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力量做大做强省会城市、构建省会城市群，已经成为省域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共识，强省会战略，同时也给省内三四线城市带来了不同的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县域经济项目组组长吕风勇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三四线城市数量庞大，发展状况参差不齐，在强省会时代，三四线城市面临的发展阻力各不相同，破解之道也迥然相异，但其核心首先都是产业发展问题。
　　三四线城市有的交通区位优势突出，有的自然矿产资源丰富，有的生态资源丰富，有的拥有历史文化资源。各城市要立足于自身实际，准确判断发展形势，发挥自身优势，才能在强省会时代跟上发展脚步。
　　吕风勇认为，根据圈层的不同，包括省会在内的大城市与周边三四线城市的关系也有所不同，三四线城市未来发展策略的制定也应有所差别。
　　省会等大城市周边第一圈层的城市，由于距离核心城市足够近，伴随着核心城市空间优化和产业功能调整，更容易与核心城市一体化发展，发展势头最猛。
　　第二圈层的城市，可以承接来自核心城市的交通资源、公共服务资源、科教资源等，在生产性服务业和科技制造业方面具有发展优势。
　　第三圈层的城市，在承接资源方面不如第二圈层有优势，因此中心城市虹吸效应对它们造成的影响可能更明显。
　　第四圈层的城市，在交通大发展的今天，从地理距离上看，承接资源的能力与第三圈层不相上下，但中心城市的虹吸效应到这个距离已趋于消失，因此该圈层的经济发展反而强于第三圈层。
　　更远圈层内的三四线城市，受到中心城市的虹吸和辐射都趋于消失，其发展的独立自主性更加明显。
　　吕风勇的观点是，一些拥有矿产资源的三四线城市要延长产业链，提高加工深度;生态资源和文化资源丰富的城市，则要发展旅游业，并围绕旅游业发展特色制造业;有些三四线城市农业条件较好，可以在农业现代化、农产品品牌化等方面下功夫。
　　“距离核心城市较远的城市，如果发展状况较好，可以谋求成为区域次中心，在现代服务业和高科技制造业方面争取有所突破，比如，距离武汉超过300公里的宜昌市就是武汉之外的一个区域次中心。”吕风勇说。
　　城市发展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人。

　　“有些三四线城市受产业发展所限，无法满足辖区乡镇劳动力就业需求，那么在向外输出劳动力的同时，一方面要发展产业留住人才和人口，一方面要大力搞好城乡统筹，支持和激励部分农民工返乡创业。”

　　国家统计局湖北调查总队主任科员、经济学博士萧一啸曾撰文分析首位度之高几可媲美成都的武汉对周边城市的虹吸现象。他认为，近几年，武汉“换挡提速”发展对周边城市影响颇大，比如90公里外的地级市咸宁，目前市区人口仅20余万。
　　2014年有媒体调查发现，咸宁市多个楼盘入住率不足30%，当地晚间住宅區的寥寥灯光反映出城市人口密度过低。
　　2015年末，咸宁市各辖区常住人口总和250.7万人，同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401.0亿元，按照可支配收入调整计算，咸宁市潜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应为507.1亿元。也就是说，咸宁市有100多亿元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被吸走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智勇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三四线城市不应该被动接受虹吸，它们应该在大力发展工业的同时努力提升教育、医疗等城市公共服务水平，让城市更加宜居，这样才能吸引更多人口持续流入。比如，宜昌就是通过打造宜居环境留住人才的典型案例，近年来该市常住人口数量持续增加。”
　　“有些三四线城市受产业发展所限，无法满足辖区乡镇劳动力就业需求，那么在向外输出劳动力的同时，一方面要发展产业留住人才和人口，一方面要大力搞好城乡统筹，支持和激励部分农民工返乡创业。”吕风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