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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在多起公共事件中，网络比以往表现出了更大的威力，直接改变了现实事件的处理结果。网络上的“民意”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推动意义重大。同时，滔滔“民意”也藏着无理智的凶猛，值得警惕。
不达真相不罢休
最近的许多公共事件再次凸显了“网络民意”的威力，并且在现实中施压于相关政府，让真相大白。从杭州飙车案中可见一斑。
该事件产生了一个网络流行词“70码”。所谓“70码”就是西湖交管部门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对肇事车辆时速的初步认定，但是相关见证人及现场的目击者的陈述却与此大相径庭，他们称受害者被车撞击时飞起来近5米高，甩出20多米，时速一定超过70码。网民们在质疑中创造了这一关键词。
政府部门之所以变得被动的原因就是在第一时间内不能如实向社会公众披露事件真相。而“俯卧撑”、“躲猫猫”等事件同样如此，回避事件真相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执法机关责任缺失的问题。同样，在面对邓玉娇案，最初警方也没有如实公开，回避社会关注的热点，在“网络民意”的压迫下，才直面问题。可悲的是，类似的事件不是第一次发生，也很难说是最后一次。政府例行公事地公布调查结果，草率的解释中充斥违反常识的疑点，网民持续追踪曝光，最后在汹汹民意和上级领导的压力下，真相得以大白。普通的刑事案件，因为政府有关部门处理不力演变成政府危机公关。
有专家总结，公权力大、公益性强、公众关注度高的“三公部门”和其中的公职人员，极容易成为网络热点和新闻炒作的焦点。“史上最牛官腔”、“史上最牛公章”、“天价烟局长”、“天价公款账单”等许多事件都在“百万级点击率”以上。
曾任上海市政府新闻办网络新闻管理处处长的张晓宇说，“史上最牛”加“三公部门”型的网络事件，溯其本源其实就是公共部门和公职人员“涉腐”、“涉富”、“涉权”等三类事件。在当前社会处于转型期的背景下，人们对于公权力如何参与社会利益的调整非常敏感，因此才会对这些网络事件如此关注。
在对这些“三公”事件的态度上，“网络民意”表现出了与以前巨大的不同，民意已不仅是民意，而是化为了部分行动。过去，网民多是“说说就罢”，而现在，网民呈现出“不处理当官的就绝不罢休”的态度。
专家认为这是政治意识、参与意识萌发的表现。如邓玉娇案，网民已不光是从多方面搜集证据，表达质疑，进行声援，甚至还有网友从异地前往巴东支持邓玉娇并问责政府相关部门。
正义标签下的“非理性”
在“70码”事件中，前后有两种网民的声音异常尖锐。
“斑马线上撞人！强烈要求相关部门严惩肇事者胡斌！”、“谭家，虚伪！利用了我们网友，说什么要公道，目的就是为了赔偿金。”、“这是拿儿子的命换来的钱，他们怎么收得下去。”当肇事者给出113万元赔偿款的消息传出之后，本来对谭卓父母无限支持的网民，纷纷倒戈转而唾骂谭卓父母。
赔偿金是谭家应得的，是符合法理的。但网民在追求事件真相的同时，依然带着超越现实的“理想”、愤怒，多多少少夹杂着在现实生活中被压抑和积累的情绪，而这样的情绪往往造成事件本身似乎已不是重点，重点变成了发泄。
而网络枪手的出现让“网络民意”更显危险。“网络枪手”是指利用网络，通过推手或者幕后人，发动网络写手对某个人物或者公司、机构进行正面效应或负面效应的评论。湖南省女生罗彩霞被县公安局政委之女王佳俊冒名顶替上大学一事，其中反复无常的“民意”背后似乎就有网络枪手的身影。
罗彩霞事件被媒体报道后，各大论坛上的相关讨论大多是以同情罗彩霞、谴责王佳俊及其父母为主基调的。然而几天之后，论坛上的风向却变了，大量的声援和同情王佳俊的帖子开始铺天盖地地爬上了论坛的显眼位置。
