们兄弟俩的主要生活来源，是做新闻记者的有力证据。
圣约翰大学的学费比较昂贵，邹韬奋先生靠“优行生”获得了两次免费，还有两学期的学费全靠自己当家庭教师、兼职打工和借贷解决，还有生活费问题，尽管他每天都是下课就急冲冲跑去做兼职，晚上还得熬夜写稿子往报社投稿，毕业的时候，还是没有钱购买毕业礼服，身上还欠下三百块多块借贷。毕业典礼那天，全校都洋溢着欢乐的气氛，邹奋韬先生却伤感地“独有一个人掉泪。”
可是，圣约翰大学文科毕业，他并没有得到做新闻记者的职位。尽管当时报刊行业尚未普及，只要略作了解邹奋韬先生的学历和才华，任一家报刊都会聘用。但他有一个特殊背景，收入中断一天，一天就得挨饿，别人参加完毕业典礼可以用几个月时间慢慢寻找工作机会，他不行，毕业典礼第二天就得“上班”，他提前两月就联系好了，到厚生纱厂做英文秘书，主要是每月有120元薪水，几个月时间就可以还掉学费贷款，要是去当新闻记者，运气好每月不会超过30元，一般10元20元，要偿还300多元债务，不知会等到猴年马月。
英文秘书薪水高，每天只需要翻译几篇英文电讯，轻松体面的职业，过小日子已经非常富裕。邹奋韬先生若就此放下新闻记者梦想，上海滩会多一个富裕的中产人士，一两年时间就有足够的钱买车买房，娶妻生子。可是， 300多块学费贷款就没还完呢，邹韬奋先生听说圣约翰大学同学张竹平当上了《申报》经理，自己就经耐不住，立马找上门去，要他帮忙介绍自己当《申报》新闻记者。张竹平熟悉他的才华和为人，很乐意，当即给了他报社的稿件处理，但报社一时还不能正式聘用，他暂时算报社的编外职员，邹韬奋先生且不管他，认认真真地做了三周的《申报》编外职员，得到20元大洋和一句等待。他等待不了，一边到上海青年会中学兼任英文教员，一边找黄炎培帮忙，到中华职业教育社做半天，月薪60元。五年时间，除了业余向各家报刊投稿与新闻记者占了点边，年过30了，他依然没有当上新闻记者。 作为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长期兼职教员，邹韬奋先生对内部创办的《生活》周刊兴趣一般，头一年仅写了三篇稿，大约纯属义务性质。当《生活》周刊兼职主编王志莘不再继续兼职，邹韬奋先生“义不容辞地把它收容下来，”薪水还是60元，没有了做教员的薪水，他似乎毫不在意，辞去了过往的所有兼职，一心一意做起了新闻出版。
尽管邹韬奋先生始终宣称自己是一个新闻记者，人们至今也依旧使用最杰出的新闻记者称呼邹韬奋先生，但事实上，如果说新闻记者以采访报道新闻事件为主要特征，邹韬奋先生并不合适这样一个职业称呼，无论是出自他笔下的文稿，还是他一生从事新闻出版的真实情形，我们很难发现他像记者一样采访报道新闻，他的文稿更贴近作家，他做的事情更贴近编辑、出版家，一生都是这样子。由此看来，虽然他为做新闻记者吃够了苦头，到头来始终没有当上，不过，他笔下出的作品，手头编出的文稿、报刊和图书，为中国新闻出版事业做出的贡献，则远非一个杰出的新闻记者可以相媲美。
邹韬奋先生做新闻出版的意愿与众不同
崇拜梁启超、黄远生而梦想成为新闻记者，喜欢阅读和写作而认为自己最适合做新闻记者，许多人年轻时候都这样，做新闻记者见多识广，满世界到处跑，接触人间万象，是一个充满活力和趣味的职业，一旦用文字或图片把新闻传播出去，新闻记者就实现了一次广而告之，“把自己知道的告诉大家”是所有生灵的美好品质，包括野生动物在内，人类世界也因此受益无穷，新闻记者用职业实现人性品质，一般都以真实报道新闻事件为职业标准。
正式接手《生活》周刊后，邹韬奋先生在刊头登载：“本刊期以生动的文字，有趣味有价值的材料，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报刊头也叫报眼，刊登的往往是报刊的灵魂或者最重要的内容。外文报刊不得而知，在所见的中文报刊里，邹韬奋先生的这份办刊宗旨，平淡无奇的语言，其境界高度则绝无仅有。
刊物实现社会改造靠的是刊载内容，刊载内容要起到社会改造的作用，当然不是那种娱乐八卦能够做到，甚至也不是大众日常生活内容能够做到，尽管这些都为每个人一生必不可少，在某种特殊社会背景下是众多报刊的生存之道。
