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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接连读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王鹤鸣《中国家谱通论》和山西的三晋出版社出版的刘纬毅等著《中国方志史》两大巨著，真是喜上加喜。我觉得这是我国近年来在家谱研究和方志研究方面的最新、分量最重的学术成果，值得向广大的文史爱好者和研究者推荐。
作为一名文史爱好者和研究者，我知道除了必须阅读正史、野史等史书以外，还该注意翻查有关方志和家谱。比如，在用方志方面，我研究井中所出奇书、南宋爱国诗人郑思肖的《心史》，其最早的发现者、刊刻者、序跋者的材料，就是从《苏州府志》、《金华府志》等书中找的(参见拙著《井中奇书考》，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7月)；而有关郑思肖的家世，我从《淳熙三山志》里查到了连郑氏本人也不知道的其先祖的名字。在用家谱方面，郑振铎父亲的名讳、生年等长期不为人知，我在福建长乐保存的多种族谱中查到了；而且顺便还查清了著名史学家郑天挺与郑振铎的辈分关系，甚至还查到当代电影名导演陈凯歌原来也是长乐郑氏族亲，更是出乎意料。
因为学识浅薄，平时如遇见比较系统的专史类著作和通论类著作，尤其是真正下功夫的力著，我都会特别注意收藏和学习。我曾在一篇论述人物年谱的文章中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史学国家，有着最完善、最系统的写史传统。《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中国通史》等，是一国之史。而各种方志、记乘，一方之史也；族谱、家谱，一族一家之史也；个人年谱，一人之史也。后三者皆为国史取材之资。正因为有大量的方志、家谱，我们的国史才能写得那样全面、充实。这是中华民族最值得自豪的优良文明传统之一，为举世他国他民族所罕见。这些话，本是章实斋、梁任公等先贤早就说过的，并不是我的新见。然而，仍有学界朋友对我表示说读了文章后很受“启发”。由此，我感到这些“老话”也未必人人皆知，还是需要经常讲的。研究、普及和发扬我们的优良写史传统，仍是当今文史学者的重要责任。
《中国家谱通论》、《中国方志史》这样的专著，正是我们现在十分需要的。这两部书，一“论”一“史”，其实论中有史，史中有论。史论结合是它们共同的特点。我还发现它们有不少相似的地方。例如，著者都是长期埋首“故纸堆”的真懂行的领导和极勤奋的学者。王鹤鸣先生是1960年代的复旦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原任上海图书馆党委书记，一直是上图所藏历代家谱文献整理工作的总负责人。2000年因年龄原因离开“第一把手”职位后，他更是全力以赴地从事家谱研究，负责《中国家谱总目》的编纂。真正是“十年磨一剑”，才有了这部《中国家谱通论》。刘纬毅先生年纪更大，1950年代即参与山西省图书馆的筹建，1984年调到省地方志办公室，负责省志的研究编撰工作，数十年钻研方志史。与他合著此书的另外几位也是资深专家，曾任《中国地方志》杂志、《沧桑》杂志(方志研究核心刊物)的主编等。另外，两部书的出版社，都是古籍专业的出版社，在业内有良好的声誉。
特别值得推荐的是，这两部书，尤其是前者，具有创新和填补学术空白的意义。虽然，1929年就有潘光旦的《中国家谱学略史》，1944年甚至还有过杨殿珣同名的《中国家谱通论》，但它们只是发表在杂志上的论文，有开创之功，内容不够全面，论述尚欠深通；此外，中国及日本学者也写过几本研究中国家谱的专著，但都比较单薄(不超过20万字)。而王鹤鸣的这部书，是在广泛浏览数万种家谱基础上写出的列入国家社科项目的60万言巨著!要知道，上图是当今世界上收藏家谱最富的单位!在方志研究方面，论文集不算，有关专著此前也出版过好几本，我看到的就有来新夏《方志学概论》、仓修良《方志学通论》、彭静中《中国方志简史》、陈光贻《中国方志学史》等。刘纬毅等人的这部书，无论在学术质量和篇幅字数方面都是后来居上者。再说，方志研究与家谱研究本不可分，山西历来重视谱志研究，专门成立了山西省史志研究院，中国谱牒学研究会也是由山西社会科学院牵头成立的(会刊《谱牒学研究》即由山西出版)。因此，三晋出版社此次出版《中国方志史》决非偶然。
前辈回眸应笑慰，擎旗自有后来人。我国谱志文献能保存如此之多，是与历代仁人志士的高度重视和精心呵护分不开的，尤其在外敌入侵的年头。抗日战争时，上海和山西均曾遭日军铁蹄蹂躏。时有八路军在山西抢救《大藏经》，而前辈学者郑振铎则在上海秘密为国家抢救善本图籍，其中一个重要的部类就是方志与族谱。因为当时日伪及美国有关单位在上海大肆搜寻方志与族谱。郑先生识穿它们的用心，强调“史亡则国亡，史不亡则国终不可亡”，针锋相对，保护下来大批方志与族谱。直到1950年，郑先生还在《文物参考资料》杂志上王重民的《论美帝劫购我国古书》一文后发表《附记》，补充指出：“王重民先生以上所记的，都是有关善本书的。但美帝各图书馆所攫取或采购的中国书，还有四五千种的地方志书，近二千种的‘家谱’，数量极大的近百年来的史料(包括报纸、杂志、小册子)。他们掠购这批有用之书，是别有用心的。”郑先生特别指出，“‘方志’是有关‘国防’及‘资源’的材料”，“美帝的居心不问可知”。我想，郑振铎等前辈如果知道这样两部研究专著的出版，一定会感到非常欣慰的!