在网上声援冒名顶替者的帖子几乎占绝对优势时，有网友发出提醒，认为网上一片不合情理和逻辑的声音很可能是网络枪手所为，尽管这些帖子都贴着正义的标签，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网友“怨男终结者”在总结所有声援王家的帖子列表中，发现了一些频繁出现的ID。其中一个ID是2009年5月12日注册的，随后他发过的四篇帖子全部是高唱“倒罗挺王”的声音，而从他发表的300多个回复计算，他平均每天要发50多个跟帖。
究竟那些“倒罗挺王”的声音是否发自一些网络公关公司，不便妄作判断。不过据了解，现在的网络公关公司确实已经将网络公关的业务触角从删除负面信息发展到推广“正面信息”。
即使抛开“网络枪手”的可能性，“网络民意”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它很可能只能体现某部分人的“民意”。专家们指出，网络很容易形成一个以占上风观点为主的舆论场，个体意识很容易丧失，而代之以无意识的群体。网络为在现实中积累了心理压力的人提供了一个绝佳的释放出口。由于网络具有隐匿性、开放性以及“法不责众”的特点，在网络上，网民一开始有某种偏向，最終可能形成极端的观点和行为，容易放纵和过激，对与“民意”有不完全符合的声音进行攻击，进而加剧网络对话的非理性趋向。
“网民的群体是非常复杂的，各种职业、背景、文化程度的人都存在。毫无疑问网民是非常活跃的群体，有些时候发挥的正面作用比较大，有时候也会产生一些负面的效应。”江西师范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王东林认为，如果希望网络上的网民声音能够更多地为推动社会进步产生积极作用，首先需要尽可能多的网民学会如何去做一个“成熟的网民”。
“迫使”政府改变应对思维
网络利弊的问题还会一直讨论下去，但是政府已经到了迫切需要转变对网络态度的时刻了。
今年发生的一系列涉及“三公”的网络事件，网民的积极参与与政府的消极作为对比鲜明。一些基层干部认为，这暴露了基层政府对处置这类网络公共事件的手段薄弱，而这个薄弱的背后，是一些地方主要领导对网上公共事件缺乏清醒认识。还有一些基层干部认为，部分基层党委政府目前依然认为网上公共事件仅是百姓闲暇之余的聊天，而对其造成的心理情绪影响，进而导致人心向背的政治影响缺乏正确认识。更严重的是，还有的基层干部对互联网存在明显的对立情绪，认为网络热点事件大多是“炒作”，不足为信，没什么大不了的。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王石泉博士认为，还有许多领导干部对网络理解肤浅，还习惯于“宣传部把关”，结果导致“小问题引发大热点”，最终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王石泉建议，今后对领导干部的培训，要特别增加“互联网时代中，领导干部应当如何提高党性修养和执政能力”的内容，教育领导干部树立更加健康正确的财富观、权力观。
当然，如果仅仅是不够重视，显然不足以解释网络公共事件的发展。网络公共事件之所以会在短时间迅速发酵，根本原因还在于潜藏于官场中的“抓大放小”的执政情结。问题总归要解决，那些原本较小的问题如果被忽视乃至搪塞，往往会“长”成引发公众广泛关注的大问题。也正因为抓大放小的官场顽症，久而久之，社会上也形成了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即觉得只有把事情闹大引起更多关注，才可能尽快得到公正解决。广州市海珠大桥50天出现12起“跳桥秀”，就是这样的一个“怪胎”。
其实，某些让网民愤怒的事件并不是都会恶性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当同类事情再现后，有些地方积极介入解释、调解、处理，较好地避免事态恶化。比如，温州公款出国旅游事件让网民大为愤怒。而当江西新余市同类事件披露后，当地有关部门迅速介入调查，在查实真相后，立即对当事人作出了处理。两相对比，网民的关注度很自然地朝温州方向涌聚。只可惜，江西新余的处理思维还没有深入到各地。