众所周知的报刊意义或价值主要是信息传播，人类世界为什么需要信息传播？害怕孤独、群体生活是人的天性，天性使得人需要接触外界信息， 否则会坐立不安，郁闷致死。不过，还应当知道，人类之所以成为万物之灵，是因为人类大脑功能得到开发使用。而人的大脑功能之所以得到开发使用，是因为人类学会了使用语言，并通过语言思维、传播和接受信息。新闻信息正是每个人得以认识自身和世界，开发大脑功能的信息来源，而且是主要的、必不可少的信息来源。对于人类社会生活而言，除了日常的直接视听信息，新闻信息是间接认识外在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唯一来源。失去新闻信息，对人类世界一无所知的人，我们通常形容为愚昧人、野蛮人。
从根本上说，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就在于新闻信息的传播和接收，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社会文明，无论是每一个人还是每一个社会整体，失去新闻信息的接收和传播，个人和社会的发展进步都无从谈起。
邹韬奋先生的文章中散见大量关于新闻报道“力谋社会改造”的见解和主张，用不着这里重复。接手《生活》周刊之初，请不起记者，也没有很多钱支付稿费，即使有钱，名不见经传的报刊，估计也少人问津。他不得不编写十几个笔名，用不同的笔名发表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稿件。他一生发表的稿件难以计数，还在学校念书期间投稿就有200多篇，其中刊发60多篇。尽管所有稿子都谈论的当时社会最热门的话题，或者大家最关注的社会事件，但我们很少从他的报道中发现记者现场采访的细节。他笔下的几乎所有报道，即使是身临其境的直接见闻，都从历史和未来的深度进行介绍，从全社会、全人类的高度进行分析认识。例如，他报道自己坐牢，只写到第49天，写了18篇，每篇几百字，最长的也就千把字，每一篇都讲到一个主题，而不是简单地介绍过程和细节。写被捕当晚，先介绍自己和六位同仁的主张，然后只介绍被捕过程，看上去非常轻松友好，细节甚至不乏风趣幽默，但把原因交代得非常清楚，“我深信这主张也是中国大众的公意的反映。”将被捕事件反映出来的民意和当局乱政行为呈现到了读者面前。每一篇报道必然包含许多真知灼见，这样的报道本身就具有社会改造的功能。
公元1644年，英国诗人约翰﹒弥尔顿给英国国会写了一篇演说稿，翻译成中文长达35000多字，里面有一些经典言论：“书籍和生灵一样，可以自由进入这个世界。”“一切看法，包括一切错误的在内，对于获得知识都有极大的帮助。”“只要心灵纯洁，书籍不可能使人腐败。”……这篇演说稿被中国商务印书馆编辑在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958年以《论出版自由》为书名出版发行，2016年已经再版9次。由此可见，新闻出版自由问题早在300多年前就被提上了台面，至今仍然得到普遍的接受。而半个多世纪前，邹韬奋先生从1926年进入新闻出版行业，到1944年去世，仅18年，被停刊、被查封多达7次，被迫关闭书店49家，6次被迫流亡，在如此严酷的新闻出版环境中，邹韬奋先生能够实现流传至今的新闻出版事业，他的周旋功夫一定值得人们广为借鉴。
1932年7月，上海国民党党部以“言论反动，毁谤党国”为名，禁止《生活》周刊邮递发行。到10月，国民党中央下达“密令”，封禁《生活》周刊。鄒韬奋先生接手《生活》6年时间，把它从一份本部刊物做成了全国发行量15.5万份的热门报刊，要知道，当时，一份报刊能够发行几千上万份就非常成功了。《生活》周刊如日中天的时候横遭封禁，即便邹韬奋先生和同仁们能够承受，他们无法向遍布全国的读者交代。于是，邹韬奋先生发表了《生活日报创办之建议》，采用公开全民招股的形式，创办《生活日报》，用《生活日报》延续《生活》周刊的内容特色和刊物风格，次年又请杜重远创办《新生》周刊，并将《生活日报》从黄炎培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中独立出来，以免其受到牵连。