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了一百块钱，我和几个同行包了一辆三轮摩托车，进入到离东方之星事发江域还有3公里左右的深水码头。过来救援的武警车辆基本上占据了道路的一半。不时可以看到挂在车的一侧的红色横幅。
　　在深水码头的路口，站着一个中年男子，手里举着一根旗杆，旗上写着“某某冬泳队”。他对每一位从他们面前经过的背着背包的人说，他们是从外地过来救援的。每当有摄影机镜头对准他们，一旁的女子便会把旗的一角拉起，以让镜头可以完全拍下旗上的标语。
　　一男一女就那么站着，好像我在全国各地经常可以见到的英雄塑雕一样。他们来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展示自己救人的姿态。除了不断地诉说之外，标语就成了最好的呈现方式。至少大家都会看到，“某某队”在此出现过。好像有了姿态，就有了决心。有了决心，就证明了为此所付出的努力。

　　于新闻本身而言，每次的灾难报道总能引发一次行业内的口水之争——记者到底应不应该去打扰家属。
　　在从武汉去监利的车上，我把这个问题抛给了同行的一位外媒记者。他的回答特别简单，“在马航事件的时候，我相信此次事故中的家属是希望得到更多的信息的。那么反过来，在此次事故中，马航事件中的家属也希望知道更多信息。”
　　是的，我们不应忽略了这个职业的本职——为公众提供信息。
　　我一直认为，采访是记者的权利，而拒绝，是所有人的权利。当然，这种采访的方式是值得去商榷的。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场合，我想，应该尽可能去选择让家属可以接受的方式。我从来不认为，在灾难中去接触家属是一种打扰。就好像，我从来不认为，挂个标语，表个决心，就等于努力。
　　家属的悲伤是事故造成的。王家卫在电影《重庆森林》里讲过，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什么东西上面都有个日期，秋刀鱼会过期，肉罐头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不会过期的。
　　过期，对任何人来讲，都是一件悲伤的事情。人的情绪本来就是随着身边的事情起伏的，面对悲伤的事人有理由悲伤，尽管旁人会善意地劝他们节哀。
　　在监利县人民医院，一个志愿者区，一条通道的两侧，他们排成两排，戴着写有“志愿者”的红袖章，他们想通过这种平时用来欢迎来宾的场面来给家属制造温暖。
　　但无论如何，这是一次灾难。把悲伤还给悲伤吧，特别是家属。我想起2008年在汶川采访的一位记者，一位家属告诉他，不是汶川人永远不知道他们的悲伤。
　　或许志愿者意识到了这种场面的不妥，当我两个小时后再经过那里时，他们和牌子都不见了。
　　在采访中，我多次克制自己的情绪，不让它左右我的思维。倒是写稿时，再翻那些记录着生者和死者点滴的采访本，一个人在酒店里难受。其实，某种意义上，见到别人的生死，未尝不是自己的一次生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