事实上，民众对网络的利用不是社会现实的异化，而很可能是一种趋势。政府有关部门应该抛弃对网络、网民的偏见，增强对“网络民意“的认同。不妨把网络当成一种关注民生、贴近民意的一种工具。不论“网络民意”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积极应对都是必须的。
不达真相不罢休
最近的许多公共事件再次凸显了“网络民意”的威力，并且在现实中施压于相关政府，让真相大白。从杭州飙车案中可见一斑。
该事件产生了一个网络流行词“70码”。所谓“70码”就是西湖交管部门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对肇事车辆时速的初步认定，但是相关见证人及现场的目击者的陈述却与此大相径庭，他们称受害者被车撞击时飞起来近5米高，甩出20多米，时速一定超过70码。网民们在质疑中创造了这一关键词。
政府部门之所以变得被动的原因就是在第一时间内不能如实向社会公众披露事件真相。而“俯卧撑”、“躲猫猫”等事件同样如此，回避事件真相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执法机关责任缺失的问题。同样，在面对邓玉娇案，最初警方也没有如实公开，回避社会关注的热点，在“网络民意”的压迫下，才直面问题。可悲的是，类似的事件不是第一次发生，也很难说是最后一次。政府例行公事地公布调查结果，草率的解释中充斥违反常识的疑点，网民持续追踪曝光，最后在汹汹民意和上级领导的压力下，真相得以大白。普通的刑事案件，因为政府有关部门处理不力演变成政府危机公关。
有专家总结，公权力大、公益性强、公众关注度高的“三公部门”和其中的公职人员，极容易成为网络热点和新闻炒作的焦点。“史上最牛官腔”、“史上最牛公章”、“天价烟局长”、“天价公款账单”等许多事件都在“百万级点击率”以上。
曾任上海市政府新闻办网络新闻管理处处长的张晓宇说，“史上最牛”加“三公部门”型的网络事件，溯其本源其实就是公共部门和公职人员“涉腐”、“涉富”、“涉权”等三类事件。在当前社会处于转型期的背景下，人们对于公权力如何参与社会利益的调整非常敏感，因此才会对这些网络事件如此关注。
在对这些“三公”事件的态度上，“网络民意”表现出了与以前巨大的不同，民意已不仅是民意，而是化为了部分行动。过去，网民多是“说说就罢”，而现在，网民呈现出“不处理当官的就绝不罢休”的态度。
专家认为这是政治意识、参与意识萌发的表现。如邓玉娇案，网民已不光是从多方面搜集证据，表达质疑，进行声援，甚至还有网友从异地前往巴东支持邓玉娇并问责政府相关部门。
正义标签下的“非理性”
在“70码”事件中，前后有两种网民的声音异常尖锐。
“斑马线上撞人！强烈要求相关部门严惩肇事者胡斌！”、“谭家，虚伪！利用了我们网友，说什么要公道，目的就是为了赔偿金。”、“这是拿儿子的命换来的钱，他们怎么收得下去。”当肇事者给出113万元赔偿款的消息传出之后，本来对谭卓父母无限支持的网民，纷纷倒戈转而唾骂谭卓父母。
赔偿金是谭家应得的，是符合法理的。但网民在追求事件真相的同时，依然带着超越现实的“理想”、愤怒，多多少少夹杂着在现实生活中被压抑和积累的情绪，而这样的情绪往往造成事件本身似乎已不是重点，重点变成了发泄。
而网络枪手的出现让“网络民意”更显危险。“网络枪手”是指利用网络，通过推手或者幕后人，发动网络写手对某个人物或者公司、机构进行正面效应或负面效应的评论。湖南省女生罗彩霞被县公安局政委之女王佳俊冒名顶替上大学一事，其中反复无常的“民意”背后似乎就有网络枪手的身影。
罗彩霞事件被媒体报道后，各大论坛上的相关讨论大多是以同情罗彩霞、谴责王佳俊及其父母为主基调的。然而几天之后，论坛上的风向却变了，大量的声援和同情王佳俊的帖子开始铺天盖地地爬上了论坛的显眼位置。
在网上声援冒名顶替者的帖子几乎占绝对优势时，有网友发出提醒，认为网上一片不合情理和逻辑的声音很可能是网络枪手所为，尽管这些帖子都贴着正义的标签，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网友“怨男终结者”在总结所有声援王家的帖子列表中，发现了一些频繁出现的ID。其中一个ID是2009年5月12日注册的，随后他发过的四篇帖子全部是高唱“倒罗挺王”的声音，而从他发表的300多个回复计算，他平均每天要发50多个跟帖。