同时，将《生活》周刊的“书包代办部”改办成生活书店，到10月22日，《生活》周刊社停办，原班人马和读者、作者都由《生活日报》和生活书店直接传承下来，新闻出版事业还实现了一次小小的飞跃——从社内成员作为股东变成了几千人的社会人士作为股东，从隶书中华职业教育社变成了独立的出版合作社。 1935年7月9日，创办一年多时间的《新生》周刊再遭查封，杜重远先生被判刑14个月，邹韬奋先生身在美国旅行，他原本有计划呆在美国创办一份中文报纸，得到《新生》周刊和杜重远的消息，立马起身回国，先到监狱看望了杜重远才回到家中。几个月后，《大众生活》周刊正式发刊，虽然在发刊词中一字不提生活二字，读者们似乎都心知肚明它是生活、新生的继承者，创刊当月就达到了发行20万的新成绩，刷新了当时中国报刊的发行最高纪录。
1936年2月，《大众生活》再遭查禁，同时被查禁的还有生活书店出版的《世界知识》、《妇女生活》、《读书生活》、《生活知识》等读物，邹韬奋先生本人也接到通知：国民党主席蒋介石约他面谈。他不得不第二次流亡，到香港创办《生活日报》，《生活日报周刊》，然后以香港刊物名义，迁移到上海出版，改名《生活星期看》，国内则由金仲华主编《永生》周刊。几个月后，“七君子事件”发生，邹韬奋先生同时被捕，《生活星期刊》被迫停刊。
“七君子”1937年7月31日出狱，半个月时间后，《抗战》三日刊出版发行，后改为《全民抗战》三日刊，上海沦陷后迁到汉口继续出版，武汉沦陷后到重庆继续出版，将生活读者直接带到了全面抗战救国的民族救亡运动中。
1938年7月，国民党中央公布《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当时，生活书店已经达到54家分店，出版几千种图书，不到1年时间，被审查掉49家书店，1940年7月，国民党“大员”把话挑明：要么同指定的出版社合并，要么“即须全部消灭无疑”。邹韬奋先生不得不亲笔写信给蒋介石，终于保存下来生活书店的血脉。到1943年10月，新知书店创建人之一的徐雪寒看望病中的邹韬奋先生，他说他病好后会把生活书店继续办下去，这句话，后来成了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合并的依据，1945年，邹韬奋先生去世一年后，三家书店合并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1年，邹韬奋先生虽然离世多年了，他亲手创建下来的生活书店随三联书店被纳入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的名号直到1986年才重新恢复，被消失了整整35年。
300多年前的约翰﹒弥尔顿就已经懂得：“见识、真知和悟性绝不能像商品一样被垄断，或者凭提单、发票、重量进行交易，这是对人类智慧的侮辱，是人类最愚蠢和邪恶的行为。”
“对于民众有相当的贡献”是邹韬奋先生做新闻出版的动机，也是他事业成功和声誉卓著的充分理由。盘剥和愚弄民众的事业无论多么庞大也不可能流传后世，为广大民众做出贡献的事业才能流芳千古。
邹韬奋先生这样限定民众：“我以为搜刮民膏摧残国势的军阀与贪官污吏不在内；兴波作浪，朝秦暮楚，唯个人私利是图的无耻政客不在内；虐待职工，不顾人道主义的残酷资本家不在内；徒赖遗产，除衣住食及无谓消遣外，对于人群丝毫无益的蠹虫也不在内。除此以外，一般有正当职业或正在准备加入正当职业的平民都在内，尤其是这般人里面受恶制度压迫特甚的部分。”
无论什么时代，无论怎样的社会环境，即使是在丧心病狂的恶魔统治下的社会，失去民众的劳作，没有吃穿住行，恶魔也无以生存，必然短命。
报刊要对民众有相当的贡献，无外乎报刊登载的内容和表达的方式，登载的内容是民众所需，表达的方式为民众能够并乐于接受。
邹韬奋先生所处的时代，报刊主要靠文字语言表达，那时候，白话文在中国社会推广的时间还不长，阅读和写作并不普及，绝大多数“读书人”依旧习惯使用佶屈聱牙的“贵族语言”，识字不多的民众无法读懂，只能在所谓“上层人士”圈内把玩。而所谓“贵族语言”、“上层人士”，也不过他们自己给自己使用的一个体面名称，实际上正是邹韬奋先生所指的对于人群丝毫无益的蠹虫，团绕在帝王权势周边装神弄鬼、狐假虎威的角色。