作为一名文史爱好者和研究者，我知道除了必须阅读正史、野史等史书以外，还该注意翻查有关方志和家谱。比如，在用方志方面，我研究井中所出奇书、南宋爱国诗人郑思肖的《心史》，其最早的发现者、刊刻者、序跋者的材料，就是从《苏州府志》、《金华府志》等书中找的(参见拙著《井中奇书考》，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7月)；而有关郑思肖的家世，我从《淳熙三山志》里查到了连郑氏本人也不知道的其先祖的名字。在用家谱方面，郑振铎父亲的名讳、生年等长期不为人知，我在福建长乐保存的多种族谱中查到了；而且顺便还查清了著名史学家郑天挺与郑振铎的辈分关系，甚至还查到当代电影名导演陈凯歌原来也是长乐郑氏族亲，更是出乎意料。
因为学识浅薄，平时如遇见比较系统的专史类著作和通论类著作，尤其是真正下功夫的力著，我都会特别注意收藏和学习。我曾在一篇论述人物年谱的文章中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史学国家，有着最完善、最系统的写史传统。《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中国通史》等，是一国之史。而各种方志、记乘，一方之史也；族谱、家谱，一族一家之史也；个人年谱，一人之史也。后三者皆为国史取材之资。正因为有大量的方志、家谱，我们的国史才能写得那样全面、充实。这是中华民族最值得自豪的优良文明传统之一，为举世他国他民族所罕见。这些话，本是章实斋、梁任公等先贤早就说过的，并不是我的新见。然而，仍有学界朋友对我表示说读了文章后很受“启发”。由此，我感到这些“老话”也未必人人皆知，还是需要经常讲的。研究、普及和发扬我们的优良写史传统，仍是当今文史学者的重要责任。
《中国家谱通论》、《中国方志史》这样的专著，正是我们现在十分需要的。这两部书，一“论”一“史”，其实论中有史，史中有论。史论结合是它们共同的特点。我还发现它们有不少相似的地方。例如，著者都是长期埋首“故纸堆”的真懂行的领导和极勤奋的学者。王鹤鸣先生是1960年代的复旦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原任上海图书馆党委书记，一直是上图所藏历代家谱文献整理工作的总负责人。2000年因年龄原因离开“第一把手”职位后，他更是全力以赴地从事家谱研究，负责《中国家谱总目》的编纂。真正是“十年磨一剑”，才有了这部《中国家谱通论》。刘纬毅先生年纪更大，1950年代即参与山西省图书馆的筹建，1984年调到省地方志办公室，负责省志的研究编撰工作，数十年钻研方志史。与他合著此书的另外几位也是资深专家，曾任《中国地方志》杂志、《沧桑》杂志(方志研究核心刊物)的主编等。另外，两部书的出版社，都是古籍专业的出版社，在业内有良好的声誉。
特别值得推荐的是，这两部书，尤其是前者，具有创新和填补学术空白的意义。虽然，1929年就有潘光旦的《中国家谱学略史》，1944年甚至还有过杨殿珣同名的《中国家谱通论》，但它们只是发表在杂志上的论文，有开创之功，内容不够全面，论述尚欠深通；此外，中国及日本学者也写过几本研究中国家谱的专著，但都比较单薄(不超过20万字)。而王鹤鸣的这部书，是在广泛浏览数万种家谱基础上写出的列入国家社科项目的60万言巨著!要知道，上图是当今世界上收藏家谱最富的单位!在方志研究方面，论文集不算，有关专著此前也出版过好几本，我看到的就有来新夏《方志学概论》、仓修良《方志学通论》、彭静中《中国方志简史》、陈光贻《中国方志学史》等。刘纬毅等人的这部书，无论在学术质量和篇幅字数方面都是后来居上者。再说，方志研究与家谱研究本不可分，山西历来重视谱志研究，专门成立了山西省史志研究院，中国谱牒学研究会也是由山西社会科学院牵头成立的(会刊《谱牒学研究》即由山西出版)。因此，三晋出版社此次出版《中国方志史》决非偶然。
前辈回眸应笑慰，擎旗自有后来人。我国谱志文献能保存如此之多，是与历代仁人志士的高度重视和精心呵护分不开的，尤其在外敌入侵的年头。抗日战争时，上海和山西均曾遭日军铁蹄蹂躏。时有八路军在山西抢救《大藏经》，而前辈学者郑振铎则在上海秘密为国家抢救善本图籍，其中一个重要的部类就是方志与族谱。因为当时日伪及美国有关单位在上海大肆搜寻方志与族谱。郑先生识穿它们的用心，强调“史亡则国亡，史不亡则国终不可亡”，针锋相对，保护下来大批方志与族谱。直到1950年，郑先生还在《文物参考资料》杂志上王重民的《论美帝劫购我国古书》一文后发表《附记》，补充指出：“王重民先生以上所记的，都是有关善本书的。但美帝各图书馆所攫取或采购的中国书，还有四五千种的地方志书，近二千种的‘家谱’，数量极大的近百年来的史料(包括报纸、杂志、小册子)。他们掠购这批有用之书，是别有用心的。”郑先生特别指出，“‘方志’是有关‘国防’及‘资源’的材料”，“美帝的居心不问可知”。我想，郑振铎等前辈如果知道这样两部研究专著的出版，一定会感到非常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