究竟那些“倒罗挺王”的声音是否发自一些网络公关公司，不便妄作判断。不过据了解，现在的网络公关公司确实已经将网络公关的业务触角从删除负面信息发展到推广“正面信息”。
即使抛开“网络枪手”的可能性，“网络民意”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它很可能只能体现某部分人的“民意”。专家们指出，网络很容易形成一个以占上风观点为主的舆论场，个体意识很容易丧失，而代之以无意识的群体。网络为在现实中积累了心理压力的人提供了一个绝佳的释放出口。由于网络具有隐匿性、开放性以及“法不责众”的特点，在网络上，网民一开始有某种偏向，最終可能形成极端的观点和行为，容易放纵和过激，对与“民意”有不完全符合的声音进行攻击，进而加剧网络对话的非理性趋向。
“网民的群体是非常复杂的，各种职业、背景、文化程度的人都存在。毫无疑问网民是非常活跃的群体，有些时候发挥的正面作用比较大，有时候也会产生一些负面的效应。”江西师范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王东林认为，如果希望网络上的网民声音能够更多地为推动社会进步产生积极作用，首先需要尽可能多的网民学会如何去做一个“成熟的网民”。
“迫使”政府改变应对思维
网络利弊的问题还会一直讨论下去，但是政府已经到了迫切需要转变对网络态度的时刻了。
今年发生的一系列涉及“三公”的网络事件，网民的积极参与与政府的消极作为对比鲜明。一些基层干部认为，这暴露了基层政府对处置这类网络公共事件的手段薄弱，而这个薄弱的背后，是一些地方主要领导对网上公共事件缺乏清醒认识。还有一些基层干部认为，部分基层党委政府目前依然认为网上公共事件仅是百姓闲暇之余的聊天，而对其造成的心理情绪影响，进而导致人心向背的政治影响缺乏正确认识。更严重的是，还有的基层干部对互联网存在明显的对立情绪，认为网络热点事件大多是“炒作”，不足为信，没什么大不了的。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王石泉博士认为，还有许多领导干部对网络理解肤浅，还习惯于“宣传部把关”，结果导致“小问题引发大热点”，最终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王石泉建议，今后对领导干部的培训，要特别增加“互联网时代中，领导干部应当如何提高党性修养和执政能力”的内容，教育领导干部树立更加健康正确的财富观、权力观。
当然，如果仅仅是不够重视，显然不足以解释网络公共事件的发展。网络公共事件之所以会在短时间迅速发酵，根本原因还在于潜藏于官场中的“抓大放小”的执政情结。问题总归要解决，那些原本较小的问题如果被忽视乃至搪塞，往往会“长”成引发公众广泛关注的大问题。也正因为抓大放小的官场顽症，久而久之，社会上也形成了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即觉得只有把事情闹大引起更多关注，才可能尽快得到公正解决。广州市海珠大桥50天出现12起“跳桥秀”，就是这样的一个“怪胎”。
其实，某些让网民愤怒的事件并不是都会恶性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当同类事情再现后，有些地方积极介入解释、调解、处理，较好地避免事态恶化。比如，温州公款出国旅游事件让网民大为愤怒。而当江西新余市同类事件披露后，当地有关部门迅速介入调查，在查实真相后，立即对当事人作出了处理。两相对比，网民的关注度很自然地朝温州方向涌聚。只可惜，江西新余的处理思维还没有深入到各地。
事实上，民众对网络的利用不是社会现实的异化，而很可能是一种趋势。政府有关部门应该抛弃对网络、网民的偏见，增强对“网络民意“的认同。不妨把网络当成一种关注民生、贴近民意的一种工具。不论“网络民意”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积极应对都是必须的。