大家都应当很清楚，人类群体的合力巨大无比，从古埃及金字塔到古中国万里长城，从城市高楼大厦到各种超级工程，最多的需要数百甚至数千万人的合力，不过，两个人及其以上，要同时间同方位发力才可能产生合力，这就需要群体在同一时间出现共同的意愿或者被迫的共同行动，它来自一个主张、一个指令，一个传达给群体内每一个人的信息，要么是声音语言，要么是文字语言，为群体内每一个成员所明白理解的语言。人类世界的发展进步，失去人类群体内大家共同接受的语言，一切都无从谈起。
邹韬奋先生没有科举出身，没有古文作品，尽管他实际上也是“古文出身”，自幼念古书，长达10年。但他的身上和笔下几乎完全没有“旧时代读书人痕迹”，他写作、编发的成千上万的文稿，最大的特征就是大众日常使用的口语化语言，所以，他寫的文章，只要认识常用汉字就能够流畅阅读，即便是“读书人”，读他的文章也会感到轻松自然。
使用日常口语化的文字写作，表达的内容才能够为广大民众接受。读古文，一般都是小时候老师逼迫或者某种需要的逼迫下才不得不为，无压力下的阅读，是人都会选择阅读口语化文章。
邹韬奋先生的生活报刊能够得到广大民众的喜爱，除了口语化语言之外，就是所表达的内容无不与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婚恋嫁娶，生老病死，这些不用多说。抗日战争中，他不使用抽象概念讲民族的生死存亡，大量讲述前线抗日将士的悲壮故事唤起民众的抗日勇气。他曾在《经历》里写道：“我不想做资本家，不想做大官，更不想做报界大王。我只有一个理想，就是要创办一种为大众所爱读，为大众作喉舌的刊物。”
自从1834年普鲁士传教士郭士力在广州创办出第一份中文月刊，虽然它的发行对象是在中国的外籍商人、传教士、外交官（当时的朝廷严禁民间出版），却让中国人第一次知道了书刊可以大量印刷向大众售卖。几十年后，“洋务运动”中，中国开始办报纸，到“光绪新政”时候，朝廷解除了“报禁”、“言禁”，1901年至1911年间，中文报纸从34种增加到209种，10年里翻了快有三翻，新闻出版事业才开始在中华大地上真正出现。
新闻出版的原意是指新闻报刊的出版。由于中国的新闻出版事业起步较晚，不像其他国家早几百年前就养成了严格的知识产权和版权规则，过去，甭说知识产权，连人的性命也由朝廷（官方）说了算，出版新闻报刊和书籍都搅和在一起，书店卖书也卖报，也编辑印刷出版图书，至今也并未严格划分，所以，新闻出版除了报纸杂志的出版，也包括书籍出版，不过，不包括当前时兴的网络出版、音像视频之类的出版。
邹韬奋先生（1895-1944）的一生正处在中国新闻出版事业从无到有、从草创到繁荣甚至可以说鼎盛的阶段。若将1895年的“公车上书”和第一份中国报纸《万国公报》的创办当成现代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开始，将1945年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看成中国现代新闻出版事业第一阶段的结束，事实上，现代中国新闻出版事业就是从1895年开始，1945年后（也许说1946年更加符合历史事实，但就中国新闻出版事业而言，1945年发生过标志性的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合并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事件），“国共内战”全面爆发，此后的中国新闻出版事业同此前出现了彻底的改变，完全可以说中国近代新闻出版事业第一阶段结束，这个阶段，恰恰与邹韬奋先生的人生相重合。
