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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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与美国的租借关系(Lend-Lease),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租赁关系,也不同于自晚清以来中美两国间的历次债务关系。它是中美两国为达成抵御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这一共同目标,而建立起来的以军事互助为主要内容的一种特殊的经济关系。中美租借往来不仅在战时中美关系演变过程中居重要地位,而且极大地影响了战时国统区的财政经济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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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与美国的租借关系(Lend-Lease),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租赁关系,也不同于自晚清以来中美两国间的历次债务关系。它是中美两国为达成抵御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这一共同目标,而建立起来的以军事互助为主要内容的一种特殊的经济关系。中美租借往来不仅在战时中美关系演变过程中居重要地位,而且极大地影响了战时国统区的财政经济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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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3至1885年,法国发动了一场侵略越南和中国的战争。这场战争分别在越南北圻和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进行,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战役又主要集中在台湾。因此,中法战争中清政府如何坚持抗法保台、维护对台湾的主权,成为其对法军事斗争中的核心问题。本文拟对中法战争时期清政府抗法保台斗争的策略演变做一系统探讨。
《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发表了时殷弘评拙著《中美关系史(1911—1950)》的专论《美国与现代中国》(以下简称时文)。文中有不少好的评述,但也有一些说法(包括赞誉与批评)是笔者不敢领受的。在学术问题上见仁见智本来是一个正常现象,但有些比较根本性的问题似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这里只提出一个问题进行商榷。
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后的中国政治风云中,国、共、美、苏四方之间围绕东北问题的纵横捭阖与矛盾冲突,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以至决定了战后中国历史的走向与结局。国民党在东北的失败,从根本上说是由其坚持独裁专制统治,反对民主进步潮流的本质所决定的,但就其军事和政治战略而言其决策失误加速了国民党在东北的失败。
前两年我读过两本书,一是杜经国等写的《历史学概论》,一是陆学艺等主编的《社会学》,发现二书关于社会结构范畴的见解截然不同。前者缺少社会结构范畴,批判“力图把自然科学中产生的系统论、控制论搬用到社会历史科学中”的做法;后者则认为:“社会结构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并且“从理论上说,它既是社会静态分析的终点,也是社会动态分析的起点。”这一明显的差别,曾引起过我的诧异。二者的差别表明什么,是不言而喻的。最近很高兴地读到了史学同仁关
宋代为加强对水利资源的管制,定立了各种水法,如农田水利法、运河交通水利法、城市饮水排水法等,或有专法条文,或以诏令、法规等形式颁布实行。不过,农田水利法的具体条文,尤其针对某项农田水利工程的专法,已不多见,而河南济源保存的《千仓渠水利奏立科条碑记》,是人们目前能够看到的最为完整的一项农田水利专法。通过《科条》的具体内容,人们可以得知宋代农田水法的诸种特点,并进而窥知王安石变法期间对农田水利的高度重视,为评价变法提供了一个重要史证。
档案资料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和权威性是众所周知的。然而,在现代中国,许多对历史产生深刻影响的重要事件,却因种种缘由,没有留下任何可供后人查阅的文字记载,只存在于极少数当事人的脑海中。随着这些当事人相继去世,某些历史事件的内幕已经或即将永远不再为人们所知悉。当然也有例外,某些重要事件的内情,可能被当事人披露于世。令人遗憾的是,其中一些重要线索,尚未引起史学界的注意。这至少有一部分原因要归于学者们偏爱档案文献而忽视了口述史料的价值。
八年抗战,在中国共产党军事斗争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中国共产党以数万装备简陋之师,坚持抵抗数十万装备精良的日本侵略军于敌后艰苦环境之中,并不断发展壮大,其对日军事斗争方针无疑是成功的。中共形成行之有效的军事斗争方针,并不是一个一蹴而就,一成不变的过程。从抗战开始到战争结束,由于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以及随之而来的具体作战条件和敌我友三者关系的复杂变化,中共对日军事斗争方针也有一个随着对战争实践认识的不断深入而逐渐变化的过程。
如果要用几个字简要地概括抗战前期国民政府的抗日战略的话,“苦撑待变”恐怕是最合适不过的了。这一战略包含着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在国内战场上坚持抗战,顶住日军的进攻;二是在外交战线上等待和促成有利于中国的变化。形成反对日本侵略的国际阵线。因此,“苦撑待变”既是军事战略又是外交战略的指针。本文将探讨国民政府是如何在外交战线上实施这一战略的。
1987年7月6日,原日军第十六师团二十联队士兵东史郎(时年75岁)、增田六助(78岁)和上羽武一郎(71岁),由于心灵上的内疚,在京都会见记者,把自己1937年在南京战场上写的手记、日记公诸于世,表示“决不许再发生那种悲惨的战争”。与此同时,二十联队其他一些下级官兵的阵中日志,也陆续公开发表,引起了日本国内外的注意。这些记录是战后日军遣返回国时,在广岛检查随身携带物品时漏检的(如
本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关于美国对德绥靖政策的研究逐渐深入,主要集中于“史汀生主义”的性质、30年代的孤立主义及“中立法”、美国与慕尼黑阴谋的关系、以及珍珠港事件的原因等方面。但事实上在1938年英、法与德国签订《慕尼黑协定》之前,美国也曾酝酿过对德绥靖方案,甚至由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制定了具体的实施计划,只是由于各种原因,罗斯福最终放弃了这项计划。本文拟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