而且，在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第一个阶段中，单份非官方报刊发行量的最高纪录由邹韬奋先生主办的《大众生活》周刊创出，全国最多分支机构的民营书店是邹韬奋先生创办的生活书店，出版图书和报刊品种最多、发行量最大的非官方新闻出版机构就是邹韬奋先生创办的生活报刊和图书机构，因此，中国新闻出版事业在第一个阶段中出现的繁荣和成就，很大程度上是邹韬奋先生创办的生活报刊和图书系列展现出来，遍布全国的54家生活书店和几十万生活报刊图书读者共同展示了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第一阶段的巨大成就。
为了能够做新闻记者，邹奋韬先生吃够了苦头。不过，做新闻记者似乎只是一种习惯性说法，邹韬奋先生实际上做的应当说是新闻出版事业，并非新闻记者。
邹韬奋先生在《自述》里回忆说：“但是有一点却在小学的最后一年就在心里决定了的，那就是自己宜于做一个新闻记者。”他当时对上海《时报》、《申报》特约记者黄远生的新闻报道非常喜欢，“是我平生最倾倒的佳作。”黄远生（1885-1915）是近代中国第一代最杰出的新闻记者，被誉为“报界奇才”，他因为主张政权由选举产生，反对暴力夺取而被当时的革命党暗杀，邹韬奋先生“甚至有好几夜为着这件事睡不着。”此前，他整本整本地借阅梁启超的《新民丛报》，“简直看入了迷”。他当时年满18岁，正是对人生充满希望的时候，在私塾念了10年国文，满腹经纶，当然要把梁启超、黄远生作为人生样板。
邹韬奋先生出生在一个官僚大家庭，祖父官至知府，父亲排行十四，当过盐业局长、财政部科长。若是穷苦人家的孩子，念完10年私塾就该成家自立。当时科举考试已经废止，年轻人都热衷进新式学堂，父亲又最信“实业救国”，就把他送到上海南洋公学念机电工科，想培养他成为一名工程师。在南洋公学念了两年小学，三年中学，两年大学，都是工科，直到毕业一直成绩很好，是学校的“优行生”，可以免缴学费的。毕业后，他没有进入机电工程行业，而是报考了圣约翰大学文科，要实现自己的新闻记者梦。
做出这个违背父亲意愿的决定，邹韬奋先生是有足够理由的：一方面，升入中学的时候，父亲创业失败，被迫中断了他和三弟两人的学费，三弟也在南洋中学念书，从此，学费和生活费都靠自己兼职赚钱解决。另一方面，中学第一年就发表了3篇文章，到大学毕业已经发表60多篇，稿费成为他们兄弟俩的主要生活来源，是做新闻记者的有力证据。
圣约翰大学的学费比较昂贵，邹韬奋先生靠“优行生”获得了两次免费，还有两学期的学费全靠自己当家庭教师、兼职打工和借贷解决，还有生活费问题，尽管他每天都是下课就急冲冲跑去做兼职，晚上还得熬夜写稿子往报社投稿，毕业的时候，还是没有钱购买毕业礼服，身上还欠下三百块多块借贷。毕业典礼那天，全校都洋溢着欢乐的气氛，邹奋韬先生却伤感地“独有一个人掉泪。”
可是，圣约翰大学文科毕业，他并没有得到做新闻记者的职位。尽管当时报刊行业尚未普及，只要略作了解邹奋韬先生的学历和才华，任一家报刊都会聘用。但他有一个特殊背景，收入中断一天，一天就得挨饿，别人参加完毕业典礼可以用几个月时间慢慢寻找工作机会，他不行，毕业典礼第二天就得“上班”，他提前两月就联系好了，到厚生纱厂做英文秘书，主要是每月有120元薪水，几个月时间就可以还掉学费贷款，要是去当新闻记者，运气好每月不会超过30元，一般10元20元，要偿还300多元债务，不知会等到猴年马月。
英文秘书薪水高，每天只需要翻译几篇英文电讯，轻松体面的职业，过小日子已经非常富裕。邹奋韬先生若就此放下新闻记者梦想，上海滩会多一个富裕的中产人士，一两年时间就有足够的钱买车买房，娶妻生子。可是， 300多块学费贷款就没还完呢，邹韬奋先生听说圣约翰大学同学张竹平当上了《申报》经理，自己就经耐不住，立马找上门去，要他帮忙介绍自己当《申报》新闻记者。张竹平熟悉他的才华和为人，很乐意，当即给了他报社的稿件处理，但报社一时还不能正式聘用，他暂时算报社的编外职员，邹韬奋先生且不管他，认认真真地做了三周的《申报》编外职员，得到20元大洋和一句等待。他等待不了，一边到上海青年会中学兼任英文教员，一边找黄炎培帮忙，到中华职业教育社做半天，月薪60元。五年时间，除了业余向各家报刊投稿与新闻记者占了点边，年过30了，他依然没有当上新闻记者。 作为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长期兼职教员，邹韬奋先生对内部创办的《生活》周刊兴趣一般，头一年仅写了三篇稿，大约纯属义务性质。当《生活》周刊兼职主编王志莘不再继续兼职，邹韬奋先生“义不容辞地把它收容下来，”薪水还是60元，没有了做教员的薪水，他似乎毫不在意，辞去了过往的所有兼职，一心一意做起了新闻出版。
尽管邹韬奋先生始终宣称自己是一个新闻记者，人们至今也依旧使用最杰出的新闻记者称呼邹韬奋先生，但事实上，如果说新闻记者以采访报道新闻事件为主要特征，邹韬奋先生并不合适这样一个职业称呼，无论是出自他笔下的文稿，还是他一生从事新闻出版的真实情形，我们很难发现他像记者一样采访报道新闻，他的文稿更贴近作家，他做的事情更贴近编辑、出版家，一生都是这样子。由此看来，虽然他为做新闻记者吃够了苦头，到头来始终没有当上，不过，他笔下出的作品，手头编出的文稿、报刊和图书，为中国新闻出版事业做出的贡献，则远非一个杰出的新闻记者可以相媲美。
邹韬奋先生做新闻出版的意愿与众不同
崇拜梁启超、黄远生而梦想成为新闻记者，喜欢阅读和写作而认为自己最适合做新闻记者，许多人年轻时候都这样，做新闻记者见多识广，满世界到处跑，接触人间万象，是一个充满活力和趣味的职业，一旦用文字或图片把新闻传播出去，新闻记者就实现了一次广而告之，“把自己知道的告诉大家”是所有生灵的美好品质，包括野生动物在内，人类世界也因此受益无穷，新闻记者用职业实现人性品质，一般都以真实报道新闻事件为职业标准。
正式接手《生活》周刊后，邹韬奋先生在刊头登载：“本刊期以生动的文字，有趣味有价值的材料，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报刊头也叫报眼，刊登的往往是报刊的灵魂或者最重要的内容。外文报刊不得而知，在所见的中文报刊里，邹韬奋先生的这份办刊宗旨，平淡无奇的语言，其境界高度则绝无仅有。
刊物实现社会改造靠的是刊载内容，刊载内容要起到社会改造的作用，当然不是那种娱乐八卦能够做到，甚至也不是大众日常生活内容能够做到，尽管这些都为每个人一生必不可少，在某种特殊社会背景下是众多报刊的生存之道。
众所周知的报刊意义或价值主要是信息传播，人类世界为什么需要信息传播？害怕孤独、群体生活是人的天性，天性使得人需要接触外界信息， 否则会坐立不安，郁闷致死。不过，还应当知道，人类之所以成为万物之灵，是因为人类大脑功能得到开发使用。而人的大脑功能之所以得到开发使用，是因为人类学会了使用语言，并通过语言思维、传播和接受信息。新闻信息正是每个人得以认识自身和世界，开发大脑功能的信息来源，而且是主要的、必不可少的信息来源。对于人类社会生活而言，除了日常的直接视听信息，新闻信息是间接认识外在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唯一来源。失去新闻信息，对人类世界一无所知的人，我们通常形容为愚昧人、野蛮人。
从根本上说，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就在于新闻信息的传播和接收，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社会文明，无论是每一个人还是每一个社会整体，失去新闻信息的接收和传播，个人和社会的发展进步都无从谈起。
邹韬奋先生的文章中散见大量关于新闻报道“力谋社会改造”的见解和主张，用不着这里重复。接手《生活》周刊之初，请不起记者，也没有很多钱支付稿费，即使有钱，名不见经传的报刊，估计也少人问津。他不得不编写十几个笔名，用不同的笔名发表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稿件。他一生发表的稿件难以计数，还在学校念书期间投稿就有200多篇，其中刊发60多篇。尽管所有稿子都谈论的当时社会最热门的话题，或者大家最关注的社会事件，但我们很少从他的报道中发现记者现场采访的细节。他笔下的几乎所有报道，即使是身临其境的直接见闻，都从历史和未来的深度进行介绍，从全社会、全人类的高度进行分析认识。例如，他报道自己坐牢，只写到第49天，写了18篇，每篇几百字，最长的也就千把字，每一篇都讲到一个主题，而不是简单地介绍过程和细节。写被捕当晚，先介绍自己和六位同仁的主张，然后只介绍被捕过程，看上去非常轻松友好，细节甚至不乏风趣幽默，但把原因交代得非常清楚，“我深信这主张也是中国大众的公意的反映。”将被捕事件反映出来的民意和当局乱政行为呈现到了读者面前。每一篇报道必然包含许多真知灼见，这样的报道本身就具有社会改造的功能。
公元1644年，英国诗人约翰﹒弥尔顿给英国国会写了一篇演说稿，翻译成中文长达35000多字，里面有一些经典言论：“书籍和生灵一样，可以自由进入这个世界。”“一切看法，包括一切错误的在内，对于获得知识都有极大的帮助。”“只要心灵纯洁，书籍不可能使人腐败。”……这篇演说稿被中国商务印书馆编辑在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958年以《论出版自由》为书名出版发行，2016年已经再版9次。由此可见，新闻出版自由问题早在300多年前就被提上了台面，至今仍然得到普遍的接受。而半个多世纪前，邹韬奋先生从1926年进入新闻出版行业，到1944年去世，仅18年，被停刊、被查封多达7次，被迫关闭书店49家，6次被迫流亡，在如此严酷的新闻出版环境中，邹韬奋先生能够实现流传至今的新闻出版事业，他的周旋功夫一定值得人们广为借鉴。
1932年7月，上海国民党党部以“言论反动，毁谤党国”为名，禁止《生活》周刊邮递发行。到10月，国民党中央下达“密令”，封禁《生活》周刊。鄒韬奋先生接手《生活》6年时间，把它从一份本部刊物做成了全国发行量15.5万份的热门报刊，要知道，当时，一份报刊能够发行几千上万份就非常成功了。《生活》周刊如日中天的时候横遭封禁，即便邹韬奋先生和同仁们能够承受，他们无法向遍布全国的读者交代。于是，邹韬奋先生发表了《生活日报创办之建议》，采用公开全民招股的形式，创办《生活日报》，用《生活日报》延续《生活》周刊的内容特色和刊物风格，次年又请杜重远创办《新生》周刊，并将《生活日报》从黄炎培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中独立出来，以免其受到牵连。同时，将《生活》周刊的“书包代办部”改办成生活书店，到10月22日，《生活》周刊社停办，原班人马和读者、作者都由《生活日报》和生活书店直接传承下来，新闻出版事业还实现了一次小小的飞跃——从社内成员作为股东变成了几千人的社会人士作为股东，从隶书中华职业教育社变成了独立的出版合作社。 1935年7月9日，创办一年多时间的《新生》周刊再遭查封，杜重远先生被判刑14个月，邹韬奋先生身在美国旅行，他原本有计划呆在美国创办一份中文报纸，得到《新生》周刊和杜重远的消息，立马起身回国，先到监狱看望了杜重远才回到家中。几个月后，《大众生活》周刊正式发刊，虽然在发刊词中一字不提生活二字，读者们似乎都心知肚明它是生活、新生的继承者，创刊当月就达到了发行20万的新成绩，刷新了当时中国报刊的发行最高纪录。
1936年2月，《大众生活》再遭查禁，同时被查禁的还有生活书店出版的《世界知识》、《妇女生活》、《读书生活》、《生活知识》等读物，邹韬奋先生本人也接到通知：国民党主席蒋介石约他面谈。他不得不第二次流亡，到香港创办《生活日报》，《生活日报周刊》，然后以香港刊物名义，迁移到上海出版，改名《生活星期看》，国内则由金仲华主编《永生》周刊。几个月后，“七君子事件”发生，邹韬奋先生同时被捕，《生活星期刊》被迫停刊。
“七君子”1937年7月31日出狱，半个月时间后，《抗战》三日刊出版发行，后改为《全民抗战》三日刊，上海沦陷后迁到汉口继续出版，武汉沦陷后到重庆继续出版，将生活读者直接带到了全面抗战救国的民族救亡运动中。
1938年7月，国民党中央公布《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当时，生活书店已经达到54家分店，出版几千种图书，不到1年时间，被审查掉49家书店，1940年7月，国民党“大员”把话挑明：要么同指定的出版社合并，要么“即须全部消灭无疑”。邹韬奋先生不得不亲笔写信给蒋介石，终于保存下来生活书店的血脉。到1943年10月，新知书店创建人之一的徐雪寒看望病中的邹韬奋先生，他说他病好后会把生活书店继续办下去，这句话，后来成了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合并的依据，1945年，邹韬奋先生去世一年后，三家书店合并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1年，邹韬奋先生虽然离世多年了，他亲手创建下来的生活书店随三联书店被纳入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的名号直到1986年才重新恢复，被消失了整整35年。
300多年前的约翰﹒弥尔顿就已经懂得：“见识、真知和悟性绝不能像商品一样被垄断，或者凭提单、发票、重量进行交易，这是对人类智慧的侮辱，是人类最愚蠢和邪恶的行为。”
“对于民众有相当的贡献”是邹韬奋先生做新闻出版的动机，也是他事业成功和声誉卓著的充分理由。盘剥和愚弄民众的事业无论多么庞大也不可能流传后世，为广大民众做出贡献的事业才能流芳千古。
邹韬奋先生这样限定民众：“我以为搜刮民膏摧残国势的军阀与贪官污吏不在内；兴波作浪，朝秦暮楚，唯个人私利是图的无耻政客不在内；虐待职工，不顾人道主义的残酷资本家不在内；徒赖遗产，除衣住食及无谓消遣外，对于人群丝毫无益的蠹虫也不在内。除此以外，一般有正当职业或正在准备加入正当职业的平民都在内，尤其是这般人里面受恶制度压迫特甚的部分。”
无论什么时代，无论怎样的社会环境，即使是在丧心病狂的恶魔统治下的社会，失去民众的劳作，没有吃穿住行，恶魔也无以生存，必然短命。
报刊要对民众有相当的贡献，无外乎报刊登载的内容和表达的方式，登载的内容是民众所需，表达的方式为民众能够并乐于接受。
邹韬奋先生所处的时代，报刊主要靠文字语言表达，那时候，白话文在中国社会推广的时间还不长，阅读和写作并不普及，绝大多数“读书人”依旧习惯使用佶屈聱牙的“贵族语言”，识字不多的民众无法读懂，只能在所谓“上层人士”圈内把玩。而所谓“贵族语言”、“上层人士”，也不过他们自己给自己使用的一个体面名称，实际上正是邹韬奋先生所指的对于人群丝毫无益的蠹虫，团绕在帝王权势周边装神弄鬼、狐假虎威的角色。
大家都应当很清楚，人类群体的合力巨大无比，从古埃及金字塔到古中国万里长城，从城市高楼大厦到各种超级工程，最多的需要数百甚至数千万人的合力，不过，两个人及其以上，要同时间同方位发力才可能产生合力，这就需要群体在同一时间出现共同的意愿或者被迫的共同行动，它来自一个主张、一个指令，一个传达给群体内每一个人的信息，要么是声音语言，要么是文字语言，为群体内每一个成员所明白理解的语言。人类世界的发展进步，失去人类群体内大家共同接受的语言，一切都无从谈起。
邹韬奋先生没有科举出身，没有古文作品，尽管他实际上也是“古文出身”，自幼念古书，长达10年。但他的身上和笔下几乎完全没有“旧时代读书人痕迹”，他写作、编发的成千上万的文稿，最大的特征就是大众日常使用的口语化语言，所以，他寫的文章，只要认识常用汉字就能够流畅阅读，即便是“读书人”，读他的文章也会感到轻松自然。
使用日常口语化的文字写作，表达的内容才能够为广大民众接受。读古文，一般都是小时候老师逼迫或者某种需要的逼迫下才不得不为，无压力下的阅读，是人都会选择阅读口语化文章。
邹韬奋先生的生活报刊能够得到广大民众的喜爱，除了口语化语言之外，就是所表达的内容无不与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婚恋嫁娶，生老病死，这些不用多说。抗日战争中，他不使用抽象概念讲民族的生死存亡，大量讲述前线抗日将士的悲壮故事唤起民众的抗日勇气。他曾在《经历》里写道：“我不想做资本家，不想做大官，更不想做报界大王。我只有一个理想，就是要创办一种为大众所爱读，为大众作喉